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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舰队卫冕征程起锚 4条A“炸弹”护航
本赛季欧冠的卫冕冠军“银河舰队”以一场大胜开启了卫冕的征途，而为舰队“首航”护航的，正是队中身价最贵的“4条A”。本泽马在第79分钟和C罗连续配合后劲射破门，皇马从而成为欧战历史上首支打入1000球的球队。
新赛季欧冠联赛大幕正式开启
■ 本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李斌　　
赛季的欧冠联赛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开始了小组赛的征战，西甲联赛中遭遇两连败的皇家马德里在主场找回感觉，以5比1大胜瑞士劲旅巴塞尔。对于新赛季噩梦般开局的皇家马德里来说，这场大胜简直是一种“治愈系”的恩赐。
本赛季欧冠的卫冕冠军“银河舰队”以一场大胜开启了卫冕的征途，而为舰队“首航”护航的，正是队中身价最贵的“4条A”。
皇马“3亿齐飞”
皇马近来在西甲联赛中接连输给了皇家社会和马德里竞技，所以即使他们在欧冠主场面对的是巴塞尔，依然无法让人抱以绝对能够获胜的信念。
信念的重建是随着运气到来的，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脚后跟传球让球迷还来不及发出惊叹的声音，纳乔插上就是一脚，球打到巴塞尔球员苏希的身体变线钻入球网，这记乌龙球成为引爆伯纳乌球场欢快气氛的导火索。
从比赛第30分钟开始的7分钟好戏令人印象深刻，先是莫德里奇的传球帮助贝尔破门；接着是莫德里奇直传，贝尔飞速下底传中助攻C罗进球；而后C罗的传中帮助本泽马射门被扑出，J罗补射得手。闪电般的3个入球让皇马胜券在握，即便巴塞尔在第38分钟扳回一球，也无法让悬念再次激活。
本泽马在第79分钟和C罗连续配合后劲射破门，皇马从而成为欧战历史上首支打入1000球的球队。
9400万欧元的C罗、9100万欧元的贝尔、8000万欧元的J罗，再加上几年前就值3500万欧元的本泽马，皇马的“4条A”价值超过3亿欧元，而且4条A的身后还有莫德里奇和克罗斯。主教练安切洛蒂这次显然打了一局好牌，4条A形成“炸弹”带来了得分。
新赛季开局以来，皇马的13个进球中有11球是由“3亿齐飞”的梦幻组合打进的，但皇马却输掉了其中的3场比赛。安切洛蒂依然在怀念阿隆索和迪马利亚，值得庆幸的是，一场大胜有着足够的效用，让皇马在西甲联赛的噩梦后重拾信心。至于糟糕的防守？这只是所有球队的通病。
“大黄蜂”吊打“枪手”
阿森纳做客威斯特法伦之前信心满满，多特蒙德饱受伤病困扰，罗伊斯、京多安、胡梅尔斯、沙欣、皮什切克都只能作壁上观。但最终的结局却是“枪手”遭到对手的“吊打”，“大黄蜂”在主场控制了一切，“枪手”甚至应该庆幸对手只是两次攻破自己的大门。
比赛的开局就让人意识到“枪手”形势不妙，大多数时间内阿森纳都被压制在本方半场，多特蒙德的边路快速挺进和阿森纳的慌张失措形成鲜明对比。多特蒙德的轮番冲击最终形成了全场比赛射门次数23比5的惊人数据，另外，威胁球之比为15比3，传中数为23比10，这些令人咋舌的数据让人怀疑比赛并非在实力相近的两支球队之间进行。
糟糕的防守让阿森纳付出了失利的代价，第45分钟，因莫比莱面对吉布斯和科斯切尔尼的防守，居然能够从中后场带球一路突入禁区并且射门得分。第48分钟，格罗斯克罗伊茨的直塞球轻松洞穿了阿森纳的防守，奥巴梅杨直接面对斯泽斯尼轻松破门。阿森纳后场的巨大空当成为对手频频冲击的致命弱点，“枪手”本赛季在引援上已经付出了足够的资金和诚意，却舍不得将钱用于完善球队的防守。
唯一可能让“枪手”找到辩解理由的是，主裁判身穿的灰色球衣或许与阿森纳的深蓝色客场队服有些接近，因此阿森纳的球员居然有几次直接将球传给了主裁判。
特维斯时隔1988天进球
尤文图斯在A组中主场以2比0击败瑞典球队马尔默，“野兽”特维斯时隔1988天后再次在欧冠赛场取得进球，他上一次在欧冠比赛中破门还是在日代表曼联出战时。
上赛季意甲冠军尤文图斯在比赛中并不顺利，尤其是上半场基本以梦游的姿态度过。到了下半场，特维斯挺身而出，先是第59分钟接到阿萨莫阿的脚后跟传球后推射破门，之后又在第90分钟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
这还是尤文图斯自2008年以来首次在欧冠联赛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斑马军团”上一次问鼎欧冠联赛已经是1996年的事了。
巴洛特利献处子球
新赛季加盟利物浦的巴洛特利终于迎来了处子进球，在上周末的英超联赛中，利物浦以0比1不敌阿斯顿维拉，巴洛特利的英超开局境况惨淡，他在两场英超联赛出场的132分钟内仅有两次射门命中门框范围。
不过，就在人们猜测巴洛特利也将在欧战中出丑之际，“巴神”却用进球回击了质疑。面对欧冠新军保加利亚的卢多戈雷茨，利物浦赢得十分惊险。第82分钟，巴洛特利接莫雷诺的左路传中摆脱两名防守球员后射门得分。卢多戈雷茨顽强地在第90分钟追平比分，但利物浦在补时第3分钟获得点球，杰拉德冷静罚进，帮助利物浦以2比1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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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癞子斗地主&是起源于湖北的一种斗地主变种规则，区别在于亮底牌后会以中间牌来确定&癞子牌&，点数相同的4张牌都为赖子牌，在搭配其它牌时它可以替代任意非王的牌，但单独出的时候只能作为其本身使用。赖子斗地主规则更刺激、有趣，是休闲和竞技兼顾的一种斗地主规则。
详细规则如下：
1副扑克牌54张。
行牌过程：
每人发17张牌，留3张底牌。
从随机一人开始，逆时针顺序开始叫分，选择叫&1分&&2分&&3分&或者不叫分，有人叫分则获得地主身份且叫分结束。
一轮之后如果没有玩家叫分，系统洗牌进行下一轮再由上一轮逆时针顺序的第一位开始叫分的下一位玩家开始叫分以此类推。
地主确定后，选择癞子牌，癞子牌是由系统随机确定的非王的牌。
地主1人为一队，其他2人（农民）为一队，地主获得首引权，按逆时针方向跟牌，每名玩家可以用更大的套牌跟牌或不跟牌。
超时不出牌时有首引权则自动出最小的一张牌且托管，跟牌时视为不跟牌且托管。
当一名玩家出完牌时一副牌结束。该玩家所属队伍获胜。
癞子牌：也称混牌，是可以代替除大小王之外的任何一张牌的全能牌，每副牌共4张。
纯癞子炸弹：四张赖子牌组成的炸弹 （例如赖子为5，四个5即为纯赖子炸弹）叫&天炸&只要炸出来，才算做天炸，直接封顶。最大的牌。
火箭：即双王（大王和小王）。
硬炸弹：四张点数相同的牌，如：7777。
软炸弹：由癞子搭配成的炸弹，如癞子为7，三个A加7就构成软四个A炸弹，或两个A加两个7也可构成四个A的软炸弹。
单牌：任意一张单牌。
硬对牌：任意两张点数相同的牌。
软对牌：单张牌和赖子构成的对。
硬三张：任意三张点数相同的牌，如888。
软三张：单张加两个癞子或双张加一个癞子
硬三带单张或一对：点数相同的三张牌+一张单牌或一对牌。如：333+6 或 444+99。
软三带单张或一对：单张加两个赖子或双张加一个赖子+一张单牌或一对牌。
硬单顺：任意五张或五张以上点数相连的牌如：4JQK。不包括 2和双王。
软单顺：含癞子任意五张或五张以上点数相连的牌
硬双顺：三对或更多的连续对牌，如：JJ。不包括 2 点和双王。
软双顺：含癞子的任意三对或更多的连续对牌
三顺：二个或更多的连续三张牌，如：333444 、。不包括 2 点和双王。
软三顺：含癞子二个或更多的连续三张牌
飞机带翅膀：三顺＋同数量的单牌或同数量的牌。如： 或99JJ或& JJJQQQKKK+334
&软飞机带翅膀：含癞子的三顺＋同数量的单牌或同数量的牌。
四带二：四张牌＋一单牌或一对或两单牌或两对。（注意：四带二不是炸弹）。如：55＋3＋8 或
注：AAA222不是飞机（飞机必须是顺子相连的牌）如5666、kkkAAA
除炸弹以外牌型，软跟硬同大小牌型是一样大，无大小之分如赖子为4& 硬顺子56789&& 软顺子45679（赖子配8）是一样大
牌局最后一手不管是炸弹或者单张或者成型的顺子三张等有走必走不能等！
&◆牌型比较
纯四个赖子炸弹 &火箭 && 硬炸弹（没有癞子牌的炸弹）& 软炸弹（有癞子牌的炸弹）&一般牌型（单牌、对牌、三张牌、三带一、单顺、双顺、三顺、飞机带翅膀、四带二）。其中：
同等级别的炸弹按牌的分值比大小。
一般牌型：只有牌型且张数相同的牌才可按牌点数比较大小。
其中三带一、飞机带翅膀、四带二组合牌型，比较其相同张数最多的牌点数大小。
◆托管和断线
点击&托管&按钮，规定时间未出牌以及断线者将由系统自动托管。
托管后默认不出牌，可以点击&解除托管&按钮解除。
注：剩下最后1张牌托管，系统自动跟牌。
局结束，分数计算：
地主得分=2&胜负参数&基数&底分&倍数
农民得分=胜负参数&基数&底分&倍数
胜负参数：胜利方为1，失败方为-1；
基数：由游戏产品配置决定；
底分：1分、2分、3分；
倍数：采用以下两种方法，由参数决定使用哪种。
1）一般炸弹积分法：初始为1，以下情况倍数翻倍（累加）：
软炸弹，倍数+1
硬炸弹，倍数+2
火箭，倍数+2
地主所有牌出完其他两家一张都未出，这种情况称为&春天&，倍数&2
◆托管和断线
牌局结束时，若某农民为托管或断线的情况次数大于总手数的一半，若地主获胜，则其支付所有输分，另一家农民不输分；若农民获胜，则另一家获得所有赢分，他不赢分。两农民都托管的情况，输分相同。
注：如果剩下最后1张牌托管，算分时视为未托管。
发表时间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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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誉为“美国当代最成功的辩护律师”的德肖维茨在本书中记录了他曾代理的最富有争议、影响面颇大的十几起案件，将案件的故事背景和诉讼过程进行了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叙述和描写。书中不乏曲折跌宕的案情发展、纯熟的辩护技巧、精彩的辩护场景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诉讼结局。每个引人入胜的案件犹如一部好莱坞大片在读者脑海中上映。作者代理案件注重办案技巧，强调以理取胜，坚持“以攻代守”的策略，认为“最好的辩护”就是“进攻”！书中对此进行了着重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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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娇娇阁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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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被证明无辜之前是有罪的——有罪推定第1章 波洛公园区的关系网——童年生活& & 对于在布鲁克林的波洛公园区注释1长大的我们而言，犹太小伙子们会在如此宁静祥和的地方安置炸弹，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可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真在1972年1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发生了。当大部分波洛公园居住区的东正教犹太人都在忙于他们的生意,没人去注意外面世界有什么流行活动的时候,有三个认真的年轻人却在用一种犹太教善辩劲头争论:用哪种方式安装炸弹好。他们在纽乌特里希街上一间破旧办公室里争论，房里映着西区高架铁路线的影子,不时传来火车轰鸣的回响。
& & 只隔一个街区,就是第十三街。它吸引着全市操多种语言的顾客,到处都是留大胡子的商人在吆喝着,用英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和意大利语叫卖货物。一些戴犹太小瓜皮帽的孩子,在位于第五十街的“生命之树”犹太教神学院操场上练习拳击。在第四十八街与临街相交的房子里头戴“夏伊特尔”注释2的家庭主妇正在烤制面包,给婴儿换尿布。下午,在纽约所有的大街小巷里,在无数个临时凑成的聚会人群中,男人们和13岁以上的男孩们,有的穿着他们虔敬派的黑氅,10人或更多的人一组吟诵犹太教午祷词;有些人站起来背诵迦底什注释3——犹太教为死者祈祷的传统赞美诗。
& & 那天下午,在纽乌特里希街的房子里,几个年轻人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来做午祷,他们得赶紧把炸弹装好——这一颗炸弹的致命威力很快就会使一个犹太姑娘的父亲为他被杀害的女儿背诵迦底什。
& & 这场悲惨的谋杀以及由此引出的戏剧性的诉讼都是真实故事。事件的3个主角都是波洛公园区土生土长的——被控制造炸弹的年轻人；侦破此案的探警;以及替年轻人辩护、想要让探警的调查不被采信的律师。这是个第一人称的故事,因为我就是那个律师。
1.“咝咝作响的炸弹”
& & 第二天早晨是星期三,索尔·胡鲁克正在他那间办公室里埋头工作,办公室就在曼哈顿中区五十六街与第六大道交叉的街角,一座玻璃大厦二十层楼上。
& & 索尔·胡鲁克在1905年就从俄国移民到美国,他原籍乌克兰的波加尔,与波洛公园的许多居民出身相等,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仅此而已。胡鲁克是个有世界性头脑的人,而波洛公园普通居民的世界却很狭隘。50年来就是这个人主管着“索尔·胡鲁克演出公司”。这个秃头戴着水獭软帽手持镶银头黑檀木手杖,每次演出都坐在后排高呼大喊“漂亮极了”的家伙,就是这个剧团经理的形象。正是胡鲁克介绍鲁宾斯坦、巴芙洛娃、恰利亚平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等到美国来巡回演出的。
& & 83岁的胡鲁克正在为苏联奥西波夫三弦琴演奏团赴美首次公演做最后的安排。他对演出会大获成功深信不疑。然而,他却对一个叫“犹太人保卫同盟”注释4的激进组织对演奏团发出的威胁深感不安。这个组织被人们简称为“JDL”，只要苏联拒绝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它就反对美国与苏联进行任何文化交流。近几个月来,不断有人往音乐会扔烟雾弹和氨水罐进行捣乱。有一次,整整一木箱活耗子被放进音乐厅,吱吱乱窜。可是,不一会儿表演总是能够继续进行,损失不大,也没有严重的人身伤害发生。
正当这位经理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公演加强安全戒备时,两位衣履翩翩年龄在20岁左右的人来到办公室接待处,彬彬有礼地询问公演情况。工作人员叫他们等一会儿,以便去查询有关情况。这时,这两个人没有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很快就离开办公室,留下一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造革手提箱。这箱子里装的一只“麦克隆塔”定时钟,正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 & 恰在此时,另外两个年轻人在曼哈顿中区“哥伦比亚艺术经营公司”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只类似的皮箱。这家公司也在介绍苏联演出团来美演出。
& & 甚至在还没有人注意到之前,两只箱子就开始发出“咝咝”的尖叫,迸发出五颜六色的火焰,烟雾和炙热充满了房间。在哥伦比亚艺术经营公司,惊恐万状的职员们打破底层楼的玻璃跑到街上去。而在胡鲁克这边,相邻办公室和会议室都是密封玻璃,窗子打不开。空调向外喷出令人窒息的烟雾,胡鲁克几乎窒息。他被消防员找到,抬到一辆救护车上时已失去知觉。
艾丽丝·康妮斯,是胡鲁克公司财会部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她及另外两个同事企图躺在地上来逃避窒息的烟雾。当消防员找到他们时,另外两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脸深埋在地毯的厚毛里,头发已经被烟雾和热浪烤焦。急救人员立即对他们施行急救，可是艾丽丝·康妮斯已经窒息而死。
& & 全世界都声讨这一罪行。或许,最意味深长的反响来自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他是世界著名的诗人,特别是他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作的那首诗后,名气更为响亮。叶甫图申科正在纽约作诗歌朗诵旅行,他要求去参观被炸毁的办公室。第二天晚上,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费尔特讲坛,向一群静静聆听的听众朗诵了一首新诗“扔向巴拉莱卡琴注释5的炸弹”。可怜的艾丽丝,
时代的牺牲品。
你就这样去了，
柔弱的身躯，深色的眼眸。
犹太姑娘窒息在浓烟里，
犹如在纳粹的毒气室，毒气难消散。
该死的地狱的走卒,
用尸体构筑桥梁,
来把人们连接。
& & 犹太人社团的领导人也谴责这场爆炸。波洛公园区的拉比注释6们都参加了这场谴责大合唱。在艾丽丝·康尼斯的葬礼上,纽约拉比委员会主席在祷词中说,“没有一个犹太人参与此事,……这不是我们的方式。”
& & 然而,纽约市警察局爆炸分队负责人却认为犹太人参与了此事。爆炸发生几分钟后,有人给美联社和全国广播公司打了匿名电话,信息是相同的,“苏联文化应该为苏联犹太人的死亡和入狱负责”。电话以犹太人保卫同盟的口号结束:“不许再犯!”
犹太同盟否认他们参与了此事。同盟的创始人和现任主席迈尔·卡哈尼拉比正在耶路撒冷访问,他在那里发表声明,认为该案的肇事者是“极愚蠢的”。伯特兰·茨维本——同盟的副主席兼首席法律顾问指责爆炸是极左派所为,用以败坏同盟的名声。
& & 当地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开始进行一场为期五个月的调查,找到一些线索。其后,在日,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认定犹太人保卫同盟的三个青年成员犯有谋杀艾丽丝·康妮斯的罪行。虽说她并非死于蓄意谋杀,但它是严重爆炸犯罪的后果。根据法律,它可以与联邦重大刑事犯罪和谋杀罪相比照,所以有判处死刑的可能。
2.“生死攸关的大事”
& & 起诉那天,我还在大提顿国家公园野营,一位公园守护人员找到我,给我带来口信,“一个叫‘大象’的人在找您,说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事。”
& & 公园守护人员提到的名字立刻把我从怀俄明壮丽的山峦带回到我童年在布鲁克林街头的回忆之中去。马蒂·埃利法特注释7也住在波洛公园区。离我家只有两个门牌之遥。我依稀记得,他后来当了律师,可我已经有20年没和他联系了。在纽约,我找到他,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住在第五十街的谢尔顿·西格尔。“那当然”,我说,“他怎么样?”
& & “谢尔顿刚刚被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埃利法特心情沉重地说:“他面临着死刑的判决。人们说,他为犹太人保卫联盟制造炸弹;就是那只炸弹在一月份把索尔·胡鲁克办公室里的姑娘杀死的。这纯粹是诬陷。”他很肯定的对我说:“他们不能证明这一点,可是谢尔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吓得要死。他急需一位律师,你愿意代理他吗?”& & 想着埃利法特的问题,我回忆起和谢尔顿·西格尔的来往。他是个沉静、内向、乖僻而不爱交际的孩子,高高的个儿,腼腆笨拙,一脸因患天花而留下的麻子。这个人有点怪,但他不是扔炸弹的疯子。波洛公园区根本不能培养谋杀犯。巴迪·哈克特和贾基·梅森这样的喜剧演员是有的;桑迪·科法克斯这样的棒球运动员也是有的;各式各样的作家、医生、律师以及拉比也不少;还有一些小偷小摸之类的家伙;可能还有几个靠开老人院赚钱而臭名远扬的无赖,但是波洛公园区绝对不会有谋杀者！
& & 在谢尔顿和我共同长大的波洛公园区实际上没有犯罪行为——至少没有暴力犯罪。虽然经常有小偷小摸发生,但这种事总是外面人干的。街上当然也有打架斗殴,我参加的次数比谁都多。但是,怎么会是扔炸弹、打枪、谋杀?我从来没听说过持枪抢劫的事。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在波洛公园区的居民拥有枪支。
3.波洛公园区的犹太人生活
& & 波洛公园区的形状像个界限不清和总是在变化着的变形虫。就像布鲁克林的其他飞地,如弗拉特布什（Flatbush）、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及贝德富德-斯图文森（Bedford?Stuyvesant）等。波络公园不是市政当局划定的行政区，而是一个街坊四邻约定俗成,中心方圆约一平方英里的街区。在这块地方有近十万犹太人,大部分是正教信徒。他们在这片弹丸之地休养生息。在这个地段的边缘,从地理和政治意义上讲,居住着几千户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后裔人家庭。
& & 波洛公园区住的是混杂的东欧犹太人,反映出从19世纪末开始延续至今的移民浪潮。波洛公园区与美国其他犹太人居住区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一直住着犹太人。它不像曼哈顿下东区在犹太裔人聚居之前住的是爱尔兰裔人,而现在主要是波多黎各人。20世纪初,在波洛公园农田上建造的一幢幢带小院子的房舍的最早居民是犹太人,他们是为逃避曼哈顿中区拥挤堵塞的居住条件而搬迁到布鲁克林来的。
& & 我的曾祖父一家是1883年从波兰的皮尔泽地区移民来美的,他们是第一批从曼哈顿搬迁到布鲁克林去的犹太人。20世纪最初10年中,他们搬到那种一座紧挨着另外一座建筑物的房子里,门前有高高的台阶(这种高台子促成了台阶球注释8这种独一无二的都市运动项目)。
& & 曾祖父是当地人人皆知的泽卡利拉比,他创建了布鲁克林众多家庭东正犹太小教堂中的一个。我祖父路易是唱诗班的领唱,他的七个儿子、甥侄及表兄弟们则组成了唱诗班。今天人们仍然把它叫做“泽卡利拉比小教堂”,它已经成为这个东正教社团的聚会场合、社交中心和慈善机构。
& & 在20世纪30年代末,该教堂决定请一位专职拉比主持教务,于是从欧洲聘请了一位,但教友们对他不满意。两个星期后这位新请来的拉比就被辞退了,付了一小笔钱,打发他开路。又从欧洲请来另一位拉比,可这一位几星期后也毫不客气地被打发走了。这个选择一直不停地延续下去,直到几十个拉比都穿过“教堂回转门”或参加了“每月拉比俱乐部”。这个居民区的人都明白这些字谜在说什么——这是一场小小的援救活动,目的在于拯救欧洲正在受到纳粹主义威胁的犹太教士们。近10年来,一直借口这个小小的教会需要进口一位拉比的办法来对付严格的移民法规。
& & 当这座小教堂刚建立时,当地很难找到专职的拉比或唱诗班领唱人。我曾祖父和祖父每天都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干活挣钱。泽卡利拉比像他的许多同辈一样,在一家血汗工厂干活。他干活的工厂是做皮夹子的,位于华盛顿广场东面一座房子里,就是那家运气不佳的“三角女衫”厂的原址。1911年的一个星期六,大火吞噬了这家工厂,烧死了145个工人。泽卡利拉比那天正好在家没上班,那天是犹太教安息日。他从这个事件中得到两个教训:他发誓他的子女们再也不能去工厂当工人,再也不会在安息日去工作。
& & 泽卡利的儿子路易8岁时开始在街头巷角卖火柴,后来以印刷和做盒子维持生计。他在20世纪初和波兰基希柯夫来的移民伊达邂逅,不久结了婚,1909年生了我父亲哈利。最近我们全家庆祝了父亲的70大寿。我的叔叔们酒宴之中谈了不少他的往事,每人都记得他勇武好斗——如何跟4个爱尔兰恶棍干了一场;如何一拳打断了那个横行邻里的恶霸的鼻子;如何上树追拿一个欺负他小弟弟的孩子。听着这些举止恭让温良的父辈们追忆早年的荣光真是妙不可言。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拉比、律师、教师、商人,那时最棒的一个总是当头儿,而我父亲事事拔尖冒顶。
& & 在公立中学读了几年书,父亲在曼哈顿下东区找了个推销员的工作。后来,他和一个合伙人在那儿开了一家小小的男装工作服商店,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做“批发”,星期天干“零售”。
& & 我母亲的父亲是随着1907年第二次波兰向美国移民的浪潮来到美国的。他不想应召加入波兰军队,就逃离那个叫普利兹姆耶瑟尔的小城,一个犹太经院和哈西德教派的中心,把三个兄弟和一大群亲戚弃之不顾。35年后,这个家族除了一个兄弟外,所有的兄弟都和17,000名当地居民一起被纳粹占领军杀害,尽管犹太抵抗战士进行了殊死血战。那个幸存的兄弟在纳粹军队逼近时逃离,朝西伯利亚逃去,后来去了以色列。
& & 我外祖父最初住在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那儿有他的一个亲戚。他只能找到一个屠夫工作,宰杀犹太教食品中认为洁净可食的动物。他不忍心用刀子逼近牲畜的喉咙,正像他不能枪击无辜的人一样,于是便回到下曼哈顿,在那儿摆小摊来养活留在波兰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家人和他团聚时,已有两个婴儿死于白喉;我母亲这时出生了,全家那阵子在曼哈顿下东区租了一个小公寓,后来挣了些钱,就跨过东河搬到布鲁克林区去。
& & 我母亲学习成绩极好,1929年夏,刚16岁就高中毕业了。她上了纽约市立学院,但因家庭无力支撑,只得中途辍学,找工作补贴家用,那时正值大萧条时期,饥寒交迫。她再也未能重返学校,一直在店里做记账工作。
& & 我父母亲在1937年结婚,两年后生了我。1942年我弟弟出生后,全家搬到波洛公园靠近第十六大道的四十八街一所小房子里去,这房子原来是供一家人住的,但已经改成三家合用的出租公寓了。我母亲的兄弟一家搬到楼上,我父亲的堂兄和新娘子搬进地下室。
& & 随着岁月的消逝,我们不断长大,那时波洛公园区居住条件十分拥挤,鸡犬相闻,街上闹哄哄地充满生机:到处是练拳击的吊袋,小孩玩的棍球、弹子游戏把街道和行车道堵塞得不能行走(我们把这些叫做“地摊”)。那时候只有极少数居民有汽车,一辆出租车出现,就意味着有什么紧急事件,或有什么重要人物降临。
& & 在布鲁克林我们住的这一端长着不少树,可是我们不喜欢这些树,因为它们挡了我们甩球的通路。阴沟是我们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因为阴沟带走的东西,而是因为阴沟盖可以作为打棍球的基地,作为我们男子汉气概的丈量工具——我从不曾将球击出过一个半阴沟盖那么远的距离,这成绩在我们自立的标准中算是中不溜儿的水平。
& & 虽说那时布鲁克林居民讲起话来口音已经改了不少,可我们还是乡音不改,我们把布鲁克林口音称作“国王英语”,因为布鲁克林位于金斯县注释9,邻近的“王后”英语稍微好一点儿;注释10但布鲁克林区的英语甚至连我们也听不懂。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耶鲁大学上一年级时,我回答问题时的口音引得有些学生公开耻笑。几天后,这些学生遇上了亚伯拉罕·戈德斯泰因教授上课,他是从纽约市立学院来的,也算是沾点布鲁克林缘分。与他的口音比起来,我的口音简直是美国中西部般的明快。大概是出于对布鲁克林陈规俗套的反应,我们的父母,特别是那些为自己在美国出生感到自豪,不想与那些“新移民”搅在一起的人,不遗余力苦心孤诣地纠正我们的发音。直到现在,每次我母亲去法院旁听开庭,就像她经常去听我或我弟弟为某个案子辩护那样,她总是无一遗漏地把我发言中无意间蹦出来,或在来自布鲁克林区的法官面前有意摆弄的布鲁克林土话录存备考。
& & 搬到波洛公园一带去的家庭中包括西格尔家。谢尔顿·西格尔于1964年出生,他们家那时搬到离我家两个门牌之远的一幢两家合住的砖房里。
& & 谢尔顿和我上的是同一所波洛公园区犹太学校。在那儿给我们上课的不少教师过去教过我们父辈,而且我们两辈人都有共同之处——功课甚差,喜欢捣乱。我记得我的数学、拼写成绩分别是3分和2分,更令人痛心的是品行举止是“0”分,甚至是“0－”!我父母由于经常被召到校长办公室去谈话,以至于我的同班同学竟以为我母亲是在学校工作的。
我上课常感到枯燥无味,注意力只能集中几秒钟。我的老师不喜欢用“注意力集中间隔”或“超好动症”之类的嚼舌头话,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语言来形容我的状况:“这孩子屁股上没有足够的肌肉支撑他坐下来好好学习”。我除了滑稽连环画之外什么书也不读,除此之外我整天在家门口马路上的简易球场上打篮球,玩棍球,练拳击。
& & 老师里面,特别是上宗教课的老师不少是刚刚从欧洲无家可归者收容营新移民到美国来的人。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孩子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呆过。可我不记得曾经有人谈起过这种事,没有一个人讲这种事,不管是在课堂里,在操场上,甚至是在家里,都避而不谈“大屠杀”这几个字。但它仍然飘浮在空气中,它是我的许多朋友和邻居经历过的往事。实际上每个家庭都有亲戚死去。过去的记忆比比皆是:当一个同学卷起袖子准备击球时,我们就能看见他手腕上刺的号码;在那些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的家庭里；在那些小孩们没见过其他兄弟姐妹的家庭里；在犹太节日的追思祈祷中,我们都感觉得到,我们只是不去问而已。
& & 作为小孩,我们也不关心其他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如现世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对我们信奉正统犹太教的父母来说多少有点可疑,苏联犹太人问题我们闻所未闻;反犹主义对我们这块同种同源的飞地来说,只是遥远的抽象概念(我还记得,我以为邻居戴维·塔特柯夫一定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家的人从不戴犹太式小瓜皮帽,在安息日还听广播)。作为儿童,我们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个美国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杜克·史奈德注释11、独行侠注释12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我们的理想和美国儿童的梦想一样。我们永无休止地争论：当我们成为大联盟球员时用什么昵称最好。我的伙伴兹维·格罗纳选了“特罗”,并决定当个棒球投手,这样轮到他上场时正好不是星期六安息日;佐尔蒙·爱森施塔特成了“查克”,我成了“里德”注释13(这个绰号很快就成了一个时代错误,因为我们头发已经开始变深,成了浅棕色。)我们当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就像犹太职业运动员卡尔·亚伯拉罕（Cal Abrams）和桑迪·科法克斯（Sandy Koufax）的相片印在棒球彩票卡片上那样。波洛公园区长久不衰的民族荣耀感是通过交换带有明星运动员的卡片来反映的。和过去不一样,哈西德派的犹太孩子现在喜欢收集带有著名宗教领袖相片的卡片,如波波夫（Bobover）和萨特马尔拉比（Satmar rabbis）。
& & 我们看重身体的强健,尤其是在外面打架的本事。我们每天都在外面打架,这也是一个新搬来的孩子所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规矩人人皆知——可以动拳脚,但不许揪头发、抠眼珠,不许按住头往水泥地上撞。绝不允许动家伙——小刀、皮带、刀片都不准用,虽说身上可以携带这些东西。“以防万一”!这句话意思是防备从高架铁路那一边入侵的意大利裔孩子,他们有时入侵我们这个居民区,或者我们与他们在纽乌特里希大道著名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交界处,即下曼哈顿第四十六电影院门口遭遇。
& & 不同宗教出身的孩子打起架来比起同种同源的孩子冲突要更加凶恶激烈。有时真是伤得不轻,虽说没有超过挨几刀,打掉几颗牙和脑震荡的程度。这种民族出身之争不常发生,但我们总是严阵以待,随身佩备防身的铜头皮带,钱包里藏着锋利的刀片。这些放在盒子里的刀片跟我们随身带着的避孕套一样不常用,只是“以防万一”。
我们都参加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体育俱乐部”,也就是团伙的委婉说法。我加入的是“谢尔兹分部”,穿黄绿色和黑色相间的夹克作为会服。可这身打扮立即被犹太学校禁止,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尝到检查制度的厉害。可是我们也有办法对付学校的禁令,把衣服藏在离学校不远的成员家地下室里,下课后就换上。
在波洛公园区,你总是很清楚这个区的居民对你的看法怎么样。对我的看法是中不溜儿,不好不赖。我体育不错,虽算不上出类拔萃,但在同辈男孩之中,因为打群架力大无比,吵架伶嘴利舌而小有名气。可是我糟透了的学习成绩,没法再坏的品行使我成了家长心目中人所不齿的无赖,我被好几个人家拒之门外,生怕他们的孩子被我带坏(我最近心中窃喜,因为我为一个因受贿受到起诉的亲戚辩护,获得了胜诉;他妈妈过去曾不准我上门),因为我看起来将来当不了医生或工程师之类,这个居民区的父母都对他们的女儿说,这男孩无前途可言。
从犹太学校毕业后,我进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附属中学,离埃贝茨球场（Ebbets Field）只有三个街区之遥，那里是当地英雄布鲁克林道奇队（Brooklyn Dodgers）的家。
我中学教育主要是这么度过的:我常常偷偷地去道奇斯球场参加校队最后几场篮球赛,当然我经常坐冷板凳,时不常地竞选班里的职务或学生会的位置。我唯一与学习有关的兴趣是辩论会,因为它似乎是上街打群架的一种动口不动手的变种。我参加标准测验的成绩总是很好,可老师总觉得我会作弊。在一次全纽约州历史统一考试中我得了高分,老师把我叫去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谈话中他告诫我,说我是个“75分学生”,以前一直是个“75分学生”,以后也永远是个“75分学生”。他建议我考虑当个体力劳动者。
我整个中学时期劣性不改。有一次老师因为我“无礼”把我赶出教室。我和同学杰克·格林菲尔德爬上房顶,用我的皮夹克、长裤和帽子做了个鼓鼓囊囊的假人,我抓着假人爬到屋檐边上,杰克下楼到教室去,大声喊道:“艾伦要跳楼了”。那个老师跑到窗口向外张望,我顺势把假人一松,假人就在老师眼前落下去,吓得他双眼呆直后悔不迭。杰克唯恐天下不乱,在一边嚷着:“他跳楼了!他真的跳楼了!”
另一回,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孩子从我装运动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护膝偷偷扔到拉比身上。拉比从这东西上面看到使我祸从天降的名字——我母亲在我所有的衣物上都绣了名字,不管是手绢还是垒球手套——一气之下把我赶出教室。我的朋友杰克在推波助澜上从不失时机,他提醒拉比说,我有“一帮派”。我在街上看到两个醉鬼正沿着贝特福德大道走过来,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到教室里去,只要说“德肖维茨叫我们来的”,就能免费喝啤酒。当他们走进教室说了我告诉他们的话,杰克立即大叫“他们是德肖维茨手下的,我认识!”拉比吓得连滚带爬地从门口逃走。我为此受到停课几周的处分,在图书馆罚坐,只能看过期的《生活》杂志,除了我痛心疾首的父母以外这对参与其事的所有人来说都适得其所。
后来我中学毕业时成绩平平,但有一个“能说会道的聪明家伙”的名气。毕业纪念册的第一版谈到我时在这点上很恰如其分,说我“口齿伶俐如韦伯斯特（Webster）,头脑机智如克莱（Clay）。”可我母亲叫他们把这段话修改了。因为我这人油嘴滑舌,校长建议把这段话改为“随机应变,不费心思,会出点子”。校长建议我做律师,如果我能从法学院毕业的话。
母亲为我填了一份布鲁克林学院入学申请书,通过入学考试以后,我就录取成为一名本科生。这时候我学习的兴趣顿时焕发出来,我很快成了一名好学生——我的动力是好好干,争取考上美国一流的法学院。
即使那些年,我学习成绩不佳而有辱门风,家里依然是充满温馨爱心的。而谢尔顿·西格尔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母亲在他17岁那年去世,一年半后父亲续弦再娶,谢尔顿与后母一直无法相安共处。他们的关系成了这个街道居民议论的话题。后母喋喋不休地詈斥谢尔顿幼稚无知,不负责任,不思自食其力。家里的紧张气氛愈来愈明显,谢尔顿也愈加倾心于汽车和机械维修,以此逃避家中的不和。孤苦伶仃的谢尔顿不善体育活动,朋友很少,和他在一起,人们总是感到拘谨局促。
有一年夏天,在纽约州北部度犹太夏令营时,我弟弟曾当过谢尔顿的营队辅导员。在他记忆中谢尔顿是个性情阴郁乖戾、工于心计的孤独的家伙,常常把在科学上的才智用到恶作剧上去。有一次他把自己的麦克风连到营地的通信系统上,播讲假消息,把参加夏令营的人搅得心烦意乱。
念完中学后,谢尔顿接着去上纽约市立学院在曼哈顿分部的课程。他的寒窗生涯波折起伏,分别在纽约市社区学院、南加州大学以及纽约市立学院上区分部读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在1971年毕业,获得一个建筑专业学位。我还听说谢尔顿参加了犹太人保卫同盟,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因为以我跟他的来往,未见他热心过同盟的事,也从未表示过献身犹太人事业的心迹。
可扔炸弹和谋杀这些罪名却不适合他。我可以肯定,如果谢尔顿是个杀人犯,那是绝对不会瞒过波洛公园那么多家庭众多锐耳利目的。在这个居民区,在壁橱里是藏不住骷髅的,因为壁橱里大多没有门。在这样一个有统一领导,居住条件拥挤不堪,家家沾亲带故的地区,隐私的概念当时尚不为人熟知。这里每个人都通过家庭纽带或亲戚关系互相认识。尽管我离开波洛公园已有20年了,人们仍然知道我是“哈利和克莱尔注释14的老大”。我最近听说有个人在谈到我时说,“你知道,那个过去惹是生非的小东西,现在是专给惹是生非的人打官司的律师。”
4.“犹太人人手一枪”
我离开波洛公园去耶鲁大学法学院读书几年以后,麦尔·卡哈尼拉比创建了犹太人保卫同盟。它最初是为了帮助犹太老人防止其他民族出身的流氓袭击的一个小小的自卫组织。这组织成员越来越多，也逐渐成为主张使用武力的团体。
刚开始,它只是关心当地的事情。在有民族纠纷的学校里,它支持犹太裔教师;它在曼哈顿最有影响的以马内利会堂门口设置障碍,以防黑人激进分子詹姆斯·福尔曼来要钱;它抗议袒护罪犯的行为；该组织中的年轻人有一次把几个美国纳粹分子臭揍一顿,这几个人扛着牌子,上面写着“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
刚开始,比方说在抗议美国职业球类竞赛联盟招收队员的方式时,他们的活动还充满幽默感。他们在球场设置纠集线,要求“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纽约’棒球队按犹太人口在纽约的比例招募犹太裔队员”,以反映犹太人口在纽约地区比例中的地位。
可是,一旦同盟把眼光转到更重要的目标上去时,开个地方性的小玩笑就会转为对国际恐怖活动的关心:苏联对犹太宗教信仰的压制,对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压制;阿拉伯国家和组织与以色列的战争。同盟储存的枪支弹药快速地增长,由对讲机和纠察标语牌变成步枪和炸弹。为了永不忘记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同盟用“不许再犯”这句箴言作为口号。同盟到处张贴小标签,口号是“犹太人人手一枪”。
虽说卡哈尼拉比和同盟已经吸引了不少注意力,但它还没有得到犹太人社团任何一个重要派系的支持。它确实感召了许多犹太青年的理想,特别是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中下层出身的犹太青年。这些孩子,有些我看见时只有13岁,他们把精通步枪使用手册和犹太教法典看成是犹太教勇士行为，受这种浪漫想法的激励,他们组成了一只忠心耿耿、纪律严明的同盟成员小部队。他们在离格罗辛基不远的卡兹基尔山里一个夏令营地进行半军事化训练。那些更强壮粗野的孩子们则变成一群吵吵闹闹清路开道的保镖,他们恰如其分地把自己形容为“野兽”分队,而那些有点喜欢搞试验的人则组成一只军械分队,专事制造炸弹和武器。有些人成了神枪手。
谢尔顿·西格尔是由朋友介绍,在1969年庆祝犹太宗教节日庆法节注释15期间加入同盟的。庆法节是世界范围的犹太节日,所有的犹太人都上街跳舞狂欢。那一年庆祝时,波洛公园区边缘一座犹太教堂门口的人受到邻近地区流氓的袭击,消息传来时,同盟立即组织一些青年去援救;西格尔的一个朋友也接到通知,他就随那个朋友一同前往。西格尔亲眼看到那些手无寸铁的弱者——大部分是犹太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就下决心参加同盟。其他年轻人参加同盟都有类似原因。正像一个年轻人所说,“以前犹太人挨打,得把另一边脸转过去让他再打,现在我们说,你揍犹太人,你也得让他揍你”。
我每次回波洛公园探家时,同盟使用暴力的“问题”经常是讨论话题,所有人都对卡哈尼和他对犹太青年的影响反应强烈——有人赞扬,有人鄙视。但即便是在诋毁他们的人中间,我也隐约感到一丝豪情。
1970年竞选州长期间,有一次,在波洛公园区街头集会上,我向群众介绍民主党副州长竞选人巴西尔·帕特森。帕特森是个黑人,他被一群手执种族主义标语牌的犹太人保卫同盟成员团团围住,起哄吵嚷,不让他讲话。我感到痛心疾首,怒不可遏。集会结束时,我留下来想给这些年轻人讲讲什么是种族主义,什么是恭谦礼让。可他们不想听,他们开始推推搡搡,后果只得召来警察护送我离开。
由于同盟变得越来越好斗,它开始损害美苏关系。有人指控同盟成员向苏联办事机构甩炸弹,朝苏联外交人员住所打枪……一场惨剧看起来不可避免了。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同盟造成的第一个死亡竟是一个文弱无辜的犹太姑娘,她死前连谁是她的谋杀者,究竟为什么要杀害她都不知道。
和谢尔顿·西格尔在日一起被捕并认定“致使艾丽丝·康妮斯死亡”有罪的两个人,是他的长期的亲密战友:斯图尔特·科恩及谢尔顿·戴维斯。
斯图尔特·科恩第一次遇见卡哈尼拉比是在皇后区犹太中学上犹太哲学课时。科恩很快就成了卡哈尼的信徒。科恩虽然个头小寡言少语,却是卡兹基尔山夏令训练营地的分队领导,卡哈尼拉比思想的代言人,是同盟的核心人物。
谢尔顿·戴维斯带着另外一种背景参加同盟。在遇见卡哈尼之前,他是个面面俱到,唯独对犹太传统缺乏热情的人。在皇后区牙买加中学就读时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理科极出色,曾经考虑过从军,但卡哈尼见到他后,劝他把自己的科学才能奉献给犹太人保卫同盟的事业。
根据认定三个被告有罪的法律,对他们的最高处罚可以是死刑。这几个年轻的犹太教狂热分子就成了自1953年卢森堡夫妇因间谍罪被送上电椅处死以来,第一批面临电刑处死的联邦重大罪犯。注释16
5.“你是自己人”
我的老邻居马蒂·埃利法特在电话里向我勾画了一番这个案子,又回到他起初提的问题:你愿意在这场谋杀案中给谢尔顿·西格尔担任辩护律师吗?
那时,我尚未实际接受委托为他人辩护过。我从法学院毕业后,直接到几个不同级别的法院给法官当助手,然后径直去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虽说我曾给几个案子提供过咨询,并且为几个案子上诉,但这些工作与现在这个案子迥然不同——我要为我本人认识的一个杀人嫌疑犯承担辩护责任。
可我怎么能承担这么复杂的谋杀案来作为我第一场实际辩护呢?可话又说回来,我又怎么能拒绝我自小熟视的人的请求呢?我为什么要为同盟的一伙几年前曾经给我颜色看的流氓无赖辩护?可犹太流氓就没有权利请律师吗?那好,他们难道不可以另请一位更有经验的律师吗?这件案子听起来更像是一桩直截了当的谋杀控诉,而不是有关民权的案子。可埃利法特又谈到窃听、非法搜查、恐吓搅扰及其他民权问题。我怎么能回绝这样一个把课堂理论付诸实践的好机会,放弃一场激动人心的实践呢?
我在反复思考这些问题,仿佛听到自己在回答马蒂·埃利法特的要求。不,我不能真的为谢尔顿·西格尔辩护,因为这一年我的教学任务使我不能按时从剑桥到纽约来出庭。可我不妨帮他们找一个好的纽约律师,我自己则在宪法问题上充当他们的顾问。
我安排了从怀俄明去纽约的旅行日程,开始物色一位受理西格尔委托的律师。我认识不少对民权问题很有经验的律师,他们愿意给各种各样激进的暴力行动参加者辩护,同时声明并不同情他们的方式,我觉得给西格尔这样的犹太反动分子、一个面对谋杀指控的人找个有经验的律师并非难事。
可我的劝说总是被拒绝:“为什么我要为这些混蛋辩护?我根本不同意他们的策略。”我提醒他们,尽管不同意左派革命者的观点,他们还是乐于为黑豹党、气象员派地下武装成员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辩护呢?这些律师很快就会找出区别对待的理由。有些犹太律师声称,如果他们受理或帮助黑豹党成员的辩护,没有人能够指责他们怀有个人目的;可犹太律师受理犹太人组织的委托,就有可能被人看作政治交易。有些民权鼓吹者否认该案牵涉到民权问题,当我施加压力时,他们承认,接受左派被告委托比接受右派被告委托在民权问题上更有作为。
到后来很明显我已无法完成为西格尔找一位纽约好律师的承诺。我便向埃利法特建议,要求法院指定一位律师或要求公共服务事务部门提供一位免费律师服务。他回答说,同盟不信任外来者,决不会接受一位拿政府钱的律师。他们相信我,是因为我是“自己人”。波洛公园的“出身”就足以保证我不会像其他律师可能的那样,关键时候给他们来一下子。
所以,又经过一番斟酌考虑,我决定参与此案,做谢尔顿·西格尔的律师。这个决定,现在在我看来似乎是在各种因素交织的情况下作出的,负罪感,自我形象,兴奋冲动,对民权的责任感,宗教虔诚精神,地区观念,以及或许是一种潜在的光宗耀祖的意识在作怪。我当时没有意料到这个决定会改变我的一生,它使我受到开除律师资格和人身伤害的威胁,它使许多朋友和家庭成员与我不和。它把我的法律生涯推上一条完全意想不到的新方向。
6.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决定做出以后,我对如何着手准备一无所知,法学院不教这些东西(现在开始教了)。我找到哈维·西尔沃格雷特,我以前的学生,在波士顿已经当了4年刑事诉讼辩护律师,向他求教。他主张我不要试图单枪匹马地去处理这类案子,他小心翼翼地提醒我,我只知道联邦法院的地点,但对如何准备必要的审前动议毫无经验,对如何按法庭程序行事也没有实际经验。他建议我们两人调个位置:在这个案子中他充当老师的角色。我很愿意当学生,两人便开始具体着手办理审前预备工作。
1972年夏,我们与西格尔,其他两个共同被告,以及他们的律师会见了几次,想制定出一个辩护策略。这些被告向我保证,他们是无辜的,炸弹事件是另外一个好斗的犹太组织“贝塔尔”(其英雄是当时以色列议会少数派领袖莫纳罕·贝京（Menachem Begin）所为。
我们对此有疑问。尽管美国宪法的雄辩精神认为在证明有罪之前必须推定无罪,精明的被告辩护律师总是先假定委托人有罪,至少以此为基础展开工作。我假定同盟成员的被告们犯有被指控的罪行,按照这种情况开始准备。
经过一个夏天的准备,我们在9月8日参加了第一场庭审,提出动议并就动议进行辩论。根据抽签指定担任该案法官的是阿诺德·鲍曼法官,他是新近由尼克松总统任命担任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的。
鲍曼58岁,他在就任联邦法官之前,时而在政府部门,时而私人执业。他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正是大萧条快结束时。他在托马斯·杜威手下的纽约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调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召加入海军,一直升到海军少校。此后他身上一直带着一种有时显得过分的军人气息,这种神气因为他长得极像乔治·斯科特注释17(特别是因为他演了巴顿将军)而加强。从海军退役后,他先私人开业几年,然后又重新当上了检察官,这回当上了美国司法部刑事局的负责人。过了几年,他又重新私人执业,专门为白领阶层刑事犯罪被告辩护,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作为法官,他精明能干,专横霸道,生硬死板,享有一个“检察官面孔”的名声。他不断提醒被告辩护律师,他在美国司法部工作时受到同僚和后来继任的人“多大的尊重”。鲍曼要求人们,有时命令人们对他作出明白无误的敬重表情,他对我们说,这绝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他所体现的部门而言。确实,他总是把自己说成是“本庭”,仿佛念念有词地变成一座披着庄严法官黑袍的巨大建筑。他常常吹嘘:“本庭的裁决从未被联邦上诉法院推翻过。”
约9点三刻时分,律师们零零散散地来到法院出席定于10点整开庭的审判。10点零3分,鲍曼法官坐到高高的法官席上。他用对小学生讲话的口气说道:“先生们,本院定于10点开庭,就不在10点一刻开始。本人要求诉讼双方听明白,从现在开始到本案结束,不管什么案子都须照此办理。”
随后开始介绍当事人律师。斯图尔特·科恩的首席律师巴里·伊凡·斯洛特尼克是当地一位久经沙场的刑事诉讼辩护律师,他代理过的人包括乔·科隆博,乔是犯罪组织老大，在一次美国意大利裔民权联盟集会上被枪杀。斯洛特尼克圆滑巧妙,讲话很快,穿着一套华丽的西装,可他并不是一个玩嘴皮子的人。他有能力,工作努力,是一个出色的辩护律师。华丽花哨的外表被他用来加强,而不是代替他丰富的法律才干。
给谢尔顿·戴维斯辩护的是伯特·茨维本,他是犹太人保卫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卡哈尼拉比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作为律师，他的专长是房地产管理。茨维本在同盟的作用给他提供了刑事诉讼被告辩护“在职培训”的机会;他参加了几乎所有对同盟提起的诉讼,不是以律师的身份,就是作为被告参加。政府公诉方面对茨维本作为一个被告的律师参与本案十分不快,因为政府把他看作此案犯罪的一个共谋。可茨维本仍然坚持出庭担任律师。
首席公诉人是亨利·普泽尔三世,一个机智聪明的联邦检察官,他父亲曾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记录发布官。人们叫他“皮特”,他长得圆滚滚的,性情温和,与传统呆板的检察官模样并不相符。
他的助手是约瑟夫·贾菲,跟他看起来却截然相反,恰似一个人们心目中的检察官:他大高个,黑脸膛,有胆识,总是脾气大,沉默不言,满脸狐疑。他总是看事物的阴暗面,总是用什么事情来威胁什么人(他后来当选为沙利文县地方检察官,辖区包括我和西格尔十几岁的时候干过活的波许贝尔特旅馆)。
鲍曼法官,所有的被告、被告辩护律师和公诉人都是犹太人。许多观察家立刻把此案与卢森堡夫妇案进行对比。那桩案子所有的当事人也都是犹太人。在人们得知将要复核此案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正是裁决卢森堡夫妇死刑的那位法官之后,这些相似之处就更显得惊人。
介绍完毕,鲍曼法官明白无误地说,此案是他36年司法生涯中遇到的最重大案件,他将把此案当作可判死刑的严重案子来对待,虽说他对死刑是否能够实际执行尚有疑问。〔几个月前,联邦最高法院已就“福尔曼诉佐治亚州”一案（Furman v.Georgia）作出裁决,认为大部分州处死刑的法规都有可能是违宪的。〕
在听审过程中,我提出动议,这动议后来看起来有点难堪。我提出一种假说:政府可能派人打入犹太人保卫同盟,由此刺探出关于胡鲁克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炸弹爆炸罪行的线索。这是一场秘密行动,而政府不愿出头。我争辩道,如果政府派了一个密探打入同盟,他可能已探听到同盟成员的律师如何给他们辩护的秘密谈话,知道使用的法律策略是什么,或许我的怀疑就是从检察官回答的闪烁其词中引出的,他回答说“我们知道有这方面的判例法……被告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补偿。”可实际情况是,这些暧昧不清的话那时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怀疑,里面的暗示并未被注意到。
接下来几个星期是艰难的调查。我开始阅读关于炸弹和军需品的材料,了解把硝酸钾与糖混合起来的反应和功效(在胡鲁克办公室爆炸现场发现了这种线索)。我请教了军火专家,试图证明燃烧弹装置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爆炸物”的性能特点。
7.搜寻告密者
在这几个星期里,我越来越怀疑同盟里有告密者或化名打入的奸细。政府会在组织里安插“鼹鼠”（长期卧底）,这是对付颠覆性组织的一般做法。可犹太人保卫同盟不是那么容易渗透,它组织严密,非犹太人不得加入;它敌视外族人,成员都是从狭小的几个居民区招募来的。同盟以前曾挫败过政府安插一个犹太裔便衣警察加入该组织的企图。同盟成员几乎一眼就看出“里奇·罗森塔尔”的面目,立即揭发他是个警官。里奇身上有明显的纹身，传统的犹太人不会在身上刺青，这证明他绝不是来自波洛公园区。其他的计谋也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在警察系统和联邦调查局基层组织中缺乏犹太裔人。
政府在这几个星期中的表现也令我深信确实有告密者。尽管政府承认自己既没有证人,也没有指纹证据，可是它却信心十足,信心足得可疑。
突然,一个深藏在脑海中的想法冒了出来。是否有可能被告里面出了告密者?这恰好解释了政府为什么没有试图和任何一位被告达成一项庭外认罪协议。是否有可能他们根本不需要协议,因为被告之一自己本人早就成了告密者?
这想法一开始显得十分荒谬。三位被告多年献身同盟的事业,没有一个人当过警官,这点我们很清楚。三个人从小互相认识,互相信任,敢以生命相托。更重要的是,波洛公园的纪律——我很清楚这条纪律——叛徒和告密者比任何罪犯都罪大恶极。确实,在东正犹太教徒每天诵咏三遍的十八篇祈祷文中,就有一篇讲到告密者今世或来世都不能洗刷赎补自己的罪孽。
我重新研究所有的资料。三个人当中哪个人最可疑?我开始到处打探,并了解过去那些被挫败的渗透计划。我仔细研究旧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检察方面的起诉书。我了解到,眼下的被告中有个人在好几份起诉书中都有他的名字。我尽可能地打听这些案子的细节:证据的性质;罪行是如何被警察得知的;案子最终是如何了结的。我发现,起诉书中出现的那个人与我的“怀疑对象”有许多共同点:每次都牵涉到一个案件,在没有明显线索、提示或证人的情况下神秘地被警察破了案。每一个案子都可能是隐藏的告密者协助侦破的。在我这些业余的侦探活动完成之后,我准备测验一下我的预感是否准确。
在犹太历住棚节注释18前夜,我在剑桥家中拿起电话,开始打我司法生涯中最痛心疾首的一个电话。
“我已经得出结论,你就是那个告密者”,我告诉在电话机那边的人。他的反应最初是沉默,然后是啜泣声,然后又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感谢上帝,你终于知道了。”谢尔顿·西格尔终于喃喃说道，“我早就想告诉你了,可我知道你会恨我,抛弃我。请帮助我从这个困境里解脱吧!”
我最初的反应是怒不可遏。他想得一点也没错!我真恨死他了,我恨不得抛弃他,从这个案子上脱身,让他自作自受。到头来,我同意做他的律师,我接受他的案子,是为了保护一个“爱国者”,一个波洛公园老乡,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人,而不是保护告密者。我怎么能再信任西格尔。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欺骗我和我的同事们,使我们误认为他是一个谋杀嫌疑犯,实际上他正在为另一方效力,大概早已把我们讨论的策略完整不漏地汇报给检察方面去了。我匆匆地追忆,自己是否对他说过什么我不想让政府知道的话。我想到好几个月的时间都白费了,这些时间都分文未取,我白白地花费时间精力去为他的谋杀罪辩护,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清楚,不会对他起诉。(我当时有一种自私的想法:如果他一直在付我律师费的话,他或许会早一些告诉我,这样他就可以给自己节省不必要的花费。)
我在话筒里朝西格尔吼道:“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自己的律师?!”
他细声细气地回答道:“因为你会告诉其他同盟律师这件事。”
我虽暴怒不已,仍能平心静气地想想他的话,因为我是通过马蒂·埃利法特——同盟的一位律师介绍参与此案的,西格尔没有理由认为我跟别人有何不同。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如果我接受一个客户的委托,我就只对这个人负责。除非他要求我这样做,我是不会把秘密告诉其他律师的。
我问谢尔顿,他为政府工作已经有多久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说,“我没有为他们工作。他们强迫我向他们提供情报。他们威胁说要杀了我,如果我不这么干的话。他们还答应我,永远不会让我出庭证明我的朋友有罪。可现在他们要我出庭,指证科恩和戴维斯在胡鲁克案中有罪。我不想干,他们能强迫我吗?我怎么办才好呢?”
我还是想甩掉他。可我同意亲自见他一面,再做最后决断,也好给他陈述前因后果的机会。我们约好第二天在布鲁克林见面。
几分钟后,我给哈维·西尔沃格雷特打电话,告诉他我刚才听到的事情。哈维听后目瞪口呆,但仍很强硬:“我们得退出这个案子。我可不为政府干活。我也不给告密者当律师。让政府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吧,他是他们的人。”
我向哈维解释,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西格尔声称他是被逼迫当告密者的,这样他的权利就可能受到侵犯。哈维不为所动:“每个告密的家伙都有借口”,他说,“可我没有义务来帮助政府解脱困境。”
后来,哈维勉勉强强地同意,只要我愿意做的事,他就同我一起去做,但是,如果西格尔为政府出庭作证,他就不参与此案。我们俩人同意,为了不影响西格尔,先不告诉他哈维的态度。我也下了决心,不管西格尔是否决定为政府作证,都不会是我决定是否继续做他律师所考虑的因素。
在飞往纽约途中,我回想起我在为此案准备时去看我弟弟内森——一个老练的刑事被告辩护律师。我们谈到这里面可能有告密者,我弟弟开玩笑说:“你怎么敢说,他不是你的委托人呢?”我当时用一种大哥哥的口气对他说,你这是胡说八道。他提醒我,他比我更了解西格尔,因为他在夏令营作过他的辅导员。“那小子心事重重,他总是鬼鬼祟祟,他是个孤僻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对他好,他就一辈子忠于他。你对他小心着点儿。”我忙于查找告密者,早已把这段话忘了。我真想给弟弟打个电话,赞扬他的先见之明。可我觉得,即使对亲弟弟也不能透露西格尔的秘密。
我还带点儿狼狈样地想到,我在鲍曼法官那儿吵吵闹闹地提出动议,声称我的委托人的权利受到告密者的侵犯。我坐在东方巴士上,寻思着鲍曼法官是否已经意识到我提出动议时的尴尬处境。
和西尔沃格雷特到纽约以后,我们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小犹太自助餐厅与西格尔见了面。我们告诉他,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得告诉我们全部事实。如果再骗我们,或是跟我们绕圈子,我们就完了,我们得了解全部情况。
8.西格尔的故事
谢尔顿告诉我们,1969年他参加同盟以后,他开始经常出没于同盟在波洛公园区的总部,那地方既是办事地方,又是社交场所。因为谢尔顿对电子很在行,他被分派到军火分队。他会制造各种各样的炸弹——烟雾弹、燃烧弹,还有炸弹,他赢得了同辈的尊敬。他交了不少朋友,第一次尝到受推崇的滋味。
崇拜他的人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托娃·凯斯勒长着一头金色卷发和淡蓝色的眼睛,她全家,父母、兄弟都是同盟的坚定分子。柔情蜜意开始在他们之间萌发。在凯斯勒一家坚定的战斗精神影响下,谢尔顿越来越多地参与同盟的计划和行动。
谢尔顿第一次主要行动在1971年4月有了结果。下午5点30分,曼哈顿一座大楼的负责工程师接到一个电话,声称这座大楼立刻就会有炸弹爆炸。这座大楼里驻有苏联外贸机构。打电话的人用犹太人保卫同盟的箴言结束:“不许再犯”。几分钟后,这座大楼里的人就撤空了,整个街区也被警戒起来,几十名警察赶到现场,其中包括纽约警察局的侦讯处长阿尔伯特·西德曼及其他几个高级官员。一枚炸弹爆炸了,另一枚在起爆前几秒钟被起出并拆除了引信,否则这枚炸弹就可能把离它不远的侦讯处长、情报处长和警察督导都炸死。这些九死一生的警官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报偿——头一回找到一颗没有爆炸的犹太人保卫同盟制造的炸弹。它是由几管杜邦公司出的红色炸药管组成,接在一只售价89美分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制造的1.3伏电池上,再连在一只“麦克隆塔”牌厨房用计时器上。
有了这个宝贵的调查依据,警察开始去找寻制造炸弹的人,从侦察爆炸纵火分队的侦探中挑选出一组人马来专门查找这颗炸弹的部件。这个小分队的领导人叫桑托·帕罗拉,他是一个反爆炸专家。除了对付炸弹很有经验之外,他还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另外一个重要素质——他是防爆分队侦探里唯一在波洛公园区土生土长的人,他熟悉那些参加同盟的犹太孩子。
帕罗拉在波洛公园区靠近第六十街和十一大道处的意大利裔人聚居区出生长大。他只比我大几岁。他父亲从意大利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后来搬到波洛公园区,在一家鞋店当伙计。跟西格尔和我本人一样,桑托也是惹是生非之辈,他是个臭名远扬的打群架的孩子,桑托,大家都管他叫“山姆”——讨厌学校,既不喜欢专门职业中学,也不喜欢他父亲逼他去的当地学校。可他在孩子中间是个人物,尤其擅长波洛公园一带街道上的游戏比赛。“我是两个阴沟盖子”,他有一回在开庭休息时向我炫耀。我告诉他,他太令我佩服了,我自己从来没超出一个半盖子。西尔沃格雷特一点儿也听不懂我们谈的是什么,他在新泽西出生长大,他问我,“两个盖子”的人是不是指小偷?
虽说山姆在边界线“罗马”一侧长大,但他在他所谓的“犹太街”一边有不少朋友。“他们是些聪明家伙,上大学的料儿,可他们中间也有希望成为‘硬汉子’或‘金刚钻’的,所以愿意跟我们混在一起,穿着带铜钉的裤子,袖子卷起来,掖上一包香烟,腰上扎着宽皮带。犹太孩子交上意大利朋友就好像显得硬气一点。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意大利孩子交上犹太朋友,他就显得聪明一些。”山姆了解这个共生关系,这种了解是他用来对付西格尔和我的重要武器。
从学校毕业后,帕罗拉参了军,当上了工程作战人员。后来他干的是排雷和电子侦讯等工作。可他最热衷的是当警察,在25岁时终于满足了心愿。他很快就升为侦探——27岁时他就成了众人交口称颂的出色侦探。到他35岁那年,他参与过在纽约发生的所有炸弹爆炸事件破案工作,他破案率极高。
现在,他的任务就是查出购买过在苏联外贸使团驻地起获的那颗炸弹的部件的人。因为炸药和电池是极普通的物品,他的注意力放在那只“麦克隆塔”计时器上。这种货只有“无线电器材公司”,一家电子器件连锁商店才有货。帕罗拉翻查一摞摞近期的销售收据,从中发现有一张日——正是爆炸事件前几天的发票,发票里卖出去的是两只“麦克隆塔”计时器和一卷铜丝。这笔买卖是“无线电器材公司”在波洛公园区的分销店成交的,它就坐落在犹太人保卫同盟总部不远处。买东西的人留下的名字是“费尔德曼”,地址是“第八街6136号”。帕罗拉寻访了这个地址,发现并无此人。他又回到“无线电器材公司”的商店,递给商店经理（一个跟警察局关系不错的人）一张名片,叫他注意盯着“费尔德曼”点儿。
几星期后,那个经理兴奋不已地打电话来:“费尔德曼”刚刚到店里来了,买了一些铜丝、电池和电线。经理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很快就查出,那辆黄色“沃尔沃”车的主人是欧文·西格尔。
谢尔顿开始注意到,他时刻地被两个开一辆破旧不堪的“旁蒂克”老爷车的便衣跟踪着。他的对策是采取主动进攻。他开始给跟踪他的人照相。有一次,他向当地警察派出所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控告书,汇报两个身份不明的人跟踪他的事件。另一回,他拦住一辆警车,报告警察他被两个流氓盯梢。穿制服的警察把“旁蒂克”拦住,要求穿便衣的帕罗拉出示证件,使西格尔十分解气。
日,正是西格尔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的那天早晨,他和同盟的另一个成员艾泽·丹齐格开着那辆黄色“沃尔沃”出去。他们被一个叫杰罗米·霍华德的密探盯着。情景正像一部基斯顿·考普斯电影中的镜头:车在红灯前一停,谢尔顿就跳下车,飞快地给盯梢的尾巴照相。在曼哈顿经过一番左拐右弯的周旋,谢尔顿把车开到中区一家停车场里,两人下了车。霍华德跟了进来,他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搜了“沃尔沃”,发现了计时器,电线,电池和火药。西格尔和丹齐格回来时立刻被捕,罪名是“携带炸药”。那辆黄色“沃尔沃”,谢尔顿的欢乐和骄傲,作为物证被扣押。
西格尔和丹齐格现在成了苏联外贸使团爆炸案中的嫌疑犯。可是警察还有更大的目标。他们想要窥探打不进去的犹太人保卫同盟核心机密,他们需要一个通气的窗口。警方指示帕罗拉用缴获的证据作为杠杆,以使两个嫌疑犯中有一个人“跳槽”,为警察效劳,这样警方就可以得到他们急需的情报,了解同盟的计划。
帕罗拉从未亲身和西格尔或丹齐格会过面,他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来完成这件毫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为了找到最好的方法,他搜集了两个嫌疑犯出身背景和个人喜好的全部资料仔细揣摩。作为在波洛公园区长大的人,帕罗拉对西格尔和丹齐格这样的人生长的环境和周围的关系了如指掌。他知道犹太人崇尚忠诚本族的信念,鄙视告密。他了解许多犹太人因为对灭犹大屠杀无能为力而带来的负罪感,他们与苏联犹太人深沉的认同感情,以及犹太人对使用暴力的矛盾心理。
对两个嫌疑犯研究一番后,帕罗拉决定把功夫下在谢尔顿·西格尔身上。他了解到,西格尔获保释后正在卡兹基尔山一所犹太避暑旅馆里当电工,包揽杂活。(我自己在那家旅馆里也很有根底:我有两个叔叔小时候就在那儿干活儿,我自己也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帕罗拉给西格尔打电话,说想谈谈他的车的事儿。西格尔因为极想把自己心爱的车要回来,答应在离旅馆几英里远的一条偏僻无人的乡村小道见面。帕罗拉在约定地点找到西格尔,开始了其后无数次秘密约会的第一次见面。
帕罗拉一开始就表示出他对苏联犹太人的同情,对“俄国佬”的憎恶。然后他问西格尔,是否听说过阿尔·西德曼。西格尔摇摇头。“哼,你小兔崽子没法不知道!”帕罗拉吼道，“他是你们自己人,你差点把他狗日的脑袋壳炸烂。”
西格尔缩着脖子,说,“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帕罗拉告诉他苏联贸易使团驻地爆炸事件,警察局侦讯处长是如何死里逃生。“这些家伙想要你的小命,你要是不说出真情,他们肯定会下手。”
西格尔不为所动。“你们这些家伙把我当成孬种啦。我可没屁对你放。”
帕罗拉转过身,打开汽车后盖。西格尔看着他从里面拿出一把铁锹,他有所准备,就问:“你用那个东西干什么,为犹太人种树?”
帕罗拉脸上没有笑容。“不,你这狗日的聪明鬼,我们要把你埋了。”他一边说,一边威吓着,把铁锹举到西格尔头上。“我们要像以前对付贩毒的家伙那样对付你。知道我们怎么把他们从街上扫荡干净吗?不是上法院,听清楚了,在哈莱姆区空地里埋着不少贩毒的家伙哩。”
西格尔吓得后退几步。“等等”,他忙说,他那副傲气劲已全然消退。“我们好说好商量。”
帕罗拉告诉西格尔,政府准备就爆炸苏联外贸代表处一案判他无期徒刑,唯一可以挽救他自己的办法是向当局提供犹太人同盟未来的行动情报。他说警方对检举参与者不感兴趣,只想获得足够的预先警告来防止流血事件。帕罗拉又提到谢尔顿的弟弟,那辆藏有爆炸物品车辆登记在他名下,他也会被起诉,除非谢尔顿提供情报。帕罗拉还答应帮助西格尔把“沃尔沃”车要回来。
西格尔答应考虑考虑。帕罗拉告诉他,如果他决定合作,就用一个特别为他安装的电话号码打一个电话给他,并指示他,他的化名是“安吉洛”,而帕罗拉则是“斯蒂夫·霍洛维茨。”
帕罗拉安排西格尔弄回他的车两天以后,“安吉洛”用那个专用号码打电话来了,而“斯蒂夫·霍洛维茨”拿起了电话。“有人决定在长岛格林科夫的苏联大楼里放炸弹”,他对着耳机小声说道。
这句话一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警方立即派出一个排爆分队,起获那颗炸弹,拆除了引信。帕罗拉心满意足,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窥测犹太同盟和谢尔顿·西格尔的动向,企图捕获他所谓“纯洁的金丝雀”。现在他已经得手。可喂养一只金丝雀是一桩精细的买卖。这个情报来了以后好几个星期,金丝雀都没有歌唱。西格尔觉得现在已经人货两讫,谁也不该谁了——他已经弄回他的“沃尔沃”车,作为回报,他帮助警方预防了一次大爆炸事件。他什么情也不欠帕罗拉了。
现在到了帕罗拉第二阶段任务出台的时候。西格尔必须成为一个长期的卧底,主动地提供活动分子的名字,不断汇报同盟的活动情报。帕罗拉不断提醒他,为苏联使团爆炸案件可以判他20年徒刑。“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你不会吃上一顿饱饭,更糟的是,你不能寻欢作乐,至少是没法跟女人睡觉了。”车中查获的炸弹部件与苏联外贸使团驻地发现的炸弹同出一处,已构成他犯罪的“技术证据”。
西格尔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该去向谁倾诉隐衷。他在苏联使团炸弹案中有一个律师,他是同盟的常年法律顾问,由同盟随便安排给被捕的成员进行辩护工作。西格尔不敢告诉这个律师他和帕罗拉谈话之事,唯恐同盟得知他的叛卖行为。他也不敢告诉他的女朋友托娃·凯丝勒,因为她对同盟的赤胆忠心,胜过对他的恋情。谢尔顿急迫难耐地想和托娃结婚,他知道,一旦托娃知道他是个告密者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帕罗拉越收紧绳扣,西格尔就越感到压力——除非西格尔提供名单,检察官将对他起诉;把他弟弟也抓进来,揭露他当奸细的面目,而且还得再没收他的车。西格尔开始动摇,他要帕罗拉保证,如果他提供朋友的名字,那么就不能让同盟知道,这是他干的。帕罗拉满足了他的要求。“我以我孩子的生命发誓”,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帕罗拉甚至耍了个小花招,保证他永远不能就西格尔告诉他的任何事情作证。“我们还没有宣读你的权利，不是吗?你知道米兰达警告注释19。如果我们没有宣读你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能以你告诉我们的内容做证据。”
最后,在一个8月的夜晚,他们坐在停在西区高速公路下面的一辆车里,西格尔答应向帕罗拉和盘托出。他们来到一间废弃不用的警察防爆炸纵火侦察分队办公室里。在那里,西格尔紧张不安地开始讲述,他是如何制造苏联贸易代表处和格林科夫大楼用的那几颗炸弹,他供出谁参加制造炸弹,谁去安放,谁去打警告电话。
帕罗拉建议西格尔去见负责侦察起诉这两起爆炸事件的联邦检察官托马斯·帕特森,他是美国联邦纽约东区助理检察官。这些案件都是在东区审判的,包括布鲁克林和长岛,因为炸弹是在布鲁克林制造的,而格林科夫则在长岛。那次会见时西格尔没有律师陪同,帕特森向他保证,他不会因苏联外贸使团和格林科夫爆炸案而被起诉。但帕特森告诉他,他们需要先起诉他,把他与其他被告一块儿逮捕,以便遮人耳目。
西格尔要求帕特森给他文字保证。帕特森同意给西格尔写一个证明,由帕罗拉保留。他在一张美国司法部公用笺上潦草地划了几个字,放进一个信封,打上火漆交给帕罗拉。信的内容是:
美国司法部认为,可以给谢尔顿·西格尔先生在苏联外贸代表团驻地爆炸案和格林科夫爆炸未遂案以免诉豁免权。
西格尔在秘密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供认了苏联代表团和格林科夫爆炸事件中的罪行。第二天,联邦大陪审团认定西格尔和其他6位被告犯有炸弹爆炸罪。所有被告都被正式逮捕,包括“假”被告谢尔顿·西格尔在内。
认定有罪后几星期,一个狙击手用一只杀伤力强大的步枪朝曼哈顿帕克大街附近的苏联驻联合国外交使团驻地的窗户里打了4枪,差一点就打中4个正在床上睡觉的儿童。那只带有昂贵望远镜的雷明顿0.243口径来福枪,后来在街对面亨特学院楼顶的一根通风管道里被发现。枪击显然不是有意识地打偏的。这回,事先并没有警告。
美国驻苏联大使在深夜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加以叱责。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谴责美国政府和纽约市没有阻止“犹太复国主义流氓无赖”的滋事捣乱。与之相呼应,要求把联合国从“犹太人的”纽约市迁走的呼声也出现了。市长约翰·林赛——一个犹太人保卫同盟激烈的抨击者,受到攻击,认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暴行的支持者。这场全面的外交危机仅仅因为那个狙击手的枪法不准而得以防止。帕罗拉接到指示,他一定得叫西格尔指认谁是狙击手,警方必须把凶手抓到,国际国内的压力都很大。
“斯蒂夫·霍洛维茨”打电话给“安吉洛”,但西格尔对此不感兴趣。带着纽约警察局局长的直接指示,帕罗拉开始威吓西格尔,开头是隐隐约约地,随后更露骨地暗示他,尽管他有那封给予豁免的信件,他仍然可能因苏联外贸代表团驻地和格林科夫炸弹案而被起诉。他还告诉谢尔顿,任何一种豁免都是根据他是否愿意在对其他被告举行的公审上作证为前提的。西格尔开始感到寒心。这么说,他必须在被起诉或被揭露他的坐探面目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帕罗拉答应过他永远不会遇到这个难题,永远也不会向他的朋友揭露他的真面目。可这种事终于发生了。他真是个傻瓜,轻信了帕罗拉,那些警察们只是拿他耍着玩,使他越陷越深,直到他除了彻底投靠警方以外别无他路。这是一场惨痛的教训,这就是政府如何用审判告密者的手段行事,特别是在为侦破重要案件除此无他的紧急时刻。
政府正在收紧陷阱,谢尔顿无路可退,除帕罗拉外,没有一个可商量的人。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可以以命相托的只有一个东西——他对发明创造的天然缘分。他发明了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录音设备,以便在与当局谈话时进行录音。他在车座下面安装了一架售价29.95美元的“西尔斯”录音机,在油门踏板下安装了一个自动装置,可以用他的长腿自动开启关闭。用这种方法,他可以长时间地录下他和帕罗拉及帕特森的谈话内容。
9.录音带的故事
在西格尔提到他有谈话录音带之前,我一直怀疑他讲的故事是否可信。大部分内容像是他对于自己难以启齿行为的辩解。告密者常说他们受骗、受威胁、甚至受拷打折磨,被逼与他们合作。更有甚者,我敢肯定即使西格尔未经证实的说法完全是事实,法院也不会相信,尤其是在一个警察和一个美国联邦副检察官作出相反的证词之后。所以,当西格尔对我说,他有录音带,我立即表示,我想尽快地听到录音。西格尔告诫我,这些录音带也许听不清,因为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汽车后箱里已有好几个月了。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些录音带。他说没有。我要求他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谢尔顿给我拿来几卷损坏不堪、受潮发霉的盒式录音带。我们战战兢兢地在机器里放上一卷。透过混杂着噪音、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声音和脏话,我们听到了对我们的耳朵犹如音乐般悦耳的谈话。
这些录音带,既是独一无二的收藏,又是宝贵的教学工具,现在都由我保存着。这些或许是绝无仅有用秘密手段获取的录音带,披露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千方百计地诱使犹豫不决的告密者泄露真情。注释20
谈话开始时是关于几星期前发生的枪击苏联外交使团事件(在致命的胡鲁克爆炸事件发生3个月以前)。西格尔知道谈话已被录音,他说话很少。
帕罗拉:只要告诉我那个狗操的叫什么名字。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不可能要你作证,我不会这么做。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只讲这一件事,别的都不用讲,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西格尔:不知道。
帕罗拉:老天爷在上,要说就说真的,要么什么都别说,我自有公论。你听见了吗?我他妈要你帮个忙,只要帮帮忙就得。我告诉你我不会伤害那家伙,我不会对参与此事的人怎么样。我可能会把他们抓起来,叫他们吓得拉裤兜子,这也就是我要做的,因为我不能把你甩出来。我只能找到那些狗日的,叫他们不好过。我会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能逮着他,我会把那家伙抓起来,我要叫他知道我的厉害,但我不会讲是谁告诉我这些情况,我不能叫你出庭作证,我不可能这么干。可是我只要用你提供的情况敲打敲打这家伙,我不是说这一定是那家伙,也可能是另外什么狗日的蠢货。
西格尔:唔,唔。
帕罗拉: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只要告诉我,我就能回城里,嗯,那样我没准儿能升官儿呢。……
我也可能要抓人,我也可能把他弄得屁滚尿流,可我永远也不能证明,一千年也证明不了,你应该做的是你应该帮我的,我也会承担我的义务。
西格尔:如果我要你对我承担义务,没有办法保证你能实现你的承诺,你怎么办?
帕罗拉:唔,你永远没法知道,谢尔顿,你永远没法知道。没准有一天你想要我帮忙?……5年以后,10年以后,你没准极需我帮忙。你有事时,我敢担保我会帮你。只要不是杀人,要不你告诉我要杀谁,谁跟你有仇。
帕罗拉恳求帮助,谈话中充满暴力威胁的调子,可总是间接的,有时像是半开玩笑。但总是带着那种威胁的意味,就像在提醒西格尔,那把使西格尔松口的铁锹还在汽车行李厢里放着呢。
有一处,帕罗拉告诉西耶格尔他怎么对付那些跟他“玩花样”的人:
帕罗拉:……我得扒那小狗日的一层皮,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我可不是什么老好人山姆,我得毁了那小狗日的。……
有时这种威胁直截了当指向西格尔:
帕罗拉:……不会为这些而坐牢。如果你揭发我说过这些,我就否认,我会在晚上等着你小狗日的,我要叫你在我车轮底下打滚。
你要是……想坑我,小子,我就对你下手,我说到做到。如果你不帮我,你就是个废物,下回看见你非把你辗了不可……你听见我说什么啦,你小狗日的,别跟我耍花招。
可是,请求给点“面子”,或是用暴力相威胁看起来都不起作用。只要西格尔还认为他是安全的,不会因两次爆炸事件而受到起诉,他就不认为他有必要牺牲他与朋友的友谊——确实,甚至还有他的身家性命,去向帕罗拉再次提供情报。因此他有必要在脑子里种下一颗疑问的种子,对给予他的豁免打个问号,对保证他有豁免的那封信表示疑问。
西格尔深感他自己需要法律咨询,他就暗示帕罗拉,他可能得去跟律师谈谈。帕罗拉竭力主张他不要找律师,说他可以提供所需要的所有咨询。以下是帕罗拉在西格尔一旦表示拒绝提供狙击手的名字时给他提供的法律咨询:
帕罗拉:你会被起诉,你成了同伙,只会使你情况更糟,因为他们会拿出证词和你当堂对证。如果你被认定有罪,你会被判无期徒刑。别以为他们不敢收回和你达成的协议。
帕罗拉还提示如果西格尔不愿意作为一个隐藏的卧底继续提供重要情报的话,他可能会被迫在审判时出庭作证:
帕罗拉:你是不是告诉那家伙,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出庭作证,说过没有?
西格尔: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
帕罗拉:你以为我说服不了联邦陪审团认为你说的不是真话吗?你不信我能拧断狗日的陪审员的脖子吗?嘿嘿,如果我作证的话,我就不是坐在车里的那个人了,你心里有数。
西格尔:我也一样。
帕罗拉:我可不是逼你。
西格尔认识到他有可能在公审中被公开揭露他的真面目,他开始感到恐惧、颤栗。
西格尔:如果我出庭对法庭说,他答应给我豁免权,可他并没有真的豁免我怎么样?
帕罗拉:我可不会为任何人的好处而改变我自己的证词,只要我说真话,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我可不想扯谎。我知道他大概会要我做什么,可我不会这么做。
西格尔随后提醒帕罗拉那个他们以前商议好的计谋,即帕罗拉因为没有预先警告西格尔他“有权拒绝回答问题”,所以他就不能引用西格尔对他讲的内容作证:
西格尔:你告没告诉帕特森你出庭时会说,呃,没有,没有,呃,没有预先告诉我不讲话的权利?
帕罗拉:我说没说过?我当然说了。
西格尔:你已经告诉他了?
帕罗拉:我早已经把这些全告诉那一伙狗日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他的权利。
西格尔:你告诉他们了。
帕罗拉:你看是不是?
西格尔:是,是。
帕罗拉:你知道,我可以立刻就反过来说,当然,我告诉他了,当然我警告他——
西格尔:你告诉他们如果是出庭的话,你也会那样讲?
帕罗拉:当然罗,嘿,谢尔顿,我可不跟人扯谎。
西格尔完全不清楚他的地位,他有什么权利,他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以及那封给予他豁免的信的意义。他安排美国联邦副检察官帕特森和帕罗拉警长在他的沃尔沃车里见面。帕特森劝西格尔应该对他已经得到豁免的那个罪行进行庭外讨价还价,承认那项罪名。
帕特森:如果你承认有罪,那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甚至不能对你就这件事交叉质证。如果他们不能对你起诉,他们就可以彻底驳倒你,他们会说,这家伙撒了个弥天大谎,因为这家伙完全是“白搭车”,他甚至没胆量承认他自己干的事,而且这小子还指望你们相信他的胡言乱语,没门儿!
西格尔:如果我在庭外预先承认有罪,我可能作为对他们不利的证人。
帕特森:不错。还有,别忘了,他们会看到他们甚至连进行交叉质证的豁免也办不到。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帕特森指出,如果给一个共犯正式豁免——“免费搭车”的话,被告辩护律师就“可以对陪审团辩解说便宜了这家伙”,没有人能阻挡他想说什么人,想说什么事。他甚至可以作证反对他母亲。可共犯没有得到豁免的话,被告辩护律师就没法这样辩解了。
西格尔问,他怎么能保证不被判刑。帕特森回答十分肯定:
照我的观点,就这个问题来看,我到这儿来不止一次了,……你可以信任我们,你可以依赖法官,把发生的事都告诉他,请他允许你重新做人……搬到西海岸开始新生活。
帕特森已经向西格尔保证过,负责审判这两个爆炸案子的马克·康斯坦丁诺法官,一般来说对他言听计从。由于他已经对西格尔说过,如果他预先承认有罪,他就不会被判刑,他向西格尔解释这个好处比有豁免权还大:
帕特森:所有有关人员都会对你表示敬意。尽管你犯了错误,但愿意讲出全部事实,哪怕这样做的后果可能给你带来麻烦,懂吗?当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有了我们的介绍,就能帮助你去西部,明白我的意思吗?
西格尔:唔,唔。
帕特森:你明白我说的关键了吧?
帕特森的“关键”十分微妙,在我看来,从法律角度和道德角度来说都有问题。他本质上是说,当政府保证西格尔不被判刑时,其他被告的律师并不知道这一事实。
有经验的被告辩护律师早就怀疑公诉人有时会对可能出庭作证的被告保证他不被判刑,同时又叫他们在作证时否认有这种“私下交易”。一般来说,他们用一种模模糊糊的保证来保护自己,即用一种没有承诺的应允,至少以后可以否认。在录音谈话中,帕特森从未明确向西格尔作出承诺,但他发出的信息却是肯定无疑的。这里面故意遗漏了“承诺”这个有魅力的字眼,目的是使西格尔在审判他的共同被告时可以否认他得到不判刑的承诺。这就可以使陪审团得出错误的推论,即西格尔实际上没有以出庭作证反对其他被告为代价来换取免予判刑。
帕特森确实真心实意地希望这两次炸弹爆炸案件不要开庭公审。他指望在西格尔庭外承认有罪,并愿意出庭作证反对其他被告,那么其他被告的律师就会建议他们也庭外预先认罪以换得减刑。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对西格尔获得豁免,得到不被判刑的保证一无所知。如果律师们以后得知那封给予豁免的信及检察官作出不判刑的保证,他们很可能不让他们的委托人庭外预先认罪,相反,他们会要求进行陪审团审判,他们会以西格尔“白搭车”为理由来彻底击败他。
我得知检察方面这类鬼把戏屡见不鲜。确实,在他与西格尔谈话的过程中,帕特森把它称作“斗争方法”。可我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录音带或其他确凿铁证能像这些录音那样起着当场抓住犯罪团伙的那支冒烟的枪。
由于这些谈话的作用,西格尔后来真的承认他在两次爆炸事件中有罪。其他被告中有几个也承认有罪,并相应地减轻了刑罚。
这期间,帕罗拉一直冷酷无情地继续讯问西格尔。他想给西格尔钱,他答应逮捕西格尔的一个情敌。当这一切都失败以后,他再一次以活埋西格尔相威胁:“你已经浪费我们很多时间了,你现在该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了,我要把那把铁锹拿来,这回可是动真格的。”
终于,帕罗拉百折不回的努力到头来开花结果。西格尔告诉他,警方逮捕的那个人不是枪击苏联使团驻地的人,他认为是一个叫加里的人干的。一个叫加里·施莱因的17岁的犹太同盟成员,在他登机前往特拉维夫之前被警方逮捕。警方拿出确凿的证据对他进行起诉,却没有暴露他们的情报来源,西格尔坐探的角色至少在那时是安全无忧的。
西格尔希望用相同的方式处理两次爆炸事件。可是政府希望得到更多的情报。帕罗拉接到指示,通知西格尔政府希望在这些案子里保持他的秘密身份,只要他继续提供有关犹太人同盟未来行动的“重要情报”即可。
正是在这个关头,西格尔作为卧底的真正价值才显示出来。接下来几个星期,他告诉帕罗拉好几个危及苏联外交人员和家属生命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如果付诸实现,肯定会破坏缓和的进程。
第一次计划已经准备实施。犹太人同盟制造了一架翼展6英尺的遥控航模飞机。该飞机载有6块ＴＮＴ炸药,可以安放在停驶着的汽车里,用无线电装置加以控制。他们将从汽车上把这架飞机引导到位于帕克大道的苏联使团屋顶上,然后用遥控装置引爆强大的炸药。
第二个计划准备在苏联使团的地下室采取,而且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如果不是更遥远的话。犹太人同盟监视跟踪了一个苏联外交官,发现他在每星期差不多同一时间去会女朋友。每当他去见女朋友时,他就把车停在一个进出方便的地点。犹太人同盟计划在他的车底下装定时爆炸装置,这样,当车驶进苏联使团警备森严的地下车库时,就会发生大爆炸。
其他行动还在策划之中,包括用手携式迫击炮轰击在格林库夫的苏联使团驻地;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门口台阶上暗杀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当帕罗拉把这些行动计划汇报给上司时,他们惊恐万状:如果“安吉洛”提供的情报属实的话,犹太人保卫同盟似乎在策划一场针对苏联的全面城市游击战争。
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位于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塔楼的套间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国保卫处、美国财政部、司法部纽约地区检察官、司法部及美国检察长办公室的代表。参加会议的还有纽约警察局局长西德曼和帕罗拉警长。
布什说,他现在正传达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亲自下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犹太人同盟执行他们可能破坏美苏关系的计划。他提议派一个特别行动分队去专门对付每一个已知的犹太同盟恐怖分子。这些特别分队将扮演犹太同盟活跃分子“道德监护人”的角色。帕罗拉受命去继续给西格尔施加压力,他们接到指示,“现在,‘安吉洛’必须比以往更经常地送回情报”。
作为西格尔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支联邦和州的“婴儿看护”大军,以帕罗拉为第一线直接力量,终于在波洛公园区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搜出那架电子遥控飞机,防止了这场杀人计划。他们还挫败了在华盛顿的暗杀、爆炸计划及迫击炮轰炸计划。正像西德曼局长指出的:“我们阻止犹太同盟实施其计划的唯一有效警报装置是一个和帕罗拉躲在汽车里……合作的‘安吉洛’”。
可是,告密者都是性格古怪变幻莫测的家伙,特别是像谢尔顿·西格尔这样并非政府安插进该组织、而是从基层组织人员中招募的“内部”卧底。为了证明他仍然忠于该组织,告密者经常在政府授意或默认的情况下继续参与犯罪活动。确实他有时也感到有必要生“造”出什么暴力事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