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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发展形势分析
  摘要: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包括自由经济和贸易区的功能优化整合、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备与优厚政策待遇。贸易摩檫、投资摩檫与金融风险、经济主导权争夺与经济政策摩檫等因素影响着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安全。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主要秉承透明、交流、咨询和合作原则;简便、适用与高效原则;非歧视性、一致性、可预见性、正当程序原则;协调、标准化与承认的原则;现代化和运用新技术原则。并在以上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经贸发展工作措施的设想:一是落实贸易便利化具体措施,创造诚信守法环境;二是推动贸易谈判,强化贸易便利化国际合作。 中国论文网 /2/view-4121618.htm  关键词:自由经济和贸易区;贸易摩擦;金融风险;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F753;F57   亚太的概念,是对亚太地区自然地理范围的概括,也是对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一般地理概念与地缘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伴随科技进步而来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区内国家利益关系的紧密、区内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嬗变。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加速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之前,亚太地区仅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R)等少数几个区域贸易安排。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亚太各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据APEC统计,截至2007年6月,APEC成员之间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有27项,成员与非成员之间达成的FTA有33项,正在谈判的有42项,正在构想中的有6项。近年来,这些数字还在攀升,以致亚太地区的各种FTA交叉重叠,已然出现一种复杂的“意大利面碗”格局。笔者拟以亚太区域经贸合作为研究对象,对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做一点有益的探索。   一、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   当今形势下,国际经济纵深发展异常迅速,生产物料和供给要素早已超越国家和边境,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个经济体之间相互的依赖性增强,以致相互融合成整体。特别是贸易自由化的加速,货物、服务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逐步实现自由化,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扩大货物、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方面的准入度。世界贸易组织(WTO)在9月22日发表的全球贸易风险分析报告中表示,受欧债危机拖累,将今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由此前做出的3.7%下调至2.5%;将2013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由此前做出的5.6%下调至4.5%。实践中,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在WCO、欧盟、东盟、APEC主持下进行的服务贸易的一般协定等各种国际贸易协定, 这些贸易政策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促进和加强国际贸易,开拓新的贸易机会。但是,近六十年来,虽然总体的关税水平在不断下降,为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区域贸易协定安排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实施,使跨境贸易日益复杂,根据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要求,一些额外的文件、跟踪和验证成为跨境贸易的组成部分,从而影响到全球贸易,成为新的贸易壁垒。   概览全球发展比较完善的自由经济和贸易区,表现出三大自由,核心是通过放宽对经济贸易的政府管理制约,便利货物进出、行邮旅客往来、货币资金流动、各类信息传播。一是商品货物进出自由,不再设置关税贸易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凡合乎国际惯例的货物进出国境或关境均畅通无阻,不再设置任何国界限制。二是商业和投资往来自由,商业投资没有因国别和地区的差异带来的国家歧视、经营的行业限制与经营的方式制约,包括投资自由、雇工自由、经营开放、商业人员出入关境和国境的自由等。三是金融自由,外汇货币的自由兑换,现金出入与转移和支付的自由,资金经营使用的自由,没有本国专门国民待遇与非本国国民待遇的优劣之分。   (一)功能优化整合   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功能是进出口贸易、国境贸易、仓储、商业或工业性简单加工、商品展示及金融、货运等服务贸易功能。在区域数量增加的同时,各国、地区在发展自己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时也更加注重了功能的拓展和相互间的融合。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转关过境贸易和进出口保税经济为主的自由经济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工业区开始转化或相互联动整合,功能逐渐趋向多元化,区域功能范围拓展的更加宽泛,加工、保税和物流一般是主业,同时金融、商业贸易和中间人等第三产业和服务贸易的效果非常好。如欧洲德意志国的汉堡自由贸易区、爱尔兰的香农自由经济贸易区、南韩的马山出口工业区、以及台湾及日本的一些工业区等,都是在这一环境下产生并发展的。   (二)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备   为实现自由贸易区在引进境外外汇和投资收益、吸收先进技术、服务本土的民族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一国或地区总是在区内实行一定的特殊经济政策。但这些经济贸易区的管理体系和法规制度相对而言,具有突击颁布、开放有余、不够稳定的特点,故世界上大多数自由经济贸易区域,一般都采取将所实行的经济贸易和开放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且立法级别通常为国家的最高层级层面。如北美洲美国的对外贸易区、南美巴西马瑙斯自由贸易区、亚洲马来西亚的自由工业区等。先立法后设区已经成为国际上设置并运行自由贸易区的惯例做法,以严密的法律规章制度来保障工业自由贸易区的健康发展。除国家级别的立法外,区域所属地方的政府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条例和规章办法,规范自由贸易区的各种经济和往来活动,使管理者和投资者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正是由于相对完备、有效的经济和商业环境,遵循信任、开放、便捷和服务的理念,自由贸易经济区才体现了先进性和开放性。   (三)优厚政策待遇   现阶段各国或地区针对自由贸易区实行的经济政策,虽因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和制度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上比国内其他经济工业加工区享有更切实地优惠待遇是相同的。自由经济贸易区作为“国境之内、关境之外”,着眼于刺激鼓励外国商人开展商业贸易和投资往来,要求进出境环节的关税给予免除,境外进出特殊监管区域的商品和货物,包括转运、仓储的,都不必缴纳海关税收,且一般不受时间或量的约束限制,自由经济贸易区区内货物运往境内或其他区域,须征收海关关税,征收对象一般是根据出区货物所含进口部分的原材料或生产用的加工部件。智利的伊基克自由贸易区,除了免收海关进口环节税外,还免企业所得税和加工增值税,商品货物(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免除一切地方税费,进口货物仅征货物价格3%的货物税。美洲地区的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客户每年需交主要税种是企业所得税,税率仅仅为2.5%至8.5%,而其他地区则为30%左右,地方的税收仅交车辆牌照税,其余全部不征税。   二、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安全问题分析   亚太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 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经济竞争的加剧,经济利益制约作用的加强也使经济对抗性愈益加大,这表现在地区国家间经济利益冲突日益增多,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摩檫   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经济互补性较强,一般不容易引发贸易摩檫,但是在一些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或在某些特殊领域也会产生由国际商品竞争所造成的矛盾。如低价倾销、高价垄断所造成的市场份额变动等贸易保护主义所引起的矛盾,主要是各国通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市场,同时又力图占领他国市场所引发的贸易冲突和报复行为。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美达成“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承诺,但之后美国将其不断升级。就在美国裁定对中国铜版纸等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前一天,美国商务部刚刚宣布,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的反倾销税。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最大一宗贸易诉讼案。2011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启动155起反倾销调查,共涉及41个国家(地区),涉及中国的49起,占比31.6%。 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42起贸易救济调查,比2011年上半年(简称“同比”,下同)增加10起,增幅为31.3%。其中,反倾销27起,同比增加6起;反补贴5起,同比增加2起;涉华保障措施8起,与2011年同期持平;特别保障措施2起,同比增加2起。共涉及化工、机械、冶金、纺织等8个行业。   (二)投资摩檫与金融风险   亚太地区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已使该地区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与投资中心之一,区内不仅有世界上最大的几个资本输出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资金接受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对资金需求,在该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多地引发投资摩檫与金融领域的矛盾。世界三大评级公司之一穆迪发表报告指出,虽然预计2012年亚太区银行的信用环境良好,但仍有潜在的风险可能会对某些银行体系造成重大的不利冲击。 由于亚太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差,一旦国际间经济利益冲突激化则很容易在该地区金融领域寻找到突破口,引发经济危机。   (三)经济主导权争夺与经济政策摩檫   在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特别是美日两个发达国家争夺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斗争异常激烈,而发展国家在全球化、区域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发达国家甚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维护本国经济主权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若在协商中得到妥善解决,自然会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否则会成为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亚太地区国家绝大部分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本质上这是一种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不断重组自我调节的动态型经济,它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但同时风险因素也不能忽视。最大的风险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生产力过剩。如果仅在几个国家内的某些部门出现过剩,一般还能通过市场的调节功能予以消化,若一旦形成全面过剩,则很容易在经济的最薄弱环节引发危机。从社会体制来看,亚太地区的国家构成系多元化,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高度发达的人均GNP几万美元的北方国家,也有非常贫穷的人均GNP只有几百美元的南方国家。由于历史的不同,亚太地区成员国在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对立,热点问题和领土领海矛盾和争端也大量存在。由于成员之间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经济上也相互依存,在一般情况下,能通过对话和谈判得到解决或搁置,但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也容易激化形成冲突,进而影响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具体依赖关系指数如图1所示)。   三、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24条允许国家之间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为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采取某种临时协定。其前提是保证区域性集团在区域内真正实现实质上所有贸易领域的自由化,同时对区域外非成员的关税不能比以前提高。这就表明,作为致力于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GATT(或WTO)承认经济区域化是一条通向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有效途径。从欧盟到东盟,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到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纷纷兴起。   1989年 APEC建立之时,确定了为亚太地区创造更好的贸易环境的宗旨,并将贸易便利化作为其核心价值目标之一。1994年在《APEC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又称《茂物宣言》)第一次从战略高度确定了贸易便利化对实现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长远目标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作为对自由化进程的补充和支持,决定扩大和加速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机会,消除对贸易和投资的行政的以及其他方面的障碍。1995年在《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简称《大阪行动议程》)中,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被共同确定为推进APEC进程的三大支柱。《大阪行动议程》明确列出贸易便利化的11个具体领域,即标准和一致化、海关程序、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放松管制、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商务人员流动、乌拉圭回合结构的执行、信息收集与分析等。   APEC贸易便利化提倡简化、协调和运用新技术和新措施管理程序、进行干预,范围涉及货物和服务。APEC贸易便利化原则不仅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考虑到法律体制的多样性,而且关注到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都与发展中国家实现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在《大阪行动议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日~7日APEC贸易部长会议(简称“上海会议”)确立了若干项“贸易便利化原则”。作为APEC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指导性意见,该原则明确了APEC贸易便利化原则的基础,重申了APEC贸易便利化的核心价值。   一是透明度、交流、咨询和合作原则。要求政策、法律、规定、行政命令、颁发执照、证书、授权登记要求、技术规则、标准、指导性意见,及其他与货物和服务贸易相关的程序和惯例,都需要及时持续的向有关方公开,使用有效、广泛的媒介形式,但同时不可收费或仅能收取合理费用。政府当局应当尽力为贸易商提供便利和有效的交流机制,特别是那些商务和贸易团体的建议。   二是简便、适用与高效原则。与贸易有关的规则和程序除了满足合法性要求外,应尽量简便、适用、高效。简便的交易降低了贸易商的守法成本,确保了交易的持续稳定性;而对于准入门槛较高的中小企业来说,简便和实际的规则更能有效的降低它们的守法费用。   三是非歧视性、一致性、可预见性、正当程序原则。与贸易相关的规则和程序在相似情况下,不应因商品、服务和经济体的不同而有歧视。贸易规则和程序应一致、可预见和统一性,减少贸易和贸易商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应该对政策标准化,且提供清晰准确的程序指引。正当的程序能够保障贸易商有渠道充分申诉,这也能大大增加贸易交易过程的确定性。   四是协调、标准化与承认原则。成员经济体和市场之间诸如卫生安全标准等法律措施应尽可能在国际标准的基础上达成协调,鼓励经济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彼此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在省去重新检查和重新验证的繁琐工作后,守法费用大大降低,同时主管当局的负担实际也得到减轻。   五是现代化和运用新技术原则。鼓励运用新技术实现无纸化贸易,节省清关时间,降低运输、单证册等费用;简化的数据传输能够降低工作时间,减少中介费用,提高贸易效率。   APEC一直努力在标准和一致化领域开展相关工作,以降低限制贸易的壁垒。目前,APEC即将继续在各成员具有商业兴趣的部门推进标准的一致化和相互认可,以及标准和一致化评定方面的能力建设,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推广电子商务在亚太地区的应用,以协助各成员应对电子商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到2010年,APEC的目标是进一步减少商业流动要素的障碍,通过无缝流程和降低障碍完成电子商务在亚太地区全面运用的基础工作。但 APEC不具有约束机制,因此造成各成员方在表态上的准确性以及议题实施推进能力方面均不如WTO。   四、促进我国经贸发展的工作措施   通过上述模型,我们发现全球便利化水平的提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善:一是达国家需在政策环境方面提高便利化力度,从而简化过于严格和繁杂的检验检疫程序,降低贸商的负担;二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需在海关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尤其海关管理制度以及信息技术的覆盖使用方面。对我国而言,通过借鉴国外贸易便利化的改革经验来促进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推进贸易便利化谈判进程,加强贸易便利化国际合作与援助,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一)落实贸易便利化具体措施,创造诚信守法环境   为强化进出口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确保国际贸易供应链整体安全,欧盟率先推行了AEO 制度,主要意图是实现贸易安全化和便利化,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海关推行AEO制度,一方面,能够提高通关速率,降低我国第三方物流成本,更多的转口货物可能经我国转口、加值,国内农产品出口、工业制造、港口运输以及相配套的企业都可能因为我国物流成本的降低而获得新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促使贸易伙伴国家“敞开大门”,为我国产品的顺利出口保驾护航。现阶段,部分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区域贸易政策不透明,甚至有时造成我国货物积压,制约了我国产品出口。但如果国际上普遍推行AEO制度,那么各国海关必须按照统一标准实施监管,上述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   (二)推动贸易谈判,强化贸易便利化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深入发展,单一国家、对供应链实施全程监管已经不可能,跨区域、跨国界的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入推进,必须高度重视国际合作。   一是广泛参与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国际论坛和学术研究会议。通过广泛参与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国际论坛可以了解该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增强我国政府应对国际事务的能力。在不断解放思想的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加强与国际贸易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银行、亚洲银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国际刑警组织、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争取发达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实施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和密切往来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等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地区)开展进行一系列人员基本素质教育教学和培训传技项目,实施经济协调化发展推进过程中各项人员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和建设,提高我国东部沿海以及中部区域、西部地区通关和贸易的便捷水平。作为一个发展中成员,我国应在谈判中寻求广泛的共同利益,增强集体谈判的力度,注重贸易谈判的方式方法,以最终争取得到更公正合理的结果。   二是进一步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贸易便利化合作,大力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大力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合便利化是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地区)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差异化发展进程中的促进重要措施内容,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着力发展技术援助项目和能力建设项目实施,以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顺利落实,稳步推进加强、深化与周边睦邻国家(地区)在经贸往来和投资、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在保持现有良好CEPA、ECFA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合作,适时推行实施中国蒙古俄罗斯过境运输安排,在中国和东盟十国自由经济贸易区的框架下,大力开展务实、深度合作。   综上所述,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贸易便利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根据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手段,形成滚动推进的发展态势,才能确保经济协调化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持续、稳定、有效提升。全面、客观地评价经贸发展水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基础,而且这种评价应当在合理的时间跨度之间定期开展,为经贸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服务。   注释:   ① WTO下调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由3.7%下调至2.5%,http://ccn.mofcom.gov.cn/swxw/show.php?eid=41142。   ②2011年全球贸易救济案件综述,http://intl.ce.cn/sjjj/qy//t14246.shtml。   ③上半年我国重点产业遭遇贸易救济调查形势综述,http://tradfric.mei.net.cn/news.asp?vid=3009。   ④穆迪:亚太区银行业面临5种不利风险,http://www.cfrisk.org/news.do?id=3612。   ⑤AEO是指货物在国际流通中,其职能已由海关确认符合世界海关组织或相应供应链安全标准的相关各方,包括生产商、进口商、出口商、报关行、承运商、理货人、中间商、口岸和机场各方、货站经营者、综合经营者、仓储业经营者和分销商。   参考文献:   [1] 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黄彦.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度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03.   [3]刘东升.国际服务贸易[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4]刘似臣.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比较分析[J].统计研究,2005,(6):24-27.   [5]何茂春.国际服务贸易: 自由化与规则[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6]高小红,周茂荣.贸易开放度测度研究述评[J].经济评论,2008,(6):145-150.   [7]上海市商务委员会.2009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8]陈松洲.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0,(2).   [9]梅新育.对日经济制裁的选择、原则与注意问题 [J].中国市场,2012,(42).   (编辑: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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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新型的区域合作安排
一带一路:新型的区域合作安排
日期: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图片作者:赵立荣;袁琭璐
图片说明:①李向阳主讲逻辑清晰、分析精准,博得在场听众一致好评。
图片作者:赵立荣;袁琭璐
图片说明:②夏立平和李向阳展开风险、中美关系等问题的对话。
图片作者:赵立荣;袁琭璐
图片说明:③张昕圈点听众八个问题,将一带一路演讲做了概括。
图片作者:赵立荣;袁琭璐
图片说明:④听众获得最佳提问奖——灯光地球仪。 本版摄影 记者 赵立荣 袁琭璐亦参与整理
一带一路:新型的区域合作安排 李向阳指出:这是充满东方智慧和中国特色的倡议,实践中可能面对一系列优先处理的关系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主张至今已有一年半,目前国家层面的规划已完成,白皮书即将公开发布,2015年将是“一带一路”的实施之年。
  这里谈得更多是我个人的理解。
  “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
  对“一带一路”的认识需要置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之下。讨论“一带一路”的定位既需要考虑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要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为此,我把它与新时期中国的周边战略、经济外交与对外开放联系起来。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其和平崛起具有世界意义。美国日益担心崛起后的中国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
  首先,“一带一路”是中国周边战略的依托。
  让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
  2012年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日蚀:生活在中国支配下的世界》。他选择奥巴马低头和胡锦涛主席握手的照片作为封面,这反映了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崛起从学术层面的关注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第二张照片是两个月前,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会上,国会授予他“快车道谈判权”,以便推动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他说:中国正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制定全球的规则,这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美国需要什么?继续主导这个地区规则的制定,这是美国最高领导人最明确的表述,推出这两个自贸区目的是继续主导全球经济的规则,而在亚太推出的TPP主要是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可能的主导地位。
  知晓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和立场,我们必须清晰地知道中国的国家定位。我将之概括为:拥有悠久文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中,悠久文明决定了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五千年的历史和整个资本主义三百年发展历史相比,从逻辑上无法推出后者的制度模式必然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第三,社会主义特征不会随改革而放弃。中国即使在对外国际事务中淡化自己的意识形态特征,西方也决不会认可这个意识形态的异己。第四,大国特征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诉求。大国有能力影响甚至主导全球、周边经济秩序。因而,崛起后的中国要什么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理论上,霸主对中国和平崛起有四种选择,第一种,把中国纳入到现行的国际体系内。比如,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整个西方希望中国随着经济改革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向西方趋同。但经过过渡期后发现:中国人把“狼”吃掉了。西方断定中国是实用主义者,是中国和一批发展中国家阻碍了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乌拉圭谈判13年未果。第二种,把中国排除在特定的规则制定载体之外。如TPP前提是中国在初始阶段不能加入。所以很多人担心TPP、TTIP完成之后,发展中国家会面临着所谓的二次“入世”。第三个选择就是扰乱中国的周边,阻碍和平发展;第四种是分化、瓦解中国。
  周边环境的变化助推中国新的周边战略,“一带一路”将成为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
  这是一个有趣的调查。2011年,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询问未来十年中国是否会超美国?美国人回答对半开;欧洲多数人肯定;唯独日本,肯定占37%,否定占60%多,原因就是它是中国的邻居。面对中国的崛起,邻国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原来的俯视者,如心态非常矛盾的日本。很多人说,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第二,中日关系出现了甲午战争以来的转折,日本人看中国从俯视进入到仰视;第二类和中国能够相抗衡的国家,如印度以赶上并超越中国为目标;第三类是中小国家,希望从中国和平崛起、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受益,又担心经济上的依赖会演变为政治上的依附。所以面对美国的重返亚太,这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的心态。
  美国的TPP所包含的12个国家,在亚洲有日本、越南、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并且泰国、菲律宾、韩国还在积极地要求加入。TPP出现以后,带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中国所倡导的“10+3合作机制”基本上被搅黄了;RCEP是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包括美国,如同TPP不包括中国;中日韩自贸区将成为未来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因此,一方面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另一方面,从第三方问卷调查的统计上来看,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至少没有和贸易伙伴地位同步增加,甚至出现相反的走势。原因呢?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引发周边国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心态——既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带来的收益,但是又不希望中国在这个地区一家独大。这就是我们周边环境的一个基本格局,也是我国和平崛起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
  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明确了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落实上述方针与理念,仅仅依靠原来和周边国家的贸易投资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一带一路”就是作为未来中国周边战略一个重要依托而出现的。
  经济外交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新一轮开放必须全方位对外,“一带一路”恰是经济外交的新平台,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第二个定位是经济外交的新平台。最近一个时期,领导人不断在强调经济外交。与以往只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它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以美国自贸区战略为例,其目标有一半属于非经济领域的。
  所以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毫无疑问要把未来的经济和外交结合,否则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影响全球的规则制定就是一句空话。如何把“经济外交”新理念体现出来,“一带一路”将是一个新平台。
  第三个定位是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开放之初到南巡讲话,南巡讲话到中国“入世”,“入世”后到201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结束意味着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红利已经实现。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出上海自贸区是一项措施,但整个国家层面的开放到底怎么做?
  与以往的开放相比,以“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重要的举措,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从原来集中在东南沿海,扩展到整个国家,尤其中西部广大的内陆地区;从原来的以多边主义为主,逐渐转向区域主义;从原来的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转向全方位的开放对外投资。以前引进来,现在要走出去,以前更多在贸易投资,现在推广到政策领域、货币领域,甚至包括民心相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
  一带一路: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
  基于这三个基本定位,“一带一路”内涵是什么?从国际经济学看,有自贸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政治经济一体化,欧盟区域合作体的从低到高的五种形式。但“一带一路”都不是。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理论框架中,没有可用模型。
  我试图给它一个描述。
  第一,继承弘扬古丝绸之路的合作与发展理念。古丝绸之路,留给国人和世界的基本理念是合作与共赢,郑和下西洋跟十字军东征不一样,是贸易、文化传播。所以,以古丝绸之路作为一个通道,是未来“一带一路”的纽带。第二,互联互通将成为基础。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区域经济体中不存在的。
  第三,合作机制的多元化。未来,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合作机制。未来十年,中国东盟的双边关系应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往上进入到南亚,中印之间暂不可能有自贸区,就需要新的合作机制,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着印度洋有中巴经济走廊;到斯里兰卡,自贸区在洽谈中;再往前到中东,中国和海合组织也在洽谈自贸区协议。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将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特点,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适应了亚洲发展的多元性。
  第四,最终目标是命运共同体。与此相对应的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我个人理解,前两者是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一带一路”上的“五通”是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落脚点。
  因此,中国所提出“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东方智慧的新型倡议,和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都不一样,并不和现有的区域贸易协定冲突,相反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甚至相互补充,因而充分体现了开放性与包容性。
  为何此时中国领导人要提出这么一个庞大设想?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世界对中国的要求不一样,去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封面——龙抱着地球,题目是“中国要什么”,这也反映出国际社会最大的关注点,所以到了一个非说不可的地步。中国的国家利益通过怎样的理念让国际社会接受同样变得很重要。我想“一带一路”正在朝这个方向探索。它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方向一致。
  综上,“一带一路”可界定为: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这显然与“马歇尔计划”不同;与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也不同;与新殖民主义不符。
构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一带一路”进入实施阶段,究竟将面对哪些问题?基于其预期目标,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中曾遇到的问题,需要优先处理下述关系。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前站和基础
  这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带一路”没政府打前站、做主导易成空话。政府职能是啥?首先,宣传“一带一路”的外交理念。沿途60余国中有四五十国表示支持,但能否全心参与?外交理念的传播仍任重而道远;其次,构建合作机制。由政府决定未来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不同合作方式和机制,显然方为明智之举;再次,构建政府间融资机构。如建亚洲银行、丝路基金等,政府提供部分经费,更多后续则依靠市场;第四,引导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目标。让企业既要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目标,又要服务于国家外交目标,这是最大的挑战。政府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因为中国若组建几个大型的投资公司,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方面搞投资,国际社会马上会提出国家安全的质疑,这也和国际上多边贸易体制所倡导的公平原则相悖。
  虽然政府需要发挥打前站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就变成了一个对外援助项目,无法可持续发展。
  另外,转移过剩产能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吗?我认为应该是顺利实施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能否转移到“一带一路”的沿途国家,取决于经济合作的需求,不能预先假定,且这种表述容易引起外部世界的反感。所以,这只能是双方基于市场原则的合作所产生的派生结果。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防止国家利益地方化
  各级各地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倡议给予了很大热情,据统计有31个省市自治区把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无疑行不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试图获得外交决策权,甚至要求与其他主权国家签署自贸区协定。世界各国的外交决策权都在中央政府,无地方政府和别国建自贸区之例,故需防止国家利益地方化。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误解或曲解“一带一路”的定位和目标,把它理解成要投资,要项目,要税收优惠、金融优惠政策,甚至把它理解成新一轮开发区。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起点取决于现实需求和战略目标
  过去一年多,围绕“哪些省份、哪些城市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和起点”,出现了巨大分歧。必须认识到,就起点之争追溯历史没有价值,更应该基于定位和目标,基于现实的需要。
  如海上丝绸之路要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东北就应该成为它的起点,因为东北地区开放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日本海没有出海口。而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因乌克兰危机正向东转移,将落定远东。日前,中、俄企业要在珲春附近建最大的港口,中、蒙、俄、朝或可推进一次跨区域合作,对日本海打开一个出海口,为东北地区的开放提供难得机遇。
  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关系:共同体现
  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以意识形态为导向,还是之后以经济利益为导向,都和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平崛起进程不符。“一带一路”从基础上看是经济合作,但它又不完全是经济合作机制,而是经济和非经济合作的共同体现。所谓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表现就是“五通”:贸易畅通是传统的合作领域;道路联通是互联互通;资金融通指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显然都超越了传统经济合作的机制,涉及到经济之外的合作安排。比如说保证通道的安全,非企业家能力所及。巴基斯坦、中亚沿途恐怖主义猖獗,联合反恐或将浮出水面;至于“一带一路”上各国领土、领海之争,必须设立争端解决机制;资源的共同开发也不可忽视。
  所以,理论上“一带一路”既有经济目标又有非经济目标,经济学上只要做模型、找均衡点,但现实却极具挑战。
  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多元化呈现
  亚洲发展具有多元性,区域合作的自贸区协定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发展水平最低,尚无统一的自贸区安排。为什么?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使其很难短时间内建立统一的自贸协定。所以未来“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是多元化的,比如说FTA(自由贸易协定)、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争端解决等等。
  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创造新优势的关系:遵循经济合作规律
  “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得符合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要求——优势互补。比如中国和东盟有自贸区,源于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有互补性。和印度签不了自贸区,因为优势互补不大。因此,与沿途国家的合作肯定是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次区域合作,或FTA等高水平的机制化安排;而对孟缅巴,可能就转而求其次,需要先修基础设施。比如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首阶段实施的最优先目标,但其大段是荒漠且恐怖主义猖獗,运什么实为挑战。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认为,经济走廊的形成至少要经历交通运输设施、城镇化、贸易便利化之后才能完成。所以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和创造新优势,也是当务之急。同时,在国内最先解决的问题是创造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站在全球视野对接“一带一路”,创造新优势是各地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前提。
  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利益分享关系:平衡点的挑战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及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实施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实际上是解决非经济目标和外交目标。如果“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多被中国人拿走,那么非经济目标无法实现;如果利益目标更多让渡出去,“一带一路”将不可持续。更重要的让渡原则是什么?60多个国家,有些是盟友,有些可能是潜在的战略对手。如何让步,这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风险系统总控
  面对商品流动、人员流动、资金的流动,全方位开放对中国推动改革是有意义的。但全方位开放的背后,各式风险将随之而来。如西北地区的三股势力,这是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还有一些区域外大国也会掣肘,比如美国已明确反对英国加入亚投行;等等。
  现实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很多问题只能边干边学、边干边解决。
  “一带一路”可打通亚、欧、美三大洲
  夏立平:就“一带一路”的路线我做点补充。“一带”古代起点是长安(现西安),但现在最新起点是义乌。义新(新疆)欧铁路已经开通,从义乌直通西班牙的马德里,同时也在考虑对接泛亚铁路网,泰国段已经开工,它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一直到新加坡,是“一带”的延伸以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一带”可以左手牵新兴的亚太经济圈,右手牵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路”不光有西线,而且有东线和南线。其中东线不仅到原来的朝鲜、日本和俄罗斯的远东,从长远来说随着北极冰域的融化,可以穿过北极航道,到欧洲、到拉丁美洲、北美大陆的东海岸;而南线从中国的沿海港口出发,经过南海、东南亚,抵达南太平洋国家。
  寻求中美共同利益:缓解恐怖主义、维护航运安全
  夏立平: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对“一带一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特别是一些政客以冷战思维看待。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对?
  李向阳:美国目前还不明确中国的“一带一路”要建成什么样,因而会产生怀疑。美国一直把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自贸区作为维护其霸主地位、影响全球经济规则的重要途径,所以他推断“一带一路”是否也会主导地区的经济规则和经济秩序,进而要在这个地区对抗TPP。但是中美应该能找到共识和共同利益。比如,加入TPP的国家也可加入“一带一路”,两者没有对抗关系;一些美国学者提出,如果通过丝路建设能促进沿途的印、阿、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缓解通过打仗、制裁一直没有解决的恐怖主义,美国可省大笔军费,何乐不为呢?中国在南海、东海与沿途国家的海洋、领土、领海纠纷问题,如果因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而取得进展,这也符合美国所倡导的维护航运安全的目标。
  夏立平:“一带一路”的建设并非为应对美国,从长远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要延伸到美国,所以应该鼓励美国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美国在2011年也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有的项目和我们有交集。美国一方面在和中国有共同利益或者利益并行不悖的领域里争取合作,同时也在做应对中国崛起的准备。所以可以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处理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可能产生的矛盾,争取合作共赢。
  对内要防止新一轮产能过剩,对外要预防“国际大撒钱”
  夏立平:“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和面临的风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可能遇到怎样的风险,如何应对?
  李向阳:就国内而言,各地在融入和对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就是同质化。在争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城市里,大家都在扩建、建新港口,结果肯定是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同样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也都在搞类似的大规模项目。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转移过剩产能,但如果同时制造新一轮产能过剩,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而在国外,最令人担心的还是投资风险。某些国家会认为中国政府建设“一带一路”的决心很大,先把你的投资引进来,能不能偿还再说。这种“吃大户”的心态就是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
  夏立平:从共生系统理论而言,这是一个共生的整体系统,必须统筹全局、照顾共生。它可以倒逼中国国内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包括促使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劳工保护法律,以及实施和落实环境保护的法律;也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进行对接,比如哈萨克斯坦正在实施的“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有契合之处。
  ●如何避免中国所要输出的产能是沿途国家不需要的?
  ●旅游能否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先导?
  ●“一带一路”战略是否意味着中国外交思路从大国外交向周边外交转型?
  ●中小企业如何参与后期的“一带一路”建设?
  (详见今日文汇讲堂微信:wenhuijiangtang)
  3月14日,羊年首期文汇讲堂(总第87期)聚焦时下热词:“一带一路”,吸引了来自金融业、中小企业、机关、高校等社会各界听众300余人。3个小时的讲座中,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主讲《“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任对话嘉宾,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华东师大周边合作与发展中心研究员张昕担任互动点评嘉宾。
  演讲内容可登录文汇微电台(APP喜马拉雅·听-文汇讲堂2014)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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