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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崩溃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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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迅速崩溃的原因分析 韦秋岸
商学院2009级经济学
0046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立即着手对沦陷区敌伪资产的接收工作，希望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接收来挽救国统区濒临崩溃的经济。但是在接收的过程中，各种机构部门纷纷插手，职责不分，次序混乱，趁乱贪污受贿，抢夺成风。许多接收的粮食和食物，由于保管不善，变质损坏；一些接收过来的工厂设备，因为偷盗拆卸，锈蚀失修，致成废物。在接收的过程，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加速了国统区岌岌可危的财政经济的崩溃。加上不断增加的内战军费开支，财政赤字的窟窿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统区的经济很快崩溃。其实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存在已久，这些原因都只是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查阅一些资料结合自己的理解，下面对抗争胜利以后国统区很快出现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做总结分析。一、恶性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抗争开始到1938年止，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还是和缓发展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法币发行速度增加很快，而物价指数上升较慢。原因在于人们坚持抗战，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抗战的积极性，因此人们对它发行的纸币给以信任，并且通过认购公债等方式给以支持。加上新政的实施，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1939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的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积极进行反共，而不是积极抗日。为了对共产党进行政治压迫和军事压迫，军政开支迅速增加，财政赤字也大大增加，国民党试图更多地向人民借债，但是由于蒋介石失去民心，人们不予支持不论是在沦陷区还是国统区，法币不得人心，解放区为了防止法币的贬值，决定发行了人民自己的货币。所有这些都是法币的流通区域大大减缩了。人民为了防止法币，纷纷推出法币，大大加速了货币的流通。由于战争，商品流通量减少，造成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增发的速度。很快从1939年起，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发展阶段。马克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库》中，指出影响纸币贬值有三个因素：对政府信心的动摇、纸币的过量发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可见在法币贬值的过程中，这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下面先来看看抗战时期法币的发行情况： （数据来源于《就中国通货膨胀史料》，吴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版，第92-95页）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37年6月的1.41亿要1945年6月的397.8亿，整整增加了三百倍。但是能够代表这时期通货膨胀发展趋势的事法币的发行指数，从1937年到抗战胜利，法币的发行指数增加了282.04倍。从另外的数据中得到，抗战时期法币的通货膨胀大体上经过了两个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38年，法币发行是增加的，但是物价上涨跟不上或者相当于法币发行的增加。自1939年起，物价上涨的速度大大超过法币增加的速度。由此可见法币是过量发行的。在来说人民对国民党政府信心的动摇。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坚持抗战，而国民党在1939年武汉失守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此同时，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利用通货膨胀，掠夺大量财富，使国统区脆弱的经济更加不堪（这一点在文章后面会具体分析）！人民对蒋介石对国民党的统治失去信心是必然的。那么对其发行的公债不再支持，纷纷推出法币，形成抢购货物的风潮，促使进一步通货膨胀。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美帝国法币改革和美国军火的依赖，以及美国太高了世界银价，这一点在后面的文章中也会具体谈到。通货膨胀持续恶性发展，造成了社会财富及国民收入更加不合理的再分配，使官僚资本阶级、地主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实际所得越来越少。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的飞涨，使原料、机器的日益昂贵，正当的民族工业的所得尚不足与弥补其耗损，因而濒临破产。国民党统治地区生产力严重下降，经济次序混乱，人民苦不堪言。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靠工资收入度日的人们，我们可以从下表看出：年重庆等地工农劳动人民及其他领薪阶层实际收入指数（数据来源于《民国财政史》，杨荫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从上表可见到1943年重庆各级教员的待遇仅及战前15%，公务人员仅及战前9%，士兵更只及战前5%，简直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再加上令人发指的物价上涨，国统区人民民不来生，农业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恶性通货膨胀是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却不是本质原因。事实上，蒋介石政府是为了解决财政赤字而采取“无限制的通货膨胀”的政策。 二、以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们的大量掠夺1928年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不久，蒋介石便在银行公会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实施币制改革以垄断法币的发行，来控制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垄断。具体措施就是废两改元。这项措施为官僚资本垄断创造了条件。在美帝国的帮助下，与1935年进行币制改革。从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不断增发法币来换走国统区人民手中的财富。除了上面具体分析的国民党通过实施通货膨胀政策来掠夺人民的财富外，以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还通过对四大银行的控制来进一步控制金融。四大家族对金融的垄断，使他们能够通过货币、信用、外汇等方面掌握民族工业的命脉而侵入民族工业。1936年底官僚资本在本国工矿业资本中只约占15%，在抗战中，四大家族利用金融垄断和国家的权利，使官僚资本工业有了急剧的膨胀和发展，形成了对工业的垄断。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工业中的扩张，主要采取了一下两中方式：第一，依靠政权的强制力和金融的垄断来吞并民族工业，扩张官僚资本。民党政府通过颁布各种各样的条例、规则等来加强官僚资本。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规定其调整工矿的主要方式：“一，协助所有国营厂矿资本不足运用或新设厂矿资本尚待筹措者。二，对于原有或新设之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的方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之。”很明显，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要抗战官僚资本，吞并民族工业。1938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农工商管理条例》，公开宣布：“为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生活日用所需之物品，经济部“应各地方之需要，得随时分别种类地域，直接经营之”，或采取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合办等形式经营。这些规定，就进一步为四大家族假借抗战名义兼并民族工业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建立各种组织以方便对国统区工业的控制，如“资源委员会”，说白了，资源委员会就是蒋介石的下属部门，他可以直接下令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垄断了国统区的主要工矿事业，独占汽油、煤油和有色金属的生产。除了资源委员会外，经济部、军事部门、中国银行以及宋子文、孔祥熙等也都抢夺和吞并了不少民族工业，或采取向企业加入股本的方式来控制民族工业。例如刘鸿生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和西北毛纺织厂，因缺乏资金不得不接受官僚资本的投资，结果公司权完全为孔祥熙、宋子文等所控制，盈余也大部分进了他们的腰包。因此，刘鸿生在1956年9月向记者讲述了他得这段经历时说：“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发现了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我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第二，通过财政拨款、四行二局投资、贷款等形式扶植发展官僚资本工业。这样，官僚资本企业在经营规模和垄断范围方面都不断扩大。有人估计官僚资本在工业中的资本比抗战前增长了50倍。具体情况如下表。抗战前及战时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较（数据源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编，第3辑，第1419页）从上表所列的官僚资本及其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因为未包括官办的军火工厂、官僚资本和民族工业合办的工业、以及挂着民族资本的招牌实际上是官僚资本经营的工业。但仅从上表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官僚资本从1935年的3000多万元，增加到1941年的8亿，三年增长了25倍；1942年增加到13亿元，为1935年的45倍。同时期的民族工业从1935年的2.2亿元，增加到1041年的8亿元，只增长了2.6倍；到1942年反而下降到5.9亿元，比1935年下降了27%。这样官僚资本在本国工业中的比重就从1935年的12%上升到1942年的69.58%，民族资本就从1935年的88%下降到194年的30.42%。由此可见，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中已取得统治和垄断地位，并利用其垄断地位大举侵入民族工业，为他们自身谋取巨大财富，使民族工业陷入艰难的困境。以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家们在实现其对金融、工业产业垄断的同时，有利用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进行商业垄断和猖獗的商业投机。他们利用《战时国家总动员法令》，把人民生活日用必需品的物资和对外出口的物资都统制起来，实行统购统销和专卖，商业垄断的规模急剧增大，攫取了巨额的利益。总之，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利用政权一步步对国统区的金融业、工业、商业等等经济各个领域进行控制，垄断主要的经济命脉，横征暴敛，假公济私，疯狂地榨取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者，吞并民族资本，为自身积累了大量财富，并转移到国外。于此同时，各省地方的官僚资本本质和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一样，也利用地方职权，横征暴敛，大搞商业投机，搜刮民财，吞并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严重阻碍了地方的生产发展。整个官僚资本体系都在利用政治权利，对各个经济领域进行控制，对国统区的人民进行野蛮的掠夺，整个经济体系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紊乱不堪，金融业畸形发展以及官僚资本利用特权大举进行投机活动，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商业活动受到阻碍，整个生产力遭到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生产不但没有发展还严重倒退了。广大的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少数的官僚们却大发国难财。 三、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加深了国统区的经济危机1933年7月美国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签订了白银协定，承担了稳定世界银价的责任，可是它却于1934年6月分布“白银法案”，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而抬高了世界银价，完全背弃了协定规定的义务。1934年底世界银价比上年上涨了26.7%，在世界银价暴涨下，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给当时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更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大量运出白银，牟取利益。1934年1月，上海外商银行手中存有白银计有2.75亿，约占当时上海中外银行存银量的49.2%，但到1934年底时，上海外商银行的存银量下降到只有5400余万元，比同年一月存银量减少2.2亿元。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贸易入超加剧，外贸倾销，出口困难；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破产；银根转紧，金融发生恐慌。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将美国抬高银价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概括为以下六点：（1）1934年中国白银净出口量（走私在外）为2.57亿元，其中六分之五是在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到日中国征收白银出口税时不到四个月中运出的，使1934年中国白银出口量为中国历史上白银出口最高年份1907年的五倍。（2）上海存银量由1934年6月底的5.44亿元下降到目前的3.12亿元。（3）自1934年上半年以来，钱庄向客户索取的一般利率由年息六厘上涨到本年1月1日的二分六厘。（4）1934年下半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比上半年下降16%，自去年七月以来，政府和实业债券的价格下跌10%，上海中心地价下跌15%，工业债券下跌7%，商业倒闭在各地蔓延。（5）银根紧缩损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银海几乎无法放贷。税收，特别是关税，受到目前趋势的严重威胁。（6）通货价值的上涨对中国实为一种灾难，因为它带来了通货紧缩。1934年下半年，白银外流就达二亿元以上，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国，几十家银行和上百家钱庄倒闭，其他勉强生存的银行、钱庄，有的钞票挤兑应接不暇，有的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以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时上海各大银行的总行纷纷急电外地各分行，命令尽量将现金汇往总行，先巩固总行基础，否则总行一跨，分行必然不存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一触即发，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危机，特别是国统区。四大家族趁着这个形势加紧对银行的控制，并向美国表示愿意出售白银，加剧了白银的外流。白银的大量外流使得国统区的金融业陷入紊乱。在这样的局势下，国民党政府推出了之后让国统区人民不堪忍受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法币制度。 四、内战以及财政赤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通过接收敌伪物资，得到一大笔财政收入，但是蒋介石政权急于发动全面内战，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因抗战胜利而减轻，反而比抗战时期更加严重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始终占国民党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到1948年占到近70%，超过了抗战时期的比重。由于内战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使得国民党的财政赤字在抗战结束后不但没有消除或者减少，反而每年都在成倍增长。为了弥补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出售战后所接收的部分敌伪资产，举借内外债，加征赋税，出售储备的黄金和外汇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一再提高税率，不断增加赋税搜刮。国民党于1947年7月决定恢复抗战时期的天赋征实和征借。加征苛捐杂税，使民怨不断沸腾，社会动荡；恢复赋税征实和征借，使农民们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反感，国民党政府不断失去民心。抗战胜利后几年间，国内并无特大自然灾害，广大农民战后如果能享有太平年，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农村经济应当能够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大打内战，使得农村生产再遭浩劫。国统区农村实行天赋征实和征收，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使农民不堪忍受；国统区农村许多青壮年又被国民党军队强拉壮丁，大批农民因躲避抓丁而离乡出逃，致使农村劳动力锐减，国统区土地荒芜面积更大，农村生产已经严重萎缩。物价的飞涨，原料缺乏，工业生产处在恶性环境之中。，再加上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官僚资本的排挤等，更使民营工业生产雪上加霜，难以为继。民族资本也遭到重创。于是在国民党大举进行内战之时，国统区的经济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处在崩溃之中。 上面主要讲述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迅速崩溃的四个主要原因。这些原因之间都是存在着关系。而本质上因为国民党是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们利用自身的权利谋取利益财富，进行资本积累。而为了不失去这种谋求利益的政治权利工具，巩固自己的政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大举增加军费开支，因此造成财政赤而且赤字不断增大。为了解决财政赤字的途径，国民党执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的政策。四大家族最后决定采取增发法币的办法，来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从此通货膨胀不断恶性发展，在加上世界银价的抬高的危害，使国统区的经济紊乱不堪，生产力受到严重阻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行内战导火索的引发，国统区的经济很快陷入崩溃。 参考文献：(1)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12月。(2)请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出版，1995年7月。(3)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5年2月。(4)匡长福、杨震、贾涛、刘宁，《权与钱——蒋宋孔陈聚财录》，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 年8月。(5)陈争平、兰日旭，《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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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国统区经济作者：信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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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数：581是在中国不愿打也打不起的情况下爆发的，因为是打不起的战争，所以国统区经济只能是一种叫花子打狗，过一天算一天的境况。到1940年，可以充分或部分掌握的大约为1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工厂数目在战前仅占全国的13%，以民生必需品布料为例，这14个省所有织布厂织出来的布事实上只占全国总产量的5%，可谓少得可怜，但据估计，到了民国29年，从战区、沦陷区涌入后方的老百姓、已达5千万之多，使后方人口从战前的1亿8千万骤增到2亿3千万，约当全国总人口的50%。换句话说，5%的民生工业生产能力要提供50%民众的民生需求，其经济的捉襟见肘，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先看一下工业。打断了自1935年以来的的工业建设计划，也使中国民营资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战争促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为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提供了契机。战争初期，由于时间、经费的极度紧张，不得不把精力用于利用内迁及原有民营工矿企业的设备，以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动工业的发展。也就说在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基本上沿袭了战前发展模式，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由于国际交通阻滞，外货来源告断，沦陷区人口、资金大量向内地转移，军需民用消费量大增，使工业品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现象十分突出，加之无外资厂矿竞争威胁，刺激着社会资金不断向工业资本转移，所以内地各省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短暂发展的时期，工业蓬勃兴起，新设工厂如雨后春笋，到1942年底，后方各省厂数已达三千七百五十八家，资本总额为二十亿元，工人共约二十四万人。许多产品的产量比战前超出了一到两倍，而且技术进步也相当明显，前7年的专利发明比民国成立以来到抗战前的24年多了一倍。堪称我国民族工业的又一个黄金时代。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以此为转折点，以前迫不得已的无为而治结束，国民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干涉，随着国民政府各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陆续实施，国有企业（即官僚资本）的四处扩张，从1942年起民族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新设立工厂数减少，而且规模越来越小；同时许多旧厂出顶、合并、减产，并出现了“以商养工”、“以商代工”等现象。在西北经营了几百年的山陕商帮全面破产。刘鸿生在战后感慨地说，“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伙计。”抗战胜利来临。但在大后方四川，却出现了“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的景象。永利公司经理李烛尘无奈地称：“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据史料载，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仅存100家，而开工者只20家。而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时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商会自治和市民社会思想也彻底没了踪影。民营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国营资本也不争气。1942年后，国统区的国营资本尽管不断膨胀，但效率和效益却极差。资源委员会154个所辖企业的财务报告显示，抗战期间28%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利润低于5%。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加上收购的民营资产，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资产已占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但这些资产的经营状况极不健康，随着的进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这些资产成为了战后政府的沉重负担。国家资本民营化似乎成了惟一的稻草。日，由亲自审核批准的《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正式公布实施。这是政府一个治标的权宜之计，它并非以壮大民间资本为目的，而是解决现实的财政困难。其结局不言而喻。国民政府民营化失败半年后，新中国成立。值得一提的是：在期间，中国政府和一大批爱国实业家陆续将沿海沿江地区的许多工矿企业迁往内地，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时期中国工矿企业的大举内迁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实业界的”。其实这次内迁的伟大意义岂是“”所能比的。在那个交通设施还极为落后的岁月里，中国实业界的根干，一方面经受着狂风暴雨的煎熬，另一方面吸收着死者的血、生者的汉，穿过炮火连天的水乡，穿过了处处是急流险滩的长江三峡，穿过了崎岖不平的云贵和高峰耸立的秦岭，在抗战后方开花结果，从而为支持持久抗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有力地推动了内地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再看看金融。据统计，日本的入侵对财政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使得占全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以及占全税收达20%以上的统税都大幅减收。天津、上海、广州、青岛、汉口等海关接连沦陷，沿海盐场如长芦、山东、淮北、苏北、两浙、广东主要产盐区的相继失陷，使政府财税收入锐减，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抗战期间，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国民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战争军费，更无从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爆发以后，大批工矿企业和国民政府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地区，许多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机构也随之迁入。内迁的金融机构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金融资本内迁，而且带动了后方地区金融业的较快发展；内迁的政府财政机构，面对战时的局面调整了财政税收政策，力图开源节流，对经济事业的投资也集中于后方地区。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的实业投资意识进一步提升，金融业与工商业的互动关系也进一步增强，从而为后方工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资金支撑作用。战前，西南、西北地区工业落后，社会资金短缺，金融业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川、康、滇、黔、陕、甘、宁、青、桂，以及重庆等9省1市，只有20家银行，分支行也只有232所。其中四川省（含重庆）数量较多，有总行13家、分支行110所（包括中央、中国、中国农民、金城、江海5家外地银行的分行）；陕西和广西2省各有2家银行和48、42所分支行，其余各省微乎其微。金融资本也相当薄弱，如云南约为1 000多万元，广西约为1 100万元，就是银行比较集中的四川省的13家总行亦只有1 577.7万元；整个西南地区约5 700万元。从1938年起，西南地区的金融业进入了展的阶段。首先是沿海沿江地区的不少银行在西南地区设立总行和分支行。如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以下合称“四行”)等国家银行的总行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而内迁。广东、湖南、河北、福建、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的省银行，都在重庆设立分支行或办事处。有不少民营银行亦为保全资产和受厂矿内迁的影响，或将总行迁向内地，或在内地增设分支机构，其中重要的银行有：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这些内迁银行中，4家国家银行随着总行的内迁，其资本也全部内迁，其余银行虽然没有把全部资本内迁，只是划拨部分资本作为分支行的运营资金，但它们所拥有的资本无疑是它们的后备财力。最后看农业。抗战其间，国民党政府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当局在“得粮第一”的口号下，布谷公平原则，任意加重人民负担。据1942年的调查反映，四川省稻田平均每市亩所负担的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地方积谷和收粮时规定溢收15%的折耗等项，占每亩收获的59.1%。除此之外，农民还有众多的额外负担，残酷的掠夺造成抗战后大后方良田丢荒达840余万亩。1939年10月以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控制了地区大中城市的交通要道，山西西北部一带物资极度匮乏，引起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省规定：停止平价购粮，实行田赋改征食粮，以保证军队的正常供给。征实的标准以原来应当交纳田赋额的一两正银折征小麦一石(155市斤)，非产麦区则以杂粮来冲抵。由于山西省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实效，国民政府因此决定全面推广田赋征实。日，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颁布《本年秋收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不久，签发指令：“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策划制订的《各省田赋暂行收归中央接管，并斟酌供需改征实物》的决议，正式确立了战时经济体系。根据这一会议精神，在随后6月份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正式制定和颁布了《战时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和其他相关法令，主要强调了田赋征实的标准和实施办法与细则。据当时参与执行田赋征实的老人戴铭礼回忆说：“这个措施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办法，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非这样做不可的，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但是，不得不看清的是，抗战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方式，人们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从而进一步导致生产力崩溃。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中国赢得了这场伤亡共3500多万人，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的“惨胜”。文章来源：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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