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28中片内的小区有哪些？_百度知道
石家庄28中片内的小区有哪些？
要市证的房子，孩子上学能落户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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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有两个28中。一个在电大街和朝阳路交口，一个在北合街和合作路交口。前个28中附近有北焦小区，泰花园，电大街外贸宿舍。后个有合作小区，北合街宿舍，省医院宿舍都离那里比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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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有外贸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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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下列因素与白发有关：一是精虚血弱：肾精不足,不能化生阴血,阴血亏虚,导致毛发失其濡养,故而花白.二是血热偏盛：情绪激动,致使水不涵木,肝旺血燥,血热偏盛,毛根失养,故发早白.三是肝郁脾湿：肝气郁滞,损及心脾,脾伤运化失职,气血生化无源,故而白发.
你可吃些七宝美髯丹.食疗黑芝麻又名胡麻,性甘,平,无毒.作用：补益肝肾,滋润五脏.由于肝肾不足所引起的身体虚弱,津枯便结,须发早白,未老先...
中医学认为,下列因素与白发有关：一是精虚血弱：肾精不足,不能化生阴血,阴血亏虚,导致毛发失其濡养,故而花白.二是血热偏盛：情绪激动,致使水不涵木,肝旺血燥,血热偏盛,毛根失养,故发早白.三是肝郁脾湿：肝气郁滞,损及心脾,脾伤运化失职,气血生化无源,故而白发.
你可吃些七宝美髯丹.食疗黑芝麻又名胡麻,性甘,平,无毒.作用：补益肝肾,滋润五脏.由于肝肾不足所引起的身体虚弱,津枯便结,须发早白,未老先衰等均宜,具有美容乌发等效果,希望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白头发的因数很多,跟生活习惯有关的例如饮食方面不要吃太多油腻或煎炸类食物,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白发,不一定是缺什么营养,建议不用刻意去补充什么营养之类的,改善一下...
1、是否有遗传因素，了解一下在爸爸妈妈或家族血统中有类似少年白头的情况发生。
2、是否是营养缺乏与失调，A、如果宝宝缺铜会引起白发，多吃含铜量高的食物，如：肝、...
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压力也可能衍生白发，此外，如使用不当染发剂、化妆品，以及偏差 的饮食习惯、恶性贫血、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甲状腺机能低下等等，都可能造成白头发的增加...
指导意见：
你好，好多的疾病都可导致头痛，头痛往往就是个常见的症状,如感冒、鼻窦炎、神经性头痛等.所以要找到原因指导下的治疗.平常注意防止精神紧张保证休息时间和...
一般出白头发的话,这是和平时的饮食是有关系的呢,建议给宝宝吃的食物是要多样化一些的呢,如果不放心的话,
是可以带宝宝去验一下头发的微量元素看看,如果缺什么...
答: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脑血管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做一个脑部CT扫描），如果是正常的话，那可以再到骨科去检查一下，是否患上了颈锥骨质增生的疾病（拍一张颈部X光片就...
答: 脱发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在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如遗传，内分泌，精神应急，感染，局部刺激，药物等，都有可能。
脱发的预防建议在生活上清淡饮食，不饮酒，不熬...
答: 平时多吃葡萄，要连皮和籽一起吃,目的促进血液徽循环通畅。你觉得药物无信心,还可用完整性植物性营养免疫食品调理免疫功能,促进免疫力强健且正常运作,这时人体血气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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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
相关问答：123456789101112131415长白发了？六个真相你要知道
核心提示：大多数人不希望自己头发变白，认为白发越多，人越衰老。然而，近日《印度时报》载文，总结出“关于白发应该了解的６个事实”。
　　1．头发是从灰白色开始生长的。头发从头皮毛囊中长出来，最初的颜色实际为灰白色，随着头发的生长，黑色素逐渐增加，慢慢变黑。当人体变老的时候，产生这些色素的细胞开始凋亡，于是头发开始变为白色、银色或灰白色。 　　2．衰老是白发的主要原因。人老鬓先白，两鬓斑白是衰老的标志，但也不是绝对的，皮肤科医生有个“50-50-50规则”，即人口中50%的人到50岁时，可能有50%的白发。头发变白，基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3．白发出现早晚受种族影响。一般而言，高加索人头发最容易变白，其次是亚洲人，再次是美国黑人。　　4．生活方式对白发起到重要作用。吸烟、压力、疾病和不良饮食习惯都可能会加速头发变白。因此，要想看上去更年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白发早生的一大主因是B12缺乏，所以饮食中一定要包括富含维生素B12的食物，比如，动物肝脏、肾脏、、、、鱼类、、、乳酪等乳制品。　　5．拔一根不会长三根。人们常说“白头发，拔一根，长三根”。事实上，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每个毛囊只能长出一根毛发，而拔掉一根白发也不会产生更多的毛囊。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经常拔头发容易导致慢性，会增加危险。　　6．体毛也会变白。当人体开始衰老的时候，全身黑色素细胞都会受到影响，自然会导致体毛花白。体毛变白与头发变白可能同步，也可能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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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院》--肖复兴散文辑（上）
目录（1）泥斑马（2）油棉袄（3）裱糊匠（4）花布和苹果（5）表叔和阿婆（6）花露水（7）鼻烟壶（8）老倭瓜花（9）煎饼果子（10）无花果（11）刀螂腿阿玉（12）三棵老枣树（13）大提琴手（14）凤冠霞帔（15）白桑葚，紫桑葚（16）盖碗茶（17）毕业歌（1）泥斑马肖复兴/文 &杜凌云/插图《我们的老院》 肖复兴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1我们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两扇黑漆大门上，刻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虽然斑驳脱落，但依然有点儿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作广亮式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一扇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高台阶上有一个平台，由于平常大门不开，平台显得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儿，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走动的人们，一眼就能够望见他的小摊儿。王大爷的小摊儿，卖些糖块、酸枣面、洋画片、弹球、风车、泥玩具之类的东西。特别是泥玩具，大多是一些小猫小狗小羊小老虎的小动物，都是王大爷自己捏出来的，然后再在上面涂上不同的颜色，非常好看，活灵活现，卖得不贵，所以，很受我们小孩子欢迎。有时候，放学后，走到大院门口，我常是先不回家，站在王大爷的小摊儿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也不管我。如果赶上王大爷正在捏他的小泥玩具，我更会站在那里看不够地看，忘记了时间，回家晚了，挨家里一顿骂。我真的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呢？这是小时候最令我感到神奇的事情。王大爷，那时候五十岁出头，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里。他人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候，别看王大爷小摊儿上的东西很便宜，但小街上人们生活不富裕，王大爷赚的钱自然就不多，只能勉强生活。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大院里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抱来的。王大爷不高，属于五短身材，儿子个头高高的，一看就不随王大爷。那时，儿子将近三十，还没有结婚，跟我们大院的大杨一样，在铁路上当司机开火车。王大爷的家只一间东厢房，儿子小的时候，还没觉得什么，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一晃长到快三十了，还和王大爷两口子挤在一起，儿子不说什么，却成了王大爷两口子的一块心病。小摊儿挣钱多少，王大爷倒不在意，让他头疼的就是房子，这住得实在是太挤，儿子以后再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一提起这事，王大爷就嘬牙花子。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是大跃进那一年，全院的人家都不再在自家开伙，而是到大院对面泰丰粮栈改成的街道大食堂吃饭。那年春节前，放寒假，没有什么事情，我常到王大爷小摊儿前玩。那一天，我看他正在做玩具。他看见我走过来，抬起头问我：你说做一个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做一只小马吧！他点点头说好。没一会儿的工夫，泥巴在他的大手里，左捏一下，右捏一下，就捏成了一只小马的样子。然后，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了句：黑的！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然后说，一色儿的黑，不好看，咱们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那时候，我的脑子转弯儿不灵，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就像真的能动换，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赞扬着。第二天，我在王大爷的小摊儿上，看见这只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就像活了一样。我太喜欢那只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儿都会忍不住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只小斑马，只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一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价钱稍微多了点儿，便把冒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虽然暂时还站在王大爷的小摊儿上，但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幸运的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的。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很难过，好像小斑马是我的，而突然会被别人抢去一样，就像百爪挠心一样难受。在这样的心理下，我干了一件蠢事。那一天，天快黑了，因为临近过年了，小摊儿前站着不少人，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我趁着天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我的心也在不停地跳，觉得那铃声王大爷好像听见了。这件事很快被我爸发现了。他一脸阴云，命令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很怕，头都不敢抬起来。走进王大爷的那间狭窄的东屋，王大爷爱怜地看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了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刚到的时候，王大爷要去甘肃。那一年，为了疏散北京人口，也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为了大跃进，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那时候，王大爷的儿子正在搞对象。他们两人是在铁路局篮球联赛时候认识的。王大爷的儿子个子高，篮球打得挺好的，那女的也是打篮球的。那时候，在前门火车站的货场里面有一个篮球场，还是灯光球场，王大爷的儿子所在的机务段打篮球，都会在那里打。我和大院的孩子们，结伴去过那个灯光篮球场。那里离我们大院很近，穿过北深沟，顺着后河沿走，过护城河就到。我们去那儿看球，其实主要是看王大爷的儿子和他新搞的对象。回来以后，我们告诉王大爷那女的长得什么样，王大爷笑呵呵地听着，不说话，但我们谁都知道，他在想什么。王大爷儿子的这个对象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只是，他从来没有领着对象到家里，让王大爷两口子看看。现在，王大爷为了给儿子腾房子，就要离开我们大院，到甘肃那么远的地方去了。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儿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看看我，什么话也没说，收摊儿回家了。那一天，小街上显得冷冷清清的。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五十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已经快八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的婚，生的孩子。他的媳妇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很漂亮。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五十多年来，我去过甘肃多次，走过甘肃的好多地方，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视听阅读　　发布时间：日（2）油棉袄将老人下葬之后很久，处理爹妈的东西，看见了父亲的这件破油棉袄，又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他拿起棉袄，才发现很沉，抖落了一下，里面“哗哗”直响。他忍不住拆开了棉袄，棉花中间夹着的竟然是一张张十元钱的票子。牛家兄弟俩，长得都不随爹妈。牛大爷和牛大妈，都是胖子，他们兄弟俩却很瘦削。尤其是等到他们哥俩儿上中学了，身材出落得更是清秀。那时候，我们大院里的大爷、大婶们，常常拿他们哥俩儿开玩笑，说他们不是爹妈亲生的，牛大爷和牛大妈在一旁听了，也不说话，就“咯咯”地笑。牛大爷和牛大妈就是这样性情的人，一辈子老实。他们在我们老街的“十字街”支一口大铁锅，每天早晨在那里炸油条。牛家的油条，在我们那一条街上是有名的，炸得松、软、脆、香、透，这五字诀，全是靠着牛大爷的看家本事。和面加白矾，是衡量本事的第一关；油锅的温度是第二关；油条炸的火候是最后一道关。看似简单的油条，让牛大爷炸出了好生意。牛家兄弟俩，就是靠着牛大爷和牛大妈炸油条赚的钱养大的。大牛上高一的时候，小牛上初一。那时候，大牛长过了小牛一头多高，而且比小牛长得更英俊，也知道美了，每天上学前照镜子，还用清水抹抹头发，让“小分头”光亮些。那时候，他是特别讨厌大院的大人们拿他和自己的爹妈做对比，开玩笑。他也不爱和爹妈一起出门，非不得已，他会和爹妈拉开距离，远远地走在后面。最不能忍受的是学校开家长会，好几次家长会的通知单，他没有拿回家给爹妈看。老师问，就说爹妈病了。小牛和哥哥不大一样。他常常帮助爹妈干活儿，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帮爹妈炸油条。不过，牛大爷嫌他炸油条的“手艺潮”，只让他收钱。哥哥的学习成绩一直比他好，在哥哥的面前，总有点儿低眉顺眼。于是，牛家也习惯了，大牛一进屋就捧着书本学习，小牛一放学就拿着扫帚扫地干活儿。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在我们大院街坊的眼睛里，牛家两口有意无意是明显地偏向大牛的，就常以开玩笑的口吻，对牛家两口子这样说。牛大爷和牛大妈听了，只是笑，不说话。大牛上高三那年，小牛念初三。两人同时毕业，大牛考上了工业学院，小牛考上了一个中专学校。两人都住校，家里就剩下了牛大爷和牛大妈，老两口接着在十字街口炸油条，用沾满着油腥儿的钞票，供他们读书。小牛中专三年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又住回家里。大牛五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研究所，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再也没回家住过一天。没两年，大牛就结婚了。结婚前，他回家来了一趟，给爹妈要钱。具体要了多少钱，街坊们不知道，但街坊们看到大牛走后，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很生气，平常常见的笑脸没有了。要多少钱，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如数给了他，但结婚的大喜日子，他不让牛大爷和牛大妈去，怕给他丢脸。就是从这以后，牛大爷和牛大妈的身子骨儿开始走了下坡路。没几年的工夫，牛大爷先卧病在床，油条炸不成了。紧接着，牛大妈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落下了半身瘫痪。家里两个病人，小牛不放心，只好请了“长假”，回家伺候。大牛倒是回家来看看，但是，看的主要目的是跟爹妈要钱。牛大爷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牛大妈哆哆嗦嗦气得扯过盖在牛大爷身上油渍麻花的破棉袄说，你看看这棉袄，多少年了都舍不得换新的，你爸爸辛辛苦苦炸油条赚钱容易吗？然后，憋足一口气说，这又看病又住院的，哪一样不要钱？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们没跟你要过一分钱就不错了！唯一的一次，牛家老两口没有给大牛钱。大牛臊不搭搭地走了，就再也没进这个家门。牛大爷和牛大妈在病床上躺了有五六年的样子，先后脚儿地走了。牛大妈是后走的，看着小牛为了伺候他们老两口，连个对象都没有找，心疼得很。但那时候，她的病很重了，说话言语不清，临咽气的时候，指着牛大爷那件油渍麻花的破棉袄，支支吾吾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将老人下葬之后很久，处理爹妈的东西，看见了父亲的这件破油棉袄，又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他拿起棉袄，才发现很沉，抖落了一下，里面“哗哗”直响。他忍不住拆开了棉袄，棉花中间夹着的竟然是一张张十元钱的票子。那时候，十元钱就属于“大票子”了。据我们大院里知情的街坊说，老爷子足足给小牛留下了有一百多张十元钱的大票子，也就是说有一千多元呢。那时候，我爸爸的行政20级，每月只拿70元的工资。从此以后，小牛就离开我们的大院。谁也不知道他搬到了哪里。他是怕哥哥知道这笔钱的事找上门来？他是不愿意再见到大牛？谁都不清楚。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哥俩儿。好多年过去了，往事突然复活，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听到台湾歌手张宇唱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蛋佬的棉袄》，非常动听。他唱的是一个卖鸡蛋的蛋佬，年轻时不理解母亲，披着母亲给他的一件破棉袄卖蛋度日，懂事后攒钱要让母亲富贵终老，但母亲已经去世了，却发现棉袄里母亲为他藏着的一根金条。歌中唱道：“蛋佬恨自己没能回报，夜夜狂啸，成了午夜凄厉的调……他那件棉袄，四季都不肯脱掉。”那首歌唱得一往情深，总是让人鼻酸。禁不住想起牛大爷那件炸油条的破油棉袄。（3）裱糊匠我一直都觉得，老梁是位手艺高超的裱糊匠。我们大院是前清留下来的。小时候，院里多数人家屋子的顶棚和窗户是高粱纸糊的。整条街的院子里情况大致相同，裱糊匠便大有用武之地。因而，整条街上老梁也是赫赫有名的。尤其秋天冷风吹来的时候，很多人家都要换窗纸，糊顶棚，老梁常常忙得脚打后脑勺。老梁长得身大力不亏，结实的腿壮得像根树桩，胳膊一伸，能让三个小孩在上面打飙悠。他有个儿子，和我同岁。我们读中学时，老梁的活儿忙不过来，常常要儿子搭把手—主要是到公兴和敬记去买纸。一般买糊窗户用的高粱纸，去公兴；糊顶棚的纸，去敬记纸庄。糊顶棚比糊窗户麻烦，得用三种纸：打底子用毛刀纸，然后刷上一层大白纸，大白纸上刷有一层粉，比较结实；最后再糊上一层高粱纸。不讲究的，最后一层高粱纸就免了；为省钱的，打底子，不用毛刀纸，改用报纸。之所以选择这两家，是因为公兴的高粱纸质量好，而敬记纸庄的毛刀纸和大白纸便宜。老梁干活，大家放心，不多要钱，该替你省的都省了，想得周全。老梁很会讲故事，尤其是讲水浒，跟连阔如说评书似的，特别吸引人。尤其讲起林冲的故事，从十八万禁军教头，白虎堂被诬陷，野猪林被害，到风雪山神庙，讲得津津有味。他对林冲被诬格外同情，说是要不他也不会跑到梁山那个鬼地方。他站在梯子上一边往顶棚上糊纸，一边讲林冲，两不耽误。所以，我愿意和他儿子帮他买纸扛纸，还愿意帮他干活，好听他讲故事。这样一个颇受大院老少欢迎的人，“文化大革命”一来，首当其冲倒霉了。不知谁把他的档案泄露了，一张大字报糊在大院外墙上。我们才知道，原来老梁不是裱糊匠，而是国民党的童子军教官。那时候，一沾国民党—还是什么教官，立马就完蛋。一通批斗，老梁被罚打扫我们一条街的厕所。那时候，厕所都在各个院子里，一条街那么多院子，得有多少厕所呀？不过，他身子骨棒，都还能忍。让他忍不了的是，非说他害过两个共产党人的命。他一再辩解，他当教官的时候，确实见过两个人，是不是共产党，他不清楚。北平解放前夕，那俩人跑到他的学校里来，请老梁帮忙，让他们藏一下，后面有国民党大兵追他们。一说话，听口音是山东老乡，又是俩年轻人。他就答应了，让他们藏在学校装体育器材的仓库里。大兵走了，这俩人也跑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结果非说是他害了这俩人，弄得他有口难辩。他被关在街道工厂的一间小仓库里，回不了家。每天打扫厕所之外，就要他交待怎么害的这两个共产党人。有一天早晨，有人在厕所房梁上发现了上吊的老梁。那一阵子，因为老梁的问题，弄得他儿子灰头灰脸的。我能做的，就是别人都不理他时，天天陪他在一起。我怕他想不开，走他爸爸的路。熬了一年多，我们俩都报名上山下乡，我去了北大荒，他去了山西。如今，我们都是往七十奔的人了。往事不堪回首，人生歧路多迷茫，我们也多年没见面了。一直到去年秋天，我在美国，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竟是他从华盛顿打来的。他说他前些日子回国，碰见老街坊，知道我在美国的儿子家小住，便要来电话打给我。我才知道，他来美国已经二十来年。聊起往事，他告诉我，“文革”结束，有一天有两个老头儿找到他，说他们一直在找老梁，是老梁当年救了他们。“文革”中，他们两人也挨了批斗。一切都正常后，他们心想老梁肯定也会跟着吃挂落儿，就千方百计找老梁，说不能让好人吃亏。终于找到了，却让人慨叹不已。后来，这两人好心帮他出国留学，也算是好人好报吧。我对他说，你又回咱们大院了吗？现在拆得七零八落了，但老房子里的顶棚居然还是纸糊的。他告诉我，去看过了。停了一会儿，他对我说：“那顶棚还是当年我父亲糊的呢！”（4）花布和苹果开会时随手翻邻座带的一本书，看见有一首题名为《一块花布》的短诗，作者叫代薇，诗写得很有意思。她说如果你爱上一块花布，“还必须爱上日后：它褪掉的颜色，撕碎的声音。花布的一生，除了洗净和晾干，还有左边的灰尘，右边的抹布。”　　我明白，花布就是人，而且应该是女人。花布颜色鲜艳的时候，正是女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最佳状态，一般容易讨得男人的爱。但当花布的颜色褪尽，在日复一日一次次的洗净晾干之后，最后落满灰尘，变成抹布的时候，男人还能不能坚持最初的爱，就难说了。随手把抹布抛进垃圾箱，然后另寻一块新的花布，是如今一些男人司空见惯的选择。　　我想起童年住过的大院里，曾经有一对夫妇，男的是一位工程师，女的是一位中学老师。他们刚刚搬进大院来的时候，也就三十来岁，我还没有上小学，虽然懵懵懂懂不大懂事，但从全院街坊们齐刷刷惊艳的眼神中，看得出来女教师非常漂亮，男工程师英俊潇洒，属于那种天设一对地造一双的绝配，每天蝶双飞一样出入我们的大院，成为全院家长教育自己子女选择对象的课本。　　那时候，最让全院街坊们羡慕而且叹为观止的是，女教师非常爱吃苹果。爱吃苹果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苹果谁不爱吃呀？关键是每次女的吃苹果的时候，男工程师都要坐在她的旁边亲自为她削苹果皮。削苹果皮，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关键是每次削下的苹果皮，都是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弯弯曲曲的从苹果上一圈圈地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这确实让街坊们惊讶。不仅惊讶男工程师削苹果皮的水平，也惊讶他有这样恒久的坚持，只要是削苹果，一定会出现这样红红的苹果皮长长不断的奇迹。每一次，街坊们从宽敞明亮的玻璃窗前看到这温馨的一幕时，总能够看到女的眼睛不是望着苹果，而是望着丈夫，静静地等待着，仿佛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最好总不落幕才好。街坊们总会说，这样漂亮的女人，就应该享受这样待遇。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这一对夫妇五十多岁了。那一年开春的时候，倒春寒，突然下了一场雪，雪后的街道上结了冰，女教师骑车到学校上课，躲一辆公共汽车，摔倒在冰面上，左腿摔断了骨头。一个来月以后，从医院里出来，腿上还打着石膏。是男工程师抱着她走进我们的大院，我们的大院很深，一路上，他们的身上便落有一院人的目光，和男工程师脸上淌满的汗珠一起闪闪发光。　　那一年的夏天，她的腿还没有完全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嘛，“文化大革命”来了，她教的那些中学生闯进我们的大院，硬是把她揪到学校去批斗。等她狼狈不堪地从学校回来，她的那条还没有伤愈的左腿坏得更厉害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她的腿彻底残疾了。每天再看到她的时候，都是丈夫搀扶着她出出进进。她一下子苍老得那样的厉害，当年漂亮的模样，仿佛被风吹尽，再也看不出来了。　　他们夫妇有两个孩子，都和我一样前后脚到农村插队，等他们和我一样从农村插队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夫妇已经是快七十的人了。那时，她已经患上了肝癌，她和她的那两个孩子都还不知道，知道的只有她的丈夫。　　那时候，北京城里的苹果只有到秋天苹果上市时才能够买到。而且，那时也没有现在红星、富士或美国蛇果那样多的品种，只有国光和红蕉。每年秋天苹果上市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她家玻璃窗前那熟悉的一幕，男工程师为她削苹果，她瘦削得有些脱形，还是如以前那样静静地坐在旁边，望着自己的丈夫。只有这一幕重复的场景，仿佛时光倒流，让街坊们又能够想起当年她那年轻漂亮的模样。可谁知道她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了呢？　　细心的街坊看出，男工程师削的苹果，一定是红蕉，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这种苹果比国光的个儿大，颜色红，口感也甜，而且果肉比较绵软，适合老年人的牙口。男的手已经有些颤抖，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人老的原因。让人们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男的一直坚持给女的削苹果，更让人们奇怪的是，削下的苹果皮居然还是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弯弯曲曲的从苹果上一圈圈地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　　女教师走得很安详，按照我国传统讲究的五福，即寿、富、康、德和善终，她的一生虽然算不上富贵、健康，也说不上长寿，却是占了德和善终两样，应该算是福气之人。送葬的那天，她以前在中学里曾经教过的很多学生来到她家里，向她的遗照鞠躬致哀，有的学生甚至掉了眼泪。那天，我也去了她家，看见她的遗照前摆着两盘苹果，每盘四个，每个都削了皮，那皮都还是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摆放在苹果的旁边，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道道挽联。　　因为读到了《一块花布》这首诗，让我想起了这段往事。　　花布的一生，有簇新鲜艳的时候，也有颜色褪尽和撕碎的时候，也有在日常琐碎的日子里一次次的洗净晾干之后，最后落满灰尘，变成抹布的时候。爱上花布是容易的，始终如一爱花布的一生，如同始终如一能够为自己的爱人削苹果，而且把苹果皮削得一直都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是不容易的。　　想起这样的苹果，对照着《一块花布》这首诗，让我感到，对于爱情和人生，花布从鲜艳的布料到抹布的一生，如果像是散文，象征着现实主义的话；那么，苹果始终如一能够将皮削成一条长长不断线的红丝带，则像是诗，象征着浪漫主义了。我们需要向花布示爱，更需要向苹果致敬。（5）表叔和阿婆①北京前门一带多会馆，均是清朝末年各地进京赶考的秀才修建。事过经年，几番历史风雨剥蚀，当年书韵墨香早已荡然无存，如今各类小房如雨后春笋，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杂院。②粤东会馆便是其中一座，表叔便是这座大院里的一家。为什么唤他表叔，谁也道不出子丑寅卯。几十年来，大院无论男女老少都这样唤他。这称谓透着亲切，也杂糅着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③表叔以洁癖闻名全院。下班回家，两件大事：一是擦车，二是擦身。无论冬夏雨雪，雷打不动。他擦车与众不同，要把他那辆自行车掉个过儿，车把冲地，两只车轮朝上，活像对付一个双腿朝天不住踢腾的调皮孩子。他便像给孩子洗澡一样认真而仔细，湿布、棉纱、毛巾，轮番招呼，直擦得那车铮亮，方才罢手，然后擦身。赤着脊梁，湿毛巾、干毛巾，一通上下左右、斜刺横弋地擦，直擦得身上泛红发热，然后心满意足将一盆水倒出屋，从擦车到擦身一系列动作才算完成，绝对是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成为大院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④年近五十的表叔至今独身未娶。这很让全院人为他鸣不平。他人缘极好，是一家无线电厂的工程师，院里街坊谁家收音机、电视机出了毛病，都是他出马，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偏偏人好命不济，从年轻时就开始走马灯一样介绍对象，竟然天上飘泼大雨也未有一滴雨点儿落在他的头顶。究其原委，表叔有个缺陷：说话大舌头，那说话声儿有些含混。姑娘一听这声音，便皱起眉头，觉得这太刺激耳朵，更妨碍交流。⑤表叔还有个包袱，实际是他对象始终未成的最大障碍，便是阿婆。院里的人都管表叔的妈妈叫阿婆。自打表叔一家搬进大院，阿婆便是瘫在床上的，吃喝拉撒睡，均无法自理。有的姑娘容忍了表叔的舌头，一见阿婆立刻退避三舍，甚至说点不凉不酸或绝情的话。⑥久经沧海，表叔心静自然凉，觉得天上星星虽多，却没一颗是为自己亮的，而自己要永远像一轮太阳，照耀在母亲身旁。他能够理解并原谅姑娘拒绝自己的爱，包括对自己舌头的鄙夷，却绝不理解更难原谅她们对自己母亲的亵渎。虽然，老人是瘫在床上，但她这辈子全为了儿子呀羊羔尚知跪乳以谢母恩，更何况人呢⑦院里街坊都庆幸阿婆有福，虽没得到梦寐以求的儿媳妇，毕竟摊上这么孝顺的儿子。阿婆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子，常念叨都是我这么一个瘫老太婆呀，害得你讨不到媳妇表叔总这样劝阿婆：我就是没有媳妇也不能没有您。您想想，没有您能有我吗表叔粗粗的声音混沌得很，在阿婆听来却是天籁之音。⑧阿婆故去时，表叔已经五十多了。他照样没有找到对象，照样每天雷打不动地擦车、擦身，只是那车再如何精心保养也已见旧，表叔赤裸的脊梁更见薄见瘦。好心的街坊觉得这么好的表叔，说什么也得帮他找个对象。表叔并不抱奢望，觉得那爱情不过是小说和电视里的事，离他越来越遥远，只能说说、听听而已。但是，好心的街坊锲而不舍，几年努力，街坊们终于没白辛苦，终于有一位四十余岁的女人看中了表叔。⑨表叔却坚决拒绝。起初谁也猜不透，只觉得一定是女人伤透了表叔的心。一直到去年，表叔突然魂归九泉，人们才明白：表叔那时已知自己身患不治之症。⑩表叔死后留下许多东西，其中最醒目的是那辆自行车，干干净净，锃光瓦亮。（6）花露水几次败北的经历，让方家大姐对于恋爱和婚姻不再奢望，好心人再来介绍，她都无动于衷，婉言谢绝。四个妹妹花前月下的甜蜜恋爱，她都没有经历过。四个妹妹先后有了小孩子的欢乐，她也没有品尝过。我从来没有叫过她的这个外号，只是，我一直不清楚方老师知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或许一开始，方老师就知道，但她不忍心戳穿这个“骗局”。在我曾经住过的大院里，方家姐妹五个，号称“五朵金花”，个个长得如花似玉，不仅是她们家的骄傲，也是我们全院的资本。如果有人找我们大院，只要一进胡同口，打听住着五个挺漂亮姐妹的那个院子在哪儿，所有人都可以告诉你：往前走，靠南边那个黑漆光亮的大门就是。方家四个姐妹先后嫁人，唯独大姐“待字闺中”。其实，五个姐妹，论漂亮，无论脸庞，身材，还是皮肤的白皙，或举手投足的一颦一笑，大姐当属第一把交椅。大姐嫁不出去，不是她眼眶子比眉毛高，格外挑剔，而是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狐臭”。那“狐臭”很是强烈，只要她下班回家，进了院子，老远就能闻见冲鼻子的气味儿。所以，介绍多个对象，大老远地看见人风摆杨柳袅袅婷婷地走过来，都会让人心里一动，等坐下来，这气味实在让人受不了，那些本来跃跃欲试的男人，便都纷纷退下阵来。几次败北的经历，让方家大姐对于恋爱和婚姻不再奢望，好心人再来介绍，她都无动于衷，婉言谢绝。四个妹妹花前月下的甜蜜恋爱，她都没有经历过。四个妹妹先后有了小孩子的欢乐，她也没有品尝过。她不是那种缺少男人就没着没落的女子，她天性乐观。尽管人往三十上奔了，她依然整天乐呵呵的，像一只欢快的百灵鸟。大院的孩子、大人都很喜欢她。所有人都说，她的这种性格和她的职业相关。自从师范学校毕业，她一直就在小学里当老师，一直都带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让她的性格和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她教书的小学校，就在大院附近。那时候，上小学，孩子们只有这所小学和另一所稍远一点的小学做选择，我们谁都不希望被分配到她的这座小学校。早就从这所学校里上学的孩子们那里听说，她特别喜欢小孩子，而且特别喜欢搂孩子。我想，那动作可能属于她的习惯动作，情不自禁，表示对孩子的亲切和喜爱。我们谁都渴望被一位漂亮又年轻的女老师亲密爱抚地搂一下。不过，一想到她胳肢窝所散发的味道，我们个个都往后缩步。幸亏我上小学时，没有被分到她的学校里。对于分到她的学校的大院孩子，我悄悄地幸灾乐祸。就在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方老师终于有了一个对象，是新调到她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对别人一向在意的“狐臭”，他一点儿不放在眼里。这位老师的父亲是一位老中医，说是有祖传秘方，治这种“狐臭”是小菜一碟。全家和全院的人都为她高兴，觉得这真的是好人自有好报，这么好心，还有好性格、好容貌、好身材的人，终于等到花好月圆的结果，属于是“好饭不怕晚”，按照我妈说的话：最后揭锅的，是热腾腾的大肉包子！这个大肉包子第一次到我们大院里来的时候，我相信，不仅是我一个，全院所有人，大概都倒抽一口凉气。这个肉包子也实在够肉的了，无论个头还是长相，和方老师太不般配。为什么非得找上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主儿，仅仅因为方老师有“狐臭”吗？或许，人家真有才，不是说治好方老师的“狐臭”，手到擒来吗？谁知，从方老师和他搞对象到结婚，这都过了一年多，方老师天天往胳肢窝抹一种药水，但是，始终未见改观，气味儿依然冲人的鼻子。不过，甭管怎么说，人家到底和方老师结婚了，没有像以前走马灯一样的那些男人们“闻味而逃”。大院里的大人们说，甘蔗难得两头甜，方老师占着一头儿，也可以了。方老师结婚以后，大院里的人才知道，那人的父亲并不是老中医，不过是卖耗子药的人，抹在方老师胳肢窝的药水，也不是什么祖传秘方，只是商店里卖的最便宜的花露水。当人们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有人不怀好意地给方老师起了一个外号“花露水”。大院里好些孩子背后也这样叫她。她听见后，并不生气，还是照样乐呵呵的，照样情不自禁地搂抱她的小学生。我从来没有叫过她的这个外号，只是，我一直不清楚方老师知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或许一开始，方老师就知道，但她不忍心戳穿这个“骗局”。如果是这样，只有一个解释，便是那个人爱她、她也爱那位男士。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文革”开始后，方老师的学校里，老师们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带着一帮学生，包括早就毕业曾经被她搂抱过的学生，抄了她的家。那时候，她已经是这所小学校的校长。在准备揪她到学校操场批斗前，她的丈夫站了出来，挡住了她的身体，质问那些老师和学生：“方老师打从师范毕业，就在咱们学校里当老师，一当就是十多年，教出一拨拨学生，凭什么就要批斗她呢？”那帮人哪儿听他的，上前就要揪方老师去批斗，他死活抱着方老师就是不松手。一根棍棒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打晕过去。方老师还是被揪到操场领操台上批斗了。但是，这件事，却让全院的人都看到了，那位男人是真爱方老师的，仅凭这一点，方老师值了。自从“文革”之后，我去“北大荒”插队，已经有快五十年，再也没有见过方老师。前些日子，见到大院的一位童年的伙伴，他告诉我，前两年见到过一回方老师。两口子还住在当初那座大院里，他们一直没要孩子，也许是怕孩子遗传方老师的“狐臭”吧。特别奇怪的是，现在，方老师的“狐臭”，居然一点儿都没有了。方老师的老伴说：“我们家有祖传秘方，你们还一直不信。”（肖复兴）（7）鼻烟壶我们老院进二道门东厢房的第一家，住着老孙头儿。我们都这样叫他，现在想来那时候也就50岁上下，并不老。他一辈子没结婚。那时候，他的母亲还在，七十多岁，身体不好，常年躺在床上，下不了地。老太太的饮食起居，都靠他照料，全院人都说老孙头儿是个孝子。在我们老院里，老孙头儿大概是学问最高的一位。他是个英语翻译，据说是从美国回来的。说是翻译，却没见他上过一天的班，大多是人家找上门来，把要翻译的东西送来，他在家里就把钱挣了。他住的东厢房只有一间，贴墙放一张双人床，他和母亲一起睡；靠窗是一张写字台，放着他的命根子----打字机。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常到他家里玩。我是第一次见识这玩意儿，常偷偷敲打键盘上圆圆的小按键，发出“嘚嘚”的声音，特别好玩。老孙头儿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玩。那是他在家里工作之余的两大消遣之一。他的另一个消遣，是吸鼻烟，而且非常讲究。他家里有好多，装在墨绿色的铁皮盒子里，高兴了，他会打开盒子，让我们欣赏那形状不一、图案各异的鼻烟壶。忙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帮他去买鼻烟。每一次买鼻烟，他都会从盒子里找出不一样的鼻烟壶，好像在挑选他的卫兵。他买鼻烟，必定要天蕙斋的。我们都特别愿意帮他买鼻烟：一来，老孙头儿会让我们把买鼻烟找的零钱拿来买糖吃；二来，我们也愿意到天蕙斋去看热闹。天蕙斋离我们老院不远，这是一家老鼻烟铺，道光年间就开业了。鼻烟作为一种闻品，现在很少有人喜欢了，但在清末民初，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它都很有市场，就像现在的香烟一样。老孙头儿跟我们白话，说鼻烟分为十级，档次不同，价钱不等，上好的鼻烟，一两的价钱当时能买44斤洋面。好家伙！听得我们都嘬牙花子。所以，我们都想看看这么贵鼻烟的鼻烟铺到底有什么奥妙。其实，那店铺真是太小，太不起眼了。它在一个高高的台阶上，门脸瘦长，被两边的店铺挤压得像是茯苓夹饼。也许因为那时我们个子太矮的缘故，台阶才显得越发高。我们一帮男男女女的半大孩子，拿着老孙头儿给的钱撒着欢儿去天蕙斋，主要目的是找了零钱，去路东的通三益买糖分着吃，我们老院的孩子，大概没有一个没去过天蕙斋给老孙头儿买鼻烟的，便也没有一个没吃过老孙头儿的糖的。好玩的年华都过得快，童年和少年时光，像鸟一样飞走了。等到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爆发了。有一天，一帮红卫兵闯进老院，径直闯进了老孙头儿的那间东厢房。那时候，红卫兵造反、抄家，已是常事，见多不怪----让我诧异的是，为首的竟然是我们老院的一个女孩子。她比我小3岁，以前，没少像跟屁虫似的，跟在我的后面，去天蕙斋帮老孙头儿买鼻烟。正是夏天，天很热，老孙头儿正在家里帮母亲擦身，哪里想到红卫兵长驱直入。那个比我小3岁的女孩，指着老孙头儿的鼻子，劈头盖脸说他是美国特务，让他交出藏在家里的电台。老孙头儿是看着她长大的，忙跟她解释哪有什么电台。她指着写字台上的打字机说：“这不是电台吗？”老孙头儿叫着她的小名说道：“孩子，那是打字机，你又不是没见过我拿它打字！”她说：“你用它白天打字，夜里发报，以为我们红卫兵小将不知道？”说着，她便带着红卫兵开始乱翻东西，一下子翻出了老孙头儿的宝贝----墨绿色的铁皮盒子，她指着盒子上印着的一行英文小字“Made in the U.S.A.”,对那帮红卫兵喊了起来：“看呀，这里有美国的东西，他还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老孙头儿再一次叫她的小名，解释说：“这就是以前用过的美国奶粉盒子。”然后他打开盒子，指着里面装的又说：“你也不是没见过，都是鼻烟。”她一把夺过盒子，摔在地上，鼻烟壶碎了，鼻烟撒了一地，她质问老孙头儿：“这是什么？美国奶粉盒子？里面装的就是美国炸药！”老孙头儿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装的盒子，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的母亲惊吓过度，没几天便过世了。老孙头儿长寿，活到我插队结束回北京，我回老院时看到他，他还点着那个女孩的名字对我说：“你说这孩子是怎么想的，非把个装鼻烟壶的奶粉盒子说成是装美国炸药的。”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子，不知道现在她会怎么想，会不会还记得这桩往事 ··· ···（8）老倭瓜花老孙头儿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小时候，在我眼里，他在我们大院里学问最大。倒不仅仅因为他会外语，家里常来外国人，他和人家老外叽里呱啦地说一大通，挺给我们大院添色的；而是老孙头儿干什么都灵，都能够干出花儿来。我们大院好多街坊都说：看人家老孙头儿，真是有两把刷子，嘴能说鸟语，手能干巧活儿。老孙头儿家是进入我们大院二道门后靠近东边的第一间房子，由于进入二道门后，有一块挺大的影壁，影壁门两侧是东西两道的过道，影壁的西边立着石碑，东边没有石碑，无形中给老孙头儿家前多出了这么一块空地。以前，老孙头儿在这块空地上种花。老孙头儿种花有自己的讲究，他只种西番莲、美人蕉和大丽花这三种。有街坊问为什么只种这三种，他回答：一是这三种花的花型都大，他喜欢这样大花型的花，看着舒坦，小花型的花，小里小气；二是这三种花都好养活，不像有的花那么娇气；三是这三种花都没有什么香气，他不喜欢香气浓郁的花。所以，曾经有街坊送他月季，他不养，嫌月季香味太重；有人送他茉莉或米兰，他也不养，嫌茉莉和米兰花小；有人建议他养芍药，说芍药花型大，他摇头说芍药和牡丹是富贵之花，得施大肥，娇气，不是他这种人能伺候的。有街坊在背后说老孙头儿：看他养花，就看出他这个人太挑剔，要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一直找不着媳妇，一个人跟老娘过，怪孤苦伶仃的！这话说得是不是有理，那时候，我不懂，但看这三种花，似乎非常听老孙头儿的话，每一年都长得生机盎然，特别是夏秋两季，花开得格外艳，尤其是美人蕉，紧贴二道门那一侧骑着金钱瓦的院墙边，红得像着了火似的，特别的喜兴。甭管是我们大院自己的人，还是外来的人，一进二道门，先看见这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朵，都会眼睛一亮，心情变好。人们都称赞老孙头儿的手艺棒。这家伙，会说鸟语，也懂花语呢！人们没少这样夸老孙头儿。赞美的话，谁都爱听，老孙头儿眯着眼笑，一点儿不谦虚地接受着这样的奉承。在打字机前工作累了，他就走出屋，到他的这些宝贝花前，看看这朵，看看那朵，像是检阅他的六宫粉黛，当作休息，自己给自己解个闷儿。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夜晚的时候，常常会绕着影壁疯跑，或玩捉迷藏，老孙头儿这片花草，便成为了我们的掩体。特别是贴墙根儿的那一排美人蕉，长得又密又高，更是我们藏身的好地方。玩完之后，我们会偷偷摘几朵西番莲或大丽花。老孙头儿知道是我们干的把戏，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或向我们的家长告状。老孙头儿的这块空地上的花草，养到1960年之后寿终正寝。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因为那一年的秋天，我小学毕业，考上了汇文中学。第二年的春天，老孙头儿在这块空地上改种了蔬菜。像他种花只种老三样，种菜，也是老三样：丝瓜、苦瓜和老窝瓜。有人问他，为什么只种这三样瓜？扁豆也特别的好活，你干嘛不种点儿扁豆？他说：他最喜欢吃瓜。别人想，老孙头儿是南蛮子，丝瓜和苦瓜都是南方菜。但是，人们忘了，老窝瓜可是地道的北方瓜呀。老孙头儿心里的话，没对人说：丝瓜和苦瓜固然是我这个南方人爱吃的，却只能当菜吃，老窝瓜却是可以当饭吃的呀。当然，我们院里那些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心里，是明镜似的清楚，正是全国闹灾荒的年月，各家粮食定量，各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大家的肚子都空空的。后来，我听说了一个词儿，叫“瓜菜代”，说的是用瓜菜代替粮食，填充饿着的肚子，便想起了老孙头儿种的老窝瓜，也就明白了老孙头儿和他的老娘那时候和我们一样，也经常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唤呀。老孙头儿这块空地上，种的老窝瓜最多。老窝瓜可以爬架，也可以满地爬，随着性子长。春天过后，枝枝叶叶，铺铺展展，绿绿的一片，爬得满地都是，有的还爬上他家的窗台，顺着窗棂，一直爬上了房，比他种的那些花草还要热闹。夏天到来的时候，老孙头儿的这些老窝瓜开花了，那种金黄色的花，大朵大朵地开了，趴在地上的，爬到窗前和房顶上的，肆无忌惮地到处开放，簇拥得老孙头儿这间东房格外火爆。特别是夕阳照在他家的时候，更是一片金光闪烁，让他的家像个金色的小屋。路过他家的街坊们，望着这片开得金灿灿的老窝瓜花，都会羡慕地说，老孙头儿家今年的老窝瓜肯定能结不少，够他们娘儿俩吃一气儿的了！这么多的老窝瓜花，让人们的心里甚至有些妒忌，想起顶着花的老窝瓜一点点地长大，直至滚瓜溜圆滚满一地，最后烀在锅里，吃进肚里，让没有一点儿油水的肚子稍微有一点儿安慰。老窝瓜可是又面又甜，有点儿白薯的味道呢。熟透了的老窝瓜，个头儿比兔子都大，切成块，上锅烀熟，面面的，比白薯还经饱。那时候，买白薯还得要粮票，一斤粮票，只能买五斤白薯。老孙头儿这一片老窝瓜，得顶多少斤白薯呀。那时候的人们真的是饿疯了，到处寻摸吃的，看到什么都能想到吃的，仅仅是老窝瓜花，就可以浮想联翩。但是，人们的想像力再丰富，也没有想到，老孙头儿家前盛开的这些灿烂的老窝瓜花，竟然像是炮仗捻儿一样，会在瞬间点燃，然后爆发，上演一出好戏。老窝瓜花和芦花鸡这里要先说一下，和老孙头儿一墙之隔的白家。白家住在二道门外的东跨院，房子隔着二道门那道骑着金钱瓦的院墙。虽然只是隔着这道墙，但是，在我们大院里，却是隔着很远的距离。一般而言，里院的人家看不大起跨院的人家，而跨院里的人家也瞅不上里院的人家。里院的人家觉得跨院的人家穷而贱，跨院的人家觉得里院的人家假来劲，穷嘚瑟，按照白家老妈粗鲁的话是，觉得自己人五人六呢，澡堂里洗澡，脱了衣服，一个德性！其实，里院和跨院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往根儿里倒，最初建这个大院的时候，就埋下了种子。那时候，之所以在二道门前盖这个东跨院，就是为了给下人和往大院送货送客人的赶马车的车把式住的。那时候，大院的主人阔绰，排场也讲究，三进三出的院落之外，别出心裁地留出二道门前这一大片地方，有点儿不伦不类，却也显示了自家的气派。以后，时代变了，下人和车把式没有了，但前后住进来的依然是穷人，因为这里的房租要比里院便宜得多。白家就是一户比较穷的人家。他家一共五个孩子，都是闺女。按照白家老爷子老白的想法，还得再接着生，不生出个儿子，绝不收兵。只是生第五个闺女的时候，白家老妈大出血，救活了母女两人，却落下了病根儿，无法再生育了，彻底断了老爷子的念想。白家老爷子祖辈两代给我们大院对门的“泰山永”油盐店当伙计，干的是卖力气的活儿，拉一辆三轮排子车运送货物，都是他们父子来干。只不过，老白的父亲拉的车是木轱辘的，老白改拉胶皮轮子的了。白家老爷子有的是力气，白家老妈虽然有过大出血，却依然也很有气力。两口子长得有些膀大腰圆、敦敦实实，五个闺女却都长得苗条水灵，让我们大院街坊感慨，老天爷真的是瞎了眼。五个闺女，不仅长得不错，学习还都挺好，虽然都没有上过大学，但中专毕业之后，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让她们的爹妈省心，也更让大院的街坊们感慨：老天爷不是没长眼，而是长着眼呢，爹妈不行，孩子行，这叫能量守恒，是爹妈受苦受累把德行积攒了下来，给了孩子们了；是爹妈愿意做牛做马，甘当狗尾巴草，才使得闺女们出落成了五朵金花。但是，街坊们关于白家爹妈德行近乎羡慕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样的判断错误，以前看得不大清爽，但在老孙头儿家那一片老窝瓜花前，一下子像显影液里的照片凸显，得到了证明。闹灾荒的年月里，谁家的粮食袋子里，不是还没到月底就见底了？谁家不得想点儿辙，让自己的肚子给喂饱点儿？一般人家能够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去买高价粮高价点心，没有胆儿去黑市倒腾东西换点儿粮票肉票，只能“瓜菜代”。像我妈那时候，是到天坛根儿挖野菜，包野菜馅的棒子面团子，来填充我们兄弟俩总也喂不饱的肚子。老孙头儿的“瓜菜代”，是种了那么多的老窝瓜。白家的“瓜菜代”，是养了四五只母鸡。如果家门前的地方大些，白家还想多养几只。那时候，白家的三闺女刚生完小孩，坐月子正好可以多吃几个鸡蛋补补身子。白家这四五只芦花老母鸡，平均每天能拾三四个蛋，成为了白家最大的财富。白家这四五只母鸡，都是白家老妈在养，她像养孩子一样有经验也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而且吃得了苦，几乎每天去兴隆街副食店去捡菜帮子喂鸡，为了和别人争一点儿菜帮子，没少怄气。她还得隔一个礼拜到沙子口去买一趟鸡麸子，要不，鸡光吃菜帮子，净拉稀屎。从我们大院到沙子口坐电车去，一趟只要三分钱，她也省下来，来回都是走着。她出力，鸡下蛋，白家一家能吃到这么多的鸡蛋，多亏了她。是她把这四五只芦花母鸡养得很精神，很有下蛋的本事。走进我们大院，还没有迈进二道门，常常可以先听到白家的母鸡“咯咯咯”此起彼伏的叫声，每一声叫声里，都会让人联想到鸡蛋，让人羡慕，甚至心生妒忌。在那些饥荒闹得一直是饥肠辘辘的日子里，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鸡蛋的样子和味道。按理说，老孙头儿种他的老窝瓜，老白家养她的芦花鸡，彼此谁也碍不着谁，本可以相安无事。问题是，老窝瓜没有长腿，芦花鸡却是长着腿的，不知哪一天，老白家那四五只芦花鸡前后脚地跑到老孙头儿家前这块空地上，一点儿不客气地冲着老窝瓜那金黄色的花，伸嘴就啄，吃得挺美。老孙头儿听见了鸡“咯咯”的叫声，知道是跨院里白家的鸡，起初以为是在人家院子里叫，没有在意。细一听，声音怎么这么响？抬头透过窗玻璃一看，看见了芦花鸡弯着脖子，正啄着老窝瓜花呢，他赶紧跑出屋子，把鸡赶走，一直赶出二道门为止。谁想到，第二天下午，这几只芦花鸡轻车熟路大摇大摆地又来了，吃上嘴了，味道不错，又来啄老窝瓜花。老孙头儿又赶紧跑出屋，拿着扫帚，把鸡赶走，一直赶出二道门。老孙头儿回到家里，心里有些气，白家这芦花鸡怎么搞的，鸡长着腿，人没长着眼吗？养鸡也不把鸡看着点儿，让鸡到处乱跑，吃了我的老窝瓜花，还怎么结老窝瓜呀？老孙头儿心里想了，事不过三，要是第三次让我看见芦花鸡再到我这里来吃老窝瓜花，我就不客气了。第三天下午，芦花鸡又来了。这一次，老孙头儿气愤填膺，运住了气，压住了火，悄悄地走出屋，蹑手蹑脚地走下台阶，走到一只芦花鸡的身边。那只芦花鸡正在美美地吃老窝瓜花呢，没有想到，老孙头儿已经伸出了手，一把抓住了它的脖子，嘴里喊了句：我让你吃！拎着鸡脖子，使劲儿往地上一甩，鸡咯咯地惊叫几声，鸡毛横飞出几片，躺在了地上。其他几只芦花鸡，吓得一溜烟儿地跑走，迈过二道门，扑打着翅膀，飞快地跑回白家。老孙头儿气哼哼地转身回了屋，他哪里知道，自己的劲儿还真不小，那只芦花鸡一动不动，断了气。白家老妈听见自己的鸡惊叫的声音不对劲儿，跑出屋子，一看跑回来的鸡少了一只。等了等，自己“咕咕”地叫了好几声，唤它回家，也没见任何动静。白家老妈什么话也没说，三步两步跑进二道门，来到老孙头儿家前的这块空地上，一眼看见了躺在地上的芦花鸡，赶紧弯腰把鸡抱了起来，一摸，鸡已经没了气，立刻气不打一处来，指着老孙头儿家就大声叫骂起来：老孙头儿，你个老绝户头的混蛋，给我滚出来！老孙头儿听见骂声，走出屋，说道：你青天白日的怎么跑到这里来骂大街呀？为什么骂你，你欠骂，你还欠抽呢！你看看我的鸡！听着白家老妈的话，老孙头儿才看见了她的怀里抱着只芦花鸡。是你把我家的芦花鸡给摔死的吧？老孙头儿无话可说，是自己摔的，他不是那种赖账的人。不说话，等于默认了。你说说，怎么办吧，这只鸡可是我们家最下蛋的！白家老妈这句话，挑起了老孙头儿的火，他站在他家门前的高台阶上，反问道：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怎么不说说，你家养的鸡不好好关着，怎么跑到我家这里来了？白家老妈一扭脖子：它自己长着腿，想跑到哪儿就跑到哪儿！平常，孙白两家很少来往，更很少过话，没有想到白家几个闺女都那么通情达理、礼貌周全的，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浑不讲理的妈？老孙头儿被噎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白家老妈一看老孙头儿不说话，更是来劲儿了，拎着鸡，扬过了自己的脑袋，冲老孙头儿喊道：赔吧！还愣着干嘛？老孙头儿一听要他赔，立刻反唇相讥：赔？行啊，不过，我得问你，是我先摔死了你的鸡，还是你的鸡先吃了我的老窝瓜花？老孙头儿这话把白家老妈给问住了，她一时不明白老孙头儿为什么要这么问，知识分子心眼儿多，自己得留点儿神。老孙头儿接着说：是你的鸡跑到我这里来，吃了我的老窝瓜花吧？我的老窝瓜花横是没对你家的鸡说“过来吧，到我这里来吧吃我吧”这样的话吧？那你先赔我的老窝瓜花吧！你赔我的老窝瓜花，我就赔你的鸡。白家老妈听明白了，一撇嘴：你那破老窝瓜花值几个钱？我这只鸡可是下蛋的老母鸡！老孙头儿说：我的破老窝瓜花？你给我好好数数，你的那几只鸡一共吃了我多少老窝瓜花？一个老窝瓜花，以后就得结一个老窝瓜，你说你得赔我多少老窝瓜吧？白家老妈没有想到老孙头儿会这样说话，知识分子就是弯弯绕多，一个老窝瓜花，他愣是想到了一个老窝瓜！白家老妈不甘示弱：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你说你摔死我家的这只老母鸡，以后得下多少个蛋？你还得赔我多少个鸡蛋的钱吧？老孙头儿这时候心情一下变了，忽然变得不那么生气了，觉得花结果、鸡下蛋这样的赔法儿挺好玩，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胖女人挺好笑。他有点儿诚心，冲着白家老妈说道：好呀，你要是这样算账，你应该再好好算算，我的一个老窝瓜里面得结多少籽，每一粒籽种下去，还要开多少花，结多少老窝瓜？这下可把白家老妈的火给激了上来，她一把把鸡丢在地上，指着老孙头大骂道：好你个老孙头儿，你跟我在这儿逗咳嗽是不是？好啊，那你得好好地赔赔我，你说我这只芦花鸡得下多少鸡蛋，每个鸡蛋得孵出多少小鸡，小鸡长大了，又能下多少鸡蛋？你掰开手指头好好算算清楚，赔吧！……这场罗圈仗，什么时候结束的，后来的人们谁也说不清了。老孙头儿和白家老妈这一通唇枪舌剑，在场听到看到的，只有几个老街坊，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想上去劝架的，但一听他们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跟侯宝林和刘宝瑞说相声似的，都想看热闹，谁也不想上去劝架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事后听说的，是不是原音再现，有没有演绎的成分，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事情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没有错。这件“老窝瓜花大战芦花鸡”的事情，成为我们大院历史中精彩的一幕，一直到现在，依然会被老街坊们津津乐道。特别是在那几年饥肠辘辘的日子里，文化跟着缺吃少穿一起荒芜，这一幕确实比当时的演出还要精彩，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是那么真实。老孙头儿一辈子再没有这样出色的口才发挥，白家老妈也再无这样敏捷的反应和强词夺理。当然，这一幕之所以令人难忘，还在于它的结局，出人意外，而且是以喜剧大团圆的方式收尾，很符合人们的期待和欣赏习惯。结局是，那天，白家的老大回家之后，听见自己的老妈还在跟老孙头儿站在那儿吵呢，赶紧跑了过去。白家大姐是个小学老师，白老师对老孙头儿这样有学问的人，一直心存敬意，自己老妈跟人家吵，她从心里就觉得一定是自己老妈的不是，当她问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更觉得是自己老妈的不是。别人不清楚，她是清楚的，自己家的芦花鸡，从跨院绕到老孙头儿家前的空地上，不仅要出跨院，还要过二道门，那鸡怎么那么有灵性，知道门路，知道那里有美味可口的老窝瓜花？不是自己老妈故意把鸡放出笼，芦花鸡就真的成精了。白家大姐把自己老妈拉走，临走前还鸡叨米似的连连向老孙头儿道不是，老孙头儿是那种吃敬不吃罚的主儿，人家敬他一尺，他得还人家一丈。当天晚上，老孙头儿来到白家，那可是他第一次走进东跨院，掏出十元钱，对白家老妈说：怨我出手太重，您看看这点儿钱赔您够不够？那年月里，十块钱不是小数，老白给“泰山永”干一个月的苦力，也就是四十来块钱。白家大姐在学校当老师，每月开的薪水只有三十六元钱。白家老妈收下了钱，不再说什么。老孙头儿临走，她指着扔在门口的那只死芦花鸡，对老孙头儿说：你把鸡拎走！老孙头儿客气了一句：您自己留着吃了吧！这只老母鸡下蛋最勤最多最可人疼，我可吃不下它！白家老妈说着，差点儿没掉出眼泪。第二天，老孙头儿就把这只芦花鸡炖了，香味儿特别的蹿。也是，那些日子里，谁家能吃到炖鸡呢？久违的鸡肉香味儿，满院子里飞。那天，路过老孙头儿家门前的街坊们，都忍不住伸出鼻子使劲多闻几下鸡汤的香气。然后，有街坊说道：老孙头儿这一次也算是捞着了，要没有这么一出“老窝瓜花大战芦花鸡”，他和他老娘上哪儿吃这么美的鸡肉，喝这么美的鸡汤去？事后，老孙头儿也说：这话说得真是呢，要不，我和我老娘还真的吃不上这么好吃的鸡肉，喝这么好喝的鸡汤。闹饥荒那好几年，我们就吃过这么一回好饭，饱了这么一次肚子！应该说，这还不是这场戏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结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白家老妈出身好，被街道“革委会”选进去当了委员，也就是以前的“街道积极分子”的衔。那时候，我们大院的另一位积极分子商家老太太正是闹得红红火火的风云人物，带着“红卫兵”到处抄家。老孙头儿这个懂鸟语的翻译家，肯定是在劫难逃，去抄老孙头儿家的时候，商家老太太特地先跑到白家通风报信，拉着白家老妈一起去。她心想，那年“老窝瓜花大战芦花鸡”的事，白家老妈不会不记得，现在正好是报仇的时候。但是，白家老妈没有跟着她带着“红卫兵”一起凑这个热闹。那时候，她的女儿白家大姐已经是小学校的校长，在学校正在遭批斗，她看不明白，为什么人和人跟斗鸡一样斗成了乌眼儿青？她知道自己和老孙头儿不是一路人，她也看不上老孙头儿整天酸文假醋一副洋派的劲儿，但是，她犯不上这时候冲人家下笊篱。商家老太太带着“红卫兵”揪斗老孙头儿没几天，孙老太太惊吓过度去世了，奄奄一息时，躺在床上，老孙头儿哪有力气去抱自己老妈送医院去抢救呀。正是下午，院里的街坊好多不在家，在家的谁也不敢上前伸手帮忙，还是白家老妈知道后，赶紧叫上老白，两个人都有力气，把老太太抱上老白平常蹬的那辆平板三轮车，送到了北官园的医院里。很多时候，人心隔肚皮，人对人彼此是看不大清的。只有到了关键的时刻，才会看得多少明白一点儿。我从北大荒插队回北京之后，曾经见过老孙头儿一次，提起往事，说起白家老妈，他这样对我说：真的是出水才看两腿泥！如今，老孙头儿和白家老妈都早已经过世，我还常常想起他们，想起那场“老窝瓜花大战芦花鸡”的精彩好戏。好戏，必得经过不同年代的动荡。时间是好戏里看得见的背景，也是好戏里看不见的主角。就像没有经过时间的炖煮，煨不出好汤一样，没有时间的熬制，是无法完成一出好戏的。（9）煎饼果子五十年前，我们大院前的胡同口，有个卖早点的小摊。开始，是卖油饼和炸糕，后来摊主娶了个天津媳妇，在他的油锅旁支了个饼铛，卖起了煎饼果子。在饼铛上摊上薄薄的一层绿豆面，再在上面摊一个鸡蛋，抹上甜面酱，撒上碎葱花，最后加一个薄脆，四角一掀，像叠被子一样，把一个煎饼果子弄得四四方方，有款有型。那时候，我们小孩没有吃这玩意儿的。大人也是看的多，买的少—那时，煎饼果子比较贵，比油饼、枣糕贵一倍。那时，我们大院住着白家，家里老大是女儿，下面还有三个弟弟。白大姐学习不错，长得也不错，个子高挑，跳高拿过区运动会的冠军；本来可以作为特长生保送高中，然后考大学。但因家里只有她爸爸一人工作，负担重，所以白大姐初中毕业考了中专，毕业后在家附近的一所小学教体育。白大姐毕业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不上课，说是闹革命，其实天天没事干，总背诵语录开会。开会，老师分两派，各坐一边，黑白分明。白大姐人缘不错，又长得出众，是两派争夺的对象。白大姐不爱掺和事，常常开会溜号，早早回家。这一天，白大姐早晨刚去学校，没过多会儿就回到家—带回来一套煎饼果子，还热乎着呢。她将煎饼果子分给了三个弟弟。那时我们大院的孩子，谁都没有吃过煎饼果子，对于三个贫寒家庭里的孩子而言，更是个稀罕物。看着三个弟弟风卷残云把煎饼果子吃完，白大姐挺高兴，又回学校了。白大妈却感到奇怪，因为家里过得一直挺紧巴，白大姐每月工资都如数交家里，早点也在家吃，她哪来的闲钱买煎饼果子？没过多久，煎饼果子之谜，就全院皆知了。原来那天学校里正开会，推门进来一位姓秦的男老师，头头问他怎么才来？他也不回答，抛绣球一般把手里的东西就扔了出去，扔向白大姐那里。幸亏白大姐练过体育，反应快，伸手把东西接住，挺烫的，打开纸一看，是煎饼果子。旁边的老师也都看见了，立刻哄堂大笑，对这个煎饼果子议论纷纷。会也开不下去了，头头只好提前散会，把秦老师叫到办公室训话。有意思的是，白大姐和秦老师开始恋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这个煎饼果子之前就好上了，还是这个煎饼果子成了他们的媒人。反正，他们是好上了，而且速度飞快。第二年，两人就结婚了，秦老师家没房子，就在白家房子旁边搭了个小偏厦当婚房。这媳妇找得也忒便宜了，一套煎饼果子就齐活儿了！煎饼果子，便成为那个年代我们大院流传下来的一个笑话。一晃，五十年过去了。白家老两口早已去世，白大姐生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都已成家立业。转眼就到了白大姐七十大寿，两个孩子很孝顺，早就定好了酒店，买好了礼物，备好了生日蛋糕，要为白大姐祝寿。只是秦老师当甩手掌柜的，不闻不问；两个孩子恼火，便和秦老师认真地谈了一次话。儿子说：爸，您和我妈结婚五十年了，给我妈买过一件礼物吗？秦老师说：都老夫老妻了，还像年轻人玩那小把戏？女儿生气了说：爸，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妈跟您过了一辈子，您一点儿血都不吐，老夫老妻也得讲情分吧？最后，儿子和女儿逼着爸爸：不管怎么说，哪怕是一个蛤蟆骨朵儿那么小呢，也得送我妈一件礼物。结果，白大姐七十大寿的前一天，秦老师还真给白大姐一件礼物。这个礼物把白大姐的鼻子给气歪了。白大姐将它一把扔到秦老师脸上—是一套煎饼果子。如今，满北京城到处都是卖煎饼果子的。煎饼果子很好买，也不值钱。只是秦老师有些委屈，连说我是想让你妈重温过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从煎饼果子开始好上的呀！（10）无花果在我们大院里，景家爱侍弄一些花花草草。有年春天，景家的孩子送来一盆植物，我不认识，半人多高，铺铺展展的大叶子，挺招人。景家屋前有一道宽敞的廊檐。他们家的花花草草，大盆小盆，都摆在廊檐下。那廊檐简直成了一道花廊，春天常有蜂蝶飞舞。唯独这盆植物不开花。后来，同院的猴子对我说：知道吗？这叫无花果！不开花，只结果！——无花果，我听说过，却是第一次见到。果然，暑假过后，景家的无花果，在叶子间像藏着好多小精灵一样，结出了小小的圆嘟嘟的青果子。景家原是做小买卖的，有两个孩子，都各自成家，一个在外地，一个在北京，偶尔过来看看；现在只住着老两口，这些花花草草，就是老两口的伴儿。无花果的果子越长越大，在其颜色由青变紫的时候，猴子找到我问：吃过无花果吗？我摇摇头，然后问他：你吃过吗？他也摇摇头。你敢不敢，跟着我一起去摘几个无花果吃？猴子这样问我。我睁大了眼睛，刚说：这不成偷了吗？我妈该……他就立刻打断我的话：就知道你不敢！胆子小得像耗子！他说完转身就跑了。第二天，在大院门口，猴子得意地对我说：可好吃了！可惜，你没有尝到，那味道，怎么说呢？特甜，还特别软，里面还有籽儿，特别有嚼劲儿，有股说不出的香味！说心里话，说得我的心里怪痒痒的，馋虫一下子被勾了出来要说小时候真的是馋，神不知，鬼不觉，我当下就跟猴子溜到景家屋前。窗子里的灯光幽暗，廊檐下更是黑乎乎一片。可是，我和猴子猫着腰在廊檐下转了一圈，却没看见那盆无花果。我心想，肯定是昨天猴子没少摘，让景家老两口发现了，把无花果搬进屋里了。果然，猴子趴在门口，伸手招呼我。我走过去一看，无花果真在景家客厅里。猴子轻轻地对我说：门没锁，你给我看着点儿，我溜进去，给你摘两个就出来。说完，他把门推开一条缝儿，像狸猫一样钻了进去——但不知碰到什么东西，就听“哗啦”一声——客厅的灯亮了，我和猴子，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内，灰溜溜地出现在景家老两口惊讶的目光之下。那天晚上，我和猴子都挨了家长一顿鞋底子。以后好几年，我几乎都忘了无花果。一直到“文革”爆发之后，秋天，我到南方大串联回来。猴子找到我，递给我几个乒乓球大小的青中带紫的圆果子，对我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认出来了，是无花果，问他哪儿弄来的。他得意地说：甭问哪儿来的，特意给你留的，尝尝吧！我一口气吃了俩，里面有籽儿，但特别小，哪里像他说的那么香，还特别有嚼劲儿？那时，我才知道，其实猴子和我一样，小时候也没吃过无花果，直到这时才第一次吃。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去大串联的时候，猴子跟着一帮红卫兵抄了景家的家。真的有些匪夷所思，他去抄景家的家，就是为了吃人家的无花果。那天半夜里，我闹肚子，上吐下泻，我爸把我送到医院看急诊。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只要一吃无花果，一准闹肚子。有一次，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后了，在新疆库车的集市上，看到卖无花果的。那无花果又大又甜，我禁不住诱惑，吃了两个，夜里就开始上吐下泻，而且发起烧来。后来，读美国植物学家迈克尔·波伦所著的《植物的欲望》一书。我惊讶地看到他说，植物与我们人类有一种亲密互惠关系，我们人类也是植物物种的设计和欲望的对应物。这实在是大自然的神奇，也是命运对于人类惩戒的象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吃无花果。（11）刀螂腿阿玉那时，打一次电话是三分钱，买一根油条也是三分钱。当年，三分钱是一根冰棍、一张中山公园的门票、一个“田字格本”、一支“中华牌”铅笔的钱。但钱对于大华不成问题，对比大院里那些穷孩子，他家非常富裕。都说往事如烟，人长大了，日子更是被风吹着一阵烟似的，过得飞快，远比当年“刀螂腿”小玉跑得还要快。想想，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多年，如今，我们童年住过的大院还在，但大院里的人却好多已经不在了。我家大院的门房，原来是不住人的，以前只存放车马。游家搬来，才推开门房的一面墙，借着门道，扩成了一间大房子，朝北开了一扇门，朝南开了一扇窗，中间拉个帘子，里面住人；外面的门，正好每天早晨卖油条。游家的油条，在我家那一条街上是有名的，炸得松、软、脆、香、透，这五字诀，全是靠着游家大叔的看家本事。看似简单的油条，让游家炸得跟个艺术品似的，满街闻名。游家只卖油条，不卖豆浆，因为生意好，照样赚钱。如果不是后来他家的“独生女”——小玉长大了，知道美，要穿要戴了，光炸油条不足以维持生计，游家也不会在朝南的窗台上，安了一部公用电话。那是我们那条街上的第一部公用电话，附近的人都上他那里打电话。小玉小时候就出落了一双长腿，院子的大人给她起的外号——“刀螂腿”小玉。刀螂，如今难找了，那时，夏天在院子里常能够见到，绿绿的，特别好看，那腿确实长，长得动人无比。刀螂不动的时候，像一块绿玉雕刻成的工艺品。小玉那时候没有体会出自己这一双长腿的价值，她的学习成绩比较糟，尤其是数学，从来就没及过格。在学校里没少有男生追她，她都一概不理，她只有一门心思，就是练跑。那时，她已经是三级运动员了，如果能够练到二级，她就能够在升高中时保送到“女一中”，那是北京十大市重点中学之一。如果能够练到一级，她就进北京市的专业运动队，不仅再不用自己花钱买“回力”牌的球鞋了，还可以吃住在先农坛，彻底离开家，她早闻腻了每天炸油条那油烘烘的味道了。她那时想的就是这样简单，根本没有想到初三这一年，遭遇到大华。大华是我们院的街坊，那时正上初二，比小玉低一年级，我还在小学读五年级。有一天放学，大华在学校门口等我出来，拉着我就往东单体育场跑。那时的东单体育场很空旷，“业余体校”的孩子和一般人都在那儿玩。我们坐在大杨树下，看一帮男女绕着圈在跑步。他指着他们冲我喊：“你看！你看！”我不知道他让我看什么，但很快在跑步的人中看到了“刀螂腿”小玉。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到这儿就是为了看她的吗？要看在大院里天天可以看得见。他却在一旁喃喃自语道：“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怎么就一直没注意到她呢？这家伙了不得，跑得真快！你看她腿，真长！”自从那天后，大华天天早晨买她家的油条不说，而且，天天晚上跑到她家窗台前打公用电话。那时，打一次电话是三分钱，买一根油条也是三分钱。当年，三分钱是一根冰棍、一张中山公园的门票、一个“田字格本”、一支“中华牌”铅笔的钱。但钱对于大华不成问题，对比大院里那些穷孩子，他家非常富裕。况且，因为他的父母在山西工作，他从小跟着姥姥长大。姥姥惯他，要钱就给。不过，他每天都打电话，给谁打呢？一个初二的学生，有什么电话非要每天拨打呢？有时，他只是拨“121”问个天气，拨“114”问个时间。有时拨半天拨不通，自己对着话筒瞎说一气，非常可笑。我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借机看看小玉。但小玉连个招呼和正脸都不给他，只埋头写作业。大华在窗口出现了，他对着话筒，像啃猪蹄子似的，一个劲儿地重复那些动作，没完没了。小玉心烦地把书本往桌子上一摔，扭头就出了门。好心的游大叔问大华怎么总打电话，他含混地支吾着，被游大叔问得没辙了，只好说：我给妈妈打电话。一听是给他妈打电话，好心的游大叔还能够再说什么呢。只能说：“等有电话来我叫你，省得你总跑。”有一天晚上，满院子传来叫喊声：“滕大华，电话！”由于那已经很晚了，院子里很静，大院里便响起了很响亮的回声。大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每天都是他自己在瞎打电话，并没有真正给什么人打通过。谁能够给他打电话呢？会真的是他妈妈？“滕大华，电话！”满院子还在回响着喊叫声。他一跑三颠地冲出屋，跑到游家。哪里有他的电话，那电话像是睡着的一只老猫，正蜷缩在游家的窗台上。他问正在屋子里做功课的小玉：“是有我的电话吗？”小玉给他一个后背，理也不理他。他问游大叔：“是有我的电话吗？”游大叔向他走过来说：“没有呀！有，我会叫你的。”他根本没有分辨清，那是我装成大人的嗓子，取笑地叫喊——故意逗他呢。他那点儿“花花肠子”，早让我看出来了。都说往事如烟，人长大了，日子更是被风吹着一阵烟似的，过得飞快，远比当年“刀螂腿”小玉跑得还要快。想想，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多年，如今，我们童年住过的大院还在，但大院里的人却好多已经不在了。“文革”期间，我离开了大院，去了“北大荒”插队，大华去山西找他父母了，只有小玉留在北京。不过，她到底没有当成专业的运动员，而是草草地出嫁，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龄大很多的工人。在那个一切都讲究出身的年代里，工人是她最好的选择。我从“北大荒”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曾经在大街上见过她一次。她正推着自行车，车后座上驮着她的女儿，那时，小女孩儿也就四五岁的样子。可惜，没有她小时候的那一双长腿。我对她说起当年大华总到她家打电话的事，又说起我装成大人的嗓子逗大华玩的事。她哈哈大笑，惹得她女儿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妈，又莫名其妙地看看我……只是我和小玉再也没有见过大华，想象不出，现在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了。（12）三棵老枣树在我们大院的中院，有三棵老枣树，是前清时候留下来的，至于到底是前清什么时候，谁也说不清了。据说，是先有的这三棵枣树，后有的我们大院。也就是说，我们大院的第一任主人，先看中了这三棵枣树，买下了这块地皮，才建得我们大院。枣树的历史，比我们大院的年头还要长。枣树，活得年头长久，活到我们这一代，虽然枝干已经斑驳沧桑，但并不显得老态龙钟，也没有像老槐树老榆树一样，长得粗壮臃肿，而是瘦筋筋地往高了长，树梢都已高出房檐许多。关键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头，三棵老枣树没有退化，到了秋天，结出的枣还是那么多，红红的小灯笼一样点缀在枝叶之间，非常诱惑我们这一帮半大不小的孩子。而且，它们结出的枣，又脆又甜，是那种马牙枣，细长细长，一头尖，一头圆，比那种两头粗圆粗圆的棒槌枣，要受看，看着也喜兴。大院里老人说，以前这枣还要甜呢。以前怎么甜法，我不知道，只知道现在就足够甜的了。这三棵老枣树，也有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是到了夏天，老闹“吊死鬼儿”。这种“吊死鬼儿”，比槐树掉下来的还要多。是一种毛毛虫，长长的，像蚕，却比蚕细，浑身发绿，软绵绵地蠕动，一根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长丝，从枣树枝上垂吊下来，晃晃悠悠的，能够一直垂吊到地上，让人踩在脚上，也够恶心的。人们从树下走过，常会不留神碰上这家伙，黏黏地粘在你的身上或头发上，特别的烦人。要是粘在你的脸上，会吓你一大跳，如果是粘在小女孩的脸上，就更得吓得她惊叫起来。&那时候，我们常常抓这样几个“吊死鬼儿”，放在背后，等院里的小姑娘走过来了，悄悄地放在她的身上或脖子里，然后一溜烟儿地跑走，听她们大呼小叫，我们在一旁哈哈大笑。做这种恶作剧的领头人，是小六子。小六子是我们这群大孩子的头儿，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他最喜欢瞄准的小姑娘，是小猫。于是，我们大院夏天的晚上，常常会听到一个小姑娘猫被踩着尾巴似的尖叫声。不用说，那一定是小猫的声音，干这勾当的，必得小六子无疑。小六子比我大一岁，蹲过一年的班，和我成了同班的同学。小猫比小六子小六岁，她是老蒋家的宝贝外孙女。老蒋家就住在中院的三间正房里，小猫进进出出，必须得经过这三棵老枣树的下面。夏天，“吊死鬼儿”出没，便成为了小猫的恶梦，也成为了小六子找乐子的契机。在我们大院里，老蒋是个厉害的主儿。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厉害，不是指他横，而是指他是我们大院里最阔的主儿。在我们大院里，除了房东，老蒋家是唯一一户广东人，配得上我们粤东会馆的名分。至于老蒋家为什么能够这么阔，大院里谁也弄不大清楚。老蒋本人没有工作，钱是以前挣下来的，据说，老蒋家以前是广东梅州一带的大财主，上个世纪30年代，受维新的影响，家里人送他去日本留洋学医，没有学完学业，倒娶了位日本太太，折腾得钱花得差不多了，才回国来，却没脸回梅州见江东父老了，留在了北京，住进我们大院，算是我们大院的老住户了。刚开始，他在我们大院西边不远的墙缝胡同边的董德懋诊所，给董大夫当帮手。他之所以选择了董大夫，是因为董大夫师从北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在我们住的那一带甚至整个前门地区，很有些名气。要不他是绝对不会愿意去当下手的，好歹他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蒋是个自恃清高的主儿。解放前夕，他就从董大夫那里辞职不干了。据说，老蒋家的老爷子过世，几个孩子分家，没有忘记他这一份，光一处围屋就卖出不少钱，便将这笔为数不少的款子寄到他的手里，有了足够的钱财，他不愿再给董大夫打下手了。本来，他想拿着家里寄来的这笔钱自己开个诊所的，不敢说是和董大夫唱对台戏，起码也得让自己在前门一带有点儿名气。没想到北平一解放，公私合营运动一闹，他也就没有这份心思了，整天就是花草鱼虫、写写画画、焚香拜佛，优哉游哉地度日，活脱脱一个世外桃源里的陶渊明了。&老蒋太太是个家庭妇女，我小时候，看不出她哪一点像日本人。那时候，她有四十来岁，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干活儿挺麻利的，特别勤快。蒋先生从来不上我们大院里的厕所，更不去街上的公共厕所，都是在自家马桶里解决问题。每天倒马桶的活儿，都是老蒋太太干。在我们大院里，使用这种南方马桶的，只有蒋家一户。那个圆鼓鼓的马桶是木制的，沉甸甸的，她一个瘦小的个子提着，显得特别不成比例。老蒋太太从不埋怨，她似乎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洗澡。天热洗，天凉了也洗，每天跟吃饭不断顿似的，洗澡也不能断。蒋家三间房子，专门辟出一间当作他们的洗澡房，安装了全套的沐浴设备，这在当时我们大院里，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那时候，我家洗澡，就是一个朱砂色的大瓦盆。我妈洗衣服用它，我们洗澡也用它，坐在里面，生怕不小心屁股一使劲儿，坐碎了瓦盆。哪里见过老蒋家这样新式的花洒水龙头。老蒋太太和老蒋只有一个宝贝闺女，大学没有考上，到夜大学了两年财会，最后到沙子口的食品厂当出纳。人长得小巧玲珑，面容白净姣好，是那种典型的广东人和日本人的结合，出落得清秀、细腻，就是个头儿矮了一点儿。长到快三十，依然待字闺中。老蒋不急，老蒋太太着急。她自己不到二十就嫁给了老蒋，女儿这么大年纪了，能不让她着急吗？她催促女儿赶紧找对象出嫁，女人一过三十，就江河日下了。介绍了无数个，都没有成功。最后见到一位，是电池厂的工人，女儿终于乐意了，老蒋两口子不乐意，有点儿看不起这个工人。但是，这个身材高挑儿、长得有点儿像电影演员冯喆的电池厂的工人，女儿相中了，铁了心。那时候，她刚看完电影《桃花扇》，冯喆演的侯朝宗，老蒋两口子对她说起了这个电池厂的工人，刚摇头说你应该好好考虑……就被她打断了，挑着眉毛说：他长得特别像冯喆呢！她和老蒋两口子这样的对话，被我们大院好事的街坊们添油加醋地传说着，说到最后，街坊们都会带着嘲笑的口吻再重复一句：特别像冯喆呢！结婚之后，女儿和冯喆住在蒋家。冯喆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他没有什么怨言，自己家没房，不住蒋家住哪儿去？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谁让自己穷得叮当乱响呢。这是他住进蒋家，和我们大院里一些街坊熟了之后，发的牢骚话。这话，他可不敢当着老蒋两口子说。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小猫，这是小六子给人家起的外号，因为她长得瘦小，像只猫。她的大名叫蒋素僧，随了蒋家的姓。这是蒋家同意这门婚事的唯一要求。外孙女这个有点儿古怪的名字，是老蒋起的，因为他笃信佛教，家里一直供奉着一尊玉做的观世音像。小六子和我读初一的时候，小猫才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正是我们大院里那三棵老枣树鼎盛的时期，也是我们最无忧无虑疯玩的时期。每年夏天树上吊下来的“吊死鬼儿”越多，到了秋天，树上结的枣就会越多。打枣、吃枣，成为那时候我们孩子最盼望的事情。不仅能够吃到那甜甜的马牙枣，更可以在打枣的时候尽情地爬上树疯玩。我们会从我家后院南山墙的土堆爬上房，然后踩着房顶的鱼鳞瓦，狸猫一样，跳到中院蒋家的房顶，再从房顶猴子似的攀上枣树的树枝子，使劲儿地摇晃着树枝，或者用竹竿使劲儿地敲打树梢上最红的枣。枣如红雨纷纷落下，那情景真的很壮观。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抢枣，大呼小叫，吵翻了天。在这样打枣的日子里，大人们开恩，都不再管我们，任我们树上树下可劲儿地疯。打枣的那几天，可真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一般，我们大院都会在中秋节之前打枣。这是约定俗成的，为的是让全院的人能在中秋节那一天吃上枣。打枣那几天，是小六子最活跃最趾高气扬的日子，他的孩子王的气概一下张扬起来，吆三喝四的，招呼我们把大院的大门关上，为的是不让别的院子的孩子跑进来抢枣吃。大院东西两侧的房顶上，他也会招呼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分兵把守，不许别的院的孩子从空中入侵。最后，他带着我们把中院那扇木门的门闩也闩上。几道关卡严防死守，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尽情在树上树下狂欢。粤东会馆打枣，在我们那条老街上，很是有点儿名气。每天打下来的枣，都会堆在树下，人们路过，可以尝几个，但谁也不会把枣揣兜里拿回家，那会让人瞧不起。一般，利用两三天下午放学之后的时间，大家就把枣打完了。枣落了一地，叶子也落了一地。我们一帮孩子会把叶子扫走，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枣，用洗脸盆装满一盆盆，给各家送去。每家都会分得这样一盆马牙枣，作为各家中秋节桌上的一道水果点缀。一直到现在，我们大院还活着的老人的记忆里，还会有这样每年秋天各家一盆的马牙枣在滚动，在闪动。这样平均分配的规矩，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立下的，我们是从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那里学来的。端着洗脸盆给各家送枣，好像怀里抱着什么战利品似的，让我们特别的快活，非常有成就感。如果说盼望枣红、打枣、分枣，是三部曲，那么，端着洗脸盆给各家送枣，就成为了每年秋天这个保留节目中的嘹亮而悦耳的尾声。打完枣后的三棵枣树，好像飞走了蜜蜂的蜂巢和熄灭了蛙叫的池塘，显得有些寂寞。缺少了我们在枝头上的腾挪跳跃和大呼小叫，以及枣纷纷如雨而落的声音，只剩下风儿在吹，缺少了生气和活力。树叶稀少，树上的枝干显得清爽多了，蓝天在疏落的枝条间闪动，看得格外清楚。除了树梢上残存着零星的红枣之外，其余的都被打落了下来。那几颗稀疏零落的红枣，便显得那样的显眼，小星星一样闪烁，常常让我们还想再爬到树上，伸手把它们摘下来。它们可以挂在树梢上，一直到初冬，最后被风吹落，或被鸟叼走。&这三棵老枣树，从春天开满细碎的小白花，到夏天垂落下那样多的“吊死鬼儿”，再到秋天累累缀满一树树的红枣，到初冬留给我们最后的回味，带给我们多少快乐和想念啊。我读高中的时候，在作文中好几次写到我们大院这三棵老枣树，写到冬天疏枝横斜间那稀疏零落的枣最后的消失，带给我当时怅然若失的感觉，和以后难忘的回忆，还有那个年纪里那么一点儿矫揉造作的伤感。记忆中我们大院里最后一次打枣，是1967年的秋天。那之后，我和小六子以及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都去各地“上山下乡”而风流云散。比我们再小的一批孩子们，再也没有了如我们一般打枣的乐趣，和我们前一代孩子所立下的每家各分一洗脸盆马牙枣的规矩。再后来，大院里新的一茬孩子长大了，各个娶妻生子，房子不够住，纷纷在自家门前盖起了小房，原来宽敞的院落变得越来越拥挤，打枣的乐趣，远远赶不上生存的苦恼和困惑。这三棵老枣树，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被无情地砍掉了。1967年的秋天，应该算是我们和这三棵老枣树最后的告别。那一年的秋天，小六子居然还领着我们一群已经长大的孩子，爬到树上去打枣。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孩子和他一样热衷了，好多孩子还在外面“大串联”，或者在学校里闹革命，没有回到我们大院。要不是小六子生拉硬拽，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了。大院的大门没有再关，东西两侧的房顶上也没有人把守。树上的枣，吃凉不管酸，还是结得那样的多，有点儿没心没肺地鲜艳地红着。小六子，我，还有几个和我们俩一样处于逍遥派的孩子，爬上了树去打枣。可能是我们几个人都长大了，分量沉了，压得树枝颤悠悠，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折断。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都不再往上爬，只有小六子还往树尖上爬，风吹动着树枝子和他的衣襟，都显得有点儿寂寞。由于人手不够，心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