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穷人的天堂！　　　　　　社保：印度穷人都能有尊严地正常生活 　　　　住房：印度穷人甘做“贫民窟业主” 　　　　教育：印度的穷人为什么能上得起大学 ？？　　　　医疗：印度的穷人为什么看得起病？？　　　　印度会超越中国吗？　　　　　　日，印度总理辛格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首次访华之旅。　　　　印度虽是我们的邻邦，但隔着喜玛拉雅山，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其实不多，很多人甚至对印度有着各种误读和偏见，他们认为印度是一个除软件外在其他方面比中国落后许多年的国家，一个总喜欢和中国较劲的国家……　　　　然而，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印度在很多方面比中国强。其实，中印比较早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就是全球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次不妨借印度总理访华之际，再重温一下。看看专家学者和普通网友对印度的看法：印度究竟会不会超越中国？　　　　-------------------------------------------　　　　印度会超越中国吗？　　　　　　日，印度总理辛格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首次访华之旅。　　　　印度虽是我们的邻邦，但隔着喜玛拉雅山，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其实不多，很多人甚至对印度有着各种误读和偏见，他们认为印度是一个除软件外在其他方面比中国落后许多年的国家，一个总喜欢和中国较劲的国家……　　　　然而，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印度在很多方面比中国强。其实，中印比较早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就是全球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次不妨借印度总理访华之际，再重温一下。看看专家学者和普通网友对印度的看法：印度究竟会不会超越中国？　　　　　　印度会超越中国吗？　　　　　　日，印度总理辛格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首次访华之旅。　　　　印度虽是我们的邻邦，但隔着喜玛拉雅山，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其实不多，很多人甚至对印度有着各种误读和偏见，他们认为印度是一个除软件外在其他方面比中国落后许多年的国家，一个总喜欢和中国较劲的国家……　　　　然而，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印度在很多方面比中国强。其实，中印比较早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就是全球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次不妨借印度总理访华之际，再重温一下。看看专家学者和普通网友对印度的看法：印度究竟会不会超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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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岳：被我们误读的印度人　　　　读到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裔加勒比作家奈保尔的《印度三步曲》，对他自祖父以来在加勒比岛国的生存发展经历印象深刻。GBC在肯尼亚的代表斐翠西女士也认为，印度人才是中国商人在非洲最主要的竞争者。无论是在欧洲、在北美、在非洲、在中东、在拉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有印度人。 　　　　 印度人到一个地方，开商场、开工厂、开银行，形成的声势和影响都要比大部分中国人强。而在当地社会结出的硕果，也不比华人弱，大部分情况下比华人更接近主流社会。 　　　　中印同为人口大国，因此各自的劳动力都有很强的对外寻求出路的压力，但是两国人民在外部世界的渗透力有较大的差别：其一 ，印度人与其他国家人民较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制度文化上更具一致性，因此较少政治价值认同障碍；其二，印度的职业教育体系更能与西方接轨，从而使其人才更适合于其他受西方职业文化影响较大的市场体接受，这也是其在输出工程师、大夫、教师、护士等专业人才资源上占有优势的重要原因，而这种输出使其拥有了更大范围的人文影响力；其三，印度人内聚性强，能按照一个价值链进行协作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得以存身与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四，世界范围内的英联邦体系，为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早期进入与历史渗透机制；其五，印度人的英语发音虽然很难懂，但是他们的英语书面语很规范，大部分情况下也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至少比与中国商人打交道直接也容易很多。 　　　　　　中印两国之间互有偏见。中国人多以为印度人生活质量不如中国人，尤其看印度大街上那么多浪荡的贫民，更觉印度人的出息不如中国人；而印度人看中国人从饮食、工作到管理训条都显得怪异，难以理解，也不相信中国人在做点便宜小东西之外还能做出什么。事实上，据我的观察，印度上层社会教养全面、有国际视野，而底层人似比中国社会底层人更无望，但宗教信仰却给了他们非常重要的生存支撑，这与中国人注重器用，且在个人生活中更加相信个人奋斗有颇大差异。但到了异国的场景中，印度人的那种社会结构对他们的凝聚似乎更有效用，而中国人则个体打拼更见动力。 　　　　　　在贫苦的时代，中印人民都会千方百计向外走，而在今天中印经济共同起飞的时代，中印人民希望跨文化谋取更大利益与价值的动力更强。在我的观察与判断里，将来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市场上，中国人最可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恰恰是印度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最不了解的也正是印度人，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印度和印度人给以更多的重视，要对研究与获得印度的新知识有更大的热情。现在到处都有印度人与中国人，中印竞争将不限于在各自国内或者边贸中间，中印竞争甚至会在全球每个国家展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印度人会不以我们态度为转移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么就索性让我们更主动积极地去了解和接触印度人、印度文化、印度生意与印度企业家的经营经验和教训吧，甚至我们也应交上更多印度的个人朋友。如果那样，到处有印度人就可以多多少少变成到处都有我们来自印度的朋友。　　
　　　　“印度印象”之一　冷眼静观印度民主
　　　　　　　　按：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排名表中，印度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又都是在迅速崛起中的国家。我们不会对近邻的一举一动无动于衷。中国和印度就像一个家庭中两个长相十分相似的“兄弟”，这是缘于除了印度之外，没有一个国家与中国相比是如此相似，地大物博，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从中印两国核心竞争力的本质上看，中国和印度是在瓜分同一张廉价劳动力的大饼。印度虽是我们的邻邦，但隔着喜玛拉雅山，我们对这一兄弟的了解其实不多，到印度的人往往比到其他国家的人少得多。 　　　　　　4月下旬，有机会在印度实地调研10多天，用心感受印度，用眼睛观察印度，用嘴巴和印度人交流。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记者感受到：印度并非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合资生产的汽车穿行在印度的大街小巷，在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甚至远远超过中国；印度正在经历改革的深化阶段，在许多关键性的垄断行业引入私人资本进入，比如航空、电信运营业等，呈现着激烈的竞争态势；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印度软件的神话”，它的崛起，对中国提出的挑战可能比对美国的挑战要大；置身于城市中，汽车行走在公路上，飞机穿梭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无一不在使用基础设施，印度的基础设施之落后是不曾预料的；造成印度种种问题的根源并非是议会民主的错，但是，印度的事实告诉我们，民主不一定是天使，用印度民主否定我们自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命题。结论是，印度要追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仍然存在落后于印度的可能性，因为发展带来了发展的风险，如果中国不能处理好发展中的问题，反而会落后于印度。中国和印度目前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印双方都会做得越来越好。 　　　　从1960年代到现在有几十项实证研究，每一项都是选择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数据，证明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89年以前，当民主还没有成为普世信仰时，一般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1990年转型后，有些研究显示民主对经济增长有好处。最近几年，又发现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关联。 　　　　　　具体到印度民主，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王绍光 　　　　　　　　1990年代初，英国人西格尔最早提出印度将超越中国，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制基本是一种宗教式信仰，凡是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虽然过去50年的事实尚没有证明民主政治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不民主的政治就一定阻碍经济发展。但是，10年之后，由于中印两国的比较，再次引发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探讨。 　　　　　　在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谈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对中国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已经具备的有利环境，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他们推断的结论是———印度必将会超过中国。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尔说：“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我们没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们总是在扯淡，我们生活在绝望中。”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博士说。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更加直白：“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在中印两国的比较中，我们已经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正优势”还是“负优势”？印度之行，我所得到的印象是———无论印度是否真正无愧于其自称的民主国家的美名，至少从目前看，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人们如此推崇。 　　　　印度：议会民主“橱窗”的反思 　　　　拉杰·古普塔是印度一家大规模制鞋厂的合伙人，他每两个月就得去一次中国广东省。他到中国买制鞋机，因为印度几乎没有制造商生产此类机器；他到中国买合成皮革，因为印度很少生产这类材料；他到中国的制鞋厂参观，以便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组织严密的管理程序。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乘飞机回国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怎么会落后于中国这个实行共产党经济政策的国家？” 　　　　　　我们来到印度时，恰逢印度举国上下进行大选，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在印度旅行随处可见“India：Shine　out　with　great　brilliancy”（印度大放光芒）的标语，这是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为再度执掌政权而推出的竞选广告。在从德里去往阿吉拉的主要交通干道上，竞选宣传车和人群占据了多半条公路，宣讲人胸有成竹地说：要在2020年让印度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在斋普尔的老城城门前，人们正在冒雨搭建竞选演讲台，印度国大党索尼娅·甘地的巨幅人像矗立在路边，在一个没有太多高大建筑的印度，广告牌非常惹眼。报纸、电视更是不一而足。 　　　　　　印度党派之多可为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第十一届大选时参加角逐的大小政党多达443个，参加投票的选民达5.9亿。印度在世界上素有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之称，美国更是把印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橱窗”，以展示西方民主的普适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峰君教授是研究南亚问题的专家，他概括印度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为“具有西方议会民主体制与东方政治体制的双重性格”。他说：“根据尼赫鲁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印度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但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西方议会民主政体。1947年印度独立后，便将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确立的议会制度全盘接受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修订完善。它在形式上与西方特别是与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民主橱窗”之内的人又是如何看待印度的民主社会呢？民主社会一定是言论自由的吗？楠达库马是一位科学家和旅行作家，他来过中国2次，共有半年的时间，其中一次是与中国科学院进行交流。回印度后，他写了为什么印度会如此败给中国的文章，但是，没有一家印度媒体愿意发表他的文章。他说：“这真让我沮丧，居然如此直接的拒绝我，我只好用马来文出版了我在中国的经历。该书名字是：《中国：奇迹之国》。当然，我很高兴看到了该书如我想象般的畅销。” 　　　　　　印度《论坛报》4月7日读者论坛中的一封信：“国家真如全国民主联盟所说的是在大放光芒吗？领导人反复重申他们的成就……数以千万计的卢比花在了以‘印度大放光芒’为主题的全国巡回竞选上，花在广告上。其实，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每个领导人的业绩。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喊大叫呢？”印度老百姓在抱怨，他们为什么不肯为贫民窟的几千万穷人花7亿卢比来改善居住条件呢？所谓的“大放光芒”完全是政府大力上演的一场“政治秀”。据说，仅印度执政党这次花在竞选上的宣传费用就高达70亿卢比。 　　　　　　历史学家阿帕娜·巴苏（Aparna　Basu）指出，民主的意义远非每五年举行一次自由选举这么简单。“良好的管理与政治自由同等重要，印度在这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她说。在新德里大约有3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尽管印度有其民主资历，但是印度知识精英们普遍认为，印度没有赋予公民真正的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利、饮用纯净水权利以及使用其它福利设施的权利，更谈不到发展的权利。他们批评印度混沌的民主常常未能履行诺言。 　　　　要建设还是要民主？ 　　　　一般来讲，制度成本是社会运行总成本的一部分。判断民主制度是否具有优势，如果仅仅从感性出发分析制度的好与坏，很可能会得出模糊不清的结论。印度之行，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无论是从基础设施、政府效率、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视角观察，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在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印度的民主制度多付出的制度成本相当大。 　　　　　　印度之行，孟买一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因为在印度素有“孟买是印度的上海”之称。我们住在孟买的希尔顿酒店，应该说，在我们住过的印度其他城市的希尔顿酒店中，孟买的希尔顿酒店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是最好的。但是，一墙之隔的酒店墙外，垃圾遍地、蚊蝇飞舞、公鸡鸣叫、乞丐讨要、小贩叫卖，好不热闹，与酒店的现代化设施共处一条街，但恍若两重天地。 　　　　　　驱车观光市容，看到一些现代城市的标志———立交桥，据说孟买有让印度人自豪的54座立交桥。可是我们看到，桥下住满了“居民”，黑压压一片，四根竹竿加上一块苫布，苫布下坐满了没事可干的人。下车走在路上，只有机动车路面是柏油路。行人、三轮车、大卡车、“斯古塔”（电三轮）、小轿车抢行在一条窄窄的路上，牛在街上悠闲地穿行，狗趴在土路上小憩，人们背过身去随时随地大小便，在40多度的高温下，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味道。这种画面，让我回忆起30年前安徽省的某个小镇。 　　　　　　印度《商业周刊》记者曼吉特前不久在中国上海呆了两天，这是她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她是这样描写中国上海的：“上海横跨了黄浦江，宛如鸟的翅膀上的闪亮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丽的街道前面，国际会议中心屹立着，还有原来的殖民者的建筑，亮闪闪的玻璃，还有花岗岩的塔立在远处。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上海比这个还漂亮。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个国家正在腾飞。你不看到这些，你不会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曼吉特就在孟买生活工作，她说：“孟买是破旧、肮脏的。”她希望孟买可以变成上海的模样。 　　　　　　为什么素有“奇迹之城”、“印度的商业中心”、“世界电影制造中心”的孟买，城市道路与城市环境如此之差？曼吉特说：“在孟买的派达路的尽头修建新路时，我们看到了与上海不一样的情况，当地居民中的抗议者号啕大哭，这其中还有一位在请愿，说着新路带来污染，因为她的嗓音将受到影响。于是，这个计划暂时停下来，也许将会废弃。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上海与孟买之间，中国与印度之间，一个在制定，执行；另一个却是胆战心惊地不断地寻求公众意见。如此看起来，有时，印度的民主基础恰恰是一种对国家建设不利的痛。” 　　　　　　印度是民主国家，不可能以法律禁止任何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半个世纪前印度独立的时候，甘地的梦想是一个“生活在村庄中”的印度。今天的印度面临的噩梦是印度已经不再“生活在村庄中”，而是有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在孟买，贫民窟一片接一片，连在一起有几英里长。印度储备银行地区经理托拉特说：即使我们有最良好的愿望，即使我们有道德上的使命感，我们能给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一个更好的生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凭我的直觉判断，我认为我们已经快要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在印度，比如你雇了清洁工，他们不工作，如果有人胆敢因为失职而惩罚他们，那么，明天你就会看到罢工了，罢工由当地发展到邦里，随后就是全国了。你能认为印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楠达库马说。 　　　　　　但是，随便问一个印度人，有谁愿意丧失存在于社会和文化每个角落里的自由呢？在印度似乎人们更愿意选择后者。 　　　　　　坐落在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像一个巨大的公园。“这里到处体现民主，校园内大字报到处可见，有点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生上课迟到半小时不足为怪；教师、学生可以自由的罢课。比如，一个学生考试不合格，他和他的老乡开始游行。”张文木博士介绍说，他在尼大做访问学者一年，有着切身的体会。当他表示不愿意参与学生竞选时，被人奚落为“不懂得民主”。 　　　　 　　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 　　　　　　　　民主的制度成本 　　　　　　　　印度所有地方的马路上跑的一种小三轮车叫“斯古特”，就是中国的“嘣嘣车”，2000年印度政府决心淘汰这种污染严重的车型。但是，淘汰令颁布三天之后，印度政府在游行和罢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决定。四年过去之后，我们依然看到“斯古特”跑在大街小巷。这让记者想起前不久武汉作了同样禁止三轮车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内三轮车从城区完全消失。印度同行者睁大了眼睛说：“在印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张文木博士总结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19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一位驻华的印度大使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三年后回国，发现地里三年前就动工的一座立交桥还没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之内修了很多立交桥。他感叹中国人的只争朝夕，中国人会挑灯夜战。 　　　　　　印度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因为印度宗教和民主很多，建一条高速公路要经过无数次辩论才能做出决策，任何一个决议都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达成民主决策非常不易。第二，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百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三，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人说，印度要超过中国有几个“Big　If”（重大假设），其中一个“If”是进行土改。王绍光说：“二战后有一个规律，凡是经过土改的地方，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如韩国、日本、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等，没有经过土改的，到现在都是大问题，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王绍光认为，印度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进行土改的可能性比较小。 　　　　　　印度经济学家也不明白为何当今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推崇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一言以蔽之：印度民主制度具有双面性，其中包含个性自由的发展，代价是什么都干不了。 　　　　　　拉迪普是一名IT行业的老板，他抱怨说：“这个国家有着太多的承诺，但是，50年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还是那么贫穷，还在受苦。印度会向何处去呢？我感到丢脸，我真不知这怪谁，政治家、经济学家、工业界人士还是普通人？我禁不住怀疑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真的是民主吗？所谓的‘印度了不起’只是一句瞎话，是让我们忘记每天的现实。看看周围吧，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希望能尽早采取政治改革。” 　　　　　　一位叫伽兹博的印度人说：“印度每个人都要发言，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但却阻碍了印度的进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在评论印度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取得共识的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像印度这样一个多人口、多语言、多宗教冲突、贫穷而庞大的国家，结局只能更糟，正是民主制度使印度幸存、发展，并改正自己政策的失误。 　　　　　　　　“大口袋”与“逮总统” 　　　　　　　　斋普尔城，为拉贾斯坦邦的首府，建于172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根据记载，古代爱好艺术的国王杰耶·辛哈为使城市更加美丽，下令将全城房屋建筑涂成浅红色，“玫瑰城”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4月30日，我们到达斋普尔的第二天，赶上下大雨。雨停之后，往上看，公路两旁重楼叠阁，庙宇林立，四周环以高大的城墙，窥见其雄伟气势。但是往脚下一看，整个城市街道上积水半尺深，骆驼、牛、马、羊的粪便漂浮在雨水上面，真是惨不忍睹。所有的行人、汽车、摩托、牛都在半尺深的脏水中行走。尽管印度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也要在这种环境中走路、买东西、生活。据说其中有一些人搬到开发区居住，那里的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在斋普尔开发区所看到的是，那里私人投资建设了大楼，里面非常现代化，只要一出门，情况依然如此。 　　　　在印度负责接待我们的扎胡说：“1727年城市设计就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没有　　任何改变。” 　　　　　　记者：“独立之后，政府为什么没有提供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 　　　　扎胡：“虽然政府收了很多的税，但是政府并没有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任何事情。” 　　　　　　记者：“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政绩吗？” 　　　　扎胡：“原因很简单，比如修建一条公路立项100元钱，经过层层贪污腐败，最后只剩下5元钱，修不成了就不修了。正如你看到的选举，竞选者会讲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旦执政之后，前两年在干些事情，之后就开始忙着为自己挣钱，因为政府官员们都有很大的‘BigPocket’（大口袋）。在印度50年以来，很少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虽然总理也可以到法院听证，看起来非常的民主。但事实是，小偷偷了1000美元会被马上处置，但是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拿了100万是不能够受到处置的，因为印度的司法系统也是非常腐败的。所以出现像斋普尔城这样的旅游城市基础设想相当的不足。” 　　　　　　记者：“天呀！中国的修路官员们首先还是要用95元来修路的，他们贪污的是那5元。” 　　　　与我同行的一位来自美国的男士插话说：“这可真是让小巫见了大巫。”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正在治理中。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日前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中国有关部门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把行贿犯罪单位或个人列入“黑名单”的做法。声明说，“在招标和项目管理过程中，中国在引进国际反腐败先进经验方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声明还援引透明国际公共采购项目主任欧莱雅的话说：“中国政府禁止腐败的建筑业者承揽工程是一个积极的步骤，表明了政府打击和制约腐败的决心。此举为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也应该采取更加有效、透明的‘黑名单’制度。” 　　　　　　依我理解，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如此失效？为什么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系统腐败？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当我们听完另一个印度司法腐败的“故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印度，商人们为了相互报复，经常贿赂法官或律师，扰乱司法程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记者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的“金钱贿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开出了四张逮捕令，捉拿包括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过，由于逮捕令是通过“设局”签发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终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这一“金钱换逮捕令”的案件可谓印度独立以来司法界的一大丑闻，使司法界颜面尽失。克雷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司法界高层会议上愤怒地指责说：“连法院的受贿现象都这么严重，其他部门的腐败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一些司法人员为什么执法犯法？一位通讯业内人士说：“被人买通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制度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在印度有钱是可以办成任何事情的。虽然这是一条潜规则，但是在印度表现得如此直白、如此淋漓尽致，还是难以令人置信。 　　　　　　在斋普尔机场，同行者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印度女孩喜爱无比。扎胡告诉记者说：“只要有钱，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甚至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生的，这就是印度”；在新德里的自由市场中，当问到卖水果的小商贩是否交税时，回答：“当然交税，但不是交给税务部门，而是交给警察”；“在印度没有驾驶执照也可开车，当警察盘问时，100卢比就可以OK”。一位叫大雷（Dalee）的印度朋友介绍他的经验。 　　　　　　优势的民主体制、悠久的法律传统，健全的法律体系，他们在哪里？王绍光认为，讨论印度能否追上中国，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给一点激励，这样说也不是坏事。但要说印度因为民主、法制这些原因能够赶上中国，我觉得没有说服力。我不知道说印度法制优势的人到底想要说什么，印度有法制，但它的法院和警察其实非常Corrupt（腐败）。菲律宾也有民主、法制，也说英文，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当时所有人都看好它的“软件”———美式民主制度。然而它在过去50年的表现如何？现在有谁会说菲律宾是下一个中国？ 　　　　　　请别拿印度的民主说事儿。 　　
　　　　“印度印象”之二　向世界敞开的“印度门”　　　　在印度的投资者中，有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利润算得上可观却知难而退；有执着者可口可乐公司，几进几出“印度门”却不肯轻言放弃；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那些干了几年、到头来只落得血本无归者。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曾严格限制外资进入，以保护国内产业，而现在印度政府加大了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近年来，中国每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超过400亿美元，印度还不到40亿美元，但这个差距正在缩小的过程中。 　　　　　　　　据说“德里”一词来自波斯文，表示“门槛”之意。德里的标志性建筑是“印度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9万印度士兵而建。“印度门”是印度被殖民统治200年蒙受耻辱的历史见证。常听到有人说外资难入“印度门”，因为“门槛”太高和路上的荆棘令投资者裹足不前。 　　　　　　夜晚，灯光照耀下的印度门极为壮观，使人想起巴黎的凯旋门，它们中央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参观、献花，而印度门在围栏的隔离中，只能远望不能近观。印度独立已经57年，难道当年西方殖民者以血与火打开这扇通往印度的大门，今日却真的难以靠近？ 　　　　　　当踏上印度的土地，疑问在事实面前消失：在印度，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见到百事可乐广告矗立在街边；街边贩卖车上可口可乐矿泉水最受欢迎；德里电影院正在首轮放映美国大片《耶稣受难记》；商业街上“锐步”、“耐克”专卖店占据主要位置；商场卖的家电产品囊括国际知名品牌；“康柏”牌电脑摆放在政府官员的办公桌上；手机除了没有国产货之外，几乎和中国差不多。值得提到的是，无论家电产品还是手机，韩国LG出尽风头，冰箱、空调、手机广告在电视、报纸、杂志甚至街边的公共汽车站铺天盖地。显然，“印度门”已经向世界敞开。 　　　　　　　　　　印度门里的麦当劳与肯德基 　　　　　　　　　　没有到访印度之前，“印度有麦当劳吗”的疑问挥之不去。由英国《经济学家》一年一度推出的“汉堡指数”，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购买力平价的基础。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会逐渐向特定汇率缓慢趋近，达到特定汇率后，数量相同的货物与服务在每个国家的交易价格趋同。“汉堡指数”对应的商品是麦当劳的麦香汉堡，大约120个国家的麦当劳都提供这种汉堡。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记者看见两家麦当劳店，一家在名为安萨尔的购物中心一层。晚上7点多，正是印度人吃饭时间，整条街道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麦当劳生意兴隆。这家麦当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麦当劳从设计到装潢别无两样，但是这里绝无可能买到牛肉汉堡“巨无霸”。墙壁上“本店不售任何牛肉或牛肉制品”的警示赫然醒目。直到此时才会顿悟：这里是印度！ 　　　　　　麦当劳不卖牛肉汉堡卖什么？印度的麦当劳卖羊肉和鸡肉汉堡！麦当劳在世界各地的3万多家分店，唯有印度分店不出售牛肉制品！麦当劳已经本地化了。在印度，印度教人口占总人口的83％，印度教奉牛为神灵；印度还有大约140万穆斯林，所以猪肉食品也只能从食品配料中删除。目前，麦当劳在德里和孟买开设了20多家分店，单从数字上看，似乎与全球第二人口大国这一地位不相称。麦当劳制定了庞大的扩张计划，准备将在印度开设的分店增加到80家！事实上并非容易，在收获利润的同时，麦当劳也承担着风险——民族、宗教、文化的对抗。 　　　　　　据印度媒体报道，2001年5月，约500名示威者分别在德里、孟买的几家麦当劳餐厅前抗议。示威者抗议麦当劳制作炸薯条的食用油中含有牛肉调味成分，他们包围了麦当劳设在新德里的总部，向麦当劳餐厅投掷牛粪块，并洗劫了孟买一家麦当劳连锁店。他们还要求前任总理瓦杰帕伊下令关闭印度国内所有的麦当劳连锁店。一个月后，美国麦当劳公司宣布将向印度教徒、素食主义者和其他一些相关组织赔偿1000万美元。 　　　　　　尽管如此，麦当劳要比他的竞争对手肯德基幸运。记者在德里和孟买没有看见一家肯德基。据当地人说，因为肯德基用死鸡制作食品，致使印度法院判决肯德基停业。 　　　　　　透过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印度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对外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在印度的投资者中，有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利润算得上可观却知难而退；有执着者可口可乐公司，几进几出“印度门”却不肯轻言放弃；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那些干了几年、到头来只落得血本无归者。外资投资者抱怨，印度政府对外资企业征收的高额税收、实行的投资限制以及在相关法律方面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再加上各级政府中普遍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印度市场犹如一张梦幻中的大饼，可望而不可及。 　　　　　　但是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印度大规模的改革从1991年开始，其中，放松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取消进口配额，取消所有行业市场准入障碍，并鼓励私营部门首先进入，取消垄断与贸易限制法案，通过新的竞争法案。在政府有良好的“21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的政治意愿之外，工商界人士则给予强烈推动，它们利用各种渠道呼吁：世界上各工业化国家在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了国际资本，印度尽管“存在大量机会”，但外资注入情况却令人失望。他们批评政府设置的障碍太多，吓退了外商，使印度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缺少国际资本扶植而只能“单打独斗”，难以支撑为国家经济腾飞助推的重任。 　　　　　　　　　　资本的幽灵在印度游荡 　　　　　　一个幽灵，资本的幽灵在印度游荡。哪里获利高、哪里有市场、哪里劳动力价格便宜，资本幽灵就流向哪里，这是资本的属性。尽管西方政府或者经济学家批评印度经济保护主义严重，认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受限制的经济体之一；尽管中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外资依存度高，并利用印度批评中国的引进外资政策，他们是对的还是错的？在印度，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正在联手“围剿”外国资本，其动态的进程以及对外开放的程度，如果坐在北京谈而论道难免闹出笑话。 　　　　　　胡鞍钢教授介绍了世界银行尚待发表的《各国商业投资环境调查》报告，其中四个指标显示中印两国商业投资环境的比较，应该说各有所长，谁都没有明显的优势与劣势：第一，额外成本（包括过度的监管成本、腐败成本、犯罪成本、基础设施不足成本、退出市场以及破产成本等指标），中国是14.3％，印度是50％；第二，申请程序，中国有12项，印度为10项；第三，批准天数，中国46天，印度88天；第四，企业投资最少投资额（相当于人均GDP），中国需要39倍，印度需要4倍。“这是2002年的数据，这两年印度在审批天数上已经大有改进。”胡鞍钢教授说。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曾严格限制外资进入，以保护国内产业，而现在印度政府加大了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近年来，中国每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超过400亿美元，印度还不到40亿美元，但这个差距正在缩小的过程中。 　　　　　　根据印度商工部公布的数据，在印度推行经济改革的12年内（），政府批准总共22405个外资合作项目中，有15100个通过资本运作方式，来自美国的实际投资达到31.4亿美元，有4869个项目，占21.38％，其中3308个通过资本运作方式。美国投资最多的领域为能源、电信、食品加工、电子、金融及非金融服务业。在印度投资最多的5家美国公司是可口可乐（批准直接投资6.94亿美元）、安然国际（4.88亿美元）、Misson能源公司（3.58亿美元）、福特汽车（2.75亿美元）和安然电力开发公司（2.33亿美元）。 　　　　　　对印度是一个“不开放的国家”的说法，印度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如果说十年前印度的经济市场是封闭的我们承认，那是政府采取了措施保护印度的民族工业，对外来产品征收很高的关税。而现在已经降低了关税。负责接待我们的扎胡先生告知：“在印度，以前进口医疗设备、机械等制造产品，关税最高时达到500％，然后降到100％，后来又进一步降到51％。从日开始，再次降到39％。” 　　　　　　印度政府在积极吸引外资政策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印度财长辛哈在《财年的预算报告》中提出关税调整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印度计划海关关税峰值由现行的30％下调到25％，其中不包括农产品和奶制品；以无线通讯设备手机为例，8到10年前是40％－50％的关税，现在降低到5％。天然液化气的灌输设备进口关税由现行的25％下调至5％；拯救生命类用药和设备的进口税率下调至5％，免征国内货物税，免征附加税；除了大散件外，其它进口轿车包括整车件进口关税为60％，等等。关税下调涉及16大类的上百种产品。 　　　　　　正是由于上述政策的调整，国外产品在印度市场并不鲜见，以洗衣机为例，除了两个牌子是本地生产之外，其它都是国外产品，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中国也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德里的主要街道上，赫然矗立着海尔的广告牌。在印度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印度经济学家指着桌子上的铅笔、纸张、水杯等对中国学者开玩笑地说：这些都是来自中国，印度是不开放的吗？ 　　　　　　　　　　印度金融业与对外开放 　 　　　 　　　　　　　　中国在动员资金促进增长与发展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降低风险方面显然是不成功的；印度虽然在降低风险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促进增长和发展方面却远不如中国。总体上讲，中国要比印度成功，但是金融风险也比印度大得多。 　　　　　　外资银行加剧竞争 　　　　　　在机场等待上飞机，刚一进候机厅看到花旗银行（CITY　BANK　OF　INDIA）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发放招揽使用信用卡的广告。真是无独有偶，采访印度之前，我曾希望向北京花旗银行分行申请信用卡，一位先生告知必须在银行存有2.5万美元才可以开户（见鬼！随便问一个美国人的账户，有2500美金就不错了）。顺手拿了一份印制精美的宣传册，发现花旗银行在印度可以经营卢比业务，不仅可以做个人储蓄、卢比贷款以及个人金融服务，还可以对公司做商业贷款以及个人住房分期贷款。 　　　　　　工作人员告知：“我们在说服人们来我们这里开户，只要有1000卢比（相当于人均月收入1／5），也就是22美元就可以开一个户。我们向用户提供多项银行服务，也可以在自动提款机上提款。”花旗银行认为，发展中的金融市场比已经成熟的市场发展速度至少快一倍，这些市场拥有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把宝押在了这些市场上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花旗银行在印度已经开始赢利，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更令人惊讶的是，花旗银行的卢比贷款年利率定价13％－14％，存款91－180天利率3.50％；366－729天利率为4.00％。贷款和存款利差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中国，心中不免慨叹，资本的嘴脸暴露无遗，吸血的外资银行！但是朋友告知：“要不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竞争的加剧，银行的利率更高！” 　　　　　　目前，印度有42家外商银行，其中有CITI　BANK，GRINDLYS，STANDARDCHARTERED，HKSB等，占商业银行总数103家的41％，虽然只占总分行比例的0.4％，但是却拥有总资产的18％。如果以总资产排位，印度最大的是国营银行，虽然只有27家，却占总资产的82％，印度第一大银行State　Bank　of　India（SBI）与其七家子银行的总资产占所有商业银行的29％。印度私人银行不仅数量少于外商银行，只有34家，而且资产比重也小于外资银行，为10％。 　　　　　　据印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印度商业银行总存款额为1.28万亿卢比，存贷比率为56.9％，投资存款比率为42.7％。印度管理学院副教授TT·拉姆·莫汗（T　T　Ram　Mohan）说：“这些外国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贷款和存款分别占印度总贷款额和存款额的8％和4.7％。为了更好地对此理解，中国的这两项数据分别是1.8％和0.5％。印度比中国高得多。”他认为，比起印度，中国金融缺乏一种私营文化——包括缺乏较为强大的外资银行，这种金融文化有助于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在转轨的过程中迅速传播新技术新方法。 　　　　　　根据BT－KPMG会计事务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印度最佳银行排行榜》显示，国有、私营、外资银行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竞争态势，国营银行———Corporation　Bank荣登榜首，第二、三是外资银行———Bank　of　America与Citibank。 　　　　　　外资银行的进入给印度消费者带来哪些实惠呢？首先是降低了利率。扎胡先生说：“1969年以前，印度的银行都是私人银行，政府在1969年把私人银行变成国有银行。当时银行借款利率在20％以上。随着跨国银行开始进入印度办理业务，利率开始逐年下降。”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日起，印度银行将把基准利率下调到6％，此利率为30年来最低水平；对农业贷款利率降低为9％，购车和买房的贷款利率在8％－11％之间；银行现金储蓄利率降低为4.5％。 　　　　　　其次是提高了效率。扎胡先生说：“原来在银行开设新账户要准备很多文件，而且要等很长时间，一般需要2－3个星期，排队等待很辛苦。随着外国银行进入印度，我们可以选择了。利率市场化，选择多样化，可以找到最佳结果。” 　　　　　　　　　　高利率阻碍经济发展 　　　　　　　　　　最近，在中印两国比较中，一种不能被人们质疑的观点认为，印度的银行盈利能力强，银行资产优于中国，有力的证据是印度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有中国的一半。据印度《贸易标准报》3月4日报道，年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为39％，而世界银行平均年利润增长率为18％，中国只有3％，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世界最高，更加证明了印度银行的资产质量优于中国的论断。 　　　　　　对印度金融以及银行体系有着深入研究的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文富德教授告诉记者，印度银行坏账少不能不看其历史原因。他介绍说，印度储备银行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对银行实行相当严格的控制。首先是规定各家银行的50％的存款要购买政府债券，由政府发放到指定的领域，比如特定行业以及农业部门等；其次是，长期以来印度银行的准备金率在15％左右；最后，银行所能支配的只剩35％左右的贷款余地，其中的40％还规定了优先发放的领域，比如出口等，规定优惠利率在7％左右。“它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好处是减少了金融风险，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2002年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是5.6％，而目前印度大部分国有银行都超过9％；坏处是商业银行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发放贷款，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致使经济增长缓慢。”文富德教授说。 　　　　　　而另一方面，印度银行坏账少与其长期高利率是相关的。文富德教授说：“在印度农村，本土银行或者高利贷的利率要达到30％－40％之间。”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许成钢教授认为：印度银行坏账少的原因是没有人敢贷款，这可能是印度工业化落后的一个原因。所以对印度银行坏账率低和中国的坏账率高的情况不能简单的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高利率无疑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资金价格如此之贵，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必然会吓退贷款者。可以试想，何种行业的利润回报率能够高于20％？现如今也就是那些垄断行业才可以做到，比如中国的电信行业、电力行业罢了。 　　　　　　银行具有动员资金储蓄、分配资金使用和分散降低金融风险的三大作用，前两者是促进增长和推动发展的关键，是银行的主导性作用。当然，面对信息不对称以及防范风险必须要加强监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找到促进增长、推动发展与降低风险的平衡。“中国在动员资金促进增长与发展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降低风险方面显然是不成功的；印度虽然在降低风险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促进增长和发展方面却远不如中国。总体上讲，中国要比印度成功，但是金融风险也比印度大得多。基于市场的有效率地配置资金和减少、分散、降低金融风险成为当务之急。中印两国各有各的优势和长处与短处，所以在改革方向和解决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他说。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经承诺开放金融市场——入世两年后，外资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的企业贷款业务；五年后可以发展中国居民的私人存贷业务，那么中国国有银行能竞争得过外资银行吗？多国经验包括印度经验证明，外资银行将不能够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除非收购所在国的国有银行。 　　　　　　　　　　急起直追的印度制造业 　　　　　　　　　　接待我们的扎胡先生，在记者离开德里的前一天开回家一辆HONDA　CITY牌轿车，它刚从印度一条生产线下线。漂亮的轿车在印度生产并销售，恐怕10年前没有人相信这是事实。扎胡先生的汽车排气量..6，车价1600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3.2万元左右。 　　　　　　在印度旅行期间，观察街上擦肩而过的汽车，宝马、奔驰、别克、福特、雪佛兰、尼桑、菲亚特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刚刚上市的本田“花冠”。仔细数了一下，进口轿车约占1／5左右，数量最多的是合资生产的日本与韩国汽车。显然，进口轿车由于关税降低正在成为更多高收入者的选择，合资轿车价格相对便宜，成为工薪阶层的首选。 　　　　　　经济的开放首先带动制造业的开放，以汽车产业尤为突出。几家主要的汽车公司，如福特、现代和铃木等均在印度设立生产基地，产品不仅在本地销售，也为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市场生产小型汽车。 　　　　　　日本、韩国企业已成为进军印度的先锋。2002年，铃木汽车获得了在印度附属公司54.2％股权；丰田汽车公司在1994年撤出印度后于1997年建立了新公司，已经拥有99％的股份；韩国现代汽车在印度组建了该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制造工厂Chennai，该厂于1998年春季开始投入生产，如今是印度第二大及增长最快的汽车制造商，并成为国内该行业的技术标准设立者。制造的车型有Santro、Accent和Sonata，涵盖了从小轿车到豪华轿车整个系列。 　　　　　　经济的开放也带动了家电产品的制造。2003年，LG电子印度公司在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建立第二个制造厂。LG电子印度公司自投产以来累积营业额接近1300亿卢比（约28.3亿美元），是LG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最快的公司。目前，LG印度公司的出口额为3000万美元，产品出口到斯里兰卡、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包括冰箱和空调，去年开始向墨西哥出口洗衣机。韩国LG集团副总裁SSKim表示，LG将在今后5年内再投资50亿卢比（约1.1亿美元），使其成为一个出口中心。他们预计2004年10月份开始生产包括数字电视、投影电视、等离子电视、350升以上大容量冰箱、19－22英寸监视器和LCD监视器等。一些专家预期，印度将成为“后中国市场”。 　　　　　　印度的经济学家说：“20年前，当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向东亚比较便宜的地区转移的时候，印度的保护性经济政策使我们错失了良机，如今中国成为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但是在印度开放经济12年后的今天，制造业终于在赶上来，有理由认为，印度将在生产从汽车及其部件到钢铁、药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等方面追赶上中国。” 　　　　　　印度最大的商业银行ICICI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K.V.Kamath先生在印度商人商会举办的研讨会上指出：“过去三年印制造业增速超过6％，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11％，在国际市场上，印度制造业已经开始赶超中国。” 　　　　　　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印两国的增长模式不同，中国属于一枝独秀的工业增长趋动型，主要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印度是三轮驱动型，农业、服务业与制造业。虽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01年已经超过2600亿美元（1995年不变价格），印度只有7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1987年－1988年的水平。但是，近年来制造业增速加快，庞大而臃肿、效率落后的制造业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利用廉价劳动力以及工程技术人才，正在成为一股新的全球力量。 　　　　　　假设我们神话了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成功，还只不过是给自己敲响了警钟而已，但是如果对印度正在成为另一个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事实视而不见，那无异于是给自己注射了一剂麻醉药。　　　　
　　　　“印度印象”之三　印度复制“中国奇迹”　　　　印度正在迎头追赶 　　　　　　长期以来，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印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获得国际银团的贷款资金后，印度在公路以及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旋风似的铺开攻势凶猛的规划与实施。 　　　　首先是电力建设。自1991年印度的电力产业开始开放私人投资，如TalaElectric　Co.Calcutta　Electric　Supply　Co.等公司，可取得执照以发送与分配电力，但95％以上的电力产能所有权仍集中于政府手中。 　　　　由于近些年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私人部门投入生产造成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如第八个五年计划（年）电力不足41％；年达到需求高峰为95，757MW。 　　　　政府鼓励私人资本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比如能源、电信、高速公路等。首先是放宽外商投资比例，从最早的外商必须少持有10％－49％的股份，到年私有化之后，外资的比例没有了限制。其次是进入这些领域的投资将获得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优惠，特别是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印度的个人所得税在10％－33％之间，公司税在35％。如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大约可以得到20％左右的税收优惠。 　　　　私人投资进入发电领域，只要获得州电力局的核准即可直接卖电给消费者；电厂的实际燃料费用采取变动税率；降低进口电厂设备的关税；电厂允许100％的外国人投资；小于10亿卢比（约美金2300万元）的电厂计划不需经过外国投资推广局的核准。 　　　　在公路方面，由世界银行等多边贷款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印度正在大规模地修建公路，共有三条主要道路。其中包括“金四角”（Gold　Quadrilateral）工程于四年前启动，全长5846公里，连接印度四个主要城市：德里、孟买、钦奈和加尔各达，总投资超过2505亿卢比（约55.67亿美元）。包括修建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桥、城区高架路、立交桥、辅道建设、路边配套设施等。另外，联结北部与南部走廊公路，从克什米尔到克拉拉邦7300公里的公路也正在修建中。第三条道路是从阿挲木到古基拉特邦东西走廊的联结公路。 　　　　目前“金四角”工程进展的情况是，从德里到加尔各达的1453公里，完成大约325公里；钦奈到孟买段1290公里，只完成360公里；从加尔各达到钦奈1684公里只完成340公里；德里到孟买1419公里完成890公里。 　　　　在印度的国内旅行期间，我们看到了由印度国家高速公路局负责正在施工的“金四角”工程。据说前印度政府希望该工程到2003年12月竣工。但是，工地上施工人员并不多，推土机停在施工现场，没有热火朝天的景象。由于征地、拆除建筑物、挖树、清除非法占地者和移植电线杆等原因，延迟了“金四角”的完工竣工日期。印度国家高速公路局负责人认为：“在预定的完工日期内完工是不可能的。” 　　　　参与印度“金四角”道路施工有两家外国公司，除了俄罗斯的Centrodorstroy公司之外，还有中国某公司参与了从德里至加尔各答路段的建设。印度媒体曾批评这两家公司仅完成了200多公里总承建长度中的5公里。中国公司在印度遇到了什么情况？被称“中国长城”的这家公司，2002年3月份与印方签订合同，负责离首都德里不太远的从Shikohabad到Etawah的路段。200公里的建设路段，只有60公里的路段上建筑及其它障碍物基本上已被清除，除此之外的路段，印度国家公路局还在进行艰苦的征地谈判。该公司的一位工程师说：“我承认，进度比预期的要落后很多，但我们有什么办法？这里的条件不同。我们被告知进口的货物30天内就会到达，结果90天后才到；施工现场的拆迁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中国，这些事情一夜就可以搞定，造一座桥需要那么多的手续！” 　　　　事情就像一条不断流动的河流，各种原因以无限的方式在起作用。从目前看，假定印度民主制度是不变定量因素，而资金的缺乏是动态变量因素，虽然议会民主会增大印度的建设成本，拖延建设速度，但是在变量因素———资金———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尚没有看出何种决定性因素的出现不会使“中国奇迹”在印度再次上演。一旦印度获得改善了的基础设施，加上已经具有的软件的优势和正在发展的制造业，下一轮“中印比较”中谁能最后胜出，这将是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即将揭开的谜底。 　　　　　　私有化浪潮中的民航市场 　　　　　　航空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印度的民用航空业在独立初期是由国家垄断的，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在“效率和安全”性上一直列于世界航空公司的末位。从美国来的同行者就曾表示害怕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 　　　　从德里到孟买，我们乘坐的是，Jet　Airways（捷达航空）的班机，宽敞舒适的747飞机，航空小姐标准化的服务，并不逊色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水准。没有想到的是，Jet　Airways竟是一家私人公司！ 　　　　目前，印度最大航空公司共有四家，其中India　Airways（印度航空公司）是国有公司，有54架飞机，其规模最大。由于没有盈利动机，不追逐利润，效益损失很大，据说一直在赔钱。Jet　Airways则是最大的私人航空公司，另外两家私人公司是Sahara、EastWest。国有的India　Airways与私有的Jet　Airways控制着近90％的国内航空客运市场。据印度《商业标准》报道，财年，通过正在运作的60个机场的国内乘客达2920万人，国际乘客达1480万人。印度全国客运量大致相当于北京机场年乘客量的水平。Jet　Airways在财年的客运量达到630万人次，比上一财年的580万人次增长了..6％。 　　　　Jet　Airways也是第一家进入航空运输的私人公司，在进入的初始阶段只有3架飞机，10年之后已经拥有24架飞机。印度人似乎更愿意选择Jet　Airways航空公司，因为他们的服务好。在机场询问一名等待的乘客：“印度政府是否认为民航市场向私人开放不安全？”这位乘客回答：“我认为私人航空公司比国家航空公司更安全，他们的管理非常好。” 　　　　1990年代中期印度私有化过程中，政府积极推动航空业私有化，当初政府的设想是，国有企业已经具有了市场权力，政府的作用是要制衡它，防止国有企业侵占消费者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印度政府开始允许私营公司参与航空业的经营，为这一市场引入了竞争机制。出现了Jet　Airways、Sahara与East　West等私人航空公司进入。 　　　　但是印度航空业私有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是出卖国有股份的失败。前印度政府计划出售India　Airways60％的股权，目的是通过企业私有化，到2002年3月为政府筹得25.5亿美元的资金。未预料到的是，包括一些政治团体、工会和媒体在内的多方面都强烈反对印度航空公司私有化。反对党抨击私有化，印度前财长奇丹巴拉姆写给《今日印度》杂志的信中说，计划减资的27家国有企业还没有一家私有化，明年也不会有一家成功。印度减资部官员曾表示，他们有信心在2001年年底之前完成至少6家国有企业股权的出售。 　　　　其次是印度最大的私人企业塔塔集团（Tata　Group），在各种势力的反对下没能成功进入航空领域。在印度没有人不知道塔塔集团，它以钢铁、化工起家，但现在经营领域几乎无所不包，电信运营业也在其中。印度政府希望他们能够购买印度航空的股份，而不是“另开张”。 　　　　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私人公司无论是进入哪一个领域，必须要有外商的股份，这是先决条件。世界上大多数航空公司都面临所有权限制，即本国航空公司的外国投资所有权份额不能超过25％或49％，印度为26％。Tata选择了新加坡航空公司为伙伴，取名为Tataxin。雄心勃勃、高姿态进入的气势首先吓坏了先进入者———购买40架飞机；在重要城市修建自己的机场；承诺机票价格下降等等。 　　　　印度的朋友告知，先进入的三家私人航空公司也加入反对Tata进入的行列，他们害怕失去市场份额。鉴于Tata进入电信业导致通话价格下降的事实，有理由认为Tata也将会把机票价格压下来。印度朋友告知：“实际上，全世界最贵的国内旅行机票在印度，没有任何的折扣。”我们从德里飞到孟买只有1.5个小时的飞行距离，相当于北京飞往上海，公务舱票价265美元，经济舱票价185美金，外加5％的税。印度朋友告知：“虽然有三家私人公司进入航空业，但是机票价格没有下降，三家私人公司和印度航空公司联合起来形成价格寡头垄断。”在联盟垄断的状况下，消费者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竞争的好处。 　　　　最终，新加坡航空公司宣布放弃购买印度航空公司的股权，Tata因为失去了合作伙伴，已无力继续标购India　Airways。印度减资部长舒利表示，这对希望航空公司私有化的印度政府是个打击，并批评反对者说他们吓跑了投资者。 　　　　私人公司进入航空，政府又是如何监管的呢？印度朋友告知：“在进入的公司中，曾有一家航空公司和黑社会有关系，政府调查后马上关闭了他们的公司。” 　　　　所有权限制已成为航空自由化和航空公司国际化中的一个焦点。中国与印度相比，航空公司的绝大多数所有权掌握在政府手里。航空市场的效率是建立在无效率航空公司失败的基础上的，如果政府允许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就意味着在实力较弱的航空公司破产时，政府将损失其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政府同时是市场竞争者的所有者时，它就可能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中国航空公司正处于股份化的进程之中，下一步应当考虑的是减少政府在航空公司中的所有权份额。这就是印度航空业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印度思考中国　　　　印度的经济情况跟我们有不少类似的地方，都是人口大国，收入水平都比较低(印度更低一点)，资源不算丰富，能源要靠进口。但是，这两国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印度是民主政治，有多党制，有竞选，但印度的政府十分软弱，效率低下，办事拖拉，许多好事因为争论不休而办不成：能够大大促进经济发展的超级市场在印度却没有；全国的高速公路加起来不到一二百公里；最使我吃惊的是印度的青年人结婚时，是女方赔嫁妆，而不是男方出彩礼。这种习俗导致女性婴儿的出生率大大地低于男婴，形成人口中的性别比巨大失衡，男多女少。不过，我国男方送彩礼的习俗也没有改变男多女少的状况，同样经受着巨大的性别比失衡。现在我国新生婴儿的男女比已经达到120：100，将来估计会有9%左右的男人一辈子找不到对象。这种种相同和不同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也能为我们发现彼此可以学习的地方。 　　　　印度是一个很传统的社会，大家庭占有较大的比重，平均每个家庭有5.3个人，而我国平均只有3.5个人。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出生的孩子数在印度是3.1个，而在中国只有1.7个。据人口专家研究，平均每个妇女一生要出生2.1个孩子才能够保持人口总数不变。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人口将面临减少，而印度人口还将继续高速增长。现在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是1.5%，而中国仅为0.6%。尤其是中国的增长率还在不断下降，而在印度却看不出下降的趋势。不出10年，中国的人口将开始减少，所以印度不久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印度的面积是330万平方公里，只有我们的34%，人口却上了10亿，所以印度的人口密度是我们的2.4倍。但是，印度的可耕地占国土总面积的54%，而我国的可耕地只占5%。拿人均收入来看，我国比他们高出1.3倍。在印度各处旅行可以看到房舍、道路、人们的衣着、商店里陈列的商品档次等都普遍不如中国。但是，他们的生活费用指数比较低，拿纽约做100，印度只有47，而中国则是83，所以到印度去旅游会感觉物价很便宜。 　　　　印度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新德里的几处皇宫，建筑艺术非常精美，园陵布置令人陶醉，观赏价值丝毫也不比北京的故宫差。可是，前往参观的人数不及北京故宫的十分之一。印度历史上去世的皇帝，不像中国的皇帝，修一座地下宫殿，把自己埋起来。印度的皇帝死后把灵柩放到地面上，用大理石密封起来。 　　　　印度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比我们要低，所以政府很穷，马路、建筑物、机场、交通设施都有点破旧。印度虽然是民主政治，司法独立，有自由言论的监督，但贪污腐化一样很严重，并不比中国好到哪儿去。其实不光印度如此，一切发展中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贪污腐化，而所有的发达国家贪污腐化的问题都比较轻。可见，这是一个发展阶段问题，很难绕得过去。印度也对高收入人群有针对性地征税，但他们的规定不是以年收入为界限，而是用一些可以观察的指标，比如买了汽车的，买了大房子的，出国旅游的，家里有电话的(此项规定是几年前的，现在印度的电信业打破了垄断，装电话已经很容易了)。我觉得他们的规定比我们的更现实，更容易执行，更容易检查。 　　　　印度是一个年轻的国家，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2%，中国只占21%。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印度占8%，而中国占11%。从教育来看，印度的问题相当大，马路上到处可见游荡的小孩，他们不去上学，而是在马路上乞讨，或者靠卖小商品谋生。可以看出来，这已经成为他们习惯了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什么稀罕。所以印度的文盲率达到39%，而中国只有9%。 　　　　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家彼此相邻，可是交往极少。到2005年时两国的首都之间居然没有直航航班，而北京到新加坡的飞机每天都有好几班，另外还有从上海到新加坡，从广州到新加坡的。新加坡是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印度是10亿人口的大国，北京到新德里和北京到新加坡的距离也差不多，可是交往的频繁程度却天差地远。这极不正常。现在情况有了一点改善。北京到新德里直航的航班已经安排上了。希望两国人民开展更多的交往，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印度随想(一) 　　　　　　□姚洋 　　　　 　　　　■编者按：受到一个美国的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全世界兴奋。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大学校长、著名的民主党人罗伯特·克里筹集到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在学校里成立了印度－中国研究所。克里做过州长，也做过联邦参议员，他看到美国弥漫的对中、印崛起的不屑和抵触会伤及美国本身的利益，认为只有了解、研究、交流和对话才是有效应对中、印崛起的态度。 　　　　　　研究所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办印中学者项目——选择中、印、美各五名学者组成十五人的团队，开展为期两年的共同研究和对话。我有幸作为中方的五人之一参加了第一届的项目。月，我们在印度访问了两周。访问中，我们不仅和印度学者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有机会深入印度基层社会，近距离观察。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众多的民族、语言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多次让她濒于动乱和分裂的边缘，但民主制度终究没有让印度社会出轨。然而，印度民主制度的另一面却是低效和不负责任，集中表现就是政府的“公地化”——政府被一小撮政客所蚕食，普通百姓的福利却被遗忘。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市民社会的发达，其程度远在中国之上。这不能不感谢印度的民主制度，她的宽容给了市民社会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底层社会里，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习惯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是，相比印度，中国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虽然有小的扰动，但方向是确定的。印度则不同，一个人说“好”的东西，肯定有另外十个人说出“不好”的意见。正如缪尔达尔所言，在印度，对、错是没有界线的。 　　　　　　自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2006年更是达到了9％。这个势头看来不会停下来。正如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已是离弦之箭，不可逆转。这多少得益于印度对中国增长的觉醒。1990年代以前，没有多少印度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而且，那些自认为是贵族的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蔑视的(这正是尼赫鲁当年在中印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然而，当中国的崛起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之后，印度人醒悟过来，就连那些抱残守缺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印度均衡论”，转而支持经济改革。 　　　　　　但是，即便如此，印度社会超复杂性的特点注定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增长一帆风顺，争论、彷徨乃至倒退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以之反观中国，印度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胜利之城 　　　　　　我们于日凌晨三点多抵达新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尼泊尔人阿舒克等人已经在候机厅里等候。戴着主人送上的花环，我们向第一个目的地阿格拉驶去，鲜花在黑夜里格外清香。 　　　　　　阿格拉曾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最著名的景点当然是泰姬陵。但是，我们首先去看的是胜利之城法塔堡，它是印度历史上和阿育王齐名的国王阿克巴于十六世纪中后期为纪念圣人舍克·萨利姆建造的，这位圣人曾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作为牺牲献给了神灵，以祈祷国王生子。 　　　　　　带领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小伙子。他对印度历史非常了解，故事一个接一个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豪。 　　　　　　他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克巴对宗教的宽容。阿克巴的祖先是西征的蒙古人，在征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却被同化了，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阿克巴的宽容表现在不歧视和禁止任何一种宗教。他娶了三个王后，一个信印度教，一个信伊斯兰教，一个信基督教，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宗教都占齐了。他对三位王后一视同仁，还经常邀请不同宗教的名人到皇宫里辩论，以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 　　　　　　如果把法塔堡和北京的紫禁城相比，最大的差别，除了建筑材质而外———法塔堡用的是红色的砂岩，紫禁城用的是砖和木材———就在于建筑的布局了。按照我的美国导师的说法，当他从午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那些雄伟的建筑让他有一种自觉渺小到要下跪的感觉。法塔堡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尽管从建筑的形式上判断，当时阿克巴的生活一定是极尽奢华，但当你走在大小宫殿之间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不是庄严，而是平易近人。紫禁城之所以威严，是它极具对称性的建筑布局使然；而法塔堡的布局看来似乎是毫无规划的，各个宫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选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紫禁城与法塔堡之间的差别，也许正反映了中印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别：紫禁城表现的是统一和秩序，而法塔堡表现的是多样性和流动的节奏。 　　　　　　对于印度来说，莫卧儿王朝算是外敌入侵了。但是，如今莫卧儿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北印度多数的文化古迹，都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印度人对它们珍爱有加，这一点由他们对泰姬陵的称谓上可见一斑。他们不把泰姬陵称为Taj　Mahal，而是亲切地叫它“our Taj”。中国人为逝去的先人建造雄伟的宫殿，欧洲人把逝者的仙骨藏于教堂的地下室，只有印度人为死者建造了泰姬陵这样冰清玉洁的寝宫。泰姬陵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它是萨迦汉国王对妻子矢志不渝的爱。光脚走在泰姬陵宽大的基座上，在晨曦中眺望陵下缓缓流过的亚穆纳河，每个人都会试图想象历史如何造就了印度以及印度文化。 　　　　　　多数印度学者都对印度文化里的多样性赞赏有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是其中之一。自孟买穆斯林－印度教大骚乱之后，印度政坛和社会充满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迷雾，以印度教为强大背景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森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在家乡加尔各答目睹的宗教冲突和歧视对穆斯林造成的迫害。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许多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并充分挖掘了印度文化中的宽容成分。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叫《爱争论的印度人》。 　　　　　　印度历史上允许争论，甚至女性也可以参加。争论意味着宽容，这是森讨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意旨。在与我们的印度同行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了印度人爱争论的一面。每次开会，与会的印度学者都踊跃发言；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多数只听不说。中国人务实，自然让中国获益不浅，但缺少形而上的争论，是否也会让我们失去方向？ 　　　　　　2006年北京论坛召开期间，森作为特邀嘉宾做主题发言。在事前的一次宴会上，我对他说，他的演讲题目“Our　Global　Civilizations”很好。他纠正说：“不是复数(Civilizations)，是单数(Civilization)。”第二天，他的演讲气势磅礴，以精练而不失翔实的史实向与会者阐明，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大，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我们的全球文明”。 　　　　　　和他同时发言的是北大一位泰斗级的学者，他的演讲核心是开放是中华文明兴盛的条件。这个立意很好，老教授也引证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临近结束时，他话锋一转，认为物质的全球化是好的，而文化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单就逻辑而言，它明显和教授前面的立意矛盾：既然中国只有开放的时候才昌盛，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开放了呢？教授不也指出，唐代的伟大得益于少数民族和他国文化的传入吗？更让我沮丧的是，会后一位北大学者对森的演讲大加赞赏，但不是因为他的全球文明，而是因为他说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让韩国人听听吧！他们总是说印刷术是他们韩国人发明的。”呜呼！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待续) 　　　　 　　印度随想(二) 　　　　　　□姚洋 　　　　 　　　　■编者按 　　　　　　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 　　　　 　　　　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关于中印对比，国际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环境终究会让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后劲。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印度就像一条坑坑洼洼的普通公路，但方向是明确的，因此车走得虽然慢些，但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 　　　　　　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印度最大的疑问恐怕也是她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形成并运转的。此次访印，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印度民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可以归结到两点。其一，民主是将复杂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选择；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来衡量印度民主的优劣。 　　　　　　从1948年印度独立时的情形来看，我能理解第一点。自独立以来，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大的骚乱，但民主制度毕竟让印度这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维持了统一的局面。这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宽容。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我的意愿，如结社、演讲、示威等等。尽管这些表达未必能够得到意想的结果，但表达本身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潜在的巨大冲突。 　　　　　　然而，印度民主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导致政府始终处于无为的状态，说得严重一点儿，就是发生了政府的“公地化”倾向，即一种无人负责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始终不能被印度学者的第二点理由所说服。尽管我不认为民主制度一定要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相信民主制度至少应该造就一个向民众负责任的政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民主的表现令人失望。 　　　　　　从独立之初到1979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印度政治是国大党控制下的寡头民主制。尼赫鲁以其在独立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得以像君主一样统治印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印度“最后一位英国绅士”。在这位“英国绅士”的统治下，印度经历了相对平静的十几年。 　　　　参与我们项目的一位印度学者多次向我们回忆起“庞贝”在1950年代的辉煌。“庞贝”(Bombay)是孟买在殖民时代的旧称，而“孟买”(Mumbai)是当地马哈拉什塔语对这座城市的称谓。为了清除殖民时代的印迹，马哈拉什塔邦在1980年代初将“庞贝”改成“孟买”。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上流社会而言，孟买永远是“庞贝”。这不仅是对一座城市过去的怀念，而且也是对印度社会过去的秩序的怀念。 　　　　　　尽管贱民在形式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其标志是贱民出身的安倍卡博士获得了起草印度宪法的机会)，但国大党以及尼赫鲁本人并没有触动种姓制度的意愿。可以说，甘地夫人遇刺之前的印度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但是，19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而且，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活跃，并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礼之势。因此，确切地说，印度的民主始于1979年，而不是1948年。 　　　　关于印度与中国体制的对比，我感触最深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的泛滥。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可能的确是既妨碍经济增长、又搅乱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较低时，民众的预算约束很紧，政客因此可以通过小恩小惠赢得选票。在印度，政客拉票的一个手段是为贫民窟里的居民提供一些小实惠，比如通电、通水、修厕所之类。这并不是说民众的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太穷，一丁点儿的小恩惠就可以给他们解决很现实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政客只会在选举的时候露一次面，其他时候就把他们忘了。 　　　　民粹主义在印度虽然没有像在拉美那样演变成灾难，但其负面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主要的表现是，政客们利用民众的利益诉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甚至也不顾他们的政党主张。 　　　　　　人民党在上次大选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2003年经济增长超过7％，形势大好，执政的人民党决定在2004年提前进行大选，希望打国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实和人民党开了一个玩笑，选举结果是国大党获胜，原因在于农村选民对人民党的政策不满，认为经济增长没有惠及他们。国大党组阁之后，为了报答农村选民，很快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诺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这样一个法律，显而易见是无法实施的；它仅仅是迎合选民的一种姿态而已。 　　　　　　民粹主义不仅成了政客拉票的手段，而且也遮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孟买纺织厂区改造就是其中一例。 　　　　　　孟买的纺织工业曾经很发达，但自1980年代之后便走向衰落了。孟买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用地非常紧张，纺织厂集中的地区恰恰在半岛中部的黄金地带，仅从用地角度来看，迁走这些工厂也是合算的。孟买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搬迁这些工厂，但围绕着搬迁之后工人的安置和土地的使用，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当地方议会终于在1990年通过法案的时候，工人的安置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关于工厂土地的使用，则采用了一个看似非常公平的办法：每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三分之一用来建平民住宅，三分之一为公共用地。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低，且代价过于昂贵，因此，1990年代没有几家工厂得到改造。到了2000年，孟买市政府悄悄重新阐释了1990年的立法，将原先所说的“工厂土地”定义为“没有建筑物的空地”。这样，只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用于公共用途。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引起工人和社会活动家的极大不满，近年来抗议不断。 　　　　　　我们和孟买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事进行了较深入的交流。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根据她的说法，多数纺织厂主是在殖民时代获得他们的土地的，所付的价格是象征性的，比如一卢比一英亩之类；因此，这些土地都是公共的。再者，纺织厂停产之后，工人的生计没有着落，而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再就业计划。根据她的说法，多数工厂实际上还是可以盈利的，之所以要关闭这些工厂，完全是因为工厂主追逐土地升值的结果。最后，她还认为，改造计划破坏了这里的工厂生态和社会生活，而它们是值得保护的。 　　　　　　当天晚上，我们又和一对在美国读过书、回来以后继承了父亲产业的兄弟交流。座谈是在他们正在改造的一个工厂里进行的，他们给出的说法和女教授的说法的差异很大。首先，他们告诉我们，60％的纺织厂主是从他人而不是政府那里购买土地，所付的价格也是市场价。比如，他们正在改造的工厂的土地，是1960年代购得的。其次，多数工厂即使能挣钱，也不如把土地一次性地卖掉划算。孟买的房子非常贵，某些海边的公寓价格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平方米，兄弟俩开发的楼盘每平方米也达到8000元人民币。最后，如果继续执行1990年的法案，工厂改造将遥遥无期，而根据法律，只要工厂不倒闭，哪怕不开工，工厂主也必须付给工人工资。多数工厂债务因此滚雪球似的增长，兄弟俩就给他们改造的工厂的工人付了巨额的拖欠工资。 　　　　　　这个故事让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可以想见，比1990年法案更好的办法似对整个纺织厂区进行重新规划：“三分之一”规则可以继续遵守，但不是针对每一个工厂的土地，而是针对整个工厂区。比较好的地段的工厂可以全部规划为商业用地，较僻静地段的工厂全部划为平民住宅区，其他地段的工厂划为公共用地。实施这个方案需要各方的协调和妥协，政府的工作量很大；而1990年法案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由于泛政治化，市场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印度民主的一大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所接触的印度学者——至少那些非经济学者——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当我把上述我认为更好的方案说给女教授听时，她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理由让工人们住到僻静的地段去，因为那样会剥夺他们的生计。的确，如果政府不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工人们的生计要受到影响。但是，政府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在重新规划之后，政府完全可以划出一部分商业用地，用于低层次的商业活动，保障工人的就业，同时保留大部分用于高层次的商业开发。(待续) 　　　　印度随想(三) 　　　　　　□姚洋 　　　　 　　　　■编者按 　　　　　　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外界对印度的赞赏之一———同时也是对中国的贬低———是印度的法治比中国健全。从政府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来看，中国政府的活动空间显然远远大于印度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法治的确好于中国。但是，法治不是一架自动机器，而是要人来执行的。在印度，恰恰是没有执行法治的人和动力机制。印度法院系统严重缺人，全国悬而未决的案件超过150万，有些案件拖上几十年也等不到判决。在平衡和妥协的过程中，政府也失去了执法的动机。因此，就法治的实质性而言，印度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在我访印期间，刚好赶上对一位现任部长锡布·索伦(Shibu　Soren)的审判。索伦曾经是低种姓的英雄，但 1994年因涉嫌杀害他的秘书而被起诉。当时他帮助国大党非法筹备竞选资金，由他的秘书经手操办，预先说好报酬是20万卢比。但是，事成之后，他的秘书嫌报酬太低，并扬言索伦不多给他钱，就要把事情捅出去。索伦因此和他人一起把秘书杀掉了。但是，索伦被起诉之后很快就取保候审，国大党执政之后还当上了劳工部长。时隔十二年之后，索伦终于被定罪，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的部长虽然不能当了，可是议员资格仍然保留，因此，理论上会出现他被狱警从监狱里押到议会参加讨论和投票的滑稽场面。 　　　　　　印度警察队伍的纪律也是堪忧的。印裔美籍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Mehta)出于对家乡孟买(他仍称“庞贝”)的思念，回到那里居住了两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但他找到的是混乱、仇恨、堕落，是一座失去的城市。之后他出版了《极限城市》一书，详细描述了他所了解的孟买，尤其是它的地下世界。 　　　　　　现今孟买的地下世界是年种族大骚乱之后形成的。为了清除地下世界，孟买警察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收效不大，原因之一是法院不能给嫌犯定罪，致使他们逃脱法律的惩罚。更有甚者，一些法官被黑社会买通，某些政治势力也经营黑社会，导致黑白两道的联姻，使司法更加困难。如1990年代末活跃在孟买的极端印度教组织锡那(Sena)，在政治上是印度人民党在马哈拉什塔邦的盟友，同时也经营规模庞大的地下世界，不仅控制底层社会，而且也渗透到上层社会，如印度电影界的重镇宝来坞。在年骚乱中因私藏枪支涉嫌参与骚乱而被起诉的著名电影演员桑杰·达特被保释之后便直奔锡那首领巴尔·萨克雷的家，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后者通过黑白两道为达特的保释活动过。 　　　　　　既然司法对地下世界无能为力，警察就对背有命案的黑帮分子进行自行解决。他们抓到这样一个黑帮分子之后，就把他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乱抢打死，然后往他手里塞上一把枪，伪造一起遭遇战的情景。黑帮分子最怕的就是“被遭遇了”，因为那是没有死刑命令的死刑。警察队伍本身也不纯洁，哪怕是最好的警察(如梅塔的朋友阿杰·劳尔)，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