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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文艺新闻在线试听：战后经济秩序的核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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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曾在出任政府顾问，参与过最终向德国索取惩罚性赔款的凡尔赛和谈。
经济学人文艺新闻在线试听：战后经济秩序的核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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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es advised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which ended up extracting punitive reparations from Germany.The experience was dispiriting for Keynes, who wrote a number of scathing essays in the 1920s, pointing out the risks of the agreement and of the post-war economic system more generally.Frustrated by his inability to change the minds of those in power, and by a deepening global recession, Keynes set out to write a magnum opus criticising the economic consensus and laying out an alternative.He positioned the &General Theory& as a revolutionary text&and so it proved.The book is filled with economic insights.Yet it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s the reasoning behind the proposition that when an economy is operating below full employment,demand rather than supply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income.Keynes supposed there was a &multiplier effect& from changes in investment spending.A bit of additional money spent by the government, for instance, would add directly to a nation's output (and income)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is money would go to contractors, suppliers, civil servants or welfare recipients.They would in turn spend some of the extra income.The beneficiaries of that spending would also splash out a bit, adding still more to economic activity, and so on.Should the government cut back, the ill effects would multiply in the same way.
Keynes thought this insight was especi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what he called &liquidity preference&.He reckoned that people like to have some liquid assets on hand if possible, in case of emergency.In times of financial worry, demand for cash or similarly investors begin to worry more about the return of capital rather than the return on capital.Keynes posited that this might lead to a &general glut& : a world in which everyone tries to hold more money, depressing spending, which in turn depresses production and income, leaving people still worse off.In this world, lowering interest rates to stimulate growth does not help very much.Nor are rates very sensitive to increases in government borrowing, given the glut of saving.Government spending to boost the economy could therefore generate a big rise in employment for only a negligible increase in interest rates.
Classical economists thought public-works spending would &crowd out& Keynes saw that during periods of weak demand it might &crowd in& private spending, through the multiplier effect.Keynes's reasoning was affirmed b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ncrease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Massive military spending in Britain and America contributed to soaring economic growth.This, combined with the determination to prevent a recurrence of the Depression, prompted policymakers to adopt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multiplier, as the centrepiece of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Other economists picked up where Keynes left off.
Alvin Hansen and Paul Samuelson constructed equations to predict how a rise or fall in spending in one part of the economy would propagate across the whole of it.Governments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managing economic demand was their responsibility.By the 1960s Keynes's intellectual victory seemed complete.In a story in Time magazine, published in 1965, Milton Friedman declared (in a quote often attributed to Richard Nixon) , &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But the Keynesian consensus fractured in the 1970s.Its dominance was eroded by the ideas of Friedman himself, who linked variations in the business cycle to growth (or decline) in the money supply.
Fancy Keynesian multipliers were not needed to keep an economy on track, he reckoned.Instead, governments simply needed to pursue a policy of stable money growth.An even greater challenge came 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 of economics, led by Robert Lucas.Rational-expectations economists supposed that fiscal policy would be undermined by forward-looking taxpayers.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at government borrowing would eventually need to be repaid, and that stimulus today would necessitate higher taxes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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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滞胀与凯恩斯主义兴衰（一）
&大萧条、滞胀与凯恩斯主义兴衰
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政策主张，当脱离了这些现实条件，则必须接受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凯恩斯主义因大萧条崭露头角，又因滞涨而痛失官方经济学的宝座。现实中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需要超越短期视角，关注长期问题，权衡取舍、动态最优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目标，不可能长期依靠简单的财政、货币刺激来维持一个正常经济体的发展速度。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大萧条；滞涨
&&&&经济学理论总体上还不是精确不变的科学原则。经济学家针对经济现象提出的各种解释和对策不断地被归纳、总结进而形成学派。过去已被证伪的理论，今天仍有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思潮而大行其道。到了明天，今天流行的诠释又可能会被颠覆，各种流派和理论改头换面后又重新粉墨登场。无论如何包装，变来变去总不外乎是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两种理念交替和反复的演进，即使皈依单一理论或学派的信徒和“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也不能教条地偏执于一种理论可以适用于现实和所有政策目标。
“凯恩斯革命”出现之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者奉萨伊定律为金科玉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总体生产不可能过剩。当年间的大萧条席卷西方世界时，古典的自由放任立场遭受重挫。凯恩斯乘势提出国家干预经济以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性波动。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普遍发生滞涨，即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存，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和治理会产生自相矛盾的结果。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古典预期等崛起联手将凯恩斯主义挤下官方经济学的宝座，萨伊定律也借机沉滓泛起。但时过境迁，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在执行，供给学派也一度被斥责为江湖骗术，曾如日中天的新古典理性预期也今不如昔。
毕业于欧美名校的PhD们，能够求解复杂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但一般不会学习简单的投资乘数模型，更不用说去了解“节俭的悖论”，不过有可能知道李嘉图等价定律。PhD们花费多年时间学会高深的分析工具和技巧，但对构成该分析基础的哲学和社会价值观则一无所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他们无言以对，只能解释为某些不可预见的冲击扰乱了经济增长的轨迹。更沮丧的是，政策决策者甚至没有咨询这些PhD们的意见，反而直接翻开30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无视RBC（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RE（理性预期）的结论，直接制造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发行如洪水泛滥般的货币来创造流动性，即使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和价格刚性或粘性也被统统抛诸脑后。
经济问题是复杂的，解决的办法也是如此。经济模型只涉及经济变量，在描述政治、社会制度和人的行为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上，至少在现阶段是无能为力的，现实情况远不像理论和模型所揭示的那样精准和完美。完全否定规范分析而一味推崇实证分析，这种游离于价值判断之外的所谓价值中立化或非价值倾向既不科学也不客观，甚至是自欺欺人。事实上，新理论和政策的出现总是现实与政治、社会和道德诸问题激烈争论和利益博弈的结果。
二、大萧条与凯恩斯革命
以传统个量分析为主的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前提假设被视为理所当然，根据对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得出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结论，认为产出和就业的总水平是由总供给决定，并据此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古典的萨伊定律等价于：总供给必然等于总需求，每一种商品的每一次售出就是另一种商品的买入。更进一步来说，各种商品暂时的短缺和过剩将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而自动消失。萨伊自己也曾辩解，无论谁提供一种商品销售，都是想要用它交换以得到另一种商品，因而，唯一的事实是，一个买者就是一个卖者。李嘉图也认同“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总能找到市场，会找到可以向它们提供等价物的消费者。”
在一个抽象的、以物易物的、简单生产和交换的、鲁滨逊式的社会里，萨伊定律无疑是成立的。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产品都能被卖掉，不但没有社会生产过剩，而且还能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高水平，实现充分就业。但即便按萨伊同时代的现金余额说，在一个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被用作交换中介和价值储藏，人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商品的当期销售收入去购买其他商品而不用现金余额，也就是说，只有人们不愿改变现金余额时萨伊定律才会成立。尽管遭受来自马尔萨斯、边沁等的批判，萨伊定律一直在古典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直到大萧条，被凯恩斯突出了它的缺陷，并且因生产过剩而不断爆发经济危机的事实给予其信徒们以沉重打击。
匪夷所思的是，1929年大萧条前夕，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还方兴未艾。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总体上还在高速增长，特别是电力、电话和汽车三大战略新兴行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大多数人坚信资本主义正走在康庄大道上。在工业繁荣和金融业泡沫高涨的浮华表象下，很少有人意识到农业的停滞和衰败是整个经济体的定时炸弹，诱发大萧条的诸多关键事件在事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定时炸弹的爆炸也更具杀伤力。几乎使资本主义覆灭的的大萧条遍及全世界，对现代社会的冲击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直接影响了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各国经济总量在短短几年中下降了25-30%，农业和制造业产出减少了一半甚至更多，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金本位解体，通缩高达两位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不一而足。大萧条打击了近乎所有人的信心，自信化为绝望，企业大量减少生产和投资，无数亩农田撂荒，随之国民收入和就业骤减。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企业、银行破产，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总市值跌至不到危机前的三分之一，工人、农民大范围失业，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都被严重削减。诸如美国等国家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使产出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整个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都丧失殆尽。
对大萧条发生的原因，各学派和经济学家给出诸多解释，比如明斯基时刻[3]
、货币政策失误（Friedman和Schwartz，1963），劳动生产率（Bordo和Evans，1995），太阳黑子说（Harrison和Wede，2006），劳动法（Ohanian，2009），甚至信心缺失（Chen和Chou，2016）等等。即便如此，当时并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疾病，自然资源仍如以前一样丰富，工厂的机器也未被损毁，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大量存在也愿意开工。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渴望仍像以前一样强烈。与此同时，许多工厂闲置，要么以远低于潜在生产能力的水平生产。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商品和服务生产骤降？在诸多反思中，没有哪个学派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经济中决定企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利润而非人的需求。
当政府上门讨教济世良方时，经济学家却发现，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微观理论中，因假设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并使产出达到充分就业，根本不存在经济衰退，自然也就没必要对其进行修正，所以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就无药方可下。唯一能提供的建议也就是依据非自愿失业的理论来大规模地削减工资。在这种悲惨情境中，社会达成共识：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只在理论体系中发挥作用，不受调节的无政府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时，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赞同政府对市场进行广泛的干预。
为完成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这一历史性任务，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并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对古典观点，即资源在其自然率水平上得到充分利用是经济的常态，发起了攻击。凯恩斯认为，资源常常是不稀缺的，反而会由于缺乏需求而得不到充分利用，政府能够通过刺激总需求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就可以提高就业总量和产出水平。事实上，大萧条中，劳动力大批失业，资源大量闲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需求增加会使闲置的资源得到利用，生产相应增加而不会使物价上升，从而产品成本和价格大体上能保持不变。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便解决失业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凯恩斯学说中心内容就是国民收入决定论，但凯恩斯分析的是短期中收入和就业如何决定。因为，价格在短期不易变动，或者说刚性或粘性，当社会需求变动时，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调整产量，而不是改变价格。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消费和储蓄都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消费和储蓄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凯恩斯承认，利率的实质变动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储蓄，但比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却小得多。无论是边际消费倾向还是边际储蓄倾向，其基本决定因素都不是利率。凯恩斯认为并非要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达到十分巨大的程度，货币政策才会无力阻止经济发生灾难性的大萧条，有可能在使投资与储蓄相等的利率十分低时，货币政策就已经无法有效降低利率了。当利率降到接近零，每个人都预见利率在未来会大幅上升，即使注入大量现金，大众还是更愿意持币而不是购买证券。“以至于现行利息率的微小变化可以使大批的人转向于持有现金。”
凯恩斯理论的通俗理解是，国民收入决定于消费和投资，消费由消费倾向和收入决定，消费倾向比较稳定。因此，国民收入波动主要来自于投资的变动。投资由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决定。利率决定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资本边际效率由预期收益和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或者说重置成本决定。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是难以寻找到足够的投资机会来消化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量储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需求不足来自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递减，为此，必须发挥政府作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优先实现充分就业而不是物价稳定。财政政策就是用政府增加支出或减税增加总需求，通过乘数原理引起收入增加。货币政策是用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效用边际递减，增加收入主要靠财政政策。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恢复充分就业的调整过程不仅非常缓慢而且导致经济周期性地波动与调整过度。当存在流动性陷阱时，库存的无限积累会变得尤其严重。公平分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的建议尽管很美妙，但资本主义国家里，财富和经济权力决定了政治权力，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决不愿意牺牲手中的权力来挽救整个经济体系。那些对收入和财富彻底重新分配后的情景的憧憬不是白日梦，就是一次大革命。凯恩斯的建议很现实，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政府出面借出多余的储蓄然后投入到社会有益的工程中。政府消费和支出的增加创造出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均衡，同时还不会增加库存。政府应该做出何种类型的消费或支出？凯恩斯本人比较偏向于有用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医院、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
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政府开始飞速扩大军备生产，在大量的政府支出刺激下，许多国家迅速由严重的失业转向劳动力的极度紧缺状态。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战争验证了凯恩斯的理论，即政府可以明智地征税、借债、消费来加以挽救资本主义。但更准确地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救了在大萧条中徘徊的各国。
1945年以后，政治家联合经济学家共同鼓吹将凯恩斯主义正统化、官方化，并以美国国会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案为标志。不得不承认，在大萧条后近40年的时间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运行得还算良好。但严格来说，凯恩斯提出的理论只是一种经验性的“主义”，而非经逻辑上严格推演和证明的“学术真理”，使用凯恩斯主义引致不良后果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不过正如看病一样，一种全新的之前未经检验的治疗方法会有副作用，而且这种副作用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与最初得的病一样严重。
三、滞涨与官方经济学宝座遗失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的经济顾问班子是清一色的凯恩斯主义者，均认为当实际生产和潜在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缺口就应当扩大公共开支、减税、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等来加以消除。他们在这一点上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即在经济好转时也要实行刺激政策。为了刺激有效需求，财政开支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加上石油价格猛涨的因素，加剧了本就存在的持续或温和的物价上涨，最后演变成恶性通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高失业率和两位数的高通胀交织并存的滞胀局面。当时已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并存。事实上，用凯恩斯主义治理通胀会加剧经济衰退和失业，但要减缓经济衰退和扩大就业会导致物价持续猛涨。二者并存的现实使凯恩斯主义理论受到广泛批判，几乎一度被当做普遍真理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的困难和政策上的无能使其有效性受到了严厉质疑。一些学派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产生滞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认为滞胀的原因之一在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出现失衡。理论上，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应该是既无失业又无空缺，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常见的失衡表现为失业与空缺并存，即结构性失业，“人找工作”与“工作找人”并存。这样，虽有失业存在，但工资并不下降；有空缺，工资反而上升，即工资与价格刚性并存下出现了失业与工资逐步上升的滞胀局面。对此，必须制定收入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使工资增长但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避免通胀；并对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实现劳动力的水平和垂直流动。
货币主义引入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来解释滞胀，货币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是滞胀的主因。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形成并调整对未来的预期，当发生通胀时，工人必然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但是，工人在短期来不及调整通胀预期，预期的通胀率可能低于实际通胀率。这样，工人的实际工资可能少于先前预期的实际工资，从而使实际利润增加，刺激了投资，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但是，工人在长期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预期。工人预期的通胀率与实际发通胀率迟早会一致。这时，工人会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使实际工资不变，从而通胀就不会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而且，经济在长期能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这时，无论通胀率如何变动，失业率总是固定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所以，凯恩斯主义以充分就业为目的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只能使投放的货币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需要，既引发通货膨胀，又无法消灭失业，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局面。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放弃执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货币供给的变化在周期性的波动中起着极大的独立作用，人为调节总需求的政策往往是不必要的。政府应该关注于货币的稳定和实际利率的变动，选择一个与经济增长率大体相一致的货币增长率，这样才能防止把货币变成经济波动的根源。
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主义把需求看作经济生活中的首要因素，供给成为需求派生的次要因素，颠倒了因果关系。正是由于扩大总需求的政策，使政府总是设法提高低收入者的需求水平，如扩大社会福利、向高收入者征重税等。这些政策的实行，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投资和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降低了失业成本，使很多人宁愿失业也不去找工作。这正是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原因。滞胀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解决滞胀的办法是减税增加供给。大幅度降低税率是增加总供给的主要手段，因为人们劳动和投资并不是为了纳税而是希望得到丰厚的税后净收入。收入越高，劳动或投资的激励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减税虽然在短期使政府税收会减少，但长期内税收会增加。因此，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是增加供给的重要手段。除减税外，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还包括通过解除管制、私有化等来刺激经济，其主张削减边际税率的政策主要对高收入阶层有利。里根执政时就采纳了其主张，当时以为会使高收入阶层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带来生产扩张，但实际上收效甚微。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容易得到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而不是职业经济学家的支持。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会被说服，边际税率的削减会显著地提高人们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意愿，减税也存在一般不为人所知的潜在危险，即税收减少而支出依旧，财政赤字从而变得不可控制。实际上，不是供给学派的主张，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全世界范围内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宇航工程、海洋工程、核能技术等尖端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高潮来临，滞胀才绝迹。供给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没有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主要原因是与以凡勃仑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一样存在致命缺陷，那就是没形成自己基本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所谓的Supply
Side，在西方经济学中，从斯密、李嘉图至今近300多年来其本质和核心一直未变，那就是生产率（Gordon，2015）。
不可否认，凯恩斯主义的学说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在制定和执行适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平衡以防止严重衰退和通缩上，还是有可取和借鉴之处的，凯恩斯主义也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上各国基本上不存在宏观政策调控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混合搭配使用两者使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失业得以缓解，但始终未能真正解决问题。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再一次证明，作为西方国家进行总需求管理的两大基本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能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然而，却并未消除它的波动，有时甚至不能消除它的巨大的波动。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对年间118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面板回归表明，全球范围内，债务/GDP的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异质和非线性的，而且还存在阈值效应，但这个临界值呈离散分布，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也就是说，公共债务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国家而异，有的国家是正相关，有的负相关，即使在一个国家实施得再好的政策标准照搬到另一个国家也会造成严重误导（Eberhardt和Presbitero，2015）。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公共债务期限延长甚至能降低长期利率（Beetsma，2015）。在老龄化，人均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延迟退休，对医疗、社保、教育支出的社会需求迅速增加等人口特征趋势下，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不断增长，最优公共债务水平取决于公共支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Bokan,
al.，2015）。对中（年GDP增长率3%-5%）、高速（5%以上）增长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与政府支出规模在长、短期均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Tatahi
al.，2016）。对年间20个OECD国家和8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债务水平高过一定阈值会对私人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对高收入国家而言，债务/GDP的比例超过85&90%后产生负面影响显著。政府的预算赤字、支出和税收都需做出调整以考虑长期影响（Salotti和Trecroc，2016）。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纷纷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总体上，财政乘数因财政工具的不同而大小各异，但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也就是基尼系数在统计上显著正相关是一个普遍事实，也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越高，财政政策的效果越明显，财政乘数越大（Brinca
et al.，2016）。
&即资产价值崩溃时刻。明斯基的观点主要是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经济好的时候，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随着经济向好的时间不断推移，投资者承受的风险水平越大，直到超过收支不平衡点而崩溃。这种投机资产促使放贷人尽快回收借出去的款项，“就像引导到资产价值崩溃时刻”。
Gordon,R.J.2015. Secular Stagnation: A supply-side vie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Proceeding 2015
105(5):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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