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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鲍鱼价格暴跌成家常菜 15:55:58
鲍鱼以往在人们的眼中，一直是“高大上”的山珍海味，如今却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家常菜。记者昨日走访市场了解到，由于南方鲍鱼大量上市，近段时间吃鲍鱼非常实惠，价格同比下降了三四成，创近五年来新低。
“现在鲍鱼便宜了，小的10元3只，大一点的也只要4元一只。”昨日在市区南浦农贸市场，水产品经营户陈先生热情地吆喝着。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鲍鱼价格一路看跌，元宵节过后鲍鱼还要卖五六元一只，现在跌到了三四元一只，现在一只鲍鱼只赚几毛钱。“这段时间鲍鱼价格是大跳水了，去年这个时候鲍鱼大量上市，价格也没有低于5元一只，今年吃鲍鱼价格真的最实惠了。”边上另一家卖鲍鱼的水产经营户搭讪道。
鲍鱼便宜了，购买鲍鱼的市民增加不少。在市区的家乐福超市，记者看到，鲍鱼价格为2.9元一只，正在买菜的一对夫妇一下子就买了10只，两人正商量着回家要做葱油鲍鱼。在世纪联华超市南国店，鲍鱼也正在做特价：2.98元/只，负责水产销售的工作人员王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特价已经做了一个多星期了，很受市民欢迎，逢周末超市一天能卖出一千多只鲍鱼，周一至周五生意淡些，每天也能卖掉三四百只，在降价前最多一天只能卖出200多只鲍鱼。
据在市区锦绣农贸市场从事了十多年鲍鱼批发生意的批发商阿辉介绍，目前温州市场上“10头鲍”到“15头鲍”比较多见。所谓“几头鲍”，是指1斤(500克)鲍鱼平均有几只，近两三年来，鲍鱼价格一年不如一年，今年的鲍鱼价格可以说是近五年来最低的。这两天“15头鲍”的批发价为28元/斤，而去年同期这样规格的鲍鱼至少要卖到38元/斤，“10头鲍”的批发价从去年同期的50元/斤下降到了38元/斤。像量比较少一些的“5头鲍”，这两年价格下降就更明显了，前年同期批发价为140元左右一斤，去年同期批发价降到100元左右一斤，而这两天的批发价就只有65元左右一斤了。
“现在市场上的鲍鱼大部分来自福建，是养殖的。 ”据菜篮子集团水产批发交易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正好是南方鲍鱼大量上市的时候，由于南方鲍鱼养殖量较大，但这两年三公消费、宴请却大量减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而鲍鱼不像其他商品可以储存，很多养殖户不得不通过大众消费找出路，选择低价抛售，这也造成了市场上鲍鱼价格的整体下降。来源：温州网&&&&作者：&&&&编辑：钟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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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鲍鱼养殖基地福建漳州东山岛陷入危机
08:36:00　　中国水产养殖网　　出处：创业家        浏览量： 14626 次
　　被称为“阿公”的政府部门现在不吃鲍鱼了。但这并不是中国最大鲍鱼养殖基地福建漳州东山岛陷入危机的唯一原因。&nbsp&nbsp&nbsp闽东南的东山岛是一个适合鲍鱼生长的好地方。据统计，全国60%的鲍鱼苗是那里培育的，20%的成品鲍鱼也产自那里，年产值达20亿元。&nbsp&nbsp&nbsp&nbsp眼下，鲍鱼养殖这个高成本、高风险的行当，没有以往的高收益了―新一轮的限制“三公”消费，使作为公款吃喝常备佳肴的鲍鱼大受冷落。另外，鲍鱼养殖品种的退化，海地的缩小，也让渔民们深感担忧。　　“阿公”现在不吃鲍鱼了&nbsp&nbsp&nbsp&nbsp在过去两三个月里，那条叫“Monny”的德国种罗威纳是渔排上唯一的守夜者。它已经长到90多斤，凶猛的外形和凌厉的吠声让陌生人不敢靠近。“晚上全靠它来管理，”Monny的主人游太利对《创业家》记者说。&nbsp&nbsp&nbsp&nbspMonny主要得提防那些开快艇出海钓鱼的“飞贼”，他们经过渔排时会顺手牵羊。“一解绳子，整桶鲍鱼就提走了。”　　所谓“桶”，是指一种直径几十公分、用来养鲍鱼的碗状塑料器具，用一根固定在渔排上的尼龙绳拴住，倒扣着沉在海水里，底部由尼龙网兜住。桶的内壁通常爬满了鲍鱼，在它们长到一定个头且行情不错的时候，一桶鲍鱼能值上千块钱。对“飞贼”来说，偷走它们只是举手之劳。&nbsp&nbsp&nbsp&nbsp按鲍鱼养殖的密度控制，一桶个头较大的鲍鱼大约是一二十只。在市场上，鲍鱼是按个头分档计价的，个头越大越贵。&nbsp&nbsp&nbsp&nbsp但总的来说，“飞贼”并不是渔排最大的敌人。眼下，游太利真正担心的是鲍鱼的行情：“往年这个时候，1斤8只的鲍鱼能卖100多块钱，现在降到50多块还没人要。”去年底以来，鲍鱼出现了一波突如其来的贬值行情，究其原因则很简单：“阿公”现在不吃鲍鱼了。&nbsp&nbsp&nbsp“阿公”是东南沿海对政府部门的谐称。在传统上，鲍鱼位居“海味四珍”(鲍鱼、海参、鱼翅、鱼肚)之首，属于公款吃喝中的常备佳肴。“阿公”明令限制“三公消费”，虽然让公务员的口味清淡了不少，但对鲍鱼养殖户来说，则是异常沉重的打击。“今年能保本就不错了。”游太利说。&nbsp&nbsp&nbsp&nbsp&nbsp游太利身上有那种典型的渔民气质，沉默少言，但一开口声音就很响亮―在海风中和人对话，声音小了对方根本听不清。六七年前，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在叔叔的渔船上当水手，去台湾海峡南端捕鱼。而现在，有了这处渔排，他算是独立创业了。　　海边的人耕海牧鱼，海面就是他们的土地―渔民们称之为“海地”。游太利的海地离岸边的渔港码头大约20分钟水程，他每天都会开着柴油小舢板往返多次。　　在东山，游太利的渔排规模不算大。用木板钉了30多个网箱格，绑定在泡沫墩子上，四周用六七只200多斤的铁锚固定，面积在700平方米上下。渔排上另外要腾出一定的空间盖一间简易的木屋，用来堆放器具、住宿、生火做饭。　　“我们这片海区，养鲍鱼的有1000多户。我知道的大户，有做到1000多格的。”在养殖行当，那种4.5×4.5米的网箱格，算是计算海地面积的标准单位。游太利的海地不多，但仅仅打这些格子，就花掉了十万块钱。&nbsp&nbsp&nbsp&nbsp在记者见到游太利的前一天，他刚给鲍鱼喂过一轮海菜。每条三四十斤的海带用了二三十条，每条20多块钱;1000多斤龙须菜，每斤1块3。此外还有人工费。从当地包工头那里，游太利雇了两个工人，每人每天工价100块钱。&nbsp&nbsp&nbsp&nbsp给鲍鱼喂食是渔排上最频繁的事务，喂食周期从十天左右到三四天不等。海菜的价格也随季节浮动，在鲍鱼长得最快的农历八九月份，1斤海带要1块多钱，龙须菜则会涨到3块。“喂一次菜最起码也要2000多块钱。”游太利说。　　除了喂食，花钱的事还有很多，其中一个重头项目就是在快要到来的夏天把吸附在鲍鱼上的小海蛎剔掉。这是精细活，要由工人们用剪刀把鲍鱼头上的海蛎剪下来，又不伤到鲍鱼。这一项费工很大，以游太利现在的养殖规模，需要三四十个人在渔排上清理一整天。&nbsp&nbsp&nbsp&nbsp&nbsp养鲍鱼投入高，风险也大。和市场行情一样让游太利忧心的还有鲍鱼触目惊心的死亡率。东山岛现在养的鲍鱼品种叫皱纹盘鲍，平均成活率从四五年前的80%左右降到了现在的30%~40%。而死因则难以捉摸，“附近有一家去年这个时候放了30万只鲍鱼，到去年农历9月，只剩下8万只;可我一个朋友去年养了1万只，过了一年还剩8000只。”另外，海水养殖也是靠天吃饭的行当。“台风来的时候，整个渔排都会飞起来。”不过，幸运的是，最近七八年来，东山岛没有碰到过正面来袭的台风。但即便是被台风的边缘扫过，也足够让人操心了。　　物种起源&nbsp&nbsp&nbsp&nbsp在东山铜陵镇海边的一处平房里，记者见到了张志武。按照惯例，每天晚上七八点钟他要把培苗池巡视一圈。他告诉记者，东山目前登记在案的培苗厂就有3000多家。据统计，东山的成品鲍鱼产量约占全国的20%，而鲍鱼苗的输出则占了全国的六成。广东和福建沿海的鲍鱼养殖户，通常都在东山买苗。&nbsp&nbsp&nbsp“现在的鲍鱼苗行情，1.3公分以上才1毛1一个;去年这个时候能卖两三毛。”一下子降价近六成，搞了十年培苗的张志武从未碰到过。&nbsp&nbsp&nbsp&nbsp而影响鲍鱼苗行情的不仅是“阿公”不点这个菜了，还包括福建北部的养&nbsp殖区严重不景气。去年，闽东北的连江一带遭遇了赤潮，众多鲍鱼养殖户损失殆尽。“很多人亏本，不干这行了。”张志武的培苗厂里有50多口池子，长到1.3公分的鲍鱼苗已经囤积六七十万只了。&nbsp&nbsp&nbsp和养殖户一样，张志武同样为鲍鱼苗的高死亡率担忧。鲍鱼是喜寒的生物，每年春夏之交，秋冬之交，海水水温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对它们来说是危险时刻。但对培苗户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水温变化，而是这个物种本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似乎越来越差了。张志武说，一个30平米的标准培苗池，在四五年前能产9万个鲍鱼苗，现在只能产3~4万个了。密度大了就生病。&nbsp&nbsp&nbsp&nbsp自东山岛在1990年代初开始规模化养殖以来，这种皱纹盘鲍已经是第三个品种了，排在前面的是九孔鲍和黑鲍。“要了解鲍鱼，你算找对人了。”在铜陵镇铜陵街，给记者讲解东山鲍鱼养殖史的翁德全说。翁德全是一名海洋生物工程师，研究包括鲍鱼在内的贝类是他的专业。　　1970年，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东山水产局珠贝厂联合成立了“福建鲍鱼组”，翁德全被指定参与其中。第二年，“鲍鱼组”在东山搞出了四个品种的鲍鱼苗，学名叫杂色鲍。这是中国海洋贝类人工育苗的开始。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说：“中国的生物卫星上天了!”事实上，制造这颗卫星的参考资料来自日本。1965年，日本的科技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鲍鱼人工育苗的文章。　　东山的皱纹盘鲍诞生于“鲍鱼组”运作的第三年，它是由从山东引进的盘大鲍和东山的杂色鲍配种而成。只不过，当时的杂色鲍以及皱纹盘鲍一直活在“鲍鱼组”的实验池里，“县水产局还要贴钱给老百姓去放流，搞鲍鱼礁。”　　遗憾的是，东山鲍鱼产业的开创者并不是“鲍鱼组”，而是台湾人陈镇阳兄弟。1990年代初，陈镇阳兄弟从海那边来到东山，投资了一家室内鲍鱼养殖场。翁德全清楚地记得，陈氏兄弟过来的第二年，曾请他去喝茶。那天上午，陈镇阳从鲍鱼池里跳上来，坐到茶桌边，神神秘秘地对他说：“翁先生，你要做这个才会富啊。”　　陈氏兄弟头一年赚了1000多万元。从他们的培苗厂出来的鲍鱼苗，一只卖到一块九毛二，价钱是今天的十多倍。　　生产性鲍鱼养殖和实验池里搞的瓶瓶罐罐是两码事。台湾人养的鲍鱼品种，也并非皱纹盘鲍，而是从台湾带来的九孔鲍。它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长得比皱纹盘鲍快。“最早发财的是一些和陈镇阳兄弟打过交道的公职人员，据说他们每人都赚了几千万。”翁德全说。至于曾被当作“生物卫星”的四种杂色鲍，则完全被替代了，连种都没有留下。　　陈镇阳兄弟带来的机会稍纵即逝，那些五六年后才缓慢跟进的人们，收获了九孔鲍的厄运。他们惊讶地发现，池子里的鲍鱼几乎全死光了。　　“这并不奇怪，就是基因的问题。海洋中野生鲍鱼的存量相当少，进入规模化养殖的鲍鱼，全都是人工培育的品种。规模越大，近亲繁殖就越厉害，几代之后，品种就退化了。”　　在九孔鲍退化的后期，代之而起的是黑鲍。这个品种是中国北方种，按实验数据，它要求水温不能高于26&nbsp，明显不适应东山海区，再加上近亲繁殖，大约三年后，黑鲍全军覆没。　　人们又把希望投向了在本地培育出来的皱纹盘鲍。基于和九孔鲍灭绝同样的原因，这个原本能够在30&nbsp水温中生长的本地化品种，在最近五六年中，也不可避免地退化了。　　不确定的未来　　游太利很好客，留记者在渔排上住了一晚。当晚，海面上下了场毛毛雨，天气预报里的大风没有来。　　游太利的鱼排所在位置，属于当地人所称的“内海”。密密麻麻的渔排和木屋，乍看上去和一个村落无异。在渔排之间的水道上，出海钓鱼的飞艇和养殖户的小舢板、物料船往来穿梭。而在不远处的海岸边，黑压压地停泊着几排铁壳渔船。　　在东山，拥有一艘铁船的人是岛上真正的中产阶级。一艘铁船值400~500万元，其中包括100多万元的船契。所谓船契，是指渔船动力的配额。游太利说，船契价格现在越炒越高，1匹马力要3000多元，而一条船的动力通常是600~700百匹。&nbsp&nbsp&nbsp&nbsp跟中国沿海的其他地方一样，随着近海渔业的枯竭，海洋养殖和出远海捕鱼，是东山人获得动物蛋白质的主要途径。照翁德全的说法，这是东山人的菜篮子工程。　　至于海地，既提供蛋白质，也是渔民们生计的根本。游太利现在的身份有些尴尬，他属于铜陵镇的城镇户口，不能像岛上的农村户口一样分到海地。他的那一小片海地是租来的，价格不菲，4.5&nbsp4.5米的一个格子，租金一年要几十块钱。　　而东山的海地正在缩小。东山的口号是打造“旅游港口城市”，这意味着需要在海港码头和度假地产上大量投资。游太利告诉记者，因为码头要扩建，靠近铜陵码头的鱼排将会被拆掉。“渔排不能占水道。再说，铁船有油污，那一带的海水也不太适合养鲍鱼了。”他的渔排所在的区域，已经被划入开发区了。　　沿海渔民失去海面，和内陆地区农民因修路、盖厂房、城市扩张而失地很相似。东山渔民以前大都养鱼，但养鱼成本高，死亡率高，于是就转到养鲍鱼、海参、海蛎。这几年设备、人工、租金、海菜价格都越来越高了。“几头都是压力，”游太利说。　　和鱼翅一样，鲍鱼消费的国际化程度不算太高。“现在鲍鱼主要还是要靠国内市场消费。”福来海洋食品公司的总经理张福来对记者说。他是东山最早一批开冷冻厂的老板，他的厂区内有2000吨的超低温冷库。10多年前，在九孔鲍接近尾声的阶段，他就开始向东山的养殖户收鲍鱼。现在，他每天收进的鲍鱼大约有3000斤，而库存则达到了100多吨。　　他的订单有不少损失。年前人民大会堂曾向他预定1万份鲍鱼制成品，现在订单取消了。在他的工厂里，鲍鱼有即食、活冻、漂烫等几个系列，销售的范围也很大，“新疆、北京、东北的客户都很多。不要以为新疆远，运费就贵。新疆那些运哈密瓜、葡萄的货车不想空车回去，就算不够油钱都会帮我们拉海产品的。”　　出口是另一条路，因为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吃鲍鱼是有传统的。“只不过，和内地一样，鲍鱼在那边也主要是用于招待。”就在记者拜访他的前几天，来过一位埃及客人。第一次吃到中国人做的鲍鱼，埃及人觉得味道很不错，可以卖到中东去。　　张福来倒是不担心皱纹盘鲍退化后，没处收鲍鱼了。因为，只要这种消费习惯还在，就会有人养。而且，他已经听说，有的大养殖场正在找替代皱纹盘鲍的新品种。　　和游太利告别的当天，他正准备在渔排上装太阳能。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那里看电视、睡觉了。这是他喜欢的生活。几天前，他听说东山的“海之星”冷库组建了一支远洋捕捞船队，正在招聘船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远洋船长的年薪不含提成有18万元。但他没兴趣。国内有渔业专家曾说，派再多的远洋船队去太平洋，也比不上搞好东海的渔场。在游太利看来正是如此，他想，能把一片家门口的海地“种”好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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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8:00　　中国水产养殖网　　出处：鲍语&&&&&&&&浏览量： 2098 次 何为“公地悲剧”？1968年，英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教授(Garrett&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The&tragedy&of&the&commons）的文章，首次提到了这个概念。在文章中哈丁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哈丁进一步指出,&就作为公共物品的自然资源本身来看，人类过度使用空气、水、海洋水产等看似免费的资源，必将付出无形而巨大的代价。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要获得相同的收益，公有牧地所放牧的数量要远大于私有牧地鲍鱼养殖是否存在“公地悲剧”？如果我们把“公共草场”改为“公共养殖区”，“牧民”改为“养殖户”，“羊”改为“鲍鱼”，那么我们会在鲍鱼产业中的每个链条上都轻易发现这一“悲剧”的存在。在育苗环节，大家都知道海岸边的资源有限，但在某一年市场行情上扬时，仍旧无法阻止“一线海景”、“二线海景”甚至“三线海景”陆地育苗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也为接踵而至的苗量供过于求埋下了隐患。在养殖环节，优良水质的海域同样是养殖户心中的那块“天然牧场”，养殖户追求高产而增加养殖密度，随手丢弃垃圾等顽疾几乎无法杜绝，而一些环保设备或养殖模式的推广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在新品种研发与推广方面，我们已经陆续培育出“”大连1号“、“西盘鲍””等新品种，但基于我们当下的品种推广体系，一个新品种从诞生开始，如果推广的越快，其寿命反而会越短。任何一个新品种背后都需要8-10年的研发，但往往其优势体现的时间都短于研发时间，很快新品种就不新。本应是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福利，却因为成为“公有品种”，在每个环节都得不到应有的价值体现。放眼其他产业，对比国内外已经很成熟的作物及畜禽产业，缺乏类似孟山都、正大等标杆性种业公司，对于要做大做强鲍鱼产业，或是源头的软肋。在产品销售端，我们已经有了诸如“南日鲍”、“连江鲍鱼”、“东山鲍鱼”、“长海鲍鱼”等国家地理标志，结果是好的坏的产品全都含在区域品牌下面，人人可用，却无人维护。这些做法对于品牌的发展非常不利，同时企业自身也难做大，很快会被消耗一空，离大家期待的做成下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等成功案例渐行渐远。来源：“公地悲剧”可否避免？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先从一个故事说起。去年，南非的一名鲍鱼专家访问福建，在来中国前，他对中国鲍鱼养殖产量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觉得一个国家不可能养殖出那么多的鲍鱼。借由来访的机会，笔者带他参观了福建的几个主要鲍鱼养殖区。当面对一家挨着一家连绵数公里的育苗场，当看到海上一眼望不到边的鱼排，他终于相信了，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在中国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在南非，如果企业要投资一个鲍鱼养殖场，首先要通过当地相当严苛的环境评估，包括赢得周边社区民众的支持，随后还要去办理一系列的认证和手续，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年，因此，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项非常慎重的投资。正是由于如此高的准入门槛，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的南非鲍鱼养殖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鲍鱼养殖场数量仍仅有十几家，但每家的规模和产能其实都在稳步扩大。南非鲍鱼养殖场分布图两国政府对于“公共资源”的态度与看法，其实是造成两种产业发展模式区别的最本质原因。同样的20多年，我们国家的鲍鱼养殖场数量则早已突破千家，这其中我们是否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过度、无序地在消耗养殖中最低的成本——公共资源。&而正因为这是一个公共资源，因此，让生活在其中的各方当事人反而越发无法遵守自己的原则。比如，养殖污水是否需要处理后才能排放，海区的垃圾处理等等。反正海域是公用的，成本不高，而治理需要成本，即使我很遵循这一原则，但其他人不遵循的话，事情也是如此，于是乎，我们所说的“公地悲剧”现象是不是就这样在我们的产业中处处可见。过低或者说几乎零门槛，让很多人可以迅速进入这个行业，从产量上来看，这是最快速的增长模式，但在产能增长的初始，其实已经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隐患。当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公地”，在当下缺乏监管的背景下，要来谈论一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乎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就迅速叠加，延伸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包括价格上的大幅波动。&“公地悲剧”如何转化为“公共福祉”&按照哈丁的“公地悲剧”说法，这是对个人在利用公共资源时存有私心的确证。“公地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产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上，今年最火爆的共享单车其实无形中也给了我们类似的思考。共享单车引起民众对公众资源的热议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外同行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与启示。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鲍鱼捕捞业为例，早在几十年前，当地的鲍鱼协会就以配额的方式来约束潜水员的采捕量，同时，科研单位作为第三方机构，每年根据海底资源调查的结果，科学确定当年的总捕捞数额，正是基于此，才保证了两国鲍鱼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我们的邻居韩国是世界第二鲍鱼养殖大国，所有新增的养殖户都需到韩国鲍鱼协会进行备案，并按照协会所规定的养殖间隔、密度等标准来进行养殖。笔者拍摄的韩国鲍鱼养殖区在内部整合的基础上，统一对外口径，区域内的产品有相应的组织统一销售，将所有企业、生产者捆绑成为利益共同体，进行品牌的统一维护，做到只有一个出口。这样就能有效避免内部竞争，减少各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行为出现，最终实现“公地悲剧”到“公共福祉”的转化。当然，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短时间或者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无法达到这一个理想的模式，具体执行起来难度更大。因此，作为个体的“牧民”都应了解“公地悲剧”这一残酷的现实，从而清楚自己在这块“牧场”中的位置，分析自身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产品的“差异性”，这或许才是身处行业内的每个人最该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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