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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师爷商榷：私有化和民主化
最近，金师爷发表对通钢事件的看法，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师爷看问题确实站得高，看得深，想得通，远比美国的小左、台湾的小右高出几个层次。师爷这样说：吉林通钢事件是一次吃惯了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不求进取的无产阶级工人的暴力反抗，是反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一次表现，是抱着要穷一起穷的铁饭碗混饭吃的毛思想的典型暴力事件。中国经过年的改革开放，吃铁饭碗早被人们认识了，如今吉林通钢必须倒闭，杀人凶者还会坐牢或枪毙！中国只有把所有国企私有化才能更好的发展。好！说得真好！师爷否定了造反有理和暴力革命的正义性，推翻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论。师爷指出大锅饭的不合理，指出了计划经济、平均主义是贫穷的根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领全社会走向富裕，才是光明前程。师爷高瞻远瞩地指出，必需全面私有化，政府完全退出商業活动，政经分离，政企分离，否则永远走不出一起穷的落后状态。老翁热烈拥护金爷指示、认真学习金爷指示之后，提出几点和金爷商榷。私有化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点无庸置疑。中国要继续发展，经济全面私有化，真正市场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而全面私有化，真正市场化的前提是，政府必需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党政分家，政企分家，严格法治。但这些前提，在当下中国全部不具备。在目前内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下，全面私有化，只能是高干子弟化，只能是化公为私，结果必然是造就暴富财团，造就一小撮极权集团垄断全社会资产，回到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三座大山瓜分中国的局面。我早说过，毛泽东的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场以暴力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暴民&运动。这种社会财富的重新划分，通常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近三十年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财富正快速地高度地集中到一个政治经济利益小集团手中，中国正在重复明代初年的历史。中国目前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极度不公平，是中外历史罕见的。问题就回到体制上，如果不从体制入手，不彻底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不彻底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成就最后只能转化为极少数人的垄断资本，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回到所谓“万恶的旧社会”，现在中国的社会不公平，已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反动政权”。
中国走到今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民主，没有执政透明，没有社会舆论监督，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句话，公民的人&权得不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得不到实施，中国就无法摆脱政治贪腐与社会动&乱，无法摆脱历史性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可见，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的实现，互为条件。金兄，您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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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向“世袭财富”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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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文本”五百七十七页，连注释及“引经”，共六百八十五页。内容如此“沉闷”、篇幅如斯冗长，非以研究贫富两极为专业的一般读者，恐难“终篇”。笔者因此有一提议，对经济问题特别是贫富不均现象有浓厚兴趣者，此书不可不读；兴趣一般非研究此问题的读者，读长凡三十五页的《导言》，知其梗概，便可“稍息”（如不读“文本”，五六页的《结论》亦不应错过）。此书的确值得放在书架方便处，以便随时取阅，因为除可读性高（也许与译笔流畅有关）的《导言》外，其涵盖过去两百五六十年欧美多国的经济特别是统计财富的数据，是不可错过的参考
皮克迪提出世界各国征收统一“环球财富税”，这确是阻遏“财产世袭资本主义”的深化、纾缓贫富两极分化的良方。但这可行吗？答案是绝不可行。《二十一世纪的资本》[法]皮克迪著Arthur Goldhammer 译Belknap Press 2014年4月版今年经济学界的“盛事”，莫过于英译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Thomas Piketty，1971-）《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以下简称《资本》）的出版。这两三个月来，冷热传媒的读者和听众，不论西人汉人，很难不碰上谈论这本书的言论。笔者的“评介”肯定“迟到”；然而，有些话要说，有点看法要与大家分享，因此不嫌“过时”。本书原著法文，英译为Capti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般译为《二十一世纪（的）资本》或《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笔者以为都有商榷余地。“资本”为直译，虽意义暧昧，尚说得过去，译为《资本论》便有望题生义之误，因为此书最大的缺失为统计资料丰富而理论贫乏。因此，即使作者取书名时“心怀《资本论》”，且《经济学人》把他“誉”为“现代马克思”，有的报纸谈及此书时亦以“法兰西马克思”为题，但细心的读者应能看出皮克迪与马克思同调的只是看淡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矫正资本主义制度缺失的做法则完全相反。他虽然认为现行制度不公但不反对资本主义，而且相信通过连串社会、尤其是税务改革，便能拉近贫富两极的距离，进而达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和谐；与老马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搞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主张，南辕北辙。皮克迪“处理阶级矛盾”的手法固与马克思不同，《资本》的理论架构，以笔者的理解，亦嫌单薄，因此绝不能以“论”名之。《资本》主要是论述二百五六十年来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旁及意大利、加拿大与日本的社会财富“钱落谁家”的问题。而他笔下的Capital，包括股票、债券、土地及现金，译为“财富”，似较“资本”更能达意。当然，皮克迪亦大谈二十一世纪政府应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以拉近贫富两极进而纾解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谈的均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财富有关，笔者认为译成“财富”更合适（为了避免读者产生误解，本文提到此书，仍从众称之为《资本》）。《资本》去年在法国出版，据作者提供的数据，卖出了约五万本。以法国未足七千万的人口看，销情不恶。其所以没引起“识字分子”热烈讨论，笔者的解读为：法国税率已高至接近皮克迪心目中的水平（高收入个人入息税率百分之八十），法国有钱人（“百分之一”）已深受高税之苦，因此社会上对向他们课重税的提议，反应冷淡。法国总统奥朗德于2012年5月上任后，很快把税率（绝大部分税项），尤其是物业税、遗产税、公司利得税及个人入息税大幅提高，法国巨（名气与体型）星、以演《大鼻子情人》为国人所熟知的德帕迪约，便因年收入百万的税率突飙升至百分之七十五，而移民到单一税率百分之十三的俄罗斯（普京因此待他如上宾）。皮克迪对政治甚为热衷，且有把他的经济主张贯彻到政策中的志向，因此两度成为总统竞选人的经济政策顾问。他曾是奥朗德竞选团队的中坚分子（因此从任教的大学请假约半年），当前法国的高税率有他的“贡献”，几可肯定。法文《资本》出版后，在法国固引不起公共知识分子和象牙塔蛋头的讨论热潮，英美更可说无人闻问（也许根本不知道有此书），直至英译本面世，才掀起轰动出版业、读书界，以至政坛的“书评狂潮”（至今尚未冷却；相信不少对传媒夸夸其谈的“评论家”只是拾人牙慧而未读原著）：据出版商哈佛的消息，出版两个月精装版八万本便已售完（另加电子书一万二千多“本”），同数量的书料已陆续应市，创下了该社一百零一年历史的畅销纪录。和大众化小说相比，这种销量微不足道，惟对非小说类尤其是早有“沉闷（忧郁）科学”之称的经济学书籍，有上万甚至十多万且可能突破二十万的销量，虽然多少与出版商安排皮克迪赴美“促销”，并获邀与财长杰克·卢（Jack Lew）会面交换对“财富平均化”的意见引起社会更广泛注意有关，但这种销售数字，确是十分惊人。顺便一提，在《资本》之前，“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为两位社会流行病学家合撰于2011年出版的《测量仪——何以愈平等社会愈进步》（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该书的英文本卖出约十五万册，创下新纪录。该书述说人人机会平等的重要性——美国多方面都不太“长进”，惟在机会均等上位居世界之首，而这是美国这个“负债王国”仍为世界最强（军事及经济）的一项根本原因，但过去少人注意！《资本》译为英文卖得“美国纸贵”（英国版这个月才面世）且引起广泛讨论，清楚说明两个问题：一、书的内容必须“惊世骇俗”，有启发性建设性或危言耸听（因人而异）；二、不管有多少人恶意贬低践踏，英文仍是当今世界（不仅仅限于自由）“识字分子”的共同文字，这等于英文媒介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当然，书的内容是否有新意是“热卖”的关键。以另一本去年英译出版的法文原著《平等的社会》（The Society of Equals）为例，虽然同样是以经济学原理及历史资料论述与《资本》相近的题材，出自同一译者Arthur Goldhammer之手，且同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只因作者缺乏创意，没有提出令人另眼相看的论点，遂无法引起广泛讨论，遑论成为畅销书。无论如何，大家不得不同意，非英文著作国际影响力有限，译为英文才能“风行全球”，这是不容否认、不应忽视的事实！《资本》“文本”五百七十七页，连注释及“引经”，共六百八十五页。内容如此“沉闷”、篇幅如斯冗长，非以研究贫富两极为专业的一般读者，恐难“终篇”。笔者因此有一提议，对经济问题特别是贫富不均现象有浓厚兴趣者，此书不可不读；兴趣一般非研究此问题的读者，读长凡三十五页的《导言》，知其梗概，便可“稍息”（如不读“文本”，五六页的《结论》亦不应错过）。此书的确值得放在书架方便处，以便随时取阅，因为除可读性高（也许与译笔流畅有关）的《导言》外，其涵盖过去两百五六十年欧美多国的经济特别是统计财富的数据，是不可错过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大都绘制成或编列为一目了然的图表或列表，方便读者查阅。不过，“多如牛毛”的数据中，若干数据的真实性、可信性已引起论者质疑，伦敦《时报》（FT）甚且以头版头条新闻形式报道其经济事务编辑贾尔斯（C. Giles）的有关论述，可见此中确有一些问题。然而，皮克迪在书中一再指出，由于不少数据并非来自“政府统计处”（当年尚无收集统计的意念，当然没有有关机构的设立），因此不是“绝对准确”，却肯定可看到当年的一般情况，用作参考，并无害处。正因为如此，遂有人指出，对书中某些数据的诸多挑剔，也许是皮克迪暴得大名引致“职业性妒忌”有以致之。克鲁格曼对此亦大不以为然，6月1日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说得更妙：“I'm not accusing Mr. Giles of being a hired gun for the plutocracy.”——这位诺奖得主究竟想说什么？“你懂的！”事实上，本书搜集的数据不是那么不济——皮克迪与数名同行多年搜证搜集整理而成的数据，在笔者看来，即使偶有疏漏，亦十分珍贵，且极之实用！《资本》出英文版之前，皮克迪在法国，肯定不如今日在欧美那般家喻户晓。从他的简历看，你可以说他是神童，但说他早慧及少年得“意”，似更准确——1993年他二十二岁便获“伦敦经济学院（LSE）”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正是研究“财富再分配”），同年受聘为美国麻省理工（MIT）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至1995年辞职，加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为研究员（他认为在祖国工作更能发挥所长）；2003年出任由他主催成立的“巴黎经济学院”教授，且于2006年被委任为校长。但他上任不久，便为出任当时竞选总统的社会主义健者Segolene Royal（现政府的生态、持续发展及能源部部长）的经济顾问而辞“官”，2007年起回校担任教授兼任法国社科高级学院（EHESS）总监至今。2001年，皮克迪出版一本分析百年来（从1901年至2001年）法国高入息变化的书，引起研究相关命题学者的兴趣。牛津学者艾京逊（A. Atkinson）和在加州柏克莱任教、与他合作研究相关问题多年的法国学者赛伊（Emmanuel Saez），分别搜集美国及欧洲数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年期远至十八世纪，由于成绩甚佳，结果他们成立了“世界高入息数据库”（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WTID）。掌握了庞大数据库的统计数据，终于成就了《资本》这本轰动学界政坛、毁誉交加的专著。应该指出的是，《资本》所援引的数据，绝大部分是从地方政府以至商会之类的民间组织及教堂档案翻查而得，颇费工夫却不免疏漏；由于资料来源多元，搜集的方法并不统一。这些瑕疵都为学者专家所诟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先进”国家政府相继进行“户口调查”，有此现成统计，省却了皮克迪和他的合作者许多麻烦，可是，他们却认为政府的统计只集中在低下及中间入息家庭，大有不足。事实上，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类收入阶层，适足以反映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因此非常有用。可是，对目的在研究收入不均、贫富两极的学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高收入家庭的相关统计却付诸阙如，这意味着缺乏比较贫富两极家庭经济情况的资料。为了弥补此一缺失，皮克迪和他的合作者只好自己动手，他们设法取得法国和美国“百分之一”家庭的报税表，对照之下，“百分之一”（遑论“百分之零点一”）的收入与低中阶层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阔……皮克迪的发现，彰显了2011年9月至10月美国“各界人士”占领华尔街并向全球发出拉近贫富悬殊呼喊的公义性！笔者“滞后”写本文的一项“优势”，是有机会拜读皮克迪对指摘他的统计资料及“方法论”（所用以比较相关数据的方法）有毛病的回应。5月30日，《纽约时报》据皮克迪贴在其个人网站上的四千多字、反驳《金融时报》大张旗鼓“指控”他种种疏漏甚至错误的长文，笔者以为他的辩解不无道理，可以接受，反而是《金融时报》的论点有不少是吹毛求疵甚至是无的放矢。举个简单例子，关于英国的“财富不均”，皮克迪用的是“税收单据”的数据，得出“百分之十”有钱家庭拥有全英百分之七十一财富；《金融时报》据“全国性调查”的资料，同一批人只拥有全国百分之四十四财富……究竟哪种数据较可靠？非常明显，皮克迪所用的数据较贴近现实，因为富裕阶级倾向以不尽不实的数据填写调查表格（即使是政府统计部门的调查），“少报”对他们并无害处，“如实道来”却可能不利，因他们的收入也许“太多”，而这会惹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当局可能调查这些庞大资金是否由非法途径如逃税漏税以至做非法生意所得，他们的“自报”因此不可靠！向政府隐蔽财富（“报细数”）是富裕阶级的传统，在私人场合“炫富”是另一回事。《金融时报》的批评，当然有一些大有道理且为笔者认同，比方说，皮克迪只有英国、法国及瑞典的资料，便说成是欧洲的情况，这当然不周全。此外，若干统计，皮克迪未予“加权”（weighted）处理，确是疏忽。但这类小错不致影响《资本》的主题——社会财富不均的情况有回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严重“复古”情况！皮克迪用了不少篇幅论述何以他在《资本》中展示的数据可信性较高，最后反问，如果《金融时报》的说法正确，那么，英国便是“历史上财富分配最平均的国家”。这有可能吗？答案显然已写在墙上。皮克迪指出，在发达（已开发）国家，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一”）手上，他们赚钱（聚财）能力这么高，皆因拥有资本（Capital），因此有利息、租金、股息、专利费以至资本增值等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两三百年间，“资本”的回报率大部分时间都高于经济增长率，那等于说坐拥“资本”者的收入，“注定”高于出卖脑力和劳力的人！这种情况较明显的国家，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法国（尤其是）意大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期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远远落后于“以钱生钱”（用皮克迪的话“Money tends to reproduce itself”）的营生，当年的法、意遂做不成富裕大国。皮克迪搜集的多国数据显示，在十九世纪，租金（主要是耕地）年回报在百分之四至五，二十世纪的租金（住宅、工商物业以至耕地）的收益率亦在同一水平；债券孳息从十九世纪至今，大多时间徘徊在三至五厘；而证券年收益（股息加股价未除税）大概超不出百分之七至八的范畴……他因此判断在那两三百年，“资本”回报的平均数在百分之五（五厘息）前后。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明显较为和缓，入息与经济挂钩者便远逊。《资本》的统计显示，在1700年至2012年这三百余年间，全球的人均国民毛产值平均年增幅百分之零点八；虽然工业革命成功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令二十世纪的人均有较为可观的增长，但长期趋势向下，十分明显，比如1950年至1970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四，1990年至2012年已降至百分之三点五。看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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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张私有化者商榷，财富世袭对社会有利吗？
& &主张私有化的一群人，不断的鼓吹一个观点只有私有化才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公有制的奴隶，可以自由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获得更大的社会财富，也只有将财富集中到有能力的人手里才能够对社会有利。对于这个观点看似有理，但掩盖了事物的另一面。 & &第一，当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你是否可以自由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中国的旧社会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你是可以自由的选择租种那个地主的地，但当地少人多的时候，你嫌60%以上的租金贵不种饿死你的时候，人的生命权与地主的财产权谁大？ & &第二,奴隶主、地主、资本家，今天的人类证明了把人私有化的奴隶制是罪恶的，也证明了奴隶主的世袭是不合理的，那么为什么财产私有化就是对社会有利的呢？财产世袭就是好的呢？今天的富二代的表现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看法，他们的财富不是自己创造的，当这个财富世袭制导致代代相传而能力不在的时候，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财富去行贿制造更多的社会不公呢？导致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你不在我这里工作饿死你的时候，你有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吗？我看只有资本家自由选择谁替他工作的自由。 & &第三，政治权利世袭都是反对的，但却支持财产世袭什么逻辑？政治也好军事也好背后的力量都是经济基础，一旦财产不能够世袭，成为一种习惯，那么任何形式的世袭还能够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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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公有制为主体与“私有化”的界限──兼与王兆远同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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