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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笔公考及其以前的晨读材料汇总-未批注版
公平竞争环境的三大保障竞争是加快发展、实现繁荣最有效的手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首要的便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必须 加强三大保障。 法治保障。竞争需要确立竞争规则。只有通过法治，使市场行为在偏离竞 争规则时会因损害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整体利益而付出代价，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才能真正形成。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为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 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突出贡 献。一系列案件的查处，不仅直接打击了垄断行为，而且有力推动了经济体制 转型，有效改善了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一些垄断企业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受 到制裁，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所制定的规定因限制竞争而被撤销，一些行 业协会组织的企业联合因涉嫌垄断协议而被处罚，一些经营者惯用的商业模式 因限制竞争而被叫停。更多的案件处理发生在知识产权许可、企业兼并等领 域，在令全社会受到震动的同时，一整套竞争规范与商业伦理正在形成。 政策保障。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可以使限制竞争、扭曲市场的行为得到 遏制，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将反垄断法的集中实施转变为常态化的 外部监督和内部自律，还必须强化竞争政策对市场行为的引导。如今，一些社 会经济现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调查垄断行业滥用支配地位，引发了对深层次 行业改革的思考；处罚市场巨鳄利用经济技术优势盘剥下游企业，触发了对传 统商业模式的质疑；撤销政府部门限制竞争的行政行为，推动了政府“竞争合 规”的破茧之举；名目繁多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与公平竞争已经格格不入。所 有这些妨碍公平竞争的社会现象，都到了必须通过完善国家竞争政策进行全面 清理和协调的当口。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必须进一步明 确国家竞争政策的理念和目标，出台思路清晰、切中要害的政策举措。 文化保障。文化可以说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成员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 的深刻影响，其作用不可小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建设竞争文化至 关重要，因为这有利于更好地抵制垄断行为、维护经济民主、倡导公平竞争、 保护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文化的核心 理念是：个体利益的增进应建立在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基础上。应加大竞争文 化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伴随反垄断法的实施和国家竞争政策的落实，竞 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竞争文化得到弘扬。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 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根本保障。落户政策重在公共服务改革长期以来，户籍制度捆绑了太多的服务和福利功能，成为城乡之间难以逾 越的壁垒。不仅如此，一些政策还限制了农民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的选择权，农 民不得不在低收入职业和低收入地区工作，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创业方面 初始条件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冲击了原本固化的按户籍管理模 式。在大多数中小城市，农民早已可以自由进入工作并居住。市场选择了农民 进城，农民有了合法正当的住所，自然有权在就业地落户，但难题是如何保证 落户后同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获得有关权利及利益。允许非户籍人口在就 业地落户，不是简单的农转非问题，而是公共服务侧的改革和供给。所谓公共 服务侧改革，核心是逐步取消各类公共服务、福利以及相关权利与户籍挂钩的 做法，建立面向全体公民的统一的公共服务等制度，从而保证新落户的家庭没 有区别地享受同等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侧改革可以按照小、中、大城市逐步推进，不需要承担整体即刻 转变户口身份的巨额成本。首先是开放小城镇和一批中等城市，允许外来务工 者就地自由落户，同时进行公共服务压力测试、改革和强化供给。取得经验 后，向其他小、中城市有条件铺开。实际上，有一些公共服务已经经受了这种 压力测试，比如大、中城市的医院门诊制度早就不区分户籍，任何类型的身份 证件都可以挂号并获得诊疗服务。结合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整个医疗卫生服 务可以率先完成公共服务侧的改革。同样，教育、劳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可以各自相机而动，经由小、中城市试点推进，逐步实现供给侧的改革和重 组，从而为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提供广泛基础条件。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具体措施，要以新思路引导新行动。落户政 策带来的真正触动不仅在户口管理这一侧的改革，而且在另一侧的公共服务、 福利和权益体制的改革。做好公共服务侧改革，户籍制度将回归其人口登记、 统计的原始职能。而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的实现，将极大 促进各类户籍人口的社会流动，反过来又将促进公共服务产品的扩大化和丰富 化，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流动红利”。从《非诚勿扰》案看法律的权威性尽管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声明说，已经向上级法院提请了再审，且获 立案，但这就足以构成抗拒深圳中院终审判决的理由了？厘清这个问题，需要 我们先了解民事诉讼法的两个法条：第 199 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 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第 206 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 简单来说，法院的判决只要发生了效力，即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也不影响 继续执行，否则一到执行就被人申请再审，那一张执行不了的法院判决与废纸 何异？其次，如果再审申请被接受了，则必须有法院出具正式的裁定书才能中 止之前的判决书。否则一个法律程序随随便便就能被中止，如此不严肃未免把 法律当儿戏。可是，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声明以及目前的报道来看，并不 存在这样一纸裁定书。那仅仅以法院立案来自辩“不改名”的理直气壮，这里 就透着些故意模糊概念的味道。 拒不执法，《非诚勿扰》凭啥这么牛气？有名不等于无道，更不等于无 法。实际上，这场围绕“非诚勿扰”几个字的商标权争议，如果说起初舆论还 由于对节目的喜爱而同情《非诚勿扰》的处境的话，那么当其无视判决而就 “不改名”自说自话时，事件就超出了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范畴，而是将 法院作为自己的“对手”，问题也转变成了这其中是否存在蔑视法律权威的故 意。 法院判了算不算数？这是衡量法治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里扎没扎下根的 一个观察指标。体育比赛里无论运动员觉得自己有多委屈，在现场也必须服从 裁判做出的最终决定，这是一场比赛得以有序进行的底线。现实的法治社会也 是如此，每个人都要对法治有起码的敬畏――如果有人因为在法治之中一时博 弈失利就可以不玩了，那法治社会的秩序何存？法律的权威何在？ 公众都是在每一个具体的个案中学习和感受着法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都在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而《非诚勿扰》这桩牵涉知识产 权问题的案件，正好是中国人了解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生动一课。在市场环 境和法治经济的背景下，这样的博弈未来将越来越成为常态。 无论最后法院再审结果如何，但现在，在改不改名的问题上，《非诚勿 扰》实在不该和法院判决对着干，应立即按深圳中院的判决执行。为了补上这 一课，江苏卫视是需要交点学费的。教育改革，“供给侧”是关键十八大以来的教育发展，核心是公平、立德和改革，而公平和立德是教育 质量中最本质的内容，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是关键。 解决当前教育领域痼疾顽症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原因导向，均衡与公平问 题、质量和效率问题、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问题、国家需要与个人期望问题 等，这其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是关键。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 性，使其更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做到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 要，又能对准未来社会的需求。这就具体落实在对教育领域原有供给、服务的 改造和转型上，在培养方式、学段衔接、专业部署、课程设置、考试评价、就 业指导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等众多领域，努力调整改善原有教育供 给中的僵化、单一、缺乏个性和吸引力、脱离学生实际、不尊重和保护学生爱 好和成长的做法，实现育人减负的“降成本”、人才培养的“高效率”、评价 考试的“扬长与补短”、就业创业的“产能提升”等。只有教育的供给端实现 转型升级了，有效的教育供给、精准的教育供给、创新的教育供给才能够真正 解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问题，仅仅靠减少、降低和限制手段，是不能满足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和需要的。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是丰富教育供给结构问题，为学生提供 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 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 构。因为教育最核心的质量不是擅长“加工”而是善于“发现”，发现每一个 孩子的禀赋，并进一步保护、支持其成长，这是教育应有的属性。这就具体落 实在诸如教育领域的“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单一学校教育 供给”，“9 年、12 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对学生分段加工 层层选拔”，“考试科目自主选择”替代和优化“文理分科统一科目的考 试”，“面向学生的课程设置和拓展资源的社会实践”替代和优化“统一开设 的课程和程式化的社会实践”，“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替代和优化“职责 不清的教育管理”，“高精尖创新中心和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替代和优化“僵 化管理科研项目和计划分配”，“普职高的贯通培养”替代和优化“规定分配 职普比例”等等一系列改革的着力点上。只有教育的供给侧实现丰富多元可选 择，才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最大尊重，才有可能不再用规定、纪律和号 召去“引导”需求，良好的教育生态才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协调、持续，改革 的成果才真正能够让人民群众乐于分享，而不是“被分享”。区域雾霾污染防治需要革命性措施优化能源结构。主要的污染物种类已经形成为共识，可以归纳为燃煤、机 动车、工业源、扬尘和其他，为此可以采取协同控制的措施，其中最核心的是 优化能源结构。“十三五”时期，需要在京津冀地区和其他重点大气污染区 域，开展社会能源结构优化的大转型，提高电能等清洁能源在终端能源中的比 重，使电力未来成为终端能源消费的主力，力争形成以电为主、气为辅的能源 结构。 调整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在艰难的转型之中，要把环境保护纳入发展的 大盘子中予以通盘考虑，通过环境执法和基础设施建设并重的方式来解决环境 污染。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目前有一个工作可以做，而且见效快，那就是以 大区域为单元，结合供给侧改革，通过做加法和乘法的方法优化区域产业结 构，如在钢铁、水泥、火电、化工行业开展优化组合、兼并整合和产业提升工 作，保证供给、企业利润和就业，减少区域大气和水污染。 深化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2014 年以来，中央发布了总揽全局的《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 制定了很多配套的改革文件。在此基础上，修改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 防治法》等环境法律，大幅度简政放权，下放或者取消了很多环境行政许可， 力图构建环境共治的治理体系，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格 局，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 出，省以下环境监测工作由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直接负责，实行垂直管理。这些 改革措施有利于保证全国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破解因地方政府环境质 量数据造假导致考核结果失真的难题。现在的关键是尽快落实这些革命性措 施。 推进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及其城乡结合带，人口过于聚 集必然导致城市病，如雾霾污染等。所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城市的周围， 除了加强科学规划的管控和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排放进行管制，在“十三五”时 期形成以电和气为主的生活能源结构外，还应用法律手段强制社会形成环境友 好型的生活方式。在雾霾面前没有呼吸的特权，每个人都应行动起来。对于农 村居民家庭取暖，由于购煤管制困难，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在近期要加强执 法，不准出售超标散煤，违者重罚；在“十三五”时期，通过大气污染专项治 理资金的补贴，强制在农村推行区域集中供暖、家庭电采暖、家庭燃气采暖等 清洁取暖方式。目前，可以在北方城市发起“我为减轻雾霾多穿一件冬衣”和 “我为减轻雾霾少开一次车”的全民活动，鼓励居民养成气候适应性的生活方 式。看到抱怨背后的消费潜力最近高铁盒饭被网络炒得挺热。有人为旅客喊冤：质疑铁路以垄断地位兜 售高价盒饭；也有人为高铁鸣不平：高铁并没有禁止旅客自带餐食，盒饭买卖 并非强制，何必大惊小怪？ 其实不只是高铁盒饭，机场餐厅、火车站专卖店、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交通 枢纽的商业服务，都受到过类似质疑。去年，影星刘晓庆、导演冯小刚都吐槽 过机场面条，引发公众热议。 特许经营是铁路、航空、公路枢纽等特殊区域的通行做法。这些服务明码 标价，消费过程本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旅客自愿消费后又抱怨连连， 是不是太矫情了呢？ 服务业的词典里不该有“矫情的消费者”这个概念。消费者的抱怨、不 满，不仅说明服务尚有改进的地方，也意味着产业还有成长空间。近些年，随 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完工，运输能力显著提高，客流一直保持高 位增长。如何把“人气”变为“财气”，不仅赚机票钱、车票钱等辛苦钱，还 要做大“过路经济”，刺激旅客在途消费，已经成为交通运输业向现代服务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 “过路经济”不好做，但做好了是笔大生意。去年春运就有 28 亿人次的客 流，一人在途花 10 元，就是 280 亿的大单！不过，做大“过路经济”不能靠 “雁过拔毛”式的一锤子买卖，还得让旅客甘愿自掏腰包，细水长流。可是到 哪儿寻找商机？旅客的抱怨可能就是突破点。记得有一年春运，一名小伙子看 到网友抱怨后在火车上做起了无线 WiFi 的生意，半小时就赚了 500 元。可见， 消费过程中的痛点，往往就是未来的商业增长点、利润新亮点，关键在于企业 是否乐意倾听旅客的抱怨，善于发现抱怨中的商业玄机。 从“走得了”到“走得快”，再到“走得舒服”“边走边玩边吃”，旅客 出行的消费需求更加多元，运输业也得搞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只盯着规 模、数量做文章。 旅客抱怨你，说明还在乎你，在乎就意味着还有消费的欲望。你要让旅客 爱上你，就得拿出点诚意改进。下次人家再来，发现你脾气更好了，花样更多 了，还能不大大方方地掏银子？换言之，爱抱怨的旅客都是消费“潜力股”， 别委屈，别嫌烦，偷着乐吧。“好味道”不能任性添加客观讲，食品添加剂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其提鲜、增味、防腐等功能让 老百姓的饮食更为丰富。但近些年，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的问题愈演愈烈， 已演变为餐饮业内的“潜规则”，某些商家赌的就是客人一两次就餐不会出什 么大乱子，或一些添加剂的危害要较长时间之后才能显现。 这样坑人的潜规则为何能长时间存在呢？ 首先是标准缺失，执行上存在模糊地带。尽管新《食品安全法》明确了食 品添加剂必须安全可靠，相关细则也对有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做出明 示，但这些标准更多适用于生产企业，对餐饮业的约束力不大。再加上各类美 食 APP 的兴起让食品流通环节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微信里吆喝一声也能“开” 家餐饮店，很多人便钻了现有标准的空子。 其次是监管缺位，主动监管能力不足并存在监管盲区。目前，监管部门对 添加剂相关食品安全事件的监管仍以受理投诉举报、查处曝光事件等为主，轰 轰烈烈的“运动战”打了不少，但往往按下葫芦起了瓢。最近，不少地方大力 推广“明厨亮灶”，厨房重地不再神秘，但食品添加剂繁多，多数建议添加量 从 0.1%至 2%不等，厨师用多少全凭经验和良心。并且瓶瓶罐罐放在那里，监管 部门和消费者通过肉眼很难分辨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依靠道德自觉和事 后监管，焉能保证企业不为了一己私利违规使用，超量添加？ 最后是处罚力度不够，违法者心存侥幸。新《食品安全法》在财产处罚方 面，将非法添加等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罚款额度，由原法中 5 至 10 倍罚款 提高到 15 至 30 倍。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看，处罚力度较以往已经提高不少， 但与国际上“将违法者罚得倾家荡产”相比，处罚力度仍偏轻，震慑力仍不 足。 食品添加剂安全问题，不仅关系着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也事关我国餐饮 服务业转型升级。实践证明，呵护舌尖安全，不能仅依靠对食品安全事件的集 中曝光，也不能再局限于一事一查的监管方式，而是要从源头严控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消除制度和管理上的灰色地带，弥补监管漏洞，让食品添加剂标准更 统一透明，同时采取更加日常化、系统化监管方式，加大对违法侵权行为的处 罚力度，让有关生产企业不敢再任性使用食品添加剂。 “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 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冀。愿年老回 首时，我们记忆里的美食不要毁于任性添加。脱贫攻坚需“引智借脑”农村本就是人才洼地，贫困地区由于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等先天弱势，更 容易成为洼地中的洼地。要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让 7000 万 贫困人口如期脱贫，除了政策、资金、项目之外，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人。 破解贫困地区的人才难题，不外乎两个路径，一是引进外援，二是内生动 力。令人欣慰的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纷纷选拔优秀干 部担任“第一书记”，组织扶贫工作队进村入户，实现了帮扶力量、智力资源 的精准对接。有的地方规定驻村干部要真正“住村”，沉下心来为贫困村出谋 划策；有的地方要求驻村干部“不脱贫、不收队”；有的地方要求对口帮扶单 位一任接着一任干，为贫困村脱贫提供实打实的帮助。 为这样的“外援”叫好的同时，有关部门和地方更要做好制度设计，健 全、完善人才的选拔、派驻、考核等机制。既要防止走过场，又要让干部发挥 出真正效应，使“外援”们具有旺盛、持久的生命力。比如说在驻村干部的选 拔上，要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需求，是缺农业科技人员，还是金融人才，或者 市场营销人才？此外，“外援”们不只是“第一书记”，还有那些有志于返乡 创业的老板、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也要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予以鼓励。 内生动力更为重要。在基层还听说了这样的事例，驻村干部带领村民养牛 致富，任期一到，“外援”走了，农民还没学会养牛，防疫、市场都是问题， 最后只好杀牛了事。农民不仅没脱贫，反而又欠了新债。因此，各地在实施扶 贫规划时，要切实把智力扶贫、人才培养放在和项目、资金同等重要的位置。 一方面要加大对贫困农户的培训力度，努力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要 把职业农民、种粮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纳入培训范畴，发挥他们的示范 带动和组织能力。培育一批乡土“领军人物”，对于缓解农村人才“饥渴”现 状、带动贫困农民致富将发挥重要作用。走出“问责的尴尬”面对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格局，锐意改革还是无所作为，一直挑战着众多 官员敏感神经，“谨慎”和“低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了一些官员 的处世哲学。这种功利主义选择，实则折射出一些官员的纠结与困惑。从权力 运作的断面观察，如果权力自身的运行逻辑没有改变，问责只是一种不确定的 风险，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也就无法遏制权力的惰性和寻租冲动。官员内心 的纠结致使问责制度的设计与实践犹如行走在平衡木上。 问责制是在实践的倒逼下开始萌生的。一段时间里，疾风骤雨式的问责， 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收到了肃整社会流弊、震慑行政违法、恢复社会秩序的效 果。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运动式问责从一开始就是以法治精神的流失为 代价的，由于问责标准与程序混乱无序，不但助长了选择性问责，也使人们对 问责机关的能力、信用产生了怀疑。 这种问责的尴尬源于机会主义抉择动因。我国不少地方或单位的问责规定 并不是从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而是觉察到问责是一股时代潮 流，于是将问责的制度文本当作其“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从现实来看，“纸 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存在较大距离，问责在很多时候还过度依赖 于舆论的驱动，网络曝光、媒体爆料等非常规手段充当了重要角色，而缺乏源 于“掌握权力就要承担责任”的逻辑驱动。对于问责对象，别说是法律制裁， 有时连轻微的纪律处分都没有；相反，某些地方官员通过不应有的行政过错可 能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收益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些现象不仅可能削弱问责的力 度，加剧官员机会主义选择的频率，而且直接催生更多的“问责秀”、假问责 等劣质公共行政生态问题。 化解问责的尴尬，必须通过制度建设科学配置权力，确保权力运行公开、 透明、规范，进一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注重抓好法规制度的系统配 套，特别是注意保持制度建设与责任追究政策、法规的有机统一，保持上下位 制度和同位阶制度之间的衔接匹配。在问责的具体实践中，问责尴尬的有效化解，关键在于各利益攸关方乃至 社会公众的积极监督。真正有效化解问责的尴尬，必须建立起透明公正的监督 体系，确保问责行为合法、程序合法和方式合法。 在问责效果的利弊权衡中，必须正确理解制度的刚性穹顶。面对复杂的国 情和繁重的政务，必须依法行政，创新服务，稳中求进。为正向激励官员有效 作为，对于锐意创新的官员应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对于在行政过程中非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犯错的，应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责任追究。但必须注意的是， 这里的责任减免须是在法律框架下的责任减免，是服务于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 减免。理顺医患纠纷需以“理”服人家属不认同结果，可寻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不满意调解，可拿起法律 武器。面对调解，院方有权利辩解；面对被诉，院方更有责任直陈事实。这是 解决医患纠纷的最好路径。最糟糕的方式，则是将法律抛在一边，互相指责， 甚至使用暴力。在“医闹”已入刑的情况下，如果维权手段过激，恐怕难逃法 律规制；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若属医方有过错，同样需要承担赔偿责 任。 杨女士究竟死于何因，尚需调查；杨女士家属究竟有无打砸医院，同样需 要调查。而在这关口，死者所在单位、医院、医师协会三方各自发出声明，一 时被人称为“某某院大战某某医院”，也属于过度解读。法治时代，无非讲究 一个“理”字。这个理，既是道理，也是法理。理直才能气壮，而不是比谁嗓 门大。一起医疗纠纷，演变成围观者众的舆情事件，恐怕也非各方所愿。 多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催生了频繁出现的专业“医闹”，不仅让医护 人员惶恐，也给很多患者带来不安。曾有医生感叹，不怕你告、就怕你闹，不 怕流泪、就怕流血。化解医患矛盾，已到了必须重装“操作系统”的时候了― ―不再是小修小补，安装“杀毒软件”，而应该重建医患伦理，重构调解规 则。 当前，处理医患纠纷，既不缺调解机制，也不缺诉讼手段。但是，对于少 部分患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专业医疗知识匮乏，导致他们不确定调 解机构能否保持公正，也不确定司法机关能否主持正义，于是不相信规则，也 不相信法律。如何确保规则透明，如何力求信息对称，如何使法治的公正运送 到世人心中，亟待破解。规则有公信力，法治有生命力，暴力“源代码”就失 去意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固化思维就失去滋生空 间。 更应看到，司法救济毕竟是最后的手段，而且事实上也不能“包治百 病”。化解医患纠纷，更需重在防范。这既需要患者意识到，现代医术再发 达，也有无能为力之时；也需要医者有严谨态度，有慈悲情怀，医生给病人开 出的第一张药方，应是关爱。正如“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所说，我们 面对的不是机械也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一个个热血沸腾的生命，要求我们不 仅是用头脑去思考该怎么治疗，还应该用心去感受、去帮助、去安慰。 医护人员和患者是不折不扣的命运共同体。在医疗水平贫瘠、医疗资源匮 乏的年代，医患同舟共济，共驱病魔；如今，医疗卫生条件已经大为改观，医 患可说是同乘“豪华游轮”，更应齐心协力，毕竟病魔才是共同的敌人。你若深信不疑，我必全力以赴。不断增进互信，不断激活制度的力量，相信医患关 系终能走向融洽，实现共赢。激发公共治理的群众力量“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丰台教导队”……最近一段时 间，这类公民群体“频频立功”，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群 体分布在城市的每一处，连接着安全系统的神经末梢。 诸多公民群体参与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之中，体现了群众作为社会治理主 体参与意识的回归。不管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虚拟空间，这些公民群体的背 后，都是群众被纳入到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实现了群众和政府治理的有效 对接。 群众和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绝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工作关系， 更应该是合作关系，这已经成为可贵的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明确提出，必 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系统治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 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今 天，公共安全领域能突破传统治理模式，吸引更多公民的参与，不仅创新了治 理方式，更让“公共安全”这个统一的公共价值，将公民和政府连接起来，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涵养社会“价值理性”的可贵尝试。 现代社会，在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群众力量的动员与发挥变得更加重 要。以“朝阳群众”为例，自 2014 年以来，多名涉黄、涉毒明星接连遭北京朝 阳群众举报，被警方查获。网友戏称，朝阳群众是“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 对犯罪行为的威慑作用大大提升。的确，如果将社会比作肌体、把危害社会安 全的因素比作病毒，那么动员和发挥群众力量便是提高肌体免疫力，相比单纯 靠公共安全部门监管治理的药物去疴，显然是更优选择。“朝阳群众”“海淀 网友”以及“网警志愿者”等公民群体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初步显示了我国社 会环境治理具备了“自净能力”。我国公民已经开始主动提升自己所在社会的 道德标准，自愿维护自己所在空间的法律基础和社会秩序。 群众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现实公共领域，在互联网带来的虚拟公共空间也大 有作为。有人说，互联网不仅是技术变革，也带来了社会变革。互联网空间同 样有威胁公共安全的隐患，并且由于相关标准与规则还未建立，公共安全问题 愈发迫在眉睫。首都 3000 名“网警志愿者”的出现，将使这个领域的公共安全 得到更为有效的保障。如果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解释，可以认为“互联网+ 群众力量”将带来更干净安全的互联网生态。 在公共治理中，群众有着最真实的感受、最广泛的“覆盖”，因而有着无 穷的力量。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这股巨大的力量，为公共 治理找到“提高免疫力”的治本良方。亚投行成立的三重意义亚投行不仅是首个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倡议 成立并吸收发达国家加入，成为高标准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功范例，具有多重意 义。 意义一，服务于亚洲振兴。通过设立亚投行，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 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也有利于形成周边 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良性互动。“要想富，先修路。”亚投行加快促进本地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亚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习近平主 席在开业式上致辞时指出，“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 础设施投资，多渠道动员各种资源特别是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 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 来积极提振作用。” 意义二，服务于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亚投行创新的一大亮点，是发展中 国家占多数且拥有较大话语权。这既顺应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也彰显 了发展中国家携手推进亚洲区域发展的信心与决心。亚投行 57 个成员国，涵盖 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拉美等五大洲，以发展中成员国为主体，同时包 括大量发达成员国，这一独特优势使其能够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 梁和纽带。 意义三，服务于全球治理。亚投行不仅激励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也在开创 21 世纪全球治理新路径：Lean , clean, green（精益、清洁、绿色），并且 将遵循“公开、透明、择优”原则遴选管理层明确写入协定，是一项区别于现 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创新之举，反映了亚投行一贯坚持的现代治理理念。正 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 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为确保做到这一点，亚投行充 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采购政策、债务 可持续性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取长补短，高起点运作；同时奉行开放的区 域主义，开展联合融资、知识共享、能力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良性竞争， 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提升多边开发机构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 亚投行之后，还有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上合银行等。这说明，世界日 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发力的出 发点，真正体现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中国担当。家国情怀是立身养德之本家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无论是 《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抑或是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 诚执着，家国情怀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更近乎你我内心之中的 精神归属。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 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 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 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正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 振，所以我们主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 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 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家庭是精神成长的沃土，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家风的涵养、家教的养 成。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基础，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把远大理想与个人 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是古人的宏愿，亦是今人传承家风和家 教的本分。在传承优良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正家风、齐家规中 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公而忘私的大 义，正是家风传承中所蕴藏的时代课题。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 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当我们专注于亲情眷念、自我圆满，不应忘了民生 之疾苦同样关乎自我之荣辱。更好地兼顾小家与国家，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 他人的大爱、对国家的担当上，人生才能真正达成圆满。从毛泽东“埋骨何须 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壮志豪情，到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 血沃中华”的慷慨赴义，再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的为民情深，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是共产党人家国 情怀的生动写照。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 爱与奋斗中，见证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和无私情怀。以伟岸人格承接伟大担 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每个党员干部都应有这样的使命自觉。 “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意义。 家国情怀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有了它的丰润，我们必能描绘大写的人 生、成就不凡的意义。根治“年末讨薪”需共同使劲这些年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恶意欠薪 罪”入刑了，行政执法更主动，监察执法与法律援助联动更通畅，工资保证金 等制度也在完善之中……有各方的重视、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给力、有制 度的支撑，欠薪问题相对过去有所缓解。但在现实之中，在一些地方，这一道 道防护墙还是时有失灵。 法律是维权的重要武器，此类纠纷理应被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但也要看 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原因错综复杂，拿起法律武器清欠，门槛不 低、成本也不小。作为一个涉及数亿农民工权益的大问题，在法律兜底之外， 还必须从管理机制、文化认知、社会结构等更多维度上，全方位、全过程地为 这个庞大群体“赋权”――要想年底不集中讨薪，必须致力于平日的不欠薪， 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最核心的逻辑。 从高度重视到有效根治，并不是发文表个态、出几条规定那么容易，甚至 也不是“挤压”开发商和承建商给钱了事那么简单，而是既要有系统思维，也 要做细致工作，通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将“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等理 念，落实到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 从管理机制上讲，层层分包与转包在建筑业比例非常高，在层层拖欠的责 任逃避中，农民工处于最末端，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缺乏议价话语权。因此， 必须果决有效地推进工资保证金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等，对各个环节进行约束 和规范，把“不能欠”置于“不想欠”之前。 从治理结构上讲，政府部门、司法部门、企业协会、公益组织、劳动者个 体，在各自努力的基础上，更需要形成合力，让每一处背离法律规章的隐患， 在第一时间排除。否则，就难免发生“哪里有窟窿就先拿农民工工资去填补， 等到年底‘补’不了后跑路逃薪”的情况。 从社会认知上讲，客观上，很多用工形式不规范，农民工往往被视作“零 工”“散工”，这也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农民工到年底“一次性数钱”，是一 种“理所当然”。对于一个接近 3 亿人的群体，这种“理所当然”应该改变， 加强用工规范、保障劳动者权益才是应有之义。 这几日，农民工巨晓林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消息广为传播。与之 前的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一样，这同样释放着强烈的信号：近 3 亿农民工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运行体制当中来，正在成为现实。巨晓林表示，他 要“做农民工的代言人”，将着重调研农民工薪酬、安全防护、劳动合同等方 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很难，也必须直面的命题，需要巨晓林的努力，也需 要更多巨晓林们的持续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加减法从农业现状来看，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总量和质量上的结构性失衡， 即有的农产品多了，库存爆满，有的又少了，大量依靠进口；高品质产品供不 应求，一般性产品、大路货又供大于求。 解决结构性失衡，首先要找到造成这种失衡的内在原因。分析可以看出： 有的产品早已供大于求，但在政策信号上没有及时做出调整，生产源头与市场 需求脱节。比如这些年施行的农产品收购补贴政策，对保供给发挥了直接作 用，但笼而统之、经年不变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生产者远离市场甚至不 看市场，长年累积，财政包袱沉重，补贴一有变化，又容易造成不种甚至弃 耕，对保供给带来隐患。有的大路货产品完全靠高耗水、高施肥，甚至毁林、 毁湿地，成本居高不下，对环境资源损耗大。这种粗放式产品不仅使市场饱 和，甚至还造成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这些现象表明，造成结构性失衡的 内在原因，在于粗放式发展方式和疏于长远的发展思路。因此，解决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失衡问题，根本的、首要的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发展思路。 明确了这点，农业供给侧改革就能在思路方向上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把 解决即期难题与远期发展结合起来。在发展思路上，要从源头牢固树立围绕需 求、围绕消费进行生产和调整的观念，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手的作用，让农业生 产者真正成为市场经营主体，使种养殖结构与市场需求匹配。同时，更加注重 政策的长远导向作用，在现代农业进程中，哪些是政策确保的，哪些是市场做 主的，让生产者清清楚楚，让经营者明明白白，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利 益，也要从源头增强赢利能力和抗市场风险能力，增强对价格涨跌容忍度，推 动现代农业真正强壮起来。 思路清晰，路径和方法上就能更加自信、更加自觉。比如，当前农业供给 侧改革的突出任务是“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解决这几大任务既是为了 解决眼前困难，也是为长远发展开辟路径。去库存，源头上重要的是从种植结 构上动手，适当增减种植面积，这也为今后种植业结构的动态性调整开了头； 补短板，源头上重要的是把农田水利、耕地质量等农业基础加强加厚，这就为 今后稳定提升粮食产能打下了基础；降成本，重要的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把大 水大肥和人力减下来，这实质是夯实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 因此，牢牢把握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思想，农业结构调整就会更加科学 合理、自觉自信。在实践中就能更好地从实际出发，既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 难以下手；也不是简单地做做加减法，重复已有的故事。如何认识“政府零败诉”岁末年初，各类统计数据屡屡成为热议话题。这一次，两个地方政府因行 政诉讼案件上百次成为被告后“零败诉”，引来关注。有网友质疑，政府当被 告，为何总能赢？ 回应这样的质疑并不难。在司法公开不断深入的今天，大多数案件都可以 公开审理，审判文书能及时上网，借助网络、微博、微信、庭审视频等，基本 可以还原这些“零败诉”“民告官”案的前因后果。公正与否，自有事实来明 证。 也要看到，在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的情况下，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 度，这些年确实有提升。更何况，正如上海市三中院行政庭法官所说，市政府 胜诉也并不代表其做法没有瑕疵，只是这些情况不足以导致其败诉。 同时还要看到，公众对于“零败诉”或者“低败诉”的质疑，背后仍有其 历史与现实的“语境”。多年来，行政干预司法一定程度上存在，“民告官” 路径艰难，在民众心里投下了不小的阴影，影响到司法公信力。“民告官胜率 低”，也存在审判体制不配套、不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正因如此，质疑的声音 更值得耐心倾听。 近几年来，反腐败的深入、依法行政的推进，以及持续不断的司法改革， 无一不是以最大程度实现社会公正为目标。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立案登记 制改革，“民告官”案的立案门槛逐步降低；行政首长应诉制的建立，一定程 度凸显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去行政化”是重要内 容，以减少行政对司法的干预。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建立，也是试图合理调整行 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建立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隔 离带。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权利，保证了法律的天平上官民 之间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但是，上述这些改革在一些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权力仍有滥用，权 钱交易，政府法院“一个鼻孔出气”也时有发生；“民告官”难见官，一些官 员虽然出庭应诉，只是走个形式，应诉时一问三不知；一些地方法官还出现贪 腐、渎职的行为。这些虽然只是个案，但也难免让人心存疑惑，难以去除“民 告官难告赢”的思维定势。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懂得“100-1=0”的 道理，1 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 99 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 人们总是从发生在自身或是身边的具体事件中去体味、理解社会变革。当 民众越来越多地在行政公开中感受到尊重，在依法行政中感受到平等，才会逐 渐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势，对类似的“零败诉”多些理性认识，少一些情绪化的 批判。区域规划应有“计白当黑”意识清代书法家邓石如曾对字画布局有这样的判断：“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 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该留白处留白，该着墨处着墨，疏密相 致，虚实相间，如此方能收获纸墨交相辉映的妙趣。“计白当黑”的古典智 慧，在一个地区的具体规划中，同样值得借鉴。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了挖掘经济发展新动力，一些地方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低效地再利用”便是其中一项。比如，在 一些村民聚居的生活区域，土地管理和规划部门未能从乡村和区域综合功能区 应有的规划思路出发，单纯以技术指标作为标准，轻率地对有关在居民集中区 域进行厂房建设“开绿灯”。粉墙黛瓦的田园乡村突兀地出现一些厂房工业建 筑，不仅破坏了乡村景象，而且伴随企业生产带来的排污、噪音等问题，破坏 了乡村生活固有的平静和谐，给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工厂、企 业的确为当地贡献了税收和就业，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评估，这些成果远不能 与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生态损害相抵。 发展未必要以破坏乡村和谐为代价。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决策者的发展 观、大局观和历史意识。拨开利益的遮蔽，才能看清未来的容颜。区域建设就 像在一张宣纸上作画，每一落笔，都会对整个区域的未来产生不可逆转的影 响，因此，有长远、全局、先进的建设和规划理念至关重要。现代化与保持、 保护传统的乡村风貌并不矛盾，相反，完全可以并行发展、相得益彰，关键就 在于发展理念是否跟得上，规划者内心是否有对传统、文化、历史的尊重、珍 惜和敬畏感。 此外，完善的决策机制，同样不可或缺。在现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 有一个著名的“预警原则”：在一些具有争议性、对公众生活和健康具有潜在 影响的问题决策上，如果就其施行的可能后果未能达成科学共识，则主张行动 一方，应该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需要承担举证其行为对他人、环境无损害的 责任。这就要求决策环节，必须公开透明，充分考虑多数人的利益。规划者首 先便应该评估，这样的建造和布局对环境、居民日常生活会带来怎样的综合影 响，同时，也应该充分听取周边居民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再慎重作出审批决 策和出台规划意见。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 讳”。每一个乡村都是一幅书画，作为“书画家”的规划者，应该有“计白当 黑”的意识。一幅画作，并不一定要把空白区域都填上内容和颜色；一个乡村 和社区，也应该有各种功能区的设计，并不一定全部都要“物尽其用”。在这 个意义上，怎样认定“低效地”，如何在规划中体现民生温度、文化关怀和历 史敬意，都值得深入思考。警惕“软政绩”酿成“硬错误”现实生活中，“软政绩工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 制造典型经验、培育典型模式，而实际工作并无太多亮点；有的领导干部热衷 于把“小典型”做大，目的是制造轰动效应，以引起上级部门注意；有的领导 干部热衷于借助专家学者和媒体，把自己的一些做法总结成所谓“典型经验” 进行宣传，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捞取“政治资本”；有的领导干部热衷 于参加上级部门、单位的调研成果评选，为此不惜大做表面文章，借以获得上 级领导的认可、社会公众的关注。诸如此类的“软政绩工程”，与真正形成工 作亮点、总结工作经验背道而驰，其实质是为领导干部自己的升迁“造势”。 “软政绩工程”泛滥，无疑会造成巨大危害。“软政绩工程”助长了形式主 义。事实上，“软政绩工程”就是一种形象工程，热衷于此的领导干部必然喜 欢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其结果就是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如果不坚决反对和 纠正这种形式主义，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腐蚀党的干部队伍，妨碍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贯彻执行，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软政绩工程”还劳民伤财。为 模式而造模式、为典型而造典型，不可避免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 严重的是，一些脱离实际的“典型经验”“某某模式”一旦大范围推广，势必 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软政绩工程”更影响党群干群关系。领导干部是体现 我们党形象的“窗口”。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制造“软政绩工程”，不真抓实 干为群众谋利益，势必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党的形象；势必使我 们党与群众之间形成隔阂，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这就要求我们高度警 惕“软政绩工程”。消除“软政绩工程”，需要多方面协同努力。领导干部应 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政绩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造 出来的。只有经得起历史、实践、人民检验的政绩，才是真正的政绩。领导干 部的政绩如何，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评判。这就需要进一步畅通渠道和路 径，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群众对领导 干部政绩的监督和评判，防止领导干部“自说自话”，避免上级部门“一锤定 音”。同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体系，从制度上削弱领导 干部大兴“软政绩工程”的冲动。在选人用人上尤其要树立尊重实干、鼓励实 干、崇尚实干的导向，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让 那些只会说不会做、只会“制造政绩”不会创造政绩的投机取巧之人没有市 场。孝感贫困生补贴发放“仪式”伤了谁的尊严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孝感市大悟县金山中学一场贫困生补贴发放“仪 式”，特别之处在于学生配合拍照、签字，却拿不走补助金。尽管学校解释拍 照为了留档、不发钱怕学生弄丢，可是“家长不知情、学生演脚本”恐怕是对 贫困生的另一种尊严伤害。 根据《湖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含特殊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寄宿学 生的补贴资金，必须以现金或银行存折（卡）形式，分学期一次性足额发放给 受助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 贫困不丢人，但贫困是一种隐私。心理调查表明，多数贫困生都要强，渴 望被尊重。一段时间以来，像发放补助的仪式、“谁能比我穷”的贫困竞选、 晒穷演讲等奇葩行为，不时出现，有的说为了公平，有的解释为贫困生好。即 使出发点再善意，也应该考虑类似活动的负外部性，例如会不会“在伤口上撒 盐”、是不是太“一厢情愿”、有没有注重“情绪和心理管理”等。 学生是未来，不分贫富贵贱，教育的活力也在于对人的尊重。助学要公 正、补贴应暖心，多一些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才是补贴之外更该补齐的教育一 课。其实，国家设立各类奖助学金，是为了给不富裕的家庭“雪中送炭”，决 不能在执行层面太随意而“雪上加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考验着教育的成 熟度，检验着制度的成熟度，否则，受伤的也会是教育的尊严。 从这个层面上讲，好制度需要好执行，执行得当会让人倍加温暖，执行不 力会让人感到羞辱。有两个故事值得思考。一个描述了中年妇人从乞讨之始的 怯怯到最后麻木不仁，此时她就没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另一个描述了英国殷实 家庭在夜里把有价值的弃物放路边，让窘迫的人来“扫货”，这种“悄悄地馈 赠”给人留了脸面。故事无疑在启示，哪怕是救助也应该有合适的方式方法， 别揣着爱心、又让人反感。得到权利和守住尊严，一个都不能少。 “父母决定你的起点，你的终点，要由自己决定。”每个人的起跑线或许 不一样，贫穷或富贵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但尊严是一个人独立于他者的根 本。用善意传递善意、用正能量递增正能量，“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让每个人都有尊严的生活”才不落空。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现代服务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具有高人力资本、高技术、 高附加值等特点。我国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在产业结构中的占 比远低于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科技、人才等 要素竞争力还不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把握和遵循经济规律，以解决现 代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突破口，努力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质 量，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巨大推动作用。 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充分释放国家支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旅游、体育 休闲、物联网、养老健康、现代保险等新兴服务业态发展的政策红利，发挥 “十三五”规划对服务业发展的引领和促进作用。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建 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准入制度，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形成政府、市场、企业良性互动格局。充分发挥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 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现代服务业。完善支持企业创新转型的配套政策，放 大政策支持的杠杆效应。加快完善服务业相关法律规范，强化市场监管，营造 公开透明的行业发展环境。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居于重要地位，具 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度高、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其规模和 效率直接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尤需生产性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加快向其他产 业融合渗透，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加速调整 和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有利于文化创意、研发设计、 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电子商务、商务咨 询、服务外包、品牌建设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加大创新支撑力度。现代服务业发展升级需要创新支撑，创新是现代服务 业的核心竞争力。应通过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企业组织结构创新，带动产 品、品牌、管理、市场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促进新兴服务 业态涌现，实现服务业结构优化调整。在“互联网+”时代，应注重推进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节能环保等技术开发应用，助力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发挥其服务小微企业、提高金融普惠性 的积极作用；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建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现代 服务业体系，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添动力和活力。提升法治现代化水平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法治对全面深化改 革起到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只有在法治轨道上，我们的制度体系才能越来越 成熟，越来越定型，越来越向现代化方向迈进。法治现代化是提高执政能力和 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法治现代化更加注重用法治的方式治国理政，更加注重 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更加依靠法治来提升党的执 政能力。法治现代化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代法治要求一 切组织机构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律的权威依靠人民的信仰、依靠 人民的信赖和维护，同时人民也有义务自觉遵守和履行宪法法律。 当今中国，法治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靠一系列目标的达成来最 终实现。 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法治现代化需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 用，应把提高立法质量作为关键，坚持立法先行。毋庸讳言，在多年的改革实 践中，一些地方更强调改革创新、强调制度突破，没有考虑太多立法问题，导 致一些改革实践与立法进程不相匹配。现在强调立法先行，是要坚持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到立法全过程，实现立法和改革 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 加强法律实施，建设法治政府。推进法治现代化，就政府而言，要加快建 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 府。一是强化依法决策。当前我国很多具体执法领域已有较完善的法律法规， 规范化程度也较高，但一些地方在重大决策领域还存在“三拍”现象，即作决 策“拍脑瓜”、执行决策“拍胸脯”、决策失误“拍屁股”走人，给国家和群 众利益带来损失。因此，要提高决策领域的法治化水平。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注重将执法力量下沉到基层，加强联合执法，强化综合执法。三是坚 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重要领域执法力度，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 度，完善纠错问责机制。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司法改革。现代法治社会必然是司法具有公信 力、司法公正的社会。目前，应从优化职权配置着手，推动司法体制机制改 革。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 追究制度，谁打招呼、批条子、打电话了，都要做记录、做通报，而且要追究 责任。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的保护机制，避免法官因判案而受到打 击报复，这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之举。该正视“人均交通拥堵成本”了北京每年人均交通拥堵成本达 7972 元，成为全国因交通拥堵损失最大的城 市。而广州和深圳分别以 7799 元和 7253 元位居二三位。真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因交通拥堵带来的严重资源 浪费。 近年来，交通拥堵给我们造成的隐形损失，早有一些数据出笼，如北京因 交通拥堵每年的经济损失有 700 亿元，包括时间损失、燃料损失和环境成本。 交通运输部也曾发布数据称，我国交通拥堵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年达 2500 亿元人 民币。这些宏大的数据，如果还不能引起我们关注交通拥堵损失的话，那么此 番全国重点城市人均交通拥堵成本的数据，则比较微观可感，应该引起我们的 足够重视了。 别以为交通拥堵损失与我们每个个体无关，别以为人均交通拥堵成本，只 是将整个城市的交通拥堵成本平摊到了我们每个人头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 会因交通拥堵，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损失一部分金钱，错过一些发展或创收 机会。交通拥堵让每位的哥每天减少了营运次数，油耗等成本反而增多。哪怕 是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成天“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路上”，上下班通勤 时间过长，回家基本上倒头就睡，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谈男、女朋 友，也没有时间从事体育锻炼，进而影响身体健康，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隐形损 失？ 就连家庭主妇、赋闲在家的大爷太婆们，其实也会面临交通拥堵带来的损 失。交通越来越拥堵，往往会造成“打车难”与“开车难”日渐严重，也会导 致公共交通依旧低效运行，还会造成物流不畅，因此产生的隐形损失被转嫁到 物价上。当然，生态环境也会受到交通拥堵的影响，产生温室效应、大气污染 和交通噪声等问题。交通拥堵给我们每个人造成的损失，岂只是“不方便”， 或者“舟车劳顿”？ 人均交通拥堵成本的首次出笼再次警示我们：缓解交通拥堵人人有责，需 要从我做起、从当下做起。城市管理者当然要搞好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加强交 通治理，控制机动车拥有量，提高交通顺畅程度，减少城市拥堵概率。我们每 个市民也要和管理者一起算“堵账”，一起寻求缓堵的破解之策，比如出行尽 量少开车或者不开车，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作出微薄的 贡献。交通拥堵带来的损失是全民性、全方位、长期性的，每个市民都不能无 动于衷。让“春运拼车”一路顺风对于拼车回家，公众有着较强的诉求。一个网络约租车平台公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跨城拼车预约订单已经超过 58 万，数量还在激增。的确，火车票难 抢，飞机票太贵，拼车回家虽非最优选择，但方便、便宜，应该会受到欢迎。 交通运输部的表态，体现了对社会关切的回应，对社会力量参与春运分流的肯 定，是管理理念、服务手段的与时俱进。 其实，去年交通运输部关于网络约租车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 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拼车、顺风车可以存在。地方层面，北京市交通委 2014 年发布了《关于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规定市民签协议拼车，将不会 被认定为非法运营的“黑车”，同时可以合理分摊费用。这些都是拼车取得 “合法身份”的一个标志。 不过，和平常出行不同，春运期间，拼车有很大一部分是跨城市、跨省份 的。远距离、长时间的驾驶，让拼车面临的各种“老问题”，更加凸显。如何 最大程度确保不出意外，是乘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分摊行驶成本、能否收 取驾驶费用等，也需要有明确标准。而各地管理拼车的态度尚不明朗，执法标 准和尺度也不统一，拼车上路会不会有汽车被查扣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 保障好拼车双方的合法权益，主管部门有必要尽快拿出具体、可行的管理方 案，明确执法底线，为非盈利性质的拼车出行提供准确的规范参照。 今年春运讨论拼车，网络约租车平台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春节前，已有多 款打车软件推出“跨城拼车”业务。毋庸讳言，利用打车软件拼车回家，今年 肯定会大量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平台提供的拼车服务，更需要做 好规范和管理。应该规范和约束打车软件运营商，在司机资质审核、准入门槛 设定、车辆安全性能、交通保险保障等方面，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防止 他们为了抢占出行市场，而忽视了最起码的保障司乘安全的社会责任。 无论是以“大数据”研判旅客出行规律提前做好部署，还是给企业、社会 优化出行方式的探索更大空间，应对不断变化的春运形势，相关部门的治理 “工具库”里，完全可以添加几样“新物件”，结合“互联网+交通”的发展情 况，在创新管理模式、提供有针对性服务、完善法治保障等方面，做出新的探 索，实现新的突破。鼓励拼车出行开了个好头，期待有进一步的法规、意见来 保障政策善意的落地。 “分享，带来温暖”，爱“拼”才会赢……当春节拼车回家这一互助型出 行方案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交通选择，明确司乘双方的权责，才能打通拼车之路 的“堵点”，使之能够更有效率地公众出行，减轻交通压力。而这，恰恰是群 众期盼和交通部门工作的交集所在。将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增进人民福祉上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着眼于破解共享发展的难题，“十三五”规划 《建议》提出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 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抓住了当前社会存 在的主要矛盾，也呼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诉求。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共享不可能建立在两极分化之 上，但共享也不是平均主义，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就需要公平公正地分享发展 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使劳动致富真正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在不 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普遍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 改革制度。《建议》提出在坚持两个同步的基础上，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 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 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增加 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为接下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指明了 方向。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扶贫方面，针对 7000 多万贫困 人口问题，需要“供血”与“造血”相结合，因人因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转移就业、易地搬迁、 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脱贫，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可通过 实施农村低保制度，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同时，需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力求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提升共享发展的能力。《建议》提出需要 继续深化教育改革，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城乡教师交流，促进教育资 源的公平公正，努力全面提升教育的质量，而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可以为当前经 济转型所需要的高质量劳动力做好准备。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需要实施 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建立创业 服务平台，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共享发展的水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强 烈，为了更好让全体人民共享公共服务，需要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 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 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不断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新型城镇化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 增长，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城镇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成长，推动国家结构 性变革，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推动整个国家的巨大社会变革，意义都十分重 大。城镇化需要转型升级，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向好的方向发 展。新型城镇化现在面临着很多困难，主要是存在产业支撑不足、资金严重短 缺、政策不完善、规划不合理、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在新的五大理念统领下，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是促进就近城镇化健 康发展。既要走出片面迷信大城市的误区，也不能从迷信大城市到片面迷信中 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也不能遍地开花，避免要素过于分散，中小城市、小城 镇很重要，但是也不能过度开发。重视产业支撑平台建设，要加快推动产城人 的融合；建立产业梯度转移的激励机制，要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小城镇梯度 转移；把特色产业和重点镇和卫星镇建设结合起来，培育一些有特色产业支撑 的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旅游古镇和卫星城镇，重视产业，推动产城融合。 二是拓宽投融资渠道和平台建设，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 加大政府债券发行力度，拓宽城市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加快建立城市基础设 施、住宅、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性安居工程，提供 融资服务；进一步完善 PPP 模式，拓宽社会资本投入和多元投入机制；加大财 政的支持力度，对一些中小城市、小城镇产生的建设配套费、土地出让金、排 污费等，应该适当的返还，增加它们的发展能力。 三是在体制改革上，完善配套政策上，继续简政放权，赋予地方更大的自 主权；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和农民进城的土 地退出机制；深化城镇的住房制度改革，加大保障性住房的货币化安置力度， 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城镇住房多元化供应机制；探索加快农业人口成本分 担机制上，逐步提高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基本公共服 务领域的支出比重，建立一个有利于人口迁徙、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是转变发展理念，要优化规划布局，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也作为我们 城镇化结构性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产业和公共资源的布局引导，加快一 些资源的调整，对中西部具备条件区划，具备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把有些 县城和重点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另外把就近城镇化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的规划中，推动城乡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土地利用、交通发展、公共服务、 生态建设、文化保护等方面有机衔接。以“复方”根治滋补品乱象近期媒体报道的一个数据，让阿胶行业陷入“集体尴尬”。据统计，以 目前中国市场阿胶销量估算，每年需驴皮 400 万张左右，而国内供应不足 180 万张，即使算上进口，可供制胶的驴皮也只够实现当前产量的六成。 “驴唇不对马嘴”的数据缺口，反映了阿胶行业“偷工减料”的事实。报 道称，目前市面上食药用阿胶产品，鱼龙混杂，有的阿胶糕甚至根本不含阿胶 成分。其实，此前媒体对于阿胶企业制假就屡有报道，而此次估算，更让人进 一步看到行业乱象。 事实上，不仅是阿胶，许多传统滋补品都面临类似的困境。如虫草，屡有 喷水、胶合、加面粉乃至金属粉的造假报道，鹿茸、灵芝、雪蛤、人参等，也 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若任凭劣币驱逐良币，不仅危及食药品安全，更危 及行业长远发展。 长期以来，从建立标准到专项整治，相关部门一直在规范与引导营养保健 品行业的发展。但事实证明，面对连年涨价的高收益，“道德”常常失效；面 对横行的“潜规则”，监管也难免法不责众。规范营养保健品行业，不仅需要 道德自律的方剂，也需要强化监管、产业健全与法治建设的“复方”。 对于各种滋补品，需要有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不管是对随意夸大 疗效的广告建立评价标准，还是对相关生产企业的审批提高准入门槛，都需要 主动作为。另一方面，滋补品的监管不仅是个行政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如阿胶，之前原料鉴定还有困难，但如今 DNA 全检技术已经可以实现 100%测出 阿胶成分。以技术创新来推动“疑难杂症”的攻克，应该成为从企业监测到政 府监管的新思路。 同时，这一行业存在的问题，也需要用“发展”来解决，通过更健全、更 健康的市场，在行业内部实现优胜劣汰。完善市场驱动机制，才能让滋补品的 质、量、价更合理调节；避免过多的资本向初加工领域集聚，才能实现产业深 化发展；打通上下游实现全产业链生产，才能破解原材料困局，让高附加值不 再遥不可及；而更好地树立品牌意识，才能让传统的金字招牌屹立不倒。 要保证源于传统文化的特色优势能充分发挥，也应该让政策法规与行业的 特点规律相衔接，一帖“法治”的方剂必不可少。广义上看，传统滋补品也可 纳入中医药体系，如阿胶、虫草、人参等，本身已被收入《中国药典》。去年 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中医 药法治化进程已经开始。以法治手段理顺治理体系，让监管有法可依、有规可 循，依法制药、依法治药，才能减少“狗皮阿胶”“问题虫草”。同仁堂门前有一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无 论药品补品，不减人工物力，是企业常青的第一法则，也应是行业兴盛的不二 法门。拥抱创意经济的春天创意产业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创意经济不仅有助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 造”“中国创造”转变，还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的大背景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创意经济发展迎来了春 天。 把握创意经济的基本内涵。在发展理念上，创意经济依靠的是技术、文化 和创意，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大、资源消耗少、辐射带动力强等特点， 符合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新理念。在形态上，创意经济是对具有高科技含量、 高文化附加值、高创新度的各类产业的高度概括，如电影、广告、计算机与软 件服务、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体育产业等。在内部结构上，创意是核心和关 键，引领创意经济发展方向；文化是灵魂，是开启创意、彰显特色的重要依 托；科技是手段，实现创意的物化。 我国创意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创 意经济已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创意产业发展机制还 不健全，创意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产品原创性较弱，缺乏文化内涵和科技含 量，国际知名度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许多民族品牌被国外企业抢 注或收购；业态发展不平衡，创新、创意要求较低的咨询策划和软件类行业发 展较快，影视文化、休闲娱乐等高附加值业态发展不足；创意人才匮乏，远不 能满足创意经济发展需求。 多措并举发展创意经济。拥抱创意经济的春天，需要针对突出问题，从多 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大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通过“科技创新+文化创意”， 以创意和设计引领产业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加强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的融合，形成一批文化内涵丰富、科技含量高、 原创性强的自主品牌。二是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市场环境。以塑造品牌、提高 质量为重点，积极培育创意消费市场，引导消费升级；化解传统行业过剩产 能，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促进资源要素向创意经济集聚，增加多样化、高 层次供给。三是加快创意人才培养。制定创意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鼓励高 校、科研机构与创意产业合作培养紧缺人才；加大高端创意人才引进力度，促 进创意人才集聚。四是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积极推进知识产权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侵权行为 的惩治力度；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优化创意经济发展环境。为农村留守儿童撑起一片天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家庭之伤，社会之痛。意外伤害频发、成长引导缺 乏、心理发展异样，如何应对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出现的种种危机？怎样实 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这需要家庭、政府、社会、学校等各方形成合 力。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家长应当成为第一责任人。孩子在童年时期，最 需要的是父母的关怀和家庭的教育，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现实 中，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家庭责任的天平上，一些家长失去了平衡，养育孩 子的义务被抛诸脑后。在一些家长的逻辑中，先要挣钱，有了钱才能给孩子提 供更好的教育，才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 拼命挣钱，而将孩子当下的生活置之不理，那就得不偿失了。父母不在身边， 孩子的身体、心理都更容易受到伤害。成长的路上一旦出现危机，便是整个家 庭永久的痛，更谈何美好生活、幸福未来？因此，家长必须增强家庭责任意 识。如果无法保证父母一方留在家中，就尽量将子女携带进城。在外务工的家 长更应抽出时间，多和孩子联系，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情感诉求，并保持 和学校、老师的沟通，及时了解孩子情况。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政府不能缺位。政府应指导、支持、监督家庭切实履 行家庭义务：进一步明确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的主体监护责任，对家庭养育缺 失、缺位或失范的，要严格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督促外出务工人员妥善安排 好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活，在劳务培训中增加相关法制教育内容，帮助农村外 出务工人员知晓自己抚养教育子女的法定义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 尤其对于女性农民工，政府应优先安排她们返乡就业，同时给予困难户更多的 补助。 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还需要积极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提 高农村留守儿童指导的针对性和专业性。一方面，应在农村地区设立留守儿童 专门援助机构，援助内容包括基本生活援助，如饮食、医疗援助等；心理援 助，如积极的心理辅助与疏导等；基本教育援助，如安全、法律教育等；社会 交往援助，如开展娱乐、社交活动等。另一方面，应加强专业社工人才的培养 力度，尝试把老年社工与儿童社工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统筹化的专业服 务机制，使老人有儿童陪伴，儿童有老人关爱，构建起家庭般的温馨与和谐。 此外，农村学校仍需创新教育课程，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特定需求，加强 留守儿童的法制、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应当更加关注 留守儿童群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常与他们聊天谈心，培养他们的学习兴 趣和综合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如何挤压“号贩子”生存空间大医院门前，号贩子的存在就像幽灵一般，神出鬼没又善于隐藏。为了拿 号，他们拿着板凳、抱着铺盖，混入患者的排队行列；拿号之后，他们又故作 神秘、坐地起价，在高价倒卖中大赚其财。对号贩子的打击从未停止，仅在去 年 5、6 月份，北京警方就接连组织开展 50 多次专项打击，但暴风骤雨之后， 号贩子为何仍如此猖獗？ 技术漏洞难辞其咎，比如说一些医院的实名制挂号“名存实亡”，记者随 便以一个虚构的名字都能成功注册，更遑论八面玲珑的号贩子了；管理混乱也 助纣为虐，一些医院内部人员与号贩子里应外合，在利益的诱惑下对专家号进 行倒卖。而刑法对医院号贩子缺少针对性的处罚，也让号贩子有恃无恐，轻易 就越过了本就不高的法律门槛。技术漏洞、管理漏洞、法律漏洞，这些漏洞的 叠加，足以为号贩子提供生存空间。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号贩子的产生也算其来有自。 公立医院的专家号动辄炒到数十倍，反映出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也折射出医 疗领域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这正是专家号奇货可居的原因，也是号贩子赖以生 存的土壤。有人据此提出“号贩子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公立医院的平价挂号 并未反映医生的劳动价值，恰恰是号贩子“发现了真实价格”，并以“价高者 得”的方式，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价值，并实现了让出得起钱的人有机会看 病的“另一种公平”。 诚然，从大医院门前车水马龙的长队，就可以判断，优质医疗资源确实供 不应求，具有极强的稀缺性。但是公立医院采取平价挂号，正是为了确保最基 本的公平，让普罗大众也能享受优质医疗。更何况，公立医院本质上是公共资 源，有着很强的公益性。凌晨排队挂号确实辛苦，但是人人都有机会与可能 性，号贩子炒高价格则挤占了穷人获得优质资源的空间，把这种付出辛苦就能 获得的机会也熄灭了。因此，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确实需要改革，但药方不是 “号贩子经济学”的逻辑，号贩子上下其手，侵蚀着公立医院的公平性。 因此，从根本上治理号贩子现象，既需要从技术层面专项整治，也需要从 社会层面釜底抽薪。其中的关键，就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逐步缩小 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从供给侧而言，可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以 民营医疗机构增强供给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同时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整体供 给；从需求侧而言，可以尝试推动分级诊疗制度，提升需求的针对性与有效 性，让社区医院分流部分需求，避免病人一窝蜂涌向大医院。专项整治与医疗 改革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号贩子的生存土壤。以“新理念”培厚农业土壤今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发展 同样是重中之重。从供给侧看，生产成本过高，资源透支利用，部分农产品供 给不适应需求变化，一些品种亟须压产能、去库存。直面矛盾，破解难题，必 须运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做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落实“一号文件”强调的“发展新理念”，这是一个重 要抓手。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让农 产品供给不断适应需求的变化。当我们告别了短缺，物质供应日益丰富时，农 业生产不能再简单地以产量论英雄。现实中，还屡屡出现一些地方农产品滞销 的情况，让农民“丰产”却不“丰收”。而且，当人们对于农产品质量和安全 不断提出新要求时，农业生产更要在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上多下功夫。正因 如此，“一号文件”才专门强调，要“加强农产品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篇涉及生产力调整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大 文章。当前，就是要按照“一号文件”的要求，既做好减法，也做好加法，把 该减的减下来，该补的补上去。去库存，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个别农产品过大 的库存量减下来；降成本，就是要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等的 不合理使用，把农业生产成本降下来。补短板，既要补农业基本建设之短，也 要补农业生态环境之短；提品质，就是要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把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提上去。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在任何时候都得绷紧粮食生产这根弦。因此，不能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简单等同于压缩粮食生产，更不能搞运动式调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稳定提高粮食产能，仍然是推进这项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任务。 既然是改革，就会产生阵痛。面对改革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应提早应 对。其中，保障农民利益是关键。正如“一号文件”所言，要把坚持农民主体 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在“镰刀 弯”地区压减玉米产能，调整种植结构。如何保证调整的方向农民能接受，调 整过程中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些既需要提前做好规划和设计，也需要其他农业 农村改革给予配合。 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让农村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发展新理念正当其时，改革新举措正当其用。黄标车别再“淘而不汰”黄标车，是指未达到国Ⅰ排放标准的汽油车或未达到国Ⅲ排放标准的柴油 车，贴着黄色环保标志，以区别于绿标车。加快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是我国 防治机动车污染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让黄标车的轮子真正停 下来，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些地方“纸面淘汰”与“实际淘汰”车辆数据存在 较大差距，黄标车淘汰陷入“淘而不汰”的困境中。大量的黄标车看似已“淘 汰”，实际上却是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仍在农村的道路上行驶。 车主驾驶黄标车，并不违法，强行报废淘汰缺少法规支持。目前，淘汰黄 标车，各地主要采取 3 种措施：给补贴，政府给予车主一定补贴，鼓励车主主 动报废黄标车；加设备，要求车主加装处理设备，排放检验合格后换发绿标， 也就是“黄改绿”；限行驶，规定黄标车限时限区域行驶，迫使受限的车主自 动淘汰。从不少地方的施行情况看，这几项措施都不是很得力、很有效。 全国多数地级以上城市都有政策，补贴主动报废黄标车的车主，但大部分 地区补贴的吸引力有限，车主往往并不感冒。以西部某省会城市为例，2015 年 初制定的补贴政策，截至 10 月底，补贴资金才用出 80 万余元，只有不超过 100 辆车的车主申领补贴。一辆车况良好的黄标车，作为二手车卖到农村的价 钱，比提前报废拿到的补贴可能高得多，谁会愿意白白亏一大笔钱去提前报废 呢？在一些地方，同样的车型，车况好和车况差，补贴相同，没有区分，车主 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黄改绿”需要加装一套尾气后处理装置，以达到国Ⅲ以上排放标准，这 需要投入 1 万到 3 万元费用，愿意掏腰包的车主并不多。在严格执行限行政策 的城市，一些车主选择将车辆卖向农村地区，大量从城市中淘汰的黄标车，转 往农村。 机动车污染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此前各地的污染源解析情 况，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机动车污染贡献率都在 20%―30%。而在所有机 动车中，黄标车污染排放首当其冲。据测算，一辆黄标车相当于几十辆绿标车 的排放量。2013 年颁布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 2017 年，基本淘汰全国范围的黄标车。 让黄标车走出“淘而不汰”的怪圈，要堵疏结合，制定更加行之有效的政 策措施。一方面，要堵，建立污染防控协作机制，联防联控，打击整治二手车 非法交易等行为，防止黄标车向农村转移。另一方面，要疏，合理估计每辆被 淘汰黄标车的残值，给予车主合理补贴，或者采用其他置换措施，减少车辆更 换造成的损失，引导车主积极主动参与黄标车淘汰。着眼现实问题推进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打破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藩篱，突破国民素质提升瓶颈。国民素质 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提升国民素质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目的。提升国民 素质，迫切需要打破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藩篱。这就要求突破现行教育 管理体制部门分割的状况，在教育管理部门、各级学校和社会各界之间构建一 个合作共享的运行机制，以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为目标，使教育覆盖全体学生和 公民。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有机统一。为 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充沛的人力资源，是教育现代化的重大使命。当前，我们 迫切需要解决人力资源存量整体素质不高这一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产 业转型升级的瓶颈，从“新增”和“存量”相结合的高度同步实现劳动力和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力争用 5 到 10 年时间使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达到高中及以上 水平，迈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为此，要适应国家“十三五”规划，聚焦国家 发展重大战略优化教育结构，用教育和培训“两只轮子”驱动人力资源开发。 要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难题，全面谋划能对接国家需求、应对国际挑 战、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新战略，使教育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 化的有力支撑。 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在人才培养和办学模式上实现新突破。应针对各 级各类学校实际，推进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切实解决长期以来 存在的千校一面、应试教育等顽疾。可以说，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突破传统的 人才培养和办学模式，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当前，特别需要研 究形成适应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其他各类教育机构任务和特点 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方略，实现依法治教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有机统一，使 学校真正成为充满活力的教育现代化“细胞”。 提升政府教育治理能力，用教育治理现代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加快推进教 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教育现代化 的基本保障。当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管理被多元参与式管理和公共治 理所代替已成为一种趋势，教育治理也要顺应这一趋势。立足我国基本国情， 提升政府教育治理能力特别需要建立与大国大教育相适应的大数据科学管理平 台，进一步谋划基于大数据平台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机制。同时，还要注重教育 法治化，用法治精神加强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完善依法治教、依法办学的 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为推进教育现代化保驾护航。新潮“网购年夜饭”尤需“舌尖上的安全”几年前，网络订购“年夜饭”，买账的还寥寥无几。但今年，淘宝网、一 号店、京东商城等电商平台相继开售半成品“年夜饭”，且品种和品牌都十分 丰富，网络销售火爆。这是市场动态和消费心态变化使然。一方面，酒店年夜 饭“一桌难求”，心怡的地方不好预订，另一方面，消费者嫌去酒店有点年味 寡淡，家才是安放年味的最好去处。半成品“年夜饭”，在不少人眼中成了一 种“两全其美”的选择，也造就了今年“舌尖上的新食尚”。 刚刚兴起的事物，有其一利，必有一弊。新潮“网购年夜饭”带来“舌尖 上的安全”新问题。“年夜饭”下订单后，要到达消费者手中，还要经过生 产、运输、搁置、加热过程。期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饭菜的 卫生、质量和口味，有时还会威胁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网购年夜饭”这个新 事物，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也会造成消费者维权的难与烦，变成人民喜庆 春节里的烦心事堵心事。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确保食品安全是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 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抓住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尤其是对 “网购年夜饭”这类老百姓身边的新事物，深入排查和治理风险隐患和“潜规 则”问题，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如何保证“网购年夜饭”安全“回家”顺心“到胃”，在考验政府相关部 门法治护航与协调监管的能力。值得点赞的是，针对 “网购年夜饭”新潮流， 成都市食药监局全面启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交易平台、入网餐饮经营单位的 检查，上海已经出台《年夜饭外卖套餐食品安全指南》。种种新举措，相信会 让“网购年夜饭”的消费者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 当然，维护食品安全，不仅需要政府发力，还需要社会共治。如果食品生 产企业体内流淌的不是“道德血液”，电商平台不顾筛选把关责任，放纵假冒 伪劣、短斤少两大行其道，那么，且不说将面临“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的处 罚，而且还会使新兴市场走弯路、绕远路。此外，消费者也应当积极主张权 利，少些“几个小钱不值得费那个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