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楼市的泡沫是注定的，因为中国的楼市太疯狂了！有学者测算，中国的楼市价格，在一线城市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国家，包括日本25年前的水平，中国三个一线城市房地产的市值已经可能超过了美国所有的房地产的价格！
　　中国人真的都这么有钱了么？为什么我们自己却一定要咬定是发展中国家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贫困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的贫富差距依然很大，但你看到中国的楼市价格绝对难以想象，10年前，一平方10万的房子，打死你都不敢想！然而，今天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是什么在推动楼市像一列失控高铁一路向西而去呢？
　　说到底都是泛滥的货币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地方，而楼市也许是管理层最容易调控的地方，而且也为地方政府卖地财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源缓解债务，同时也锁定了超发的货币通过购房者以房贷的身份化解，然而这种央行管理层与地方政府以及更多诸侯利益集团纠缠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买房就赚钱的模式，并在非理性和各种被制造的恐慌下不断推动房价飙涨。
　　这就是高房价在不断调控下越来越失控，中国楼市的泡沫会不会破裂也许管理层有自己的信心不会破裂，虽然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这种楼市的泡沫破裂，但也许中国决策者们有能力去控制和抑制住，但一个很清晰的事实就是随着楼市的泡沫越来越大，其未来的破坏力也就越厉害。为什么管理层没有选择把这种泡沫引向资本市场的股市呢？
　　如果中国的股市也能跟楼市一样，或许其风险的释放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股市的泡沫破裂也会伤害实体经济，但毕竟这是一个虚拟的资本市场，而且是所有参与者共同承担泡沫破裂的风险，与楼市泡沫的破裂性质差别很大，首先楼市基本都是通过房贷的关系完成产权的买卖，很少一部分是直接现金全额交易完成的，因此，一但楼市泡沫破裂供房者就面临短供，虽然供房者血本无归但也把提供信贷的银行陪绑了，而银行一但被绑进去就会形成新的连锁反应释放风险，这就会产生金融危机并最后冲击整个实体经济的海啸。
　　相反如果楼市的泡沫被引向股市，其情况就相对不一样，因为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泡沫的市场，没有泡沫就不是股市，而股市的泡沫是不断随时在释放，只要管理层不是人为地制造，更何况股市是一个远比楼市更容易流动的博弈市场，所以其风险的和泡沫的堆积绝对不会超过楼市，尤其是参与股市的所有投资者也是这个市场风险和泡沫的共同承担者，这也是欧美国家更愿意把量化宽松的货币引向股市去过滤，在流入实体经济而不会产生泡沫的原因，而我们却正好在做相反的事情，直接把量化宽松的货币引向了楼市，这也许是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所在。
相关文章推荐中国人口迁移趋势和未来房价预测！中国人口迁移趋势和未来房价预测！钱正奇百家号中国人口迁移趋势：处于人口迁移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启动，从1978年的17.9%增至1995年的29.0%。19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2015年末城市化率达56.1%。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西部地区人口长期主要向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地区集聚；但2011以来，在东部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部分回流中西部地区，人口主要迁入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区域中心城市。对照国际经验，中国正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城乡区划划分标准不同，中国城市化率与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可比性较差。年：主要迁入珠三角、沪苏、北京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年省际净迁入规模最大的是广东，高达100.7万人。其他净迁入人口超过10万人的省（市、区）有5个省：北京（54万人）、上海（53万人）、辽宁（25万人）、天津（17万人）、江苏（17万人）。其中，广东、北京、上海的省际净迁入人口合计占比高达67.4%。而净迁出规模最大的则是四川（含尚未直辖的重庆），为85万人。其他净迁出人口超过13万人的省（市、区）有5个：广西（45万人）、浙江（30万人）、湖南（26万人）、黑龙江（24万人）、安徽（20万人）。其中，浙江常住人口主要迁往上海、江苏、福建、江西等地。据1995年1%抽样调查资料，年省际人口净迁入规模最大的依然是广东，增至168万人；其他净迁入人口超过20万人的有4个：上海（59万人）、北京（56万人）、江苏（51万人）、新疆（41万人）、辽宁（23万人）。省际人口净迁出规模最大的仍然是四川（含尚未直辖的重庆），为103万人；其他净迁出人口超过15万的有：安徽（57万人）、湖南（48万人）、河南（46万人）、广西（42万人）、黑龙江（38万人）、江西（38万人）、贵州（24万人）。该时期浙江人口依然净迁出，但净迁出规模已减少至不到5万人。年：主要迁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年，人口主要迁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新疆、福建等地区，浙江从之前的净迁出变为净迁入。伴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1990年代中期以来省际迁移人口规模大幅增长。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年省际净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1165万人）、长三角地区（465万人）、京津地区（221万人），三者合计占87.1%。此外，新疆、福建、辽宁和云南也有大量的净迁入人口，分别为97、76、39、35万人。净迁出人口主要来自四川（401万人）、湖南（305万人）、安徽（272万人）、江西（257万人）、河南（194万人）、湖北（169万人）、广西（163万人）、贵州（102万人）、重庆（69万人）、黑龙江（67万人）等地。年，人口仍主要迁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和新疆等地区，但长三角集聚人口规模大幅增加。据2005年1%抽样调查资料，年省际净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1028万人）、珠三角（863万人）、京津（272万人），三者合计占92.2%。其中，广东省净迁入人口较之前下降，长三角净迁入人口增加约400万，京津增加约50万。其他净迁入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还有福建、新疆、辽宁，分别为113、40、26万人。净迁出人口主要来自四川（318万人）、安徽（317万人）、河南（315万人）、湖南（283万人）、湖北（221万人）、江西（198万人）、广西（173万人）、贵州（123万人）、重庆（101万人）。年，人口仍主要迁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福建等地区，但珠三角的第一大人口净迁入地地位被长三角取代。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年省际净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长三角（1453万人）、广东（1226万人）、京津地区（471万人），三者合计占91.8%。其他净迁入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还有福建、新疆、辽宁等，分别为134、55、49万人。净迁出人口主要来自河南（500万人）、安徽（470万人）、四川（394万人）、湖南（390万人）、湖北（296万人）、江西（278万人）、广西（222万人）、贵州（209万人）、黑龙江（114万人）、重庆（111万人）、河北（109万人）。在城市层面，年主要城市人口增长可大致分为四个层次：上海、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超过60万人，苏州、深圳、天津、成都、广州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在27-36万人之间，郑州、杭州、南京、武汉等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在10-20万人之间，长沙、沈阳、济南、太原等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在10万人以下。年：主要迁入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东部沿海产业或外迁或内迁或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开始推进，这些事件意味着人口迁移可能会出现新的特点。按惯例，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将在2017年公布，当前只能结合人口增长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指标粗略判断该时期的人口迁移特点。在省际层面，年人口净迁入的第一集中地是京津地区，中西部外来务工人员大量回流造成长三角、珠三角净迁入人口大幅减少。年间，天津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1万，较年的年均29万人大幅增加；北京受人口调控影响，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之前的60万降至42万。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净迁入规模明显减少，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别从207万降至64万、191万降至83万；其中，浙江很可能因外来务工人员回流呈现人口净迁出，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85万降至19万。东北地区人口外流明显，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46万人降至-1万人，特别是黑龙江。川渝地区常住人口增量从-16万人增至59万人，可能表明其长期的人口大规模净迁出趋势开始转变，重庆甚至可能转为净迁入。在城市层面，人口向一线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且分化明显，但趋势未改。年间，除天津、重庆（主城9区）、石家庄、南宁和福州外，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较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天津、重庆（主城9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较之前明显增加，重庆（主城9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之前的13.0万增至17.8万；石家庄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之前的8.2万增至10.8万，南宁从之前的4.5万增至6.5万，福州从之前的7.3万增至7.7万；郑州、武汉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较之前减少不到1万人，继续保持在16-20万人；苏州、南京、宁波等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大幅减少，分别从之前的35.5万降至3.0万、17.7万降至4.6万、16.4万降至4.4万，苏州可能呈现人口净迁出。年：迁移类型演变从省内外迁移结构看，中国人口迁移长期以省内迁移为主，省内迁移比重长期占2/3强；其中，年为67.9%，年为66.0%，年为67.4%，变化不大。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原住地类型分为“乡、镇的村委会、镇的居委会、街道”，现住地类型分为“城、镇、县或乡村”，由于乡镇区分难度大以及期间的大量“乡改镇”，我们把人口迁移分为四种类型：乡镇-城、城-城、乡镇-乡镇、城-乡镇迁移。从迁移类型看，省内迁移中的乡镇-城、城-城、乡镇-乡镇迁移基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省际迁移则以乡镇-城、乡镇-乡镇为主。在省内迁移方面，与年相比，年乡镇-城迁移比重基本保持不变，城-城迁移比重下降2个百分点，乡镇-乡镇迁移比重上升3.2个百分点。在省际迁移方面，与年相比，乡镇-城迁移比例大幅增加，从36.5%增至60.0%；而乡镇-乡镇迁移比例大幅下降，从44.5%降至29.7%。在年间，由于东部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大量回流中西部地区，该时期的省际人口迁移可能出现如下两个特点：1）大量人口从东部地区城市回流中西部地区城市，即城-城迁移比重上升；2）大量人口从东部地区乡镇回流中西部地区城市，即乡镇-城迁移比例上升。3、中国人口迁移展望1）中国正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段，在未来中国的人口迁移格局中，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集聚态势将分化明显。在东部地区，北上广深津等大城市将可能继续呈现大量人口净迁入；其他城市，特别是外来人口众多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有可能放缓甚至停滞。在中西部地区，重庆、郑州、武汉、成都、石家庄、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将快速增长。2）中国城市化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城乡、区域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村人口将继续大量进入城市；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广、文化包容性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丰富，吸引农村居民及中小城市居民；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就近城镇化推进，在东部地区的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将可能继续回流，首要选择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3）由于大量人口迁入，一二线城市房价不是由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整体财富、贫富分化水平、富有阶层迁入、房屋供应能力等决定的。因此，一二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难以衡量支付能力。同样，三四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较低，但是在人口增长停滞甚至迁出的情况下，面临较长期去库存压力。4）除了人口迁入、货币超发、城市经济活力等因素外，一二线大城市房价还跟住宅用地供给有关，目前供给不足，房地产越来越货币金融化。在土地财政制度下，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和用途管制，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符合地方政府利益。土地财政为城镇化融资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推高房价，如不改革，将使城镇化和高房价走向畸形，拉大收入差距，绑架政策。5）大城市不是控制人口的问题，而是应改善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可借鉴OECD的城市功能区视角，超越行政边界解决存在难题。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放弃人口总量调控目标，保持相对开放的人口迁徙政策，吸引区外年轻人口、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口。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钱正奇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歌手韩笑的助理钱正奇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45被浏览14,998分享邀请回答5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2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关注合房网二维码，了解最新楼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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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迁移大地图！“人口危机”时代钱途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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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两次人口普查跨省迁移统计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迁移“大军”主要是从中部及一些西部省份迁往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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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大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口迁移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流动，每条流动路径都有迁出地、迁入地及人数。在近两次人口普查跨省迁移统计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迁移“大军”主要是从中部及一些西部省份迁往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对比2010年与2000年的普查结果，可以看出最近一次统计中，人口迁移的路线分布更为集中，20条最火线路中有15条线路的迁入地指向了广东或浙江。下图中显示的是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迁移人数最多的20条线路，以及第六次普查统计出的十大迁入、迁出省份和人数最多的相关迁移路线。▲ 年数据▲ 年数据十大人口迁出省区（）根据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自年和年的人口常住地跨省流动情况统计。迁移统计节点：日至日、日至日人口流入？还是人口流失？人口流入或流失反映着一省人口因迁入和迁出数量不一致而导致的人数增加或减少。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东南沿海省份多数为“入大于出”，部分西部省份也有一定比例的人口迁移净增长，而很多位于中部、东北和西南等地的省区则面临着人口流失的现状。下图中将显示各省份为迁入、迁出人口，由此便可得出该省份人数增减情况及其在该省总人口所占的比重。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自年的人口常住地跨省流动情况统计迁移统计节点：日至日生于彼长于斯——出生地与现住地变动情况哪些省份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其他出生在外省人纷纷来此落户安家？又有哪些省份的人怀揣着世界这么大何不去看看的梦想，走出自己的家乡去新的地方打拼？下图普查中出生地点和现居地跨省的统计，算出了最体现“请进来”与“走出去”的省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按现住地和出生地分的人口跨省流动统计现住地统计节点：日数据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以上数据除有注明外，均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文章来源 《新华网》中国进入“人口危机”时代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年分别为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一)触目惊心的人口形势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年分别为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即便在增长的年，增长幅度也不过0.3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中国的人均寿命从约40岁延长到近70岁。相比之下，年则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新中国前3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仅略快于世界平均，但之后的30多年则大幅低于世界平均。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即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直观来看，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于当年的生育率乘上处于育龄旺盛期的年均女性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由于中国出生男女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要更高。根据近年数据估算，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中国的生育率在年处于高位，每个女性平均生育5到7个孩子，但当时也仅略高于世界平均。自1971年，人口控制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工作普遍展开;从年，生育率从5.44直线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的2.75。但自1980年开始实施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之后，生育率却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反弹，在整个1980年代处于2.2到2.8之间。反弹的原因是生育年龄大幅提前，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严厉政策导致恐慌性生育。中国的生育率自1990年代初期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年出生人口在1990年代更是直线下降超过40%。从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万之间，这种表面的稳定掩盖了背后生育率的走低。目前处于23～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如果生育率维持稳定，中国近年应处于出生人数明显反弹的生育高峰期。但实际情况是，近年出生人数并未反弹，这反过来说明生育率在走低。在未来一二十年，除非生育率大幅上升，否则随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的急剧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将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断崖式下跌，可能从目前的约1600万急剧萎缩到1000万以下。简言之，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和1970年生育干预政策造成了出生人口的大幅波动，后果是中国出生人口会台阶式下跌，而非均匀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已经历了197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台阶式下跌，现在正在进入第三次下跌。这种趋势从全球比较来看，更是触目惊心。虽然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而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55.7%，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叠加的趋势下，只要一代人，也就是25～30年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3%(0.557×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生育率相对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更关键的是，低生育率具有巨大惯性，并不是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就能恢复正常。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既然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为何人口还在增长?这是因为，虽然目前出生的人数已经大幅少于他们的父母辈，但依然多于目前每年接近生命终点的老年人。但等到60岁后开始老去，每年将有约2500万人去世，即使大力鼓励生育，年出生人口也难达到1000万，中国每年将减少1500万甚至更多的人口。如果不能逆转这种趋势，人口急剧萎缩可能持续达百年之久。根据最乐观的估算，即使2015年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从年的40年内中国人口将萎缩30%。这种衰减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与此相比，过去20年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人口下降不过3.4%，扣除移入人口的自然下降也不过7.8%。伴随着人口急剧萎缩的是人口极度老化。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人均寿命属于中等水平，但老龄化程度则靠前，且快速上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比例太低。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老龄化之痛只是刚刚开始。而且，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老龄化并不会在严重恶化后就趋于好转，而是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更可能进一步加剧。人口趋势有极大的惯性，今天出生的孩子直接影响到70年以后的人口数量。因此，对人口趋势至少需要前后各看百年。然而，有关人口预测的报告往往只有几十年的前瞻期，且数据还存在严重的偏差。由于真正的人口危机是在很多报告的表述期之外才显现，决策者即使仔细阅读这些报告也未必能真正洞悉人口形势的危机所在。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超过20年，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的急剧萎缩，导致几年后新生儿数量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雪崩。因此，应趁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还未开始锐减，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错过这次缓解低生育率危机的机会，中国未来人口的严重老化和急剧萎缩将更加回天乏力。(二)中国的低生育率顽强的生育文化曾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关键，但东亚文化圈目前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在2012年(数据齐全的最近一年)，东亚各地的生育率分别是：缅甸1.96、越南1.77、泰国1.41、日本1.41、韩国1.30、新加坡1.29、香港1.29、台湾1.07、澳门1.06。与此对应的是，法国2.0、英国1.94、美国1.88、俄罗斯1.59。上述数据表明，东亚各地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其中华人社会垫底。与中国文化相近，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中国大陆的泰国、越南、缅甸，其生育率也分别低于俄罗斯、美国、法国。此外，在有海外华人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普遍低于当地主流民族。比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生育率就显著低于白人，即使排除教育水平的差异也是如此。中国的生育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和1.26。但计划生育部门却把生育率数据调整到1.5至1.6之间，理由是存在瞒报现象。实际上，根据人口普查的详尽数据来核实历史抽样数据会发现，除了在年漏报比较严重外，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基本是准确的，而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生育率一直高估得离谱。(注：本文引用的台湾生育率数据来自台湾内政部户政司;中国大陆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在中华文化圈里，“多子多福”观念曾经深入人心，但为何现在生育率会在全球垫底呢?至少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华文化圈特别注重孩子教育，加重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情感负担，既增加了孩子的学业压力，又使父母无力养育更多孩子。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有些华人宁愿不要孩子。二是华人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根据美国劳工国家统计局的国际数据，201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大量的女性参加社会工作，减少了抚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三是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相对偏长。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韩国人2007年平均工作2266小时，而同期法国人则工作1457小时。还有，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提供的数据，美国、法国的非婚出生的孩子分别从1980年的18.4%、11.4%增加到2008年的40.6%、52.6%，英国的该项数据则从1980年的1.5%增加到2006年的43.7%。在这些国家，很多女性不愿结婚，却有自己的孩子。但这一现象在东亚非常罕见，比如2006年日本非婚出生孩子的比例仅为2.1%。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资质，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二是女性就业的普及与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三是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给低生育提供了技术条件。不少人看到身边的孩子有兄弟姐妹，会觉得生育率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低。但实际上，人们根据直觉往往会极大地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新华网，2012),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在此情况下，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的情形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却占到一半，给人的感觉生育率很高,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减少20.5%。在这种错觉下，有人看到很多“超生”的孩子就觉得中国生育率很高。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被这种错觉蒙蔽，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直观感受不符。但如上所述，即便很少孩子是独生子女，一半孩子来自三孩家庭，生育率就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人口规模最终会持续衰减。实际上，当人们感觉来自三四孩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刚处于更替水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很多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当人们感觉到处都是独生子女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了。因此，需要很多三孩、四孩，甚至五孩、六孩才能弥补一些人的不婚、不孕、不育和很多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所造成的亏缺。直观高估生育率也许还有心理上的因素。在城市的长期一胎化政策下，人们倾向于把只生一个孩子当成常态，看到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觉得不正常，看到三个孩子的家庭甚至会诧异。这种潜意识反应可能强化多孩家庭对个人生育状态判断的心理冲击。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人口太多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会生孩子。这也许能说明，虽然中国农村的独生子女也都比西方普遍，但很多人却顽固地相信中国的生育率不低。(三)为何低生育率趋势难以逆转?生育意愿是指，意愿生育子女数或理想子女数，是决定实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意愿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含义略有不同，前者通常要略小于后者，但为简单计，本文混用两者。各种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处于极低水平。比如，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和1.60。未婚育龄女性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女性的1.76。又如，《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上的论文《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基于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为了核实这些结论并避免选择性偏差，我们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而2000年代的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这些调查分析表明，近年来中国的生育意愿已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为严重的是，实际生育率通常要低于生育意愿或者理想孩子数。比如，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1.4。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造成这种差距的既有不孕不育等生理原因，也有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压力。很多人认为农村还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其实，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并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他们的生育意愿在快速降低。从年，由于城市化和低生育率导致当地学龄儿童减少，中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过半，学生上学平均多走4公里，增加了孩子与家长的负担，进一步抑制农村的生育意愿。上述数据还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不到1.8，即便超低生育率的日本、韩国之理想孩子数都还要超过2，说明即便是中国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都比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迷的日本、韩国还要低。不管是否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极大地改变了生育观念。过去30多年，城市已把一孩当成正常生育状态，农村在向城市看齐。更关键的是，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后将难以回升，这背后是恶性循环的低生育率惯性。当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推高预期的养育成本。另一方面，少子化降低养育的规模效应，推高实际的平均养育成本。按美国农业部(2013)数据，家庭养育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费用比分别是100、160、187。第三个孩子的费用只相当于第一个孩子的27%，所以养育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越高。中国找不到类似的数据，但少子化会降低养育的家庭规模效应，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在少子化社会中，虽然养育孩子的总成本可能比正常养育更多孩子的状态要低，但单个孩子的平均费用却更高。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对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中国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的原因恰恰是现在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长期低生育率把一种极不正常的生育状态变成了常态。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恶性循环。再者，长期低生育率会加重未来社会的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这反过来也会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实际生育率，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比如，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夫妻，通常需要照顾四个老人。而且，伴随教育程度的提升，初次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等到他们认为有能力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四个老人中只要一个出现身体问题就会让他们疲于奔命，哪里还有精力和意愿生育维持社会正常繁衍所需要的第二第三个孩子?高生育率时，降低生育率马上能缓解压力;但低生育率时，提升生育率短期内却会加大压力，缓解的效果要20年后才能体现。因此，低生育率惯性会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四)全面放开生育后的人口趋势中国生育率之低已无悬念。迄今依然未全面放开生育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之前因限制而堆积的生育愿望在放开后会集中释放，带来出生人数的大幅反弹，形成对公共资源的压力。但这种反弹有多大呢?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即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该政策自日由浙江率先启动，到11月6日西藏最后加入时，已在全国全面展开。到日，全国有约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远低于之前官方预期。我们跟踪了各省市区在不同时间点的累计申请数。根据相关的79次报道综合估算发现，申请数整体上逐月减少，未来反弹可能性极小。按所有省市区实施都满一年计，从申请数中扣除未被批准的，被批准却没生育的，没有该政策本来也要生育的，以及双独家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政策新增出生人数仅66万，不到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前普遍估计的200万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本文的两位作者在政策宣布当天就在《财新网》上撰文《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要预测全面放开生育后的人口变化，需要估算无限制下的，不含生育堆积的自然生育率。鉴于有关生育率数据的争论，经常有意无意地演变成拖延政策改革的理由，本文不直接估算当前生育率和自然生育率，而是估算自然生育率相比当前生育率的“增值”，以避免预测结果受生育率争论的影响。我们对这个“增值”的估算采用0.25。下面解释这个估算为何偏高。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农村15～49岁的育龄女性中有一孩的比例是29.6%，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是45.42%;全国城镇15～49岁的育龄女性中有一孩的比例是45.31%，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是21.85%。放开后生育率“增值”将来自目前的孩子数量少于意愿数量，因限制而不能多生，放开后还有能力生育的女性。在有一孩的母亲中，农村的43.97%和城市的56.07%都在35岁以上，可以合理地认为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中，35岁以上的比例更高。假设因为放开限制，在35岁及以下的母亲中，有一孩的人中有80%最终多生1个，7%最终多生两个或更多，平均多生2.5个;有二孩的人中有7%最终多生一个或更多，平均多生1.5个。基于此，35岁及以下女性对“增值”的贡献，在农村不超过0.188 〔即[0.296×(0.8×1+0.07×2.5) + 0.4542×(0.07×1.5)]×(1-0.4397)〕，在城市不超过0.204〔即[0.4531×(0.8×1+0.07×2.5) + 0.2185×(0.07×1.5)]×(1-0.5607)〕，全国平均应在0.2以下。再考虑到自198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中，来自35岁以上母亲的贡献最高不到15%，加上35岁以上母亲的贡献，放开后的生育率“增值”应不到0.236〔0.2×1/(1-0.15)〕。上述估算每一步都放宽了。比如，中国近年的各种调查显示，愿意生育二孩、三孩的比例分别都小于上述估算过程中使用的80%和7%。举例如下：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的该报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不考虑政策限制，62.5%的受访者选择二孩，5.9%的受访者选择三孩或以上;日《长江商报》刊登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如果不考虑政策限制，72.5%的受访者选择二孩，3.5%选择三孩或以上。此外，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日本、韩国的实际生育率都不到1.4，远低于2以上的理想孩子数。假设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为了估算堆积生育的比率，把过去实际生育率不足自然生育率的年份补至自然生育率，得出当年因限制没有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15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堆积生育率。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在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年的生育率也分别仅为2.2、2.1、2.0、1.9、1.8，新生人口数无法达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反弹幅度不比当年更高，离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更有天壤之别，未来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4亿。作为可参考的例子，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1988年从控制生育改为强力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全面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韩国在年间曾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生育率从5.79降至1.65;从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更替水平，但生育率却从1.58降至1.16;自2005年韩国开始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2至1.4之间。中国人口大幅增长不再可能，但未来急剧萎缩却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继续限制生育，而不是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的唯一理由是，相信人口减少会让中国更好。但支持这个理由的所有论点最多也只是初听有理，实际上都似是而非，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其中很多判断从长期和宏观来看更是完全错误。本文将就此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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