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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通&&&&发布时间：日 01:38&&【字号：&&&&&&】
联通最新消息，原标题：母亲瘫痪后离异 女孩从5岁开始独自照顾近7年(图)。（责任编辑：濮阳雨昊）
：�们也就真的“那个那个”了。通常我们的“爱”就是这样表达出来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使坏”。不过偶尔我也会主动出击，去挑拨他性感的神经。身为“家庭主夫”的他做菜是一把好手，并以之为乐。我乐得饭来张口，当然，吃的时候也毫不吝啬赞美之词，把他乐得一颠一颠的!如果哪天我来了“性”致，我就会吃完饭，嘿嘿一声奸笑，俏皮地跑过去，在他耳边轻声说“你好体贴啊，不过，你让我‘饱暖’，我也会让你‘思淫欲’哦!”他立即★★锻铁床采用金属材质，其精致的锻造手工雕刻出浪漫的法式雕花，还有为挂上飘逸蕾丝帐幔而设计的四根铁柱，若再点燃芳香蜡烛、精油灯等香氛产品催情陪衬，法式香榭丽舍风情瞬间浪漫登场；坚固耐用是锻铁床架的另一项优点，经得起天雷勾动地火的震度考验。●围子架子床--小俩口的私秘地谁都不准打扰！舒适度★★★激情度★★★★★围子架子床对很多人来说极其陌生，其实在古代，这样的睡床是一般绅士人家经常可见的摆设，之所以�子问我“我先生喜欢骑着我做那事情，还命令我叫他‘老爷’，这正常吗？”也曾采访过一个“午夜牛郎”，他说最让他难堪的是有女客户要他像煽耳光一样拍她臀部，直到发红为止……女人更爱狂野性爱?夜幕下，有多少颗寻欢作乐却又挣扎不安的心，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快乐甚至爱的方式可能让我们匪夷所思，但是，他们是活生生存在的，而且应该尊重他们，只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后来谢霆锋被传“那话儿”入
母亲瘫痪后离异 女孩从5岁开始独自照顾近7年(图)
���的跟随着你的指尖尽情释放自己的渴望。所以，不要太珍惜时间，在性爱之中，“浪费”点时间是绝对值得的，慢慢的来，从脱衣服开始，从头到脚一点一点的轻轻的抚摩，手掌要记得搞暖和，动作轻柔，每一寸肌肤慢慢抚摩，你可以不想性爱之事，只是想象自己如同在美丽的云朵中静静的散步，你的手指在跳舞，而美丽的女神将合着你的节拍，到最后你会发现，当性爱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美妙。图文无关1、让视觉界入性生活视觉一位丈着女人，阴茎插在里边更好站着放入阴茎，(高度要一致)女人有时喜欢看着阴茎在阴道里动，男人就该找个好角度，让女人在镜子里看到性交的动作，这时最好有顶级片中正在性交的片断，时间也要长，男女呻吟的声音要大，这样女人的水会很多很多，让男人很受用的。等女人有了几次高潮后，男人应该开始准备射了。最后一步射精。这是女人最向往的时候，也是女人幸福“死”了的时候。一般男人分告诉射精和不告诉两种。前者是对不熟悉的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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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03:59&&【字号：&&&&&&】
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师倡导的经世致用风气推动下，清初史学出现了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
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师倡导的经世致用风气推动下，清初史学出现了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1]因而史家备出、史学著述不断涌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约100年间，私修史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明史纂修，二是舆地著述，三是古史编写，四是史表补修。四者之中，以明史纂修最为突出，最能体现其间的史学特点与成就。一、明史纂修自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主中原，至康熙十八年(1679)征集50名博学鸿儒入选翰林院编修《明史》的35年间，官修明史没有丝毫进展，却出现了一个私修明史的浪潮。孙逢奇《甲申大难录》、傅维鳞《明书》、吴伟业《绥寇纪略》、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庄廷钅龙《明史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查继佐《罪惟录》等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私修明史著述。康熙四年，清廷重开史馆，征集史料，于是又有一些私修明史推出，除上述《明季南北略》外，黄宗羲《明儒学案》、王夫之《永历实录》等都在此间完成。这股私修明史的浪潮，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遗民心态有直接关系，其中自然亦多包含以史经世的意思。自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至康熙末年，私修让位于官修。明末遗旧中部分著名史家，如万斯同、潘耒等，以私人身份进入官修明史行列。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后，不再有人私修明史了。1.明遗民著述清初私修明史，明末遗民是一支基本撰著队伍。他们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2]以下，就《国榷》、《石匮书》、《罪惟录》等三部有代表性的明史著述加以介绍。1)谈迁《国榷》谈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海宁枣林(今属浙江)人。据天启丙寅三月自序，知《国榷》始纂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六年(1626)初稿已成。其自序云：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顺治二年(1645)，《国榷》续成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至此，已是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不幸的是，顺治四年(1647)八月，书稿被盗。在心力殚竭的情况下，谈迁决心再纂，顺治八年完成第二稿。十年，携稿至京，访问明朝降官、皇亲、太监以及公侯门客，搜集口述遗闻。同时，参阅著名藏书家曾溶、吴伟业、霍达等藏书以及事涉明史的未刊手稿，一再修改、订正。谈迁卒后，书稿流落。至近代方有稍为完整的抄本，20世纪50年代经张宗祥整理为今本《国榷》，由古籍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国榷》全书108卷，按年、月、日纪事，起元文宗天历元年戊辰九月，迄弘光元年乙酉五月。从义例可见其取材原则、编纂方法。首先，义例明确书名的解释：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即对众多的史料要榷而取之，写出一代明史。取材基本原则是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采取人与书当参观的基本方法：其人而贤，书可多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文献不足征，则阙疑传信。对于称谓，主张特如本称，庶明履历，明确表示不以成败责一时敌国，如对元末汉陈友谅、吴张士诚、夏明玉珍等人的称谓可证这样的原则，既使其书成为《明实录》的提纲或索引，又对《明实录》作有多处考订，因而在与其他史籍参互考订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价值。全书的编纂，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毋靡，宁塞毋猥，宁裁毋赘。叙事中间有议论，或引他人曰，或作谈迁曰，或先引他人之说后再作谈迁曰。《国榷》一书的突出特点在于比《明太祖实录》、《明史》某些纪事更具真实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太祖实录》三次改修，于功臣之死，往往书卒不书因;建文朝事以洪武纪年，有碍成祖者悉加裁革，《国榷》则对太祖杀戮功臣、忌讳莫深的建文朝史事等，都如实记录，恢复建文年号。对武宗的荒淫、神宗的贪婪等，亦多有揭露。尤其是清代先世建州女真部，崛起于明永乐年间，设立建州三卫，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3]。而清修《明史》讳言清代先祖出于明朝统辖，对建州史迹讳莫如深，《国榷》不仅记建州诸卫兴起、奴儿干都司建立，而且详纪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各卫首领的承袭更代，史料颇具价值，填补了《明史》纪事中这一段的空白。《国榷》脱稿后未作仔细复核，前后内容失于照应，同一事前后叙述不一，甚而张冠李戴、画蛇添足，且记灾异祥瑞过繁等，是其明显缺点。但其宏富的内容，所体现的坚实功力，为古今所称誉。黄宗羲称其按实编年，不炫文彩，详赡博辨，足资考证[4]。白寿彝先生称《国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编年体断代史中的巨著。2)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陶庵，号石公、蝶庵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亡，避乱剡溪山中，著有多种史书。其中《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是其寄寓故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明史著述。张岱对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5]的状况非常痛心，决心还历史本来面目。因以遍发《征修明史檄》，希望同道共期倒箧，各出搜遗[6]。时在崇祯元年(1628)，亦其纂修之始。崇祯十七年，国破家亡，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7]，顺治十一年(1654)书成，名曰《石匮书》。清初邵廷采比作宋朝灭亡之后郑所南撰《铁函心史》：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兴废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8]《石匮书》220卷，上起洪武，下迄天启末年，分为本记、志(有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盐法、漕运、艺文诸目。)、世家、列传(有循吏、独行、行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宦、宦者、胜国遗臣、盗贼、兀良哈、朵颜三卫、朝贡各国。)，属纪传体明史。该书著述严谨，《自序》称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而且不顾世情，复无忌讳，在东林党普遍受到士流拥戴的情形下，指出朋党之害，认为以道学、声气相标榜的东林党负有败国亡家之责，招致恨不拥戴东林，恐不合时宜[9]之非议。志和类传前后大多有总论和附论，末以石匮书曰为评论。《科目志》总论云：诸体之难，无过制义。盖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销磨豪杰之志气者也。人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肝肠不得不腐。自洪武以来，行之二百八十二年，高皇帝以之大误举子，而举子效而尤之，用以大误国家。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严谨的撰史态度和阙疑求真的精神，使其为时人称赞，云当今史家，无逾陶庵[10]。邵廷采将其与谈迁《国榷》并称：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11]温瑞临《南疆逸史》亦称两家体裁较他稗史独完具，而岱、迁于君臣朋友之间，天性笃至，其著书也征实覆核，不矜奇门，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张岱初修《石匮书》，因崇祯朝无实录和起居注，材料不全，所以止天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弟向修明书，止至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论定。[12]康熙初年，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邀其参修《明史纪事本末》，得以利用谷氏所藏崇祯朝实录、邸钞等文献，续成《石匮书后集》63卷。《石匮书后集》63卷，分本纪、世家、列传、。体例如《石匮书》，每卷卷末均有石匮书曰。该书不只记载崇祯一朝事迹，甲申之难后南明弘光福王、隆武唐王、监国鲁王、以及永历桂王，均入卷5世家。书中这样表示：《石匮书》曰：甲申变后，臣子为明立福、立鲁、立唐、立桂，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在，则人心一日不死。[13]其他卷中凡均涉南明之事，都极力表彰明季忠义。3)查继佐《罪惟录》查继佐()，字俨璜，号与斋，又号左尹，自号东山钧史。浙江海宁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明亡后，避地浙东，参与鲁王抗清斗争。鲁王政权覆亡后，隐居海宁硖石东山万石窝，从事著述。晚年于杭州铁冶岭建敬修堂讲学，从学者众，人称敬修先生。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敬修堂钓业》等著述。《罪惟录》自序称始于甲申(顺治元年，1644)，似避庄廷钅龙史案，实当始于顺治十二年讲学敬修堂之日。[14]康熙十四年全书最后告成。几经流转，只有吴兴嘉业堂收藏手稿本流传。1931年张宗祥据此补正，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入《四部丛刊三编》，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刊行校点本。《罪惟录》原称《明书》，取获罪惟录书之意，遂有此名。为纪传体明史，每卷卷前有总论，卷后有论曰。原无目录，分卷各异。《四部丛刊三编》本，分本纪、志、列传，合子目共10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校点本。分本纪、志、列传，合子卷共100卷。《罪惟录》取材广泛，参阅了明代实录、南京太常寺志、大臣奏疏、官方邸报等史料，还广搜各类野乘，如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王世贞《m山堂别集》、朱国祯《皇明史概》等明人私修著述。许多史料来源于作者的采访和实地考察，如明清之际战乱，查继佐便设法访得吴兴吴大雍所藏崇祯邸报。顺治年间，他又前往北京考证甲申史实。为详细了解南方抗清经过，他还南下闽广，会晤张壕、尹佑民，以佐证张家玉南海抗清之事。而其中所载明末农民起义均田免赋政策[15]，郝永忠、刘体纯郧阳十三营，拥立韩王，建号定武的抗清17年的事迹，均为研究明末历史的重要资料。体例编排上，志分31类，为天文、历、五行、冠服、艺文、地理、礼、乐、土田、贡赋、屯田、九边、河渠、漕、班爵、陵、经筵、科举、直阁、兵、刑法、典牧、茶法、锦衣、宗藩、学校、职官、将作、盐法、钱法、数。其突出特点是意欲合表、志。查继佐解释说:自大司马纪传而外，始以志并列于书与表，顾志与书、表无分义，似难专名。后世史家往往恶循是例，遂无为追原其故者。他认为，以往史书列表为考定岁月，后世史家不知追原其故，只是恶循是例，不过因其体工而列于编写体例中。在考察了历代史家作表得失后，决定将书与表，则全合之于志[16]。如《直阁志》与《明史七卿年表》有许多相似处，易于翻检查阅，还详录了明代典制沿革、发展变化的经过。列传的最大特色是以类相从，以事立传。除祖祢、皇后、皇太子、诸王等传外，元、明之际龙凤政权、割据群雄、故旧遗臣、从龙功臣等，分属翼运王国列传、衡运诸国列传、逸运外臣列传、启运诸臣列传。另有抗运、理学、经济、致命、谏议、讽谕、清介、乘时、循谨、文史、武略、荒节、播匿、隐逸、侠烈、独行、庸误、方外、艺术、闺懿、宦寺、奸壬、叛逆、诸臣逸传、外藩、蛮苗、胜国、外国，共36类。许多门类，如荒节、乘时、庸误等为其首创。闺懿列传下又细分宗室、女贞、妇烈、妇孝、妇白冤、妇死寇烈、文词、男装、女不入教坊、妾义、教坊、色目等子目。载述之细，可称无匹。值得注意的是，《罪惟录》卷32有外志一类，包括列朝帝纪逸、嫔妃逸(附外戚)、诸王传逸、大事逸、列朝属彝封爵、诸臣传逸、列朝诸臣诗歌逸、议论逸、谣讽存、梦兆、因果、妖历12篇。其《外志总论》云：外云者，非外也，以辅内也，以参内也，以实内也，以证内也。从这些篇章和作者的意图分析，所谓外者，即是内的补充和参证。作者认为，以下数条应当收入外志：内有存体之格，如事屑而不登，笔劳而或缺，辅之乃始称备;内有该收之情，如此是而彼非，前得而后失，参之乃始见的;内有举端之法，如特书而未详其委，据事而未察其微，在附见而事当为之始末。在小节而议确有网维，实之乃始称成书;内有矜嘉之隐，如全瑜而姑漏其瑕，节可而溢加之誉，失交而犹有可原之情，偶误而卒有难逭之罪，证之乃始云定案。至于传闻侧见，即未必果真，是在尚论者虚心衡之，以成一是。《罪惟录》史论以总论和论曰题引，总论冠于各《志》和一些类传卷前，概述其基本内容。论曰则收于每卷后。如《宦寺列传》总论叙述有明一代宦官地位演变及各朝宦官政策得失。具体个人，又有分论。总论与论曰相互呼应，展现史事的共性和个性。对人物的评价，书中提出持理而参以时势、予夺、疑信之故，乃可以论人矣[17]的标准。缪荃孙评其书曰：列传分门别类，蹈马令《南唐书》之失，又喜说乩梦，谈征应，惟恐不奇，觉有做诡之气，阳非史氏之正宗也。[18]2.南明史编纂1)计六奇《明季北略》与《明季南略》计六奇(1622一?)，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居士，江苏无锡人。幼年家贫，19岁随岳父杭济之就读于洛社，21岁在母舅胡时忠家读书，为邑诸生。明亡后，授馆为生。顺治六年、十一年先后于江阴和镇江应乡试未第。国变的惨痛经历、清军的掠夺与屠杀、两次考场的失意、抗清斗争的此起彼伏，令之百感交集，遂决意于著述。传世著述有《粤滇纪闻》10卷，《南京纪略》、《金坛狱案》、《辛丑纪闻》各1卷，而以《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为其毕生心血的代表作。《明季北略》24卷，序称上自神宗乙未，下迨思宗甲申，凡五十年，分二十四卷，题曰《北略》，记述晚明30年间史事，国家之兴废、贤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征饷之绌盈，概可见矣。《明季南略》16卷，序称予编《南略》一书，始于甲申五月，止于康熙乙巳凡二十余年事，分十六卷。虽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书虽分为两部，撰写却是同时进行的。自称康熙午未申酉之际，作南、北略两书，具草五百余篇 [19]。所谓康熙午未申酉之际，即康熙五、六、七、八年()，两书序均写于康熙十年季冬。康熙年间即有活字刻本，为海盐朱氏所藏。嘉庆、道光年间，又有北京琉璃厂半松居士木活字本。光绪十三年(1887)，有上海图书集成印刷局刊行的石印巾箱本。民国年间，有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北略》多建州之始、东夷大略、辽彝新志等25篇，即所谓上自神宗乙未者，为避满洲之讳而删略。《南略》16卷，与刻本不同者尤繁，故有作18卷者。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两书资料来源广泛，标明出处的史籍就有《野乘》、《野记》、《遗闻》、《国难录》、《史略》、《甲乙史》、《幸存录》、《无锡记》、《无锡实录》、《江阴野史》、《闽事纪略》、《安龙纪事》、《粤事记》等不下70余种。此外，有包括邸报、邸抄、讨逆单等资料及其表弟胡鸿仪提供的家藏资料。除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外，作者还实地调查，察看重大事件的遗迹，了解事实真相。作者亲身经历和采访痕迹随处可见，如苏人口述、难民口述、有自京中来者云等。两书编纂特点：编年为纲，杂以纪事本末、传记形式。各卷以年代标注，按年分事记述，但编年不编月[20]。如《北略》卷1题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之所以始自万历二十三年，作者于《北略总说》中云： 而独始于二十三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21]其下列建州之始、清朝建元、萧子玉伪称都督、杨嗣昌奏岁饥、红丸一案等18个专题，其余各卷相同。最末卷为五朝大事总论，下分国运盛衰、门户大略、门户杂志、东夷大略、东夷杂志、流寇大略、北略总说7目，多是作者观点的阐发。这些事目中，多以事件为题，也有传记、章奏、诗文。卷20对甲申事变极为关注，按日条记事实，如以二十六乙卯、二十四癸丑、三十己未、二十八丁巳、初五日癸巳、初六日甲午等标目。每卷几乎都有志异一目(卷1称纪异)，记星象变化和天灾异象，谓自古有国家者，一代之兴，必有绝异之休祥者著于始;一代之亡，必有非常之灾异兆于前[22]。《南略》与《北略》同，在纪年上，采取年号并存的方式，如卷3弘光元年乙酉，即清朝顺治二年，正月起至四月止。末卷(第16卷)甲午己亥等年野志，自张明正题诗金山至洪承畴传，分26题。李慈铭称这种编纂方式依年叙次，标目纷杂，全无体例[23]，梁启超则肯定说：计用宾(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纪事本末体，组织颇善[24]。这种将编年与纪事融合的方式，可以视为作者在史书编纂体例上的一种尝试。《南略自序》称专意记录胜朝轶事，亡国遗闻[25]，内容多涉及晚明民变、民族关系，反映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对研究明朝末年农民战争和明清之际民族斗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记述入清史事，《北略》82篇，《南略》209篇。清军渡江南下，几乎按日排比。李慈铭举《北略》最舛误处，如袁崇焕之通敌、毛文龙之冤死、李明睿之主南迁，李国桢之殉节、懿安皇后之不肯就死、李自成有《咏蟹》七律等，但认为其书大致详核，可取者多;《南略》所记多为亲历，以闻见较亲，故大端无误。[26]谢国桢则指出：记明季农民起义史事，自成入京而后，按日记载，较他书为详。著者生于明末，距甲申之际，为时不远，或凭传闻，或出于目睹，虽间有歪曲事实之处，然较后人追记之书，去实际弥远者，犹可略存其真。[27]2)温睿临《南疆逸史》温睿临，字邻翼，又字令贻，号哂园，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康熙四十四年举人，与万斯同相交甚密。万斯同与修《明史》，温瑞临亦多所参论。《明史》以福王、唐王、桂王、鲁王附入怀宗，纪载寥寥，遗缺者多，万斯同因以鼓励其趁史局大开，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专取三朝，成一外史[28]，即撰一部南明史。温睿临遂裒聚野史《绥寇纪略》等40余种，排比纂次，参考万斯同明末诸传及徐秉义《明末忠烈记实》等野史数十种，在京师荟蕞诸书成《南疆逸史》。《南疆逸史》名称由来，书序作有明确解释：南疆逸史者何?纪弘光、隆武、永历三朝遗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谓之南疆?皆南土也，势不及乎北也。由于辗转传抄，流传下来的《南疆逸史》有多个版本，主要有20卷本、44卷本、30卷本和抄本56卷本。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南疆逸史》56卷本，包括《纪略》4卷，《列传》52卷，为较好的一个本子。《南疆逸史》是一部纪传体南明史，《纪略》4卷，分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鲁王事迹。称纪略而不称本纪，《凡例》这样解释：首卷先纪略，不称本纪者，避本朝也。其言略者，事固不得而详也。《列传》52卷，撰写约200人事迹。其下为类传，分作守土、死事、隐遁、逸士、义士、宗藩、武臣、杂传、逆臣、奸佞10类。全书以南明年号纪年，为记南明三朝史事最完备之书，体例亦颇详瞻。虽亦有见闻失实之处，然其记载质实，如何腾蛟传、郝永忠、刘体纯藤溪之役，战胜清军等事，自较在清乾隆时禁网之后，后人追记删改之书为善。[29]书序总结明代积弊有三：一曰务虚名不采实用，二曰别流品不求真才，三曰争浮文不念切效。强调积此三弊，败亡不悟，则误国之罪，岂得诿诸小人哉!余所以每不禁掩卷而三叹也!因此，在思想内容上有以下一些特点：其一，网罗散佚，搜抉残蠹，上自朝庙大纲，事关兴灭，下迨闾巷幽贞，谊存感讽，咸纪其人，传其事，具见其本末。不仅保留了阎应元、吴应箕、瞿式耜、堵胤锡、何腾蛟、张同敞等抗清事迹，而且保留了诸多编纂实录、开科取士及日食、地震等文教、科技方面的史料[30]。其二，表彰忠义，序言称：当其时，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誉望忠谅诚悃之儒，其捍御边圉绸缪外侮者，亦多英达敏炼，遗艰投大之材。[31]其三，揭露朝政腐败。对奸党马士英、阮大钺、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的四镇兵等南明王朝的腐败局面予以了深刻的揭露，指出：邪人秽夫，蜂起用事，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政日浊乱矣。[32]民之苦兵，甚于盗也![33]自士英、大铖以下诸人，直庸鄙浅陋狙狯之夫耳。遭逢乱世，挟柔之主，嗜财贪势，树怨丛诟，昏蔽瞀眩，甘心祸败。[34]杨凤苞跋其书简而有法，世称信史。不特网罗散佚，备胜国之旧闻已也。同时，指出：然微嫌其失之太简，要必为之注以补其阙遗，若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而后文献足征焉。[35]并附举明季野史不下百种，读者应当注意。二、舆地著述清儒地理学的特征，如梁启超先生所论，仅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清初地理学著作，则表现为好言山川形势厄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36]清初舆地著述，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外，则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另一有影响著述。1.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明崇祯十二年，27岁的顾炎武即放弃科场进取，究心经世之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37]。舆地之记，即《肇域志》;而利病之书，即《天下郡国利病书》。二书的关系，即当初是如何区分舆地与利病的?徐元文在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所作序中明确提到：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继古人绝学。当明之末，欲有所树立，迄不得试，乃退而读书以自见。有曰《肇域志》者，囊括《一统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县之志书而成者也。继又摘其有关政事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38]也就是说，顾炎武将其搜集的相关资料，凡有关舆地者归《肇域志》，有关政事者归《天下郡国利病书》。但终因本人未能一一刊正，难免没有区分未尽善之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34册。部分为顾炎武手迹，部分假手抄胥。经其补所当补，为60册。至民国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为《四部丛刊》三编本，分为50册。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四川龙万育(燮堂)将 坊间所售之本排印120部。两种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然龙万育刻本流传较广，若以两本互校，则当更为完善。《天下郡国利病书》通过丰富的资料，揭示明代社会经济状况，探寻利弊得失，以期革弊除病，即所谓利病。有关各地赋役不均的实情，有关农民起义的事实，都是《明实录》、《明史》中难以得见的。对研究明代地理、经济、社会、军事，均有重要参考价值。《肇域志》原书仅有抄本，1957年在昆明发现同治写本40册，1984年经中华书局印行。不分卷。原稿本分二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今仅存南京、江南、山东、河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缺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所引志、书一千余部多已散佚，赖此得窥其一斑。该书订正了《明一统志》及方志不少错谬，南直隶搜集考订尤详，是研究明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因系未定之作，详略有殊，编排较乱，体例不纯，文字舛讹较多。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明亡后，顾祖禹绝意仕进，自顺治十六年(1659)始，着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思欲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39]。出入二十一史，纵横千八百国[40]，历20年，十易其稿，毕生心血，尽萃于此。总叙三写道：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又附《舆图要览》4卷。该书分总论历代州域形势，及明代两京(直隶、江南)及十三布政司(山东、陕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两京及十三布政司卷首冠以总序，综论其地理形势，以地理为经，朝代为纬。以下，叙述各府，州、县所辖境内城镇、山川、关隘、桥梁、驿站等。其后为川渎，采录历代地理书中有关山川、河流的记载;分野，辑录历代史志中关于星象分野的说法。其书内容，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政治得失、军事险要为主。总叙三强调：不仅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就是百司庶府、监司守令、四民行役往来，同样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同时认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41]，凡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水患、漕运、城市等自然、经济状况均有记述。作者受当时客观条件局限，未能亲历各地实地考察，主要取材于文献，难免错误，已为后来读者更正。梁启超指出：这部书体裁很特别，可以说是一百三十卷几百万言合成一篇长论文，眉目极清晰，这部书的组织及其研究方法，真算得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42]。三、古史成就清初的古史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古史的纂修，二是某些历史文献的研究。1、古史纂修此间的古史纂修，主要有马X《绎史》、《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吴任臣《十国春秋》等。此处介绍《绎史》、《十国春秋》，以见康熙年间古史编纂的成就。1)马X《绎史》马X()，字宛斯，一字御聪，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他博学强记，尤好《左氏春秋》，以纪事本末体改写成《左传事纬》20卷。又搜集远古至秦末史料，积思十年，撰成《绎史》160卷，记载开辟(自伏羲始)至秦末之事。《绎史》影响甚广，康熙四十四年藏入内府，时人称其为马三代。《绎史》160卷，为传说时代至秦朝末年之史。首为世系图和年表，包括《世系图》37种、《地理图》、《天象图》10种、《古物图》85种、《建制图》8种、《谱表》4种、《古文字摹印》8种，不计卷数。以下，分为五个部：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开辟原始至黄帝纪。三代20卷，夏、商、周传说与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东迁。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鲁隐公摄位至春秋遗事。战国50卷，三家分晋至秦亡，自三卿分晋至秦亡。外录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范、地理、诗谱、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10类。李清《绎史序》(康熙九年，1670)称其书独胜古人者有四，而以体制之别创居四者之首：惟以事为经，而不袭夫系月系时之故，其独胜者一也。《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独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编纂形式多样，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用纪事本末，同时吸收纪传、典制、学案优点;描写重要人物，采用传记形式;叙述典章制度、风俗名物，则类似史志;而老子道教、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之言、庄列之学、韩非刑名之学等，又与学案史相类。表(年表、人表)、图(地理图、天象图、器物图)、谱(世系谱、诗谱)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编纂内容。另一特点是寓兴衰之意。《绎史征言》指出: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书中每篇篇末史论多属此类，如回答克商者周的原因：(周)世德日积，仁声日著，殷则恶德日增，虐政日闻。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再一突出特点是博引古籍，考辨务实。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征引古籍128种，分题汇编，以可信史料为正文，以小字附录参考史料，均注出处，加以辨证。顾炎武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必传之作。《清史稿》评其书博引古籍，疏通辨证，非《路史》、《皇王大纪》所可及也。[43]但应当注意，其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的取材原则，造成某些史实不实，如引《古文考》、《帝王世纪》以及西汉、东汉谶纬之书，多不可信。梁启超因之评论说：宛斯辈欲知孔子所不敢知，杂引汉代谶纬神话，泛滥及魏晋以后附会之说，益博则愈益其污秽耳。[44]2)吴任臣《十国春秋》吴任臣(?1689)，名志伊，以字行。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以精天官、乐律试博学鸿词，授检讨，入翰林，承修《明史历志》。著有《山海经广注》、《托园诗文集》等，而以《十国春秋》尤称淹贯。《十国春秋》140卷，五代十国之十国史。康熙八年自序，以自《史记》至辽、金、元三史，凡二十一部，于正统特详，至偏霸人物，事实恒略不备，《晋书》仅列载记，崔彦鸾撰《十六国春秋》以补之。欧阳修《新五代史》末附十国世家，颇多遗漏，不仅立传者仅数人，而且十国事时有未核。因此，思取十国人物事实而章著之，网罗典籍，爰勒一书，名曰《十国春秋》，为本纪十二、世家二十二、列传千二百八十二。人以国分，事以类属。又为纪元、世系、地理、藩镇、百官五表，总一百一十四卷。所谓人以国分，事以类属，实际类似《三国志》，各国自为统系、各为纪传。但体例又略有不同。十国国主，或称帝或称王，《凡例》规定:卷中帝则断为本纪，王则降于世家，辞从主人;十国列传，首后妃，次太子、世子，次诸王、公主，次诸臣，而以方外终篇。又以五代距今六七百年，世代久远，正史故多遗失，而欧史载十国事尤缺略。是编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种，所列书目156种，自谓愚辄荟萃成书，都为一部。诸传本文之下，自为之注，裁别史可存者。其间，于旧说虚妄处，多所辨正，如南唐烈祖世家，从刘恕《十国纪年》及欧阳修《新五代史》，而不从《江南野史》、《武越备史》等，均为确有所见之处。书中五表，最受称赞。司库馆臣称五表考订尤精，可称淹贯[45]，王鸣盛称此书佳处在表，《地理表》与欧阳氏《职方考》参观，则五代十国全局如见。至十国之官制，虽大抵沿唐，而一时增改，亦已纷冗不可爬梳，任臣为作《百官表》，甚便考览，尤其妙者也。同时，指出其书的缺失，缺乏剪裁，使人感到冗杂支曼，如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凡僧道及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遗漏者已甚多[46]。2、文献研究文献研究，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成就最著。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太原人，寄籍江苏山阳。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科，不第。其于地理尤精审，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参预其事。《尚书古文疏证》虽属谈经，但关系《尚书》文本真伪，故特作说明。第一编讲历史编纂兴起，谈到《尚书》的整理、编纂。《尚书》最初的编纂，在孔子所处时代。到了汉代，流行最早的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据《史记伏生列传》：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欲召之，伏生年九十余，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由于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书写，被称作今文尚书。同时，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西汉末年，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47]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充《论衡》等，均都承袭此说。东晋时，《尚书》流传又出现新情况。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孔安国古文《尚书》，除孔安国自序外，共58篇。伏生今文《尚书》28篇，梅赜分作33篇，并入其所上古文《尚书》中，实际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隋唐时期，对梅赜本《尚书》确信不疑，孔颖达《尚书正义》即采用梅赜本。中唐以后逐渐对梅赜本产生怀疑，两宋时期，吴А⒅祆浣徊教岢鲋室桑骋善渲写嬖谖逼Ｃ鞔氟|《尚书考异》，基本上将古文《尚书》作伪的痕迹指了出来，为《尚书》辨伪的首创之作。阎若璩早年读《尚书》至古文25篇，疑其为讹，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结症所在。初成《尚书古文疏证》4卷，黄宗羲为之序云：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仪礼、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弊。其后，又次第续成。康熙四十三年，由其子阎咏作后序。又二年，胡渭序云：咏以其书来，属余校定，且为序。余受而读之，凡八卷，卷各若干目。有通卷全阙者，有卷中阙数篇或仅成一篇者，是书所辨者古文，而实与今文相表里。所论者《尚书》，而实贯穿诸经、史、百家语。《尚书古文疏证》8卷，分作128条。首先分析古文尚书篇数，说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紧接着指出：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数篇之不合，伪可知矣。以下，又按指出：孔壁书出于景帝初，而武帝天汉后孔安国始献，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则其相去已六十余年，而安国之寿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则孔壁之书出，安国未生也。阎若璩从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义理不合等方面条分缕析，提出坚确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之伪。毛奇龄以《古文尚书冤词》力辨真伪，但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四、史表补修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史表补修，最著名者为万斯同《历代史表》。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从黄宗羲游，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南明鲁王监国，为户部主事。康熙十八年，徐元文监修《明史》，以布衣参预史局纂修。自谓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不署衔、不受俸，王鸿绪《明史稿》大半出斯同手。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48]。《历代史表》，为二十一史所补各种年表。据康熙丙辰(十五年，1676)李邺嗣序，万斯同弱冠时，以《后汉书》无表，因补作《诸王功臣世表》、《外戚宦者侯表》、《将相大臣表》、《九卿表》4篇。自后，遂遍作三国、晋、宋、齐、梁、魏、北齐、周、隋，下及五代，凡六十篇。又尝作开国以后至监国、行朝功臣、将相、内外诸大臣年表，以备史官采录。康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朱彝尊序称其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季野所编皆历代正史所必不可阙者，用以镜当世之得失，虽附诸史，并颁之学宫，奚不可也?黄宗羲又序称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然其间缺略甚多，季野尝慨二十一史多无表，乃悉从而补之，得六十卷(篇)，诚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者也。[49]万斯同补表，一是宗《史记》、《汉书》之例，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等，一是宗《新唐书》之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等，而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为其自创之例。取材自正史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及诸夹杂史，次第汇载。参考文献：[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四、九，中华书局，1954年。[2] 《清史稿》卷五0一《逸遗二》。[3]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女直》，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4] 黄宗羲：《梨洲遗著文约》卷二《谈孺木墓表》。[5] 张岱：《石匮书》卷首《自序》，《续修四库全书》本。[6] 张岱：《治募肪砣墩餍廾魇废罚虾９偶霭嫔纾1991年版。[7] 张岱：《石匮书》卷首《自序》。[8]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9] 张岱：《治募肪砣队肜钛馕獭贰[10] 张岱：《治募肪砣队胫荜贰[11]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12] 张岱：《治募肪砣队胫荜贰[13]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九《丙戌殉难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14] 沈起：《查东山年谱》顺治十二年：讲学敬修堂，始著《罪惟录》，历二十年始成。嘉业堂丛书本。[15] 参见《罪惟录帝纪》卷十七《毅宗纪》，《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李自成传》。[16] 查继佐：《罪惟录志叙》。[17]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经济诸臣列传总论》。[18]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卷四，民国刻本。[19] 《明季南略》卷末《跋》，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20] 《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毁驿道》，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21] 《明季北略》卷二十四《北略总说》。[22] 《明季北略》卷一《纪异》。[23]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杂史类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2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天津古籍出版，2003年。[25]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首《自序》。[26]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杂史类明季北略、明季南略》。[27]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总记南明史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8] 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中华书局，1959年。[29] 上引均见《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总记南明史乘》。[30] 参见傅玉璋《简论温睿临与南疆逸史》，《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31]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首《自序》。[32]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六。[33]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十。[34]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六。[35] 杨凤苞：《南疆逸史跋》，附《南疆逸史》。[3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3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38]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首《徐元文序》，《亭林遗书》本。[3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一》。[4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4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江南方舆纪要》序。[4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代史学之建设》。[43] 《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二张尔岐附马X传》。[4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45]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载记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4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47]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48] 《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万斯同传》。[49] 李邺嗣、朱彝尊、黄宗羲三序，均见《历代史表》，乾隆留香阁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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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下午，记者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获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和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于陕西省现藏古籍普查和《陕西现藏古籍总目》编纂期间，在榆林市星元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清朝初期刊刻未见著录的佛教汉文《大藏经》。近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暨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对该馆所藏这部《大藏经》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初步鉴定。由于这批经卷原藏榆林定慧寺，现藏榆林星元图书馆，因此暂定名为《榆林藏》。佛教将佛、法、僧视为三宝，经藏是三宝中法宝的物质形态。在南北朝时期，抄写、施舍、读诵、顶礼经典已在中原形成风气。随着印刷术普及，印制经典代替抄写成为可能。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和刊刻乃是外来翻译佛典、中土佛教撰述和中外有关佛教各种典籍长期流传、搜集、编辑、整理的总结性成果。汉文《大藏经》成为汉文佛教典籍的总集。现知第一部刻本《大藏经》为北宋开宝年间刊刻，称为《开宝藏》。目前已知存世的汉文《大藏经》共有20余种版本。《榆林藏》不在其中，为一种新发现的汉文《大藏经》，在文献学及佛学研究方面均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吴敏霞研究员告诉记者，这部佛教汉文《大藏经》，全为经折装，版高22.5cm，宽55.0每版30行，折为5面，每面6行，每行17字。每卷首刻说法图，卷端题名之下有千字文编号，版序编号下间有刻版捐资者姓名。卷末刻护法图，护法图前有长方形题记墨围，右侧外题江南陈龙山经房虔造，左侧外题住南门内都使司对过，墨围内多为空白，间有墨书供养题记。汉文《大藏经》一般按千字文编号排序，据不完全统计，此《大藏经》千字文编号现存80余字号，至鱼字号止。综合刻版及供养人题记等信息，初步可以断定此《大藏经》刻于雍正五年(1727)之前，为当时榆林定慧寺住持照秀、照鼎等请来供奉。至于其版本渊源及刻印情况，尚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 吴敏霞说。未见著录清初刊刻佛教《大藏经》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供图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王亚荣研究员表示，大藏经一语出于隋代。《大藏经》本来称为《经藏》、《一切经》，是经、律、论三藏的总集。《大藏经》的编辑和刊刻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在中土传播，扩展影响，特别是作用于思想、文化各领域，很大程度上依赖佛典的传布。经藏的结集、收藏以及目录的编撰，对于弘扬佛法，对于积累、总结、保存佛教文献和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浩教授认为，《大藏经》的刊刻是一个组织严密、规模巨大的工程，相关工作与刻板、印刷等工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与大规模图书印制、流通、贩卖等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因而在文化史和经济史上亦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开元录》的编定标志着从一般经录到汉文佛教大藏经目录编撰工作的完成，也为真正意义的、统一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的编刊确立起标准。有学者指出，这部《大藏经》的发现，是继民国初年在陕西开元、卧龙寺发现宋元版《碛砂藏》及上世纪80年代在法门寺发现《普宁藏》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明清之际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刊刻与流传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无论是对佛教文献学和大藏经编纂研究，还是对版本学和印刷史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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