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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集团：部分项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建设对公司影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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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集团：部分项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建设对公司影响积极】天健集团（000090）在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今年中央政府将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公司作为深圳市属建设平台，且部分项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未来有望给公司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全景网）
　　(000090)在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今年中央政府将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公司作为深圳市属建设平台，且部分项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未来有望给公司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DF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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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规划建设如何做？ 专家：合作发展共建共享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讯 （记者/程思炜）5月3日，在广州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课题汇报会上，王福强向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作了课题汇报。作为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产业部部长，王福强在汇报中提出了从中央层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工作领导小组等建议。
目前，广东省已经在课题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形成规划文本初稿，并向港澳征求意见。按进度，今年9月将统一向中央上报。
近日，就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若干热点问题，南都记者专访了规划研究的核心参与者王福强。
香港深圳等城市已现创新型经济特征
南都：贵中心去年就和广东省发改委签订协议，启动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规划研究”，这和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有何区别？
王福强：其实还是一个东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中国唯一具有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可以对标国际性湾区，打造成比肩五大湖区、伦敦、东京这种世界级城市群的地方。不要看低这个城市群的发展前途。因为如果放在国内城市群的框架下，它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如果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它就是世界级城市群的规模。所以，应该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角度来推动这个事情。
南都：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为何选择粤港澳这个区域？
王福强：典型的湾区发展历程，包括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型经济四个阶段。东京、纽约和旧金山湾区基本处于服务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转轨中。在中国，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具备物理性基础的湾区发展程度都比较低，都还处于第一阶段港口经济。搞转口贸易，甚至还没有国际航线，显然不具备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最基础的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也有差异，珠三角制造业比较发达，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而香港、深圳等部分城市已出现创新型经济特征。
相比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化率更高，这里还是历史上的改革开放前沿，具有开放传统。同时这里具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这种大格局下，寻求制度创新，制定一些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影响国际规则制定。
湾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湾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层级，没有经过产业的累积，没有量变，肯定不行。如果3年前说要做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就还不成熟，产业没有积累起来，市场没有培育起来，也还没有便捷的交通体系和广阔的腹地支撑。
我们的研究报告提出，希望广东、广西、海南、福建联合起来，推动融合发展。目前国家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抓总，北部有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部有长江经济带，唯独南中国缺少一个区域战略。泛珠区域里有5个省在长江经济带，扣除这5个省，就剩下4个省没有国家级战略覆盖。
建议成立大湾区工作领导小组
南都：这次中央提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如何进一步理顺或提升粤港澳区域合作关系？比如粤港合作联席会议这样的协调机构，以后会不会有升级版？
王福强：当然会建立起具体的沟通协调机制。我们建议从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做组长，国家相关部委和粤港澳各方组成，统筹研究解决大湾区合作发展重大问题。省市层面，也要建立固定联系机制，三地行政首脑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我们还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开发投资集团公司。香港、澳门其实有很多资本，不知道怎么花。可以参照三峡开发模式，由中央和三地政府提供引导资金，再加上社会资本、海外资本参与，利用PPP的形式成立投资开发公司，承担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甚至可以联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最后，建议支持“粤桂闽琼海洋经济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适时上升为国家战略。
做规划不是给各个城市分工
南都：未来大湾区“9+2”城市的关系如何协调？更强调竞争还是合作？
王福强：我认为还是竞合关系，各城市之间形成差异化的匹配，一定要共赢发展、合作发展。我们做规划也不是给各个城市分工。可以指导它们明确自身定位，但不能限制它们做什么。佛山、东莞制造业非常强，它们的任务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发展支撑制造业的服务业。江门、惠州、中山则面临怎么做大做强的问题。
如何差异化发展？举江门的例子，相比珠三角开发程度较高的城市，江门有广阔的腹地，还有后发优势。佛山、东莞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江门可以直接越过这个阶段，吸引一些高端产业，不要把污染产业转移到这。江门有广阔的海岸线，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条件。但如果还是发展传统的临海工业，做物流、加工，不具有竞争力。这个区域已经有吞吐量世界第三的深圳港以及广州港、香港港。要发展海洋经济，江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这个必需和南沙合作，因为南沙也在做。另一种就是小众的、高附加值的短途交通工具，比如游艇和水上飞机，打造全产业链的制造业。
惠州也是类似的情况，惠州港和江门港一样面临尴尬境地，需要找一些不一样的发展临海经济的点。除海港外，惠州还有空港，现在定位是新干线机场，主要疏解深圳机场压力，同时吸引河源、汕尾的客源，即便如此，承载力仍不饱和。所以我建议惠州做航空小镇，发展航空业的某一链条。
建议成立大湾区港口联盟
南都：大湾区内部各城市间，最核心的还是协调四极（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关系，你认为可以怎么合作？比如港口、航空等资源如何分配？
王福强：港口方面，我们建议搞一个大湾区港口联盟，类似于委员会，负责协调各港口的功能定位。这个联盟可以由广东省交通厅牵头，或者交通厅授权广州港管委会牵头。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现在都有国际和内贸航运业务，关键看侧重哪方面。我们的研究报告建议，建设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以深圳港、广州港为集装箱枢纽港，以东莞、惠州、中山、江门等其他支线港口为喂给港的国际航运物流中心。
现在航空资源也没有完全共享，存在严重阻隔。珠海机场嗷嗷待哺，港珠澳大桥一旦建成，珠海就可能有效承担香港机场的疏解功能。受制于空域限制，深圳机场、广州白云机场也需要新干线机场（惠州机场和佛山高明机场）来疏解压力。澳门机场则要发挥中国和葡语国家经贸交往平台的作用，开辟更多针对拉丁语系国家航线。国家民航总局应好好考虑如何分布客流和航线。
建议率先给予深圳改革综合授权
南都：马兴瑞省长此前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要以“最大限度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为主要目标。如何理解这一目标，怎样实现？
王福强：在打破市场壁垒推动要素有序流动方面，我们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如，推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一是放宽内地居民赴港澳的审批手续，包括延长一次签注居留时限，下放港澳通行证签注审批权至县级出入境部门等。二是参照一些国家对中国开放的“落地签”模式，给大湾区内地居民赴港澳提供更大方便。三是支持三地在通关便利化方面开展合作，取消离境检查，仅实施入境检查。
南都：我们注意到，课题组研究报告里还提出逐步给予保障大湾区改革创新的自主权，这具体指什么？
王福强：现在谈到改革，很多地方不敢再往前走。举个例子，《劳动合同法》不允许签对赌协议。企业对员工进行巨额的人力资源培养，送去哈佛学习，回来员工要走，现在的《劳动合同法》不保护公司。如果签对赌协议，双方就可以约定巨额罚金和禁止条款，要求离职的员工几年内不允许进入这个行业。再比如，海外人员的学历互认、专业资质认证，对于吸引人才很重要，也没人动。
中央现在的改革，定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再让地方执行。可一旦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一个政策管全国，又无法具有普适性。怎么给具有创新意识的地方领导充分的容错机制？我们建议，率先给予深圳全方位改革综合授权，鼓励先行先试，为新一轮改革探路。同时支持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单元通过地方立法权设立改革保护条例，鼓励试错，宽容失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2015年底首批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25家机构之一。去年6月，该中心就已与广东省发改委签署“十三五”战略合作协议，并且启动了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此前，国经中心曾为广东做过华侨经济文化合作示范区及广东在喀什援疆项目的规划，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国经中心关于推动市场要素有序流动的政策建议
推动人员自由流动适应内地与港澳更紧密联系的现实需求，取消各种程序性限制，支持首先对大湾区内地居民赴港澳采用“落地签”，促进大湾区内部人员更便捷往来。
推动资金充分流动积极推动开展RQFII、QDII等跨境投资业务。继续在CEPA框架下，缩短对港澳金融领域负面清单，鼓励粤港澳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互设、跨境兼并重组，组建跨境金融控股集团。
推动建立统一市场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独立第三方检测和认证服务的结果互认，建立大湾区共同劳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向港澳居民开放教育、服务、制造等更多内地就业领域，鼓励香港专业人才在大湾区内地创业，鼓励港澳居民在内地购房、居住。
完善人员流动便利化机制放宽外国高层次人才签证和居留许可政策。扩大养老、医疗对境外及外籍人才的覆盖范围。探索“大湾区”绿卡，在大湾区全域范围内率先推进外国技术移民制度改革试点。
完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大湾区政府资本、金融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支持大湾区重大合作项目建设。支持国家金融机构在大湾区设立分支机构。
设立大湾区日常工作机构三地联合设立专门机构大湾区合作发展秘书处。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协调委员会，共同编制大湾区发展专项规划。共同设立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论坛。
借鉴港澳经验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尽快建立统一的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便捷商事登记，努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大湾区内联合打造多种平台推动大湾区港口联合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联盟，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等，发挥集团优势联合参与国家战略。
争取更多国际合作平台落户大湾区依托广州南沙新区，发起建立国际湾区联盟，承担与国际著名湾区的联系沟通、资源对接与项目推介等任务。推动国家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港口联盟，争取该联盟落户大湾区。
搭建粤港澳民间交流平台积极开展粤港澳三地专业智库、商会的建设与合作，创新交流沟通机制，打造更多便于三地业界、学界特别是青少年间交流沟通的平台，推动三地民心相融。
课题组设想成立国际湾区联盟
为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研究，去年11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实地调研了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也走遍了珠三角9市及香港和澳门。
“接待规格非常高。”据王福强介绍，赴日之前，日本驻华使馆亲自与课题组见面，了解课题组的需求和想法。由日本国土交通省与课题组对接，并安排座谈、实地考察。
在旧金山湾区，课题组首先拜访旧金山市政府和旧金山规划委员会，与规划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座谈，还去了谷歌、苹果及谷歌公司的孵化器公司Plug andPlay，拜访旧金山大学，“与政界、学界、商界都有接触”。
不管是东京湾区、还是旧金山湾区，都有一些共同特点。王福强说，这包括经济高度发达、创新资源聚集、生活环境优质、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发展格局功能明确等。
据王福强介绍，旧金山湾区内部区域格局分工明晰，东湾的奥克兰发展临港经济和制造业，南湾的圣何塞发展电子信息、航天航空，西湾的旧金山市发展旅游、生物医药、金融。“这给粤港澳大湾区很多启发”，例如，江门、惠州等城市是否可以比对奥克兰的定位，发展临港经济和制造业？深圳、广州、香港等是否可以发展旅游、金融和高端服务业？东莞等是否可以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一定要基于现有的产业基础，形成明确的功能定位。”
其他湾区也有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需要。王福强说，课题组在与东京湾区交流时提出设立国际湾区联盟的想法后，日本方面非常重视，多次沟通。“他们有很多研发成果、治理理念、先进项目想要外溢，当然要找资源禀赋相似的地方落地。”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一环两扇、两屏六轴”网络化空间结构规划的建议
两屏：北部连绵山体森林生态屏障+南部沿海绿色生态防护屏障
一环：5+ 2环珠江口经济圈
依托沿珠江口的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5市和香港、澳门，形成区域交通快速连接、产业发展分工协作、科技创新协同推进、社会交往密切便捷的环珠江口经济圈。
四极：香港澳门广州深圳
“一环”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城市为“四极”，不断强化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城市群整体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大湾区在国际经济板块中的地位。
两扇：珠江口两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
珠江口东岸城镇扇面：以广州东部地区、东莞水乡经济区、松山湖高新区、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环大亚湾新区等功能板块为支点，加快推动东岸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珠江口西岸城镇扇面：在保留自然生态空间的前提下，统筹重大项目、平台和基础设施布局，打造机场、港口、轨道等多种交通方式协同联运的综合枢纽，引导人口、产业进一步向西岸集聚，打造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带。
多点：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除“四极”外，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7个节点城市（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支撑，是扇面中的“节点”，要明确战略定位，实行错位发展。
六轴：加强湾区与外围地区的空间衔接，构建六大城镇产业拓展轴
●香港-珠海-高栏港-大广海港-阳江-粤西地区●深圳-中山-江门-阳江-粤西地区●广州-佛山-肇庆-云浮-西南地区
●广州-清远-韶关-华中地区●东莞-惠州-河源-粤东北地区●深圳-环大亚湾-汕尾-粤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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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文化之于城市是灵魂，是软实力。拥有400年屹立不倒的魁岗文塔、800年鼎盛香火的胥江祖庙、4000多年历史的贝丘遗址等众多文化遗产资源的三江汇流之地——三水，如何推动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在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和支撑作用？
近日，三水正式发布《“文化三水”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三水将围绕建设“文化导向型城市”战略，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特色小镇”建设等26个项目为抓手，推动实现以文化引领城市发展、助推经济转型、带动创新创造、促进社会治理，为打造“广佛创智之城、岭南水韵胜地”提供强大的文化活力和精神动力。
“文化+”理念传播城市美名
随着交通、科技的快速发展，地理距离与区域隔离正被逐步打破，区域一体化成为发展大势。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城市发展已从“一群城市”向“一个城市群”转变，城市特色、魅力在区域竞争中尤其重要。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意义重大。
三水将通过实施“文化三水”三年行动计划，以“文化导向型城市”为理念，建设“创新创造活跃、岭南风韵突出、城乡服务均等、城市形象鲜明、人文素养丰厚”的“文化三水”。将结合三水实际，探索“文城相融、文经相促、因文善治、因文立名”的发展路径，推进“城产人文”相融，助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刚刚结束的2017三水旅游文化周暨特色小镇巡礼活动通过举办融合三水文化、产业、旅游等特色元素的系列文旅活动，打造了一场文化、旅游盛会，吸引了21万人参与。三水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昌建表示，此次旅游文化周是三水积极推进文化建设，丰富市民精神生活的重要举措，同时也为三水打造珠三角、粤桂黔知名旅游目的地助力。
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文旅产业是三水未来发展的重大命题。三水将坚持创新驱动、文产融合，进一步完善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创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以“文化+”大力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引入并扶持一批优质文化旅游体育项目在三水落地开花结果，推动“创新·创业·创客”主题产业发展壮大。
按计划，建设“文化三水”，不仅要推动“文经相促”，更要实现“因文立名”。三水将通过文化建设推动三水城市文明与历史文化底蕴的融合发展，支撑现代城市形态及功能优化，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通过强化文化在城建规划领域的引领作用，深入挖掘具有岭南文化特质的城市内涵，整合提炼城市形象符号，加强三水城市形象的总体宣传策划，形成独具岭南特色的城市标识体系，全面提升三水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水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三水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文旅资源、独特的岭南文化，希望通过推进“文化三水”行动计划，打造更响亮的文化名片，大力塑造城市形象，积极传播城市品牌。
文化肌理凸显城市魅力
放眼国内外，音乐之城维也纳、时尚之都巴黎、古色古香的平遥、园林遍布的苏州……文化差别赋予了它们独特的城市面貌，塑造了各自的城市性格，文化肌理让这些城市有了凝产聚人的吸引力。
“想不到这里隐藏了这么多有特色、有底蕴的小镇！”在刚刚结束的2017三水旅游文化周暨特色小镇巡礼活动中，来自台湾的罗先生被“水韵胜地 醉美三水”特色小镇策展所吸引，而活动中具有岭南特色的文旅综合街区则让他印象深刻。
丰富的古镇特色、良好的生态资源、独特的岭南文化不仅是三水发展文旅产业的底气所在，也是三水城市魅力所在。建设特色文化街和文旅街、探索传统乡镇特色化发展是“文化三水”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文城相融”的重点内容。
一方面，三水将依托既有城市空间，选择有特色的老街进行环境整治、基础配套、立面翻新和形象提升，完善标识说明和游览导视系统，恢复老街风貌，讲好老街故事，形成一批有三水文化特色，集商业、旅游、休闲于一体的风情街区。
另一方面，将巩固扩大特色小镇、古村活化等成果，如研究制定特色小镇扶持政策，从产业、土地、人才、资金等方面扶持特色小镇建设；新增3个以上活化升级古村落，拓展在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教育示范等方面的“造血”功能。
同时，推进“一镇街一品牌，一村居一特色”建设，重点抓好芦苞新昌小镇建设，办成一个融合文化、娱乐、影视、养生、居住、购物、医疗的体验式综合开发项目；加快推进乐平大旗头古村广府文化体验基地项目，打造集核心文物区、广府文化体验区、文化娱乐区、田园生活区、休闲养生区等于一体的文化体验基地。
三水区文体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希望通过将岭南文化元素融入城乡重点公共建设和市政交通建设，凸显岭南风韵，彰显人文气息，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特色。
文化服务满足市民需求
众所周知，相对易得的是物质进步、城市建筑外壳，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最难完成的是精神培育和内涵提升。建设“文化三水”不仅要将文化植入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物化过程中，更要融入社会治理、市民素养等方面。
三水如何进一步“讲好三水故事、展示佛山风采”，为市民奉上丰富的精神食粮，不断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实施“文化三水”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
按计划，到2019年三水将基本建立网络完善、运行高效、供给丰富、保障有力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在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数字化、效能化建设上凸显成果，不断满足群众对公共文化的需求。
事实上，从2015年起，三水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手，通过打造城乡十分钟文化圈，建设示范村，并对全区70个行政村（社区）文化活动室进行升级改造，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服务均等、优质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此外，去年以来，三水投入15亿元，新建一批文化基础设施，如三水区文化中心、三水购书中心、区体育中心规划以及儒家天下文化公园（齐家湖）项目、北江文化活动中心项目、南山镇文化中心和云东海街道文化中心等，新建文化载体总面积将超过5万平方米，文化设施建设有大突破。目前，区—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实现了三水区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
实施“文化三水”三年行动计划，三水将突出“因文善治”。“因文善治”就是要发挥各类文化组织的枢纽带动作用，推动文艺社科繁荣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善治。按照部署，三水将推动宣传思想文化进企业系列活动，推动文化文艺、社科研究繁荣发展，培育文艺人才、繁荣本土文艺创作；开展市民素质提升工程，开展后创文时代的城市文明提升工作，切实增强市民人文社科素养，实现社会和谐善治。
“文化创造美好、美好需要文化。”黄昌建表示，希望通过推进“文化三水”行动计划，提升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三水打造“广佛创智之城、岭南水韵胜地”。
三水发布微信编辑部
来源 |&南方日报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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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谁是中心，谁最受益，哪些项目最值得期待？作者/韬略哥“粤港澳大湾区”又有新动向。今天（8月18日）上午，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正会同粤港澳三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广泛听取粤港澳三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意见，尽快按程序上报。受这个消息的刺激，A股里的“粤港澳大湾区概念股”，今天上午一度涨幅居前。十八大之后，国家把三大规划上升为“国家级”，它们分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实现从“资金、产能引进来”的阶段，向“资金、产能走出去”阶段转型的重要一步。或者说，这是中华复兴的第二步，它意味着中国利益的全球化。在国内区域发展战略上，京津冀协同发展引人注目，也值得期待。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大亮点。长江经济带由于过于庞大，反而个性特征不突出，让人感觉神龙见首不见尾。相比之下，虽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尚未出台，更没有正式上升为国家级战略，但却令人充满遐想。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亮眼”，是因为这里集中了中国三大“一线城市”，是市场经济机制最完善的区域，也是当前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谈到“一线城市”，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北上广深，如果算上港澳台，香港肯定入选，而台北的综合实力有被杭州、成都全面超越的迹象。5大一线城市，3个汇聚于珠江口100多公里的距离内，这不仅是中国的城市奇观，在世界上也非常罕见。一、谁是龙头一个经济区，必然有龙头。按照目前的规划编制方式——“粤港澳三大省级单位协商，上报中央确定”，则龙头必然是香港。三大城市的排序，也必然是香港、广州和深圳。第二个层面，则很有可能是佛山、东莞、澳门、珠海。其他4个城市（惠州、肇庆、中山、江门），则居第三层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表格，里面展示的是大湾区11个城市的资金总量（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和国民生产增值（GDP），数据截至2016年末的。我始终认为，资金总量是更重要的单项指标，而且更真实。至于GDP，则比较水，只能参考。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排序城市资金总量（万亿）GDP（万亿）1香港10.02.122深圳6.441.953广州4.751.964佛山1.330.865东莞1.150.686珠海0.610.227中山0.500.328惠州0.500.349澳门0.430.3010江门0.400.2411肇庆0.240.21注：上述数据截至2016年末，来自各地统计局，均已换算为人民币。从上述指标可以看出，香港、深圳、广州汇聚的资金总量位居前三，而且差距明显。香港几乎相当于“深圳+广州”，而深圳则超过了“广州+佛山+肇庆”。为了大家便于理解，我提供一下其他城市的数据：北京截至2016年末是13.8万亿元，上海是11.1万亿元。在资金总量上，仅次于广州的内地城市是杭州，总量大概是3.34万亿（台北大概是这个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港深穗三大城市汇聚的资金总量的，分别位居第三、第四、第五。我们可以发现，从汇聚资金总量角度看，大湾区的东岸远远超过西岸。如果把大湾区看做一个大写的字母“A”，则右下角的“香港+深圳”明显重于顶端的广州，更远远超过左下角的“珠海+澳门”。粤港澳大湾区的面积是5.65万平方公里，香港的面积是1104平方公里，深圳是1997平方公里。由于“香港+深圳”的面积还不到广州的一半（也不到上海、天津的一半），所以港深事实上可以看做一个城市。通过简单计算我们就发现，大湾区一共汇聚了26.35万亿的资金，但在广深这个狭窄区域里（占大湾区面积的5.5%）汇聚了大湾区63%的资金。很显然，“港深”是大湾区绝对的中心。另外两项指标也支持了这一点：第一，在刚刚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名单里，深圳汇聚了7个世界500强总部（平安、华为、招行、万科、恒大、正威、腾讯），香港汇聚了6个（、联想、来宝、友邦、怡和、长和），广州2个（广州汽车、南方电网），佛山2个（碧桂园、美的）。第二，深圳和香港都有世界级的股票交易所，其总市值、流通市值、IPO数量和金额，都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香港，还是全球公认的四大金融中心之一。此外，香港和深圳都是航运中心、物流中心。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五和第三。（上海第一，新加坡第二，“宁波+舟山”第四）二、深圳正在赶超香港北京和上海已经超过了香港。下一个真正超过香港的，将是深圳。这不仅仅是指GDP，那玩意充满了水分，意义不大。主要看的是：第一，资金竞争力；第二，人口竞争力；第三，科技竞争力。2000年末的时候，香港汇聚的资金总量是3.69万亿，广州是0.62万亿，深圳是0.32万亿。当时香港是广州的6倍、深圳的12倍。但16年下来，到了2016年末，香港只有深圳的1.55倍，而深圳反超了广州。今年上半年，深圳“资金总量”的增速超过10%，是“北上港深广”五大一线城市里增速最快的。深圳的PCT国际专利数量，已经连续16年全国第一，而且基本上占全国一半，远远超过香港。此外，如果你研究一下那份进入2017年世界500强的企业名单就会发现——广州的恒大，刚刚把总部迁到深圳；而“香港的华润”，也在把总部的很多部门迁往深圳。未来华润在香港，只会保留一个象征性的总部。至于联想，那本来就不是香港的企业，是北京的。而李嘉诚的“长和”注册地已经搬离香港，整个家族也在淡出。所以，用不了几年，香港的世界500强总部数量将跟深圳差一大截，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事实上，深圳拥有的500强总部，已经相当于印度；深圳获得PCT专利的数量，也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深圳和香港之间建立了两个合作区：在前海，是香港向深圳传授金融开放和管理经验；未来在河套地区，将是深圳带着香港一起搞高科技。三、最值得期待的“大湾区”项目由于上海和上海自贸区的存在，金融上的开放很难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前海）取得重大突破。所以，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大湾区项目，恐怕还是基建方面的。港珠澳大桥已经基本上建成，所以在粤港、粤澳、港澳之间，大项目不多了。也就是香港高铁，以及修建连接深圳机场到香港机场的海底通道。意义更为重大，并将影响到格局和资产价格的项目，恐怕主要在内地城市之间。我个人觉得，大湾区最值得期待、最有价值的项目，大多都围绕着深圳和临深城市之间。比如深中通道、深中地铁，以及深圳和东莞、惠州之间的城际铁路、地铁等等。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很简单，香港澳门和内地之间受制于一国两制，其海关有阻断人流、资金流的重要作用。基础设施再便利，很多要素也无法流动。但广州、深圳这两个大城市，跟周边城市是无障碍流动的。相比广州，深圳面积更小，只有广州的三分之一不到。此外深圳汇聚的经济动能（以“资金总量”为标准）是广州的大约1.4倍，自己面积太小无法承载，只能外溢。在这个过程中，东莞、惠州和中山都将显著受益。事实上，在这些城市新房成交量上，60%都是深圳客在买。广州总量偏小，面积偏大，能外溢的因素不多。所以，即便周边城市跟广州实现更加便捷的互联互通，恐怕还是被“吸走资源”的机会更多一些。四、最受益的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将给所有的区内城市都带来红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哪个城市获得的机会更大？我的最新看法是东莞和中山，其次是惠州、佛山、珠海等其他城市。原因很简单，东莞和中山这两个城市占有地利。中国5大一线城市，3个在珠江口。能夹在三大一线城市之间的，只有东莞。所以东莞是左右逢源的城市。其西部区域（比如虎门），正好地处粤港澳大湾区黄金轴线上，这个轴线从香港开始，途径蛇口半岛——前后海——宝安中心区——深圳机场——虎门，最终抵达广州南沙、广州市区。而东莞的西部，恰恰在黄金轴线的中间位置。未来，随着深中通道通车，特别是深中地铁建成，中山翠亨新区和深圳宝安中心区将实现同城化，地铁通勤时间不过20多分钟。即便是中山市区到前海，也不过50分钟左右。这样，中山将越过珠江口，成为半个“东岸城市”，其距离深圳繁华市区的距离比惠州近很多。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未来能给粤港澳大湾区带来资产价格大变动的项目，基本上都围绕着深圳。原因很简单，深圳抓住了科技创新和金融两大行业，都正在做到极致，所以是区域内当之无愧的经济发动机。在背后发挥作用的，是市场机制、民间力量。这对于中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也是将来粤港澳大湾区最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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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深圳为何击败了北京、上海、香港？
日 18:53:46
摘要：在最新世界五百强企业名单中，若剔除央企，深圳数量位居第一，超越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如果以民营企业（剔除央企、地方国企、外企）来论，深圳仍以6家数量排在第一位。昨天（7月21日）晚上，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出炉。中国企业上榜数量继续增加，规模达到115家。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更是跻身榜单前五，总部坐标均是北京。上榜的中国企业中，首都北京占有量接近一半。制图：子非鱼；数据来源于《财富》杂志上图是中国入选的115家世界五百强在各城市的分布情况。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北京和深圳统计数目。《财富》杂志中将联想归为香港，这是不对的，联想只不过是在香港上市，其总部在北京。还有恒大集团，其总部虽在广州，但旗下核心地产业务“恒大地产”已经迁入了深圳，总部落地深圳估计也不用等太久，所以在这份统计中，将恒大纳入到了深圳。从图标中可以看到，北京是中国500强企业俱乐部，它的500强企业的数量，几乎是全国其他城市的总和，位居全球各城市首位。仔细看你会发现，无论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还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都有一个鲜明的身份，央企。北京世界500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93%。若剔除央企，北京的非央企世界500强企业只有4家。城市非央企世界500强企业深圳华为、腾讯、平安、万科、恒大、正威国际北京联想、北汽、京东、万达、民生银行台北鸿海精密（富士康）、和硕、国泰人寿、仁宝电脑上海上汽、华信能源、绿地、浦发银行香港怡和、长江和记实业杭州吉利、物产中大、阿里巴巴南京太平洋建设集团、苏宁云商佛山美的、碧桂园厦门厦门建发集团、厦门国贸控股广州广汽资料来源于《财富》杂志从表格可以看到，论非央企，深圳以绝对优势稳居第一。北京5家，台北、上海均是4家，广州则显得比较尴尬，非央企数量竟然不如佛山、杭州、南京和厦门。若再剔除国企，深圳仍有6家，北京就只有京东、万达、联想、民生银行，上海只有华信能源，广州则空空如也。仔细看还能发现，上海主要是以汽车、能源、房地产、银行等传统产业为主，台北主打电子，杭州以汽车、金融、电商企业。深圳产业较丰富，形成了以科技研发、金融、互联网、国际贸易为主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市场主导的产物，它的数量能反映城市经济活力。深圳是民营企业的乐土，除了恒大外，其他5家都是深圳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深圳在民营企业世界500强培育上这么强悍，让它一一击败北京、上海、香港、广州、台北的呢？答案是：土壤和思维。一、深圳是孵化民营企业的温床橘生淮为橘，橘生淮北为枳。对于企业而言，能否发展壮大，“土壤”很重要。这里说的“土壤”是市场。深圳是国家经济特区，频临香港，这里有最自由、最开放、最包容的市场机制，行政干预少，优胜劣汰、公平竞争是市场准绳。在这里，你可以凭本事吃饭，只要你有勇气、胆量、智慧，再加上好机遇，没人能挡住你成功。当年繁盛的华强北电子市场就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一个缩影。做得好就是创维，做不好就让位，谁进谁出、谁胜谁败，决定权不是政府，是市场和消费者。华强北还创立了一套自负盈亏、自由定价的市场制度。自由是深圳经济增长保持三十多年长盛不衰的密码。无论对事还是对人，这里相比于内地，少了太多管制，在不突破底线的框架下你可以自由发挥、自由选择。来了就是深圳人，是这个城市自由精神的最好诠释。在中国大陆几百个地级市中，深圳是全国大中城市里唯一一个长期不限制人口流动的城市，是一线城市中入户门槛最低的，也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城市。深圳的市场自由机制，及残酷又公平。优胜劣汰的自由选择，让这里的市场形成了一种创新鼓励制度，因为只有你的产品始终保持优势，才能坐稳，否则就面临淘汰。二、创新思维，让深圳抓住了科技、金融两大核心竞争力优胜劣汰的危机感，让深圳产品市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迭代更新能力，也激发了企业和个人的灵敏嗅觉，让深圳紧跟时代潮流，在最紧要的关头抓住了科技和金融两大核心，这二者是全球性城市的标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让海运城市告别了依靠港口简单粗暴的套利模式，一批港口城市的经济陷入了低迷，苏州、宁波、大连、温州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祸兮福所倚，这时候的深圳，利用自己的人才优势、包容与开放的思维走出了一条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道路，经济逆势增长。腾讯、华为、中兴、华大基因、比亚迪等迅速崛起，华为如今产品销售规模国内市场第一、全球市场第三。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大疆无人机也脱颖而出，深圳一下子成为了世界无人机生产中心，目前大疆市场份额占全球的70%，另外全国10亿手机生产能力，有8亿在深圳，还有1亿多在东莞。一个个实力非凡的科技、互联网、汽车研发企业，成就了深圳创新之都的头衔。制图：子非鱼；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单位：件在2015年PCT国际专利数量上，深圳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这个席位深圳已蝉联十几年。另外，从了解到的数据显示，2016年华为已累计申请5万2550件国内专利、3万0613件外国专利，专利申请总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兴连续6年位居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三甲，蝉联PCT国际专利授权数量第一。除了大力发展科创外，金融也是深圳发展的重点之一。由于临近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的香港，再加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诸多金融机构，让深圳的金融实力增长迅猛。制图：子非鱼；数据来源于各地统计局最近十年，金融实力反超广州，并缩小了与京沪间的距离。深圳用实践、数据和实力检验了经济特区自由市场的可行性，也印证了“国企看北京、外企看上海、民企看深圳”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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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没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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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是中国头部企业最多的城市吗？
日 16:40:15 观点 0
作者：张程来源：城市战争
最近两年，深圳达到了它历史上声望最高的时候。
今天的它，可能是拥有行业级头部企业最多的城市，比如华为做到了通信行业的第一名，平安集团做到了保险行业的第一名，腾讯做到了移动互联网的第一名，万科做到了房地产行业的第一名，正威做到了有色金属的第一名，招商银行做到了股份制银行的第一名，中集集团做到了航运装备的第一名，创维做到了电视机行业的第一名，比亚迪做到了动力电池领域做到了的第一名，大疆科技做到了无人机领域的第一名……
盘点这些行业时，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行业，深企要么不做，要做就是第一名，有时候连前三名也给承包了，深企强大的竞争力可见一斑。
头部企业对深圳GDP与税收的贡献之大令人称奇。日，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对深圳市GDP总量贡献最大的20强企业名单（简称“G20榜单”），从高到低依次是：华为、中兴、富泰华工业、平安银行、腾讯、平安人寿、招行、中海石油深圳分公司、建行深圳分行、工行深圳分行、中移动深圳分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农行深圳分行、鸿富锦精密工业、中信证券、深圳供电局、广深铁路、深圳航空以及比亚迪汽车。这20个企业占据深圳GDP的26.5%的比重。
201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深圳纳税十强企业均是国地税共管户，按纳税额排名分别是：招商银行、华为技术、平安银行、平安人寿、国信证券、深圳烟草、中信证券、腾讯、平安产险、华为投资。十强企业2015年合计贡献税收657亿元，同比增长46.9%，对全市税收总量和税收增量的贡献分别为10.2%和12.2%。
明天，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37岁的生日，今天分享一篇深圳特区报8月24刊登的文章，原标题为《深圳如何做到“龙头”企业集聚？创新、迭代能力强劲》，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张程（本文选自深圳特区报）
今年以来，至少有三件事让人领略到深圳经济的蓬勃气象。
第一是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深圳GDP增量超越北京、上海；第二是新一期的《财富》世界500强发榜，深圳拥有7个上榜企业，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名次最靠前的中国平安位列39位，位列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首；第三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深港地区的创新指数超越硅谷，居全球第二。
在全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南方“明星”城市深圳的经济为何能够逆势走高，划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身处深圳的领军企业，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厉害之处？
绽放强劲增长力，深企成就行业领军标杆
关于深圳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业内流传着一句口号：中国创新经济看深圳，深圳经济看深企。
日，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对深圳市GDP总量贡献最大的20强企业（简称“G20”企业）名单，排名依次为：华为、中兴、富泰华工业、平安银行、腾讯、平安人寿等。这20家企业2016年合计实现增加值5171.42亿元，占深圳市GDP比重的26.5%，超过四分之一。在这个“G20”豪华阵容中，作为深圳的城市“名片”，中国平安集团旗下两家企业上榜，分别是平安银行、平安人寿，其排名分别为第四、第六，平安也成为唯一一个占据两个名额的企业集团。
近期，中国平安公布了其上半年的财务数据，其总资产达到5.98万亿元，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分别为5031.43亿元、434.27亿元。与此同时，平安集团上半年纳税金额为59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0%，相当于日均贡献纳税3.3亿元，不仅纳税金额超过净利润157亿元，而且纳税增速也远高于净利润增速，体现出“名片企业”的城市担当。
数据显示，平安集团也是深圳第一纳税大户。如按纳税额排名，2015年的深圳“十大纳税大户”中，平安集团贡献了3家，分别是平安银行（第3位）、平安人寿（第4位）、平安产险（第9位）。其他纳税大户有招商银行、华为、国信证券、深圳烟草、中信证券、腾讯等。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高度生态化，产业门类多如牛毛、灿若群星，但像平安这种产值超过万亿的“大行业”其实不多。深圳强大的增长力背后，是因为有很多与平安一样有活力的企业，在各自的领域中独占鳌头。
例如，招商银行做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第一名，万科做到了房地产行业的第一名，华为做到了通信行业的第一名，创维做到了彩电行业的第一名，中集集团做到了航运设备的第一名，正威做到了有色金属的第一名。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中，深圳同样拥有举足轻重的领军企业，比如核能领域的中广核，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比亚迪、生物科技领域的华大基因、液晶面板领域的华星光电、无人机领域的大疆创新等。
“深企越发强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不仅能够成为第一名，还能坐稳第一，成为行业长青的榜样。”行业人士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平安、招商、万科、华为、腾讯同时代创业的企业还有很多，它们当年的实力和志向丝毫不输同时代的深企，但在几十年大浪淘沙后，真正成为“常青树”的屈指可数，有的因为MBO失败而解散管理层，有的被外资收购后逐渐淡出市场，有的因为竞争力不够而落败。“相比而言，深企的‘常青树’是最多的。”
“新四大金刚”格局出现，凸显深圳创新能力
近日一年一度的“财富500强”发榜，115家中国企业上榜。如果剔除央企，深圳共有6家上榜企业，这一数字位居第一。“两年前深圳关于世界500强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本土企业要达到8至10家。从目前的进度来看，深圳已经无限接近于这一目标。”业内评价称。
从未让人失望的“深圳速度”，不禁让人感叹“蛇口基因”的伟大之处。从最早引入市场机制，到爆发式的创业潮，深圳这座城市没有出现青黄不接的尴尬，而是表现出超强的自我迭代能力。
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创立的深企屹立在潮头浪尖，没有丝毫的退潮迹象，平安、招商、华为、万科、中集等同时代创立的企业仍焕发青春气息；上世纪90年代创立的腾讯、比亚迪、迈瑞、金蝶、大族激光等科技公司，已成中坚力量，不断地向世界级企业迈进；最近十多年创立的大疆科技、华大基因、光启、碳云智能等创业公司也已崭露头角，它们是“蛇口基因”的新一代传承者，有望为深圳开拓出下一个万亿级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曾有华为、中兴、平安、招商“四大金刚”的说法，尽管“四大金刚”仍然光芒四射。但在当前日新月异的时代，老“四大金刚”已经不能准确地代表新时期的深圳精神了。因此，业内提出了基于科技与金融领域“新四大金刚”的说法，即平安、华为、腾讯、华大基因，4家企业均属于四个战略级新兴产业。
为何深圳的自我迭代能力如此强悍？深企潮头浪尖的追赶精神必不可少，而最为重要的是看准了产业与时代的发展潮流，即科技创新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上半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港地区的创新指数超越硅谷，居全球第二，深圳强大的创新力量已经被世界所感知。
从最直观的专利受理情况来看，深圳的优势十分明显。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各大城市发明专利受理状况表显示，深圳的数据仅次于北京，超过上海、广州。而在PCT国际专利数据上，深圳则稳居全国第一，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各城市PCT国际专利受理情况（2016年）中，深圳一个城市的PCT申请量就占了全国的46.2%。
这是各大城市2016年的PCT国际专利受理数量：
“发明专利授权情况衡量了一个城市在国内的创新地位，平安作为深圳的名片，专利申请量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居首，达到1458个。”中国平安相关负责人指出，这不仅是深圳作为“创新之城”最好的映射，也让业内意识到，深圳的创新精神不仅出现在科技领域，还植入到了金融领域，“科技＋金融”正成为这座城市的崭新开始。
这是各大城市2016年的发明专利授理状况表：
这是各大城市累积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截止2016年12月）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截止2016年12月）
编者注：表格为编者所加，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挑战与机遇并存，深圳迈向“科技金融”之城
不过，这座热火朝天的创新城市仍然面临着挑战。在一个活力分布的时代，深圳虽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创新中心，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城市都与深圳形成了竞争或追赶态势。
例如，腾讯的两大“拳头”产品——微信与王者荣耀，一个在广州问世，一个则诞生于成都；基于上海有更好的原始创新能力，华为海思芯片将主要的研发部门设在了上海，又因东莞拥有大批廉价工业用地，华为也将其生产手机、平板的终端总部布局在东莞松山湖；平安集团今年的两大行业首创——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大数据流感预测模型以及“公共资产管理云平台”，将试点城市分别放在了重庆和南宁。
尽管除了深圳之外，不少城市也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但作为国内最具反思与行动能力的城市之一，深圳雷厉风行，正开始全面发力，布局未来发展。据了解，为应对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深圳近两年引进了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多个高等学府到深圳办学招生；为应对产业用地匮乏，深圳大力推进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计划，大力推进填海造陆计划。
为应对人才数量与质量不足，深圳推出了全国最给力的人才引进计划，不仅大幅度降低户籍门槛，并开全国之先河为本科生发放补贴，未来五年还将建设数十万套人才住房；为应对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深圳大力提升营商环境，出台推进产业扶持政策，支持力度堪称全国最大。
城市最核心的竞争力是科技竞争力，而这根本上要靠这里的企业和人才去创造。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在平安中报董事长致辞中曾提及：“赢科技者赢未来。”有理由相信，凭借平安、华为、腾讯、华大基因这些领军企业的标杆作用，深圳将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源源涌入，研发出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成果。
业内有观点认为，借助平安与腾讯两大龙头企业搭建的基础设施与人才网络，深圳最终将从单向度的“科技之城”，迈向更高层级的“科技金融”之城。目前，科技企业与金融企业正上演一场相映成趣的跨界“战争”。其中，腾讯正大力布局金融，微信支付在个人用户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支付宝；作为金融企业的平安，则表现出更强烈的跨界决心，坚定不移地要转型为一家科技公司。据了解，早在多年前，平安就决定将每年销售额的1%用于科研支出，2016年在研发上投入80亿元，这一数字超过一些中西部省份全省的研发支出。
从传统金融起家的平安，是中国综合金融集团的代表，在核心金融业务的基础上，平安还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业务，打造了全国领先的线上财富管理平台——陆金所控股，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平安好医生，全国领先的金融机构服务生态圈开放平台——金融壹账通。此外，平安在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人脸识别技术、声纹识别技术、预测AI技术、决策AI技术以及平安区块链技术五个门类的研发中，也都“风生水起”。
“激烈的‘科技金融争夺战’对深圳而言，可谓如鱼得水。”有行业人士表示，深圳是一个完全从市场经济生态中崛起的城市，没有谁比深圳更适应竞争，没有谁比深圳更懂得创新，支撑这座城市强大的逻辑不会轻易发生变化，以平安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仍然看好深圳，相信深圳的明天会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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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深圳一直是个意外！
作者：老亨
写在前面：这是一篇全面、深入了解深圳经济特区发展37年风雨历程的雄文，可能会占用你一点点时间，但看完你绝对不悔。另外，昨天（8月26日）是深圳37岁生日。
不被人们看好，却蒙上苍垂青。37年，深圳一直是个意外！
一问：“蛇口之父”遗憾什么？
先有蛇口，后有深圳。
深圳作为现代商业之都，真正意义上的开埠，不是从“深圳墟”开始，而是从“蛇口开发”开始的。
“蛇口之父”袁庚选中蛇口的原因，据说是这里靠近电网，有用电的便利；靠近白坭水库，有饮用水便利；这里占用农田不多，离蛇口镇不远，生活供应比较便利；还有就是水陆交通条件不错，蛇口、赤湾都适合建港。
袁庚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已下定决心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面向全球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国家经济代表团正出洋考察，四处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袁庚就是瞅准这个时机，给广州和北京打报告，只要蛇口一块地，不要财政拨款，自告奋勇，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其时是1978年10月。今天的深圳在当时还叫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县城就是深圳镇，蛇口则属于宝安的另一个公社。
好消息在1979年春天就到了。
日，刚刚过完春节，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李先念副主席的办公室。袁庚汇报了招商局的发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设立工业区的设想。他拿出地图，请李先念看：“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据说李先念仔细看了地图后接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看，很大一块地方，足有30多平方公里，他惊呆了，大概算了下，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袁庚没敢要这块30平方公里的地块，只敢要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的区域。
就是这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成了中国当代商业革命的圣地。蛇口的开山炮，引发了中国最新一波商业浪潮。效率、金钱、市场经济、商业文明，通过小小的蛇口，滚滚而来，席卷中国大陆，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作为始作俑者的袁庚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
袁庚当时实际上是中国百年名企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掌门”。
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主张其事的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负责通商事务，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大臣”领略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也意识到非学习“洋务”，不足以应对“三千年来之大变局”。设立轮船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九州航”，实现富国强兵，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手笔。大名鼎鼎的洋行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徐润、唐廷枢等都先后入局，虽然历经晚清战乱、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一战、二战、解放战争，招商局亦曾辉煌，亦曾寥落，却始终不倒，在两岸三地绵延不绝。直到1979年，招商局还是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堪称中国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百年名企。
就是这样一家厚重的民族企业，就是这样一位睿智的企业掌门，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最初也仅仅是为了解决招商局自身发展问题才想到要在一水之隔的蛇口获得一片不大的、相对便宜的工业用地而已。他遵循商业常识运作，却促成了一轮又一轮影响至深至远的商业启蒙。蛇口，成了深商最早的“黄埔军校”，袁庚也成了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深商教父”。这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即便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如此。
有人曾经批评袁庚：在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这件事上，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后来袁庚自己也将这件事作为他蛇口事业中的三大遗憾之一。他对媒体解释：“我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地了。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要负很大责任的。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连袁庚都是这么说，还有谁敢说自己一开始就对深圳的未来早有先见之明？
二问：“深南大道”有多大？
如果说，蛇口开发，尚属企业行为，那么深圳建市，就是国家意志了。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通常是这一天，而不是宝安县改深圳市的那一天，被后来的深圳人作为“深圳生日”纪念。
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两年之内，深圳的规格连升三级。
“深圳梦”，在中国的南海之滨冉冉升起。
看一个城市的理想，就去看她的规划，最能体现当时深圳人远大理想的莫过于“深南大道”了。
按照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的说法，“深南路”不是深圳南部的一条路，而是指从东部的深圳镇通到西部的南头镇的一条路。这条“深南路”原本不是“深南大道”而是“深南小道”：1980年，从蔡屋围到当时上步工业区的深南路第一段修通时，全长只有2.1公里，7米宽，仅够两台车来回并行。
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上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规划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宽度增加7倍！很多人目瞪口呆：当时特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汽车也不多，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
日，梁湘走马上任，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很快显示出与前任的极大不同：将深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来开发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正在施工贯穿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便成为梁湘实现城市梦想的主线。
得悉在建中的电子大厦居然遮挡了这条大道的宽度，梁湘自然难以接受，下令暂时停工。但项目投资方已经投入巨资，无奈之下，电子大厦还是复了工。从此以后，电子大厦就成为人们反复讲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会发现电子大厦是靠近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许多。
1983年夏，梁湘率队到新加坡考察，被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景观震撼。回深圳后，决定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的绿化带，并在大道中间设置宽达16米的绿化带，以备修建地铁。当时设想从地表开挖的方式修建地铁，16米正是开挖放坡所需要的宽度。因电子大厦的影响，深南大道在上海宾馆以东为60米宽，上海宾馆以西却扩至130米，有些路段此后达到160米。其东段和西段由此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自1980年到1993年，30公里长的深南大道，用了13年时间才全线贯通。对于这座城市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的确是漫长的。
伟大的街道并非越大越好，但是没有超越，就没有伟大。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研究了一条在中世纪被称为Papale的街道，试图从这一公共空间的支配权的变化，发现其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演变。一条崎岖的小路由梵蒂冈通往教皇的官方住所拉特兰（Lateran）教堂，标志着在教堂、贵族住宅以及贫民社区之间现实权力的调整。一位新当选的教皇需要沿着这条街道走一遍，这段行程充斥着繁文缛节，他不得不5次停下来，抛硬币安慰狂热的围观者。到了利奥十世时代，街道的支配权从教皇转移到了城市市民手里，社会所有阶层参与的游行庆典成为街道上的主要活动，并逐渐变成了一个类似迎接主降临的盛大节日。
中国的城市建制、道路宽窄从西周开始，就按照京城、郡城、县城的权力等级依次排序，不得僭越。当设计部门提出深南大道路面要修50米宽时，激起了巨大反弹，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当时50米的路宽在其他大城市都是难以想象的，“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修来是资源浪费嘛。”怀疑、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主张深圳要“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的“莽汉”梁湘在考察国外城市规划后力排众议，不但守住了50米，最终还更“大胆”地在总体规划里把深南路的宽度敲定在60米。郁万钧回忆说，当年争论深南路到底要修多宽这个问题，其实争论的对象已不仅仅是一条归类于“三通一平”的大马路，更多隐含着的是当时大家对整个特区发展战略、方向等观念上的碰撞和思考。
1984年郁万钧刚到深圳时，感觉深南路真宽，车不多，显得空荡荡的。真是有点担心什么时候这条路才能热闹啊。但是时间很快证明了一切，短短几年内，来深圳的作家已经用“车水马龙”来形容深南路了。难以想象今天的深南路如果宽度只有30米，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郁万钧看着深南路，感受最深切的一点就是：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有一个具大智慧、大气魄、目光长远的决策者，该是何其有幸。
要知道，深圳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偏远之地，是中心之外的边缘。当初选择深圳建特区，一部分人支持她，是因为深圳离香港近，离资金、市场近，离现代文明近；另一部分人容忍她，就是因为深圳地处偏远，又是个小不点的地方，搞搞小试验也无大碍。彼时人们来深圳，就象投奔异国他乡，长途汽车，长途火车，多次辗转，一路颠簸，跟五月花号上的美洲移民何其相似乃尔。
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早期深圳地理上的偏远对襁褓中的深圳商业文明是一种难得的保护，倘若不是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深圳改革开放所遭遇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大到她不堪承受。联想到中世纪威尼斯城只能在海上险滩中立足、发展，方才得到欧洲大陆庄园主的容忍，深圳早期的情形与一千多年前的威尼斯又何其相似乃尔。
深南大道作为与长安街、南京路媲美的城市标志性大道，从最初的7米宽到后来的160米宽，从开始的2.1公里到建成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见证的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倔强生长，更是中国社会机理的深刻变革。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也不是。谁能在深圳建市之初就能一眼望尽深南大道的尽头？
三问：深圳东海岸有多远？
袁庚是深圳本地人，老家就在深圳东部的大鹏湾。
他主持的香港招商局，本业是航运。招商局到深圳圈地搞开发，选址自然要在海边。因此，东部的沙头角、大鹏和西部的蛇口都曾经是袁庚的选项，据说也都得到广东省主管领导的认可。从个人感情来看，袁庚肯定更愿意选择位处深圳东部的大鹏老家，那里的乡亲们穷困潦倒，巴望着他能带来投资机会，他自己也更能找到衣锦还乡的感受。但从区位、基础配套等方面看，位处珠江口东岸、南山半岛南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香港的财团曾经希望与袁庚携手，共同开发蛇口与南头，却被袁庚一口回绝，成为袁庚蛇口事业的又一个遗憾。直到1993年10月，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才与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和记黄埔持股高达70%，重金投向港阔水深的深圳东部。这差不多已是蛇口开发15年之后的事了。
深圳更东部的大鹏湾，则因为其偏远，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选址。
1980年前后，香港的电力供应一度紧张，为抓住此商机，中国水利电力部和广东省政府计划在靠近香港、广州、深圳等电力负荷中心的深圳市大鹏镇境内建设一座核电站，因选址在大亚湾畔，故命名为大亚湾核电站。核电站于1987年8月开工建设，1994年5月建成投入商业运行。2014年大亚湾核电站首个合营期结束后，双方将合营期再延长20年，至2034年。
大亚湾核电站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可以查看财务报表，大亚湾核电站对于深圳东部海岸的负面价值也许就难以估量了。
中国真正的滨海城市并不多。大连、青岛、海口，滨海，但是不甚海派。上海是海派的，但是近代上海并不滨海，黄浦江边的上海滩是河滩，不是海滩。在这一点上，近代上海与广州、天津，乃至南京，处境其实相若。
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具有海派气质的城市是宁波、温州、泉州、厦门、汕头和香港。宁波古城并不滨海，但是大宁波是滨海的，中古时期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之一就是中国明代时期的宁波海域。温州、泉州、漳州，以及潮州的樟林古港也都曾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古泉州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繁华景象超出现今许多人的想象。厦门、汕头、香港则是近代以来崛起的中国滨海城市。厦门鼓浪屿的别墅群绝大多数是南洋华商的私家宅邸，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由南洋商人陈嘉庚个人捐建，这些有地中海风格的近代建筑中西合璧，流风遗韵，影响至今。汕头因为处于韩江、榕江、练江共同的出海口，作为新兴的近代商埠，迅速崛起，取代了潮州在潮汕地区首府地位，以至今天的潮州人还为此耿耿于怀。
与近代天津的风头盖过北京，近代上海的风头盖过苏、杭、扬州、南京，近代汕头的风头盖过潮州相类，英国人主持开发的近代滨海城市香港，风头也盖过了老牌的商业都会广州。广州作为世界上唯一维系千年、从未间断过的大商埠，其商业地位被香港超越，除了人文的因素以外，地理因素不可忽略：广州是河港，香港是海港，海港超越河港，是人类从内河航运时代迈向海运时代的必然。
深圳的西海岸是内向的，熟稔的。当年蛇口开发的一声炮响，给斗私批修的中国内地，送来了久违的商业文明。那种开天辟地的感觉，虽然震撼无比，但其实并不陌生，完全是在内地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范围之内，对于菁英分子而言，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掌控。一个半世纪以来，多少惊涛骇浪，早已经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锤炼了中国人的神经。不就是把蛇口港打造成近代的黄浦港吗？招商局在长江口搞得，在珠江口就搞不得？不信这个邪。正是有了近代化经验的底气，才有了蛇口现代开发的勇气。
蛇口，左手边是深圳湾，右手边是珠江出海口，正前方的远处才是浩瀚南海。咸淡水在这里交汇，一会儿黄，一会儿蓝，殊无风浪，殊不陌生。蛇口的龟山别墅，躲在大南山脚下，并不打眼。袁庚住的那幢别墅，格局更像老式大院里的宅子，室内陈设尤其中式。当年蛇口的鸡尾酒会，纯粹是生意应酬，龟山别墅里没有此类酒会的专属空间。蛇口速度，蛇口效率，那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能对所有淘金者的胃口。越是贫穷，越是落后，越是能在基本的启蒙后获得觉悟，并且立即付诸行动，追求最快速度和最有效率的脱贫致富。蛇口的精神，蛇口的理想，也是经典的，没有超出20世纪中国政治菁英、社会菁英、工商菁英的经验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内陆的人们理解蛇口、追随蛇口的原因。所以，深圳的西海岸，没有真正的意外。
东海岸则不然。
东海岸是陌生的。即便是来深多年的“老深圳”，也未必熟悉深圳的东海岸。
东海岸的大梅沙、小梅沙，是早年间深圳人看海的地方。许多人是带着青岛、北戴河的海滨浴场印象去到大小梅沙戏水的。对于那些刚从内地过来的NEWCOMER来说，这种小儿科的沙滩戏水已经是刺激、新奇的人生体验了。大多数“深圳佬”就是靠这样的经验打底，再去旅游巴厘岛、夏威夷，并且做到了气定神闲。深圳人就是这样，他们对深圳东海岸的了解大多止于梅沙、南澳、大亚湾。当《中国国家地理》把深圳最东端的海柴角列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时候，许多老资格的深圳人都认为这只是炒作。他们没有去过海柴角，他们也没有去过几个真正优美的海岸。
东海岸超越了传统的蓝色工商文明的意义。东海岸予人最深的印象不是工商层面的，而是生活层面的。2007年度深商峰会在东海岸举行，海洋文明的著名布道者王鲁湘来做主讲嘉宾。他除了公开肯定深商是蓝色的，还私下聊起，深圳东海岸最值得关注的不仅是盐田港，还有东部华侨城。水深、港阔、作业现代化的盐田集装箱港所展现出来的国际大港风范完全不输于利物浦、鹿特丹之类的国际著名海港。然而，王鲁湘表示，这仅仅是工商层面的意义。而东部华侨城的休闲度假景区，是山海资源的更高层次的利用。山海跟田园一样，是可以成为人们的家园的。盐田港没有知名的、活色生香的海员俱乐部，这就缺了点什么。深圳如果仅仅是一个淘金港，而不是一代深商的理想家园，那深圳最终也就没有什么城市价值。随着深商的发展，他们肯定是要向外拓展的。全国化、国际化的深商，他们的运营总部在不在深圳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园在不在深圳。如果大家来深圳发财，完了一拍屁股走人，那这个城市就难以形成积累。相反，如果不管发什么财，大家都愿意把家安在深圳，实体家园、精神家园都安在深圳，那深圳就如同徽商故里，有了文化传承的可能。
香港人把房子建到山顶，南洋商人把鼓浪屿这个荒岛建成琴岛，设若深圳人也想在中国最美的东海岸筑家栖息，他们首先就得面对与核电站为邻的事实，谁叫那时的东海岸在主事人的眼里是遥不可及的边远呢？
四问：“特区”特不特？
经济特区诞生伊始，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就如影随形。80年代，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这场争论长达10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昭告天下，这场争论才偃旗息鼓。
时隔两年，特区之争风波再起。
日，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这篇似乎在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的报告，刀口径直指向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应邀到中央党校去对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胡鞍钢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第一次予以公开。结果，“特区不特论”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了几滴水，现场立即炸开，各省市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据胡鞍钢自己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1994年10月，胡鞍钢又跑到上海“放火”烧山。
这次他在上海作的经济报告的题目是《上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所谓“老九”是指上海到了199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第九。
胡鞍钢直截了当地对上海人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所致。
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利用一个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风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对于胡鞍钢的步步紧逼，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方面已经以相当高的姿态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们都认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讥。因为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1992年在特区讲过的那句“不争论”的话，当时邓小平很自豪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后来还有了那句“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的民谚。
单边攻击变成双方的唇枪舌剑，实属凑巧。因为牡丹江的一家亏损国有企业与深圳康佳集团合作后重新激发了活力，有一次黑龙江媒体组团来深圳采访“牡康模式”，深圳、香港的媒体也都来参加了。当中有记者问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胡鞍钢主张取消特区你怎么看？”厉有为回答说：“我没和胡鞍钢见过面，我是东北汉子，说话很直。胡鞍钢说我们特区是&寻租寻来的&，&政治寻租&是在北京找代理人，&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是在给我们抹黑，用东北话说，这是埋汰人。”这个即兴回答后来被香港媒体报道，胡鞍钢看到后就更来劲了，持续地在新加坡、香港的报纸上发表言论，攻击特区。当时《深圳特区报》也组织回应，连发三篇评论，质疑胡鞍钢是学者还是学棍，轰动一时。
争论到1995年秋天就归于沉寂，胡鞍钢的逻辑早有人归谬：
中国的特区，特别是深圳，是中国仍整体上处于计划经济管制下，为了突破这种陈旧体制，为了对外开放及营造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而设置的。因此，特区的政策自然不可能采取计划经济形态的政策，不能变成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与变种。特区的“特”的实质就在于此。至于“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不是减税，是不是容许有优惠政策，如果有，这些政策又可以执行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都只是技术问题，它们并不能构成对特区的“特”的意义的否定。只要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彻底根除，则特区的“特”仍有必要坚持下去，至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具有什么样的“特”的具体政策，那只是技术问题，需要随时加以检讨与修正。如果中国不用特殊与优惠政策就难以引进外资，那么，优惠政策就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有朝一日不再需要人为地引进外资，那么，优惠政策当然就需要取消了。应明白的是：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并不是给予特区本身的，而实际上是给予外资的，目的是吸引外资。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只不过是借特区的地盘与特殊的机制以吸引外资罢了。
因此，优惠政策并非针对特区，并非是给特区本身，而是通过特区而针对外资。自然，我们当然希望有朝一日不再有任何优惠政策了。如果人们认为特区拥有特殊政策是一种不公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将特区拉回到与众人一样的计划经济状态呢？也许人们认为，我受到计划经济的约束，那你深圳也应该受这样的约束，如果你深圳不受约束，那我上海与其它地方，也应该不受约束，也应该“特”。要“特”统统特，不能你特我不特。决策者当然希望以后全中国都可以开放，都可以“特”（尽管这种普遍的“特”实际上就不再是特了），因为这意味着计划经济已经总体上被铲除了。但此事并不能一下子可以完全办到，一、二十年内不可能完成经济体制的完全转型。
因此，特区仍然在“特”着，还不能让特区不再特。胡鞍钢大力攻击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认为虽然特区可以“特”，但不能有优惠政策，不能有与其它地区有所不同的特殊政策。但是，如果特区的政策与其它地区一样，那它还叫做特区吗？另外，特区的发展完全是一种增量发展，尽管国家给予特殊政策，并且投资了一点钱，但它却能从无到有地发展出来，同时给予国家与全中国人的好处却是这些投资的数倍，其它无形的好处更是难以估量（比如劳务收入与吸纳、供给商品对各省的好处）。胡鞍钢说深圳的海关税收等（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不能算是深圳的功劳，因为海关税收等一直算是中央的专项收入。但他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深圳搞不好，仍然是荒山野岭，那么它会有海关税收等等“中央专项收入”产生吗？胡鞍钢在此是将海关税收权与产生海关税收的条件相混淆了。人类历史上，集市从来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但由集市所产生的税收却从来又是国家获得的。没有民间的经济创造，哪有国家税收可言？这点小小的道理，胡鞍钢不会不知道吧。
今天看来，胡鞍钢的言论之所以能有恃无恐、持续发酵，并非因为他巧舌如簧地利用了人们对于经济特区的误解、偏见、“红眼病”，而是因为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成为当时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这次财税体制改革有两个要点：一是统一税制，二是增加中央权重。80年代以来，以放水养鱼、放权让利为目标的五花八门式的财税激励措施，要统一到全国一盘棋的“分税制”上来。难怪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会成为胡鞍钢攻击的头号目标。尽管后来的浦东开发优惠政策继续，今天的各个自贸区优惠政策继续，那又怎么样呢，谁来较这个真？
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也是深圳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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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深圳，你被谁抛弃？
“特区特不特”的争论虽然被人为制止，后续影响却不可小觑。这就像落了根的风湿病痛，每遇潮冷天气，便要发作一番。
1997年，香港回归，深圳经济特区特下去的一大理由——照应香港回归——似乎已经不是理由了。那么，香港回归之后的深圳何去何从？你对深圳的未来是看好还是看衰？你之于深圳，是到来还是离去？坊间所谓“深圳主义者”的自觉，深圳人对于深圳城市命运的理性思考，实始于此时。1997年6月来到深圳的金心异，后来写了篇网络长文《深圳，你是到来还是离去？》，并与网络名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各持“乐观”、“悲观”姿态，互为“黑白脸”，长期争辩。同样于1997年来到深圳的老亨，也是基于对“深圳问题”的执着，创办“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因特虎网站，专议深圳人、深圳事，并由此酝酿提出“深商说”。“深圳主义”，一时洛阳纸贵。
似乎就在深圳繁华渐褪之际，上海浦东却正光鲜登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深沉的思考，也引发了狂风暴雨般的论争。
2001年，《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正宇发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经济之都”？》的报道，瞬间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较变成了一场城市论争的狂风暴雨。文章直指：“珠江虎”不敌“长江龙”，中国经济重心正在北移上海、北京。北上广深的城市竞争再也摁不住、藏不住，由此公开化、白热化了。
日，28岁的呙中校以“我为伊狂”为网名，分别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上贴出了长达1.8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这篇文章恰如一枚深水炸弹，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不仅从网上波及到民间，也引起了政府官员的热议及主政官员的公开回应。
文章作者从民间视角出发，通过资讯的收集与分析，发出了深圳面临衰落的“盛世危言”，把一个人人有所觉察、但大家都不便言明的“潜话题”推向了前台。
2003年初，《南方都市报》在半个月里连续推出《深圳，你被抛弃了吗？》大型策划报道，在深圳乃至广东、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新浪、搜狐、深圳热线等网站，凤凰卫视等媒体纷纷跟进，深圳的命运和未来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通过南方都市报的牵线，与“我为伊狂”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平等对话。其后，国务院调研组再次约见“我为伊狂”，认真听取真正来自民间的意见与呼声。
“抛弃论”的背景和理据是：
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各路人才争相涌入的热土，导致中西部省市一度有“孔雀东南飞”之怨。
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这听起来好像是深圳企业北上扩张，但据业内人士称，平安保险的核心业务部门已基本迁往上海，包括不久前迁出的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日，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也拟把总部迁往上海。
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论证之中。另外，中信证券总部拟回迁北京，才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把采购总部由深圳北迁到上海。
同时各路人才也随潮流而动，把目光投向长三角地区。一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明，上海与北京是大学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就业目标，北京以27.67%居第二位，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这场关于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之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抛文》开篇之后就直问“深、沪之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譬如金融业，主板市场归并到上海交易所，深圳失去了新股发行权，允诺给深圳的创业板却迟迟不能推出。黄金交易所在上海开业，深圳期货交易所却被撤并。
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抛弃论”是对“特区不特论”的民间回应。有点悲情，有点愤懑，有点黑色幽默，有点正话反说，却绝没有破罐破摔，而是饱蘸“深圳主义”的激情与热爱。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深圳人不曾遇见过的。深圳话语权不再被垄断，网络化、民间化的深圳话语，有自己的句式，有自己的验证方式，也有自己影响城市、商业和社会的独特模式。
“抛弃论”也像“魔咒”一样，时时拷问着各色人等，得到各色不同的回答，若干年来，不曾断绝。“抛弃论”来自民间，迄今为止得到的最好的回应，也来自民间。
日，金心异以近5万字的篇幅撰写了更长的网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承认：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这个崛起过程中最大推动力主要是：中央政府及民间对上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形象的极力塑造，台湾IT产业对上海的热捧，以及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但是不幸的是，与“上海运动”同步进行的，还有一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这对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及国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文章以条分缕析、剥丝抽茧的手法，剖析了上海运动的“造神”之虚以及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夸张之缪，并且援引保罗·克鲁格曼的“信心说”，告诫深圳人不可在上海宣传造势的喧嚣中迷失自己、失去自信。保罗·克鲁格曼在《预期消褪的年代》一书说过，经济增长很多时候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如果人们都预期经济会景气，那么大家都会增加消费和投资，结果经济就真的景气起来了；如果大家都预期经济会衰退，那么就都减少消费和投资，那么经济衰退就真的来了。
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对发展最为关键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这种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就渐渐消磨，最后这个城市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文章更以详实的资讯、意见和建议，透析珠三角整合之不足、整合之必要、整合之可能、整合之策略、整合之路径、整合之愿景蓝图与操作手法及步骤，至细至详，大展民间智库的魅力。文章建议以“穗港走廊”的概念来取代“香港中心论”或“广州中心论”，消弥珠三角的龙头之争。此中智慧，时任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的阎晓培就高度认可。阎晓培后来调任深圳市副市长，发展金心异加入了她所在的致公党。由福田区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到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的参政议政经历，见证了民间话语、民间智慧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影响，是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呙中校的“抛弃论”言官方难言之隐，申民间不屈之义，引来国务院调研组专题调研，是亦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
如此这般的城市，谁得而抛弃之？
六问：岭南，可堪承受商业文明之重？
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企业总部的可能外迁是“抛弃论”的重要表征，以至于后来每每指陈“抛弃论”不成立，都以这些企业总部依然安守深圳作为反证，却无人深究：是企业外迁引发了“抛弃论”，还是“抛弃论”阻遏了企业外迁？
但是历史上“粤企迁沪”确是不争事实。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商业力量的崛起，滨海之地先近商，广东开始由农业文明的边缘转而成为商业文明的高地。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这是粤商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商业龙头老大的角色。然而，这把老大交椅还没坐热，就被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的上海夺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商业中心。
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实是：上海商人的始祖，主要的不是宁波帮，也不是江苏帮，而是广东帮。近代粤商后来大多成了沪商。活跃在近代上海的广东人不可胜数，仅广东香山小县，就有孙中山、容闳、唐绍仪等名流，徐钰亭、徐宝亭、徐润、唐廷枢、唐廷植、唐瑞芝、唐国泰、莫仕扬、郑翼之、徐渭南等买办，郭乐、郭标、郭泉、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等百货业巨头，方举赞、马玉山、郑伯昭等实业界巨子，还有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艺术家郑君里，音乐家萧友梅，电影明星阮玲玉，武术明星卢炜昌、陈公哲……，可谓猗欤盛哉!
反观广东，第一个剿丝厂、第一个织布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信局、第一个银行、第一条铁路……，无数近代商业的第一都是因为粤商的参与，但是当上海后来居上的时候，广州却在一场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第一批出洋打工经商的人、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第一批为创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的人……，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作为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国，但是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在商业文化和商业制度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广州商人一千年也未曾达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似乎在经历另一次轮回。改革开放自广东始，自深圳始，成千上万的人们南下广东，投奔深圳，他们在早期的改革开放中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打造出平安、招商、中兴、华为这样的深圳名企，现在却有可能因为浦东开发而北迁上海！正是因为“抛弃论”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这种可能，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也促使人们深思：现代商业文明女神的裙裾扫过广东之后，会不会又在上海飘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广州、深圳是否仅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岭南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中心的天赋条件？万千菁英，是该继续南渡，还是应该北归？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因特虎老亨开始系统研究“深商”问题，并于2006年出版第一本关于深商的专著——《深商的精神》。
在对中国商业历史和商帮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老亨注意到，曾在《史记》中写过《货殖列传》的司马迁，对楚越之地为何“不是经商处”，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致偷生，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灾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是蚕。”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