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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是宝顺洋行的孔莱。宝顺洋行是继怡和洋行之后在中国开设的“第二个私人的英国行号”。这两家最初设立于广州后移至香港的洋行，其创始人均为苏格兰人，同以贩卖鸦片发展壮大。人们也许没有忘记，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州禁烟时，缴获宝顺洋行鸦片之多，仅列于怡和之后。不过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宝顺与更强硬、更傲慢的怡和相比有程度上的差别。在鸦片战争之前，宝顺洋行除了走私鸦片等进出口贸易之外，其业务涉及航运、银行、保险等方面。1805年，它在广州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现代保险公司-谏当保险行。在孔莱代表宝顺洋行发起组织汇丰银行之时，这家洋行的势力已经深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各通商口岸，并且还是印度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中国代理。正是由于愿意参与共同组建专业银行的宝顺洋行有着领先于同侪的历史，所以坐上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位居临时委员会第二的琼记洋行，是地位和实力直追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另一美国洋行。这家于1856年将总行由广州移至香港的美国洋行，在19世纪60年代初，除了香港总行外，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汉口和澳门等地，均已设立分行。和宝顺一样，琼记洋行的经营范围极为广泛，在中国境内的航运业活动尤为活跃。琼记斥巨资购进船只航行于长江，其中“火箭号”轮船是第一艘打着美国旗帜上溯长江进入汉口的船只。1865年，它又联合一批英美洋行，成立了航行于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省港澳轮船公司。此外，它在香港的许多企业中都有投资。正是由于它有着如此雄厚的实力，汇丰银行作为一个向英国政府申请设立而在香港殖民地政府注册登记的英国银行，琼记洋行的老板阿尔伯特·赫德坐上了临时委员会第二把交椅。
　　汇丰银行的最早发起人苏石兰，虽然排在临时委员会第三位，但宝顺和琼记洋行并没有遮住他的光芒。苏石兰的名字与英国航业巨头-大英轮船公司密不可分，它曾被认为是所有悬挂英国国旗的轮船公司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当苏石兰于1852年来到中国时，他不过是这家轮船公司的普通一员，而在发起成立汇丰银行之时，他已是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20年后（1884年）更成为该公司主席。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两年，他联合怡和、德忌利士等洋行组成了后来雄霸华南地区和香港造船工业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并担任主席一职。在香港，此时的他已经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汇丰银行成立过程中及其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苏石兰可谓劳苦功高。
　　此外的十多个成员，同样个个实力不凡、能量极大。如禅臣洋行，是德国在中国成立最早的洋行之一。1846年由西姆森创设于广州的禅臣洋行，1858年又在香港设立机构。西姆森返回汉堡后，尼逊出任禅臣洋行经理。在他的领导下，禅臣的业务迅速发展，在福州、汉口相继设立分行，在上海、香港、广州之间建立定期航线，积极参与中国的沿海转运贸易。而在香港的一些英国企业中，它也同样拥有其股份。有禅臣洋行的加入，汇丰与德国汉堡的市场也就多了一条联系的纽带。
　　又如临时委员会成员沙逊洋行的阿瑟·沙逊，是在印度孟买发家的沙逊洋行创始人大卫·沙逊（DavidSasson）之子。1844年由孟买进军中国的沙逊洋行，由于控制着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源头，在鸦片贸易中异军突起，并在日后一举击败怡和、宝顺等洋行而独占鳌头。19世纪60年代以后，其分支机构遍布广州、上海、宁波、汉口、烟台、福州、天津等地，在中国内地已经进行着多方面的活动，在香港地产、仓库、码头、保险等方面均有投资，只是这时它的主要活动中心依然在印度。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新沙逊洋行成立以后，中国成了它的主要舞台，并逐渐成为汇丰银行的一个主要台柱。
　　再如英国搬鸟洋行，它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曼谷等地均设有机构，为汇丰银行在南洋的支柱。其他如太平洋行、费礼查洋行、公易洋行等，在参加发起汇丰之时，除了在香港有着不凡的实力外，其在中国的经营机构同样已经遍布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
　　除14名发起人之外，汇丰银行刚成立时，从当时香港、上海的银行中挖来了大量优秀银行家，如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第一位经理克雷梭、第一位会计师格里哥，上海分行首任经理麦克莱恩。他们在加盟汇丰之前，分别是法兰西银行香港分行的前任经理，利生银行的卸任会计师和沪上最大银行-丽如银行的署理经理。
　　从以上名单中我们看到，有了这些实力超凡的发起人，也就意味着汇丰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成功根基。
　　不仅如此，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将总行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关照。　　与洋行之王的冲突
　　在汇丰银行的发起人中，参与者都是当时各国在香港拥有雄厚实力的洋行。但是，在这份名单中，人们没能见到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与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名字。它们与宝顺洋行一道，是当时香港最有实力的三大洋行。
　　汇丰筹办之初，在临时委员会名单里，其实是给怡和与旗昌保留了位置的。怡和直截了当地予以了回绝；旗昌虽然态度温和，但拒绝入股，不曾加入汇丰临时委员会。准备以全体领袖商人相号召的汇丰银行，实际上遭到了两家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领袖洋行的抵制。
　　由鸦片商人渣甸（）和马地臣（）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怡和洋行，其前身可推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立的柯克斯·里德行号。香港开埠后，怡和将总部迁往香港。由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殖民地串联起来的中国东南沿海，是怡和鸦片趸船和飞剪船（快速帆船）驰骋的疆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怡和的主要生意经，正是通过巨额投资和大量收购印度鸦片，将之运往中国沿海销售，从而打造出了无比强大的鸦片帝国，成为当时外商在中国最大的洋行，被称为“洋行之王”。
　　怡和与宝顺一直恩怨不断。19世纪30年代初，这两大洋行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时，适逢加尔各答商行纷纷倒闭，怡和洋行运送鸦片的飞剪船将此消息带到广州，渣甸本人在佯装若无其事的同时暗自部署，因此怡和损失有限，但他向宝顺封锁消息，致使宝顺洋行损失惨重，双方从此结下恩怨。直至宝顺在1867年濒临倒闭而向怡和求援时，怡和依然见死未救。
　　同样，旗昌和琼记洋行在中国的航运业务方面竞争激烈。有历史学家认为，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旗昌洋行与琼记洋行，都是互不相容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怡和宝顺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所以，有宝顺参加，怡和自然不愿加入。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行商人在中国以交叉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企业内部的资本关系，已经相当普遍。轮船码头、船舶修造、保险等领域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外国大型企业，大多由多家洋行联合出资创办。如旗昌轮船公司，除主办者旗昌洋行外，还包括上海著名的15家美、英及欧洲大陆洋行。由苏石兰担任主席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其主要创办人也包括与船运业关系密切的怡和及大英、德忌利士两家轮船公司。
　　怡和与宝顺此时也并非没有一致的行动。像1863年上海至苏州的铁路计划，参加者就有宝顺、怡和等26家洋行；1865年广州至佛山的铁路计划，同样有怡和与宝顺等17家洋行参与（以上两计划最后均未成功）。
　　其实，逐利的本性、获利的多少、利益的得失，才是怡和与旗昌决定加入与否的关键。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怡和、旗昌等大洋行兼营。战后，一批在伦敦注册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银行，虽然先后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蚀着这些洋行的业务领域，但国际汇兑业务仍然把持在有实力的怡和、旗昌和宝顺等大洋行手中。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洋行的把持，英国在华银行的汇兑业务并不曾顺利地开展起来。那时，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最有实力的丽如银行，其全部外汇生意还抵不上旗昌洋行的一个外汇柜台。怡和的实力则比旗昌更为强大。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怡和就以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现金开展汇兑和贷款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的银行部门实际上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包括一般的商业汇款，连英国政府的汇款也由它经手。各国领事汇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还在用它的汇票，其他洋行和为数不多的外资银行没有一个能够与怡和分庭抗礼。
　　为了保持与中国商界和政府的密切关系，怡和洋行还曾积极贷款给中国的钱庄和地方政府。当时，据称怡和与上海70多家钱庄保持着密切联系。1863年，怡和创办“怡和钱庄”，向中国富商放款，在上海滩声名显赫。老牌的怡和洋行正是不愿放弃利润优厚的国际汇兑和贷款业务，才拒绝入股汇丰。不论是旗昌还是怡和，都不会主动放弃它们的银行业务。金融服务的大头，由大洋行转到专业银行经营，尚需经过一番博弈。
　　这些大洋行与专业银行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在汇丰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更加暴露无遗。汇丰要正式成立，必须由香港总督颁布特许令，在香港完成立法，同时获得英国政府批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第一次有正式记录的会议，是在日，汇丰正式营业的时间是日。取得英国政府的营业执照，则到了日。尽管汇丰银行营业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营业执照却迟至一年多才拿到手。
　　出现这样的拖延，交通条件的限制是一个原因-当时轮船从伦敦驶抵香港至少需要50天，但汇丰的传记作家柯立斯认为怡和洋行从中阻挠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个营业执照的第四条规定：汇丰银行除了在中国以外，还有权在伦敦、印度、新加坡、日本等地设立分行，经营承兑、存款和汇付的业务。数家在华外资银行的侵入，虽然使怡和等大型洋行对银行业务的掌控有所削弱，不过这些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伦敦或印度，真正的威胁并不大。汇丰银行总行设于香港，对怡和获利丰厚的汇兑业务，自然是个大威胁。
　　因此，怡和拒绝接受配股，并使出浑身解数，在香港、伦敦两地同时展开一系列阻挠活动，特别是针对汇丰经营汇兑权力的漫无限制。但是，怡和的反对使汇丰银行获颁营业执照时间拖后，却并没能阻止其获得执照。汇丰说服英国财政部同意其根据专项汇理银行条例注册成立，在香港设立总部，并享有发钞和接受政府存款的权利。
　　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旗昌洋行在汇丰取得执照当年的12月加入，它的老板福士（H.Forbes）随之加入汇丰董事会。怡和则迟至1877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主意，与汇丰展开了合作。　　1886：环球金融大恐慌
　　汇丰银行是乘着金融热潮的风帆，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开始营业的，然而随即它就受到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严峻考验。
　　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的五六年间，英国金融业迅速膨胀，香港和上海同样出现了一个昙花一现的银行创设高潮。
　　在英国本土，年间，包括银行、贴现公司、金融信托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的数目和资本直线上升；英国殖民地银行也急速膨胀，年的四年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这几年新设的英资银行，同样如雨后春笋。首先是1861年汇川银行进入香港、上海，接踵而来的是1864年利华、利生和利升三家银行的开张。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在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印度的棉业出现了一个投机的热潮。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棉输出受阻，使一向惯用美棉的英国棉纺织业转而趋向印度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一时成为英国大小资本家投机的对象。而在棉花价格由每磅两便士猛升到七便士的1865年，上海商人对棉花也同样趋之若鹜。据史料记载，这一年仅从上海载运棉花到英国去的船只，就多达250艘。
　　棉业投机带动着金融投机。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在上海成立的英资银行，正是这样的一批银行，它们打着一两百万英镑资本的招牌，金库中却空空荡荡。像利华银行名义上虽有200万英镑的开办资本，但实际上却是由另一家投机公司的股票升水构成；利生银行名义上的资本同样是200万英镑，但实收资本只有17万英镑，连额定的1/10都不曾达到。
　　以上是国际背景。就中国本身而言，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第一大通商口岸城市，其他更多商埠的对外开放，与上海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而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苏松一带地主豪富纷纷涌向上海，银元大量流入，房地产价格飞涨。无节制的孟买棉业热潮的影响，加上上海等对外商埠的金融升温，所有这些，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投机的环境。
　　当1864年上海进入金融投机活动高潮时，几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不从事汇兑投机业务，上海金融市场“没有一夜得以安宁”。汇率波动异常剧烈，利率同样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之上，从来不曾低过12%，经常是18%、24%乃至36%。
　　银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银行股票大幅升水，股价节节上扬。新成立的银行自不待言，如利华银行刚一开办，一张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高达25英镑，升水150%。老银行的股票同样备受追捧，如有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5英镑，最高市价达70英镑，升水近200%。麦加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0英镑，最高市价达46英镑5先令，升水也在一倍以上。其他像丽如银行的股票升水70%，汇隆银行的股票升水40%……
　　但是，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震撼欧洲的棉业危机开始了。
　　伦敦首当其冲遭受沉重打击。1866年4月，伦敦贴现公司和巴奈特银行先后倒闭。5月10日，“在英格兰金融界享有最佳声誉”的阿弗伦特·加奈公司宣告破产。随后，危机以料想不到的速度和猛烈程度继续肆虐。1866年一年之内，一连倒闭了17家银行。
　　伦敦的阴霾迅速笼罩了东方市场。在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孟买，包括孟买银行在内、资本共计1200万英镑的12家大小银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倒闭。
　　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被割占或开埠20多年以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在金融狂潮中成立的汇川、利华、利生和利升四家英资银行齐齐倒闭。此前进入上海的汇隆银行，也未经受住风暴的袭击而坍塌。一年前还在扩充资本的呵加剌银行同样负债累累，其上海分行在当年7月一度停闭。以前大幅升水的银行股票，此时无不掉头向下，就连景况最好的有利银行的股票，也由70英镑猛泻至33英镑，股价蒸发过半。
　　经过1866年的大浪淘沙，在香港和上海能够继续维持生存的，只剩下了5家银行-3家老牌英资银行：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1860年成立的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
　　汇丰是幸运的。因为其发起人实力雄厚，又有香港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没有出现重大的财务危机，因而新生的汇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的
　　考验。
　　然而，汇丰并非没有遭受打击，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汇丰银行重要的支柱之一宝顺洋行的坍塌，不仅在香港和上海商界产生巨大震撼，更给汇丰造成了巨大影响。　　主要发起人宝顺破产
　　旷日持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年）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64年）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长江对外轮的开放和内地对外商的开放，以及欧美与东方市场之间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历史性改变，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
　　作为汇丰银行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宝顺洋行，与其他在华大型西方企业一样，在这些年里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开始转型。它们对航运、保险、通商口岸设施以及银行业的关注，已经超过对进出口货物买卖本身的关切。因此，在鸦片贸易领域，怡和洋行在有着独特优势的沙逊洋行这一超强竞争对手出现后逐渐退出；宝顺洋行应对鸦片贸易衰退的影响，为了转型而购置了两艘大型昂贵货轮-“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用来航行刚开放的长江航线；旗昌洋行则在上海发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着力经营已经开放的长江流域的船运业务。
　　在旗昌轮船公司崛起之时，它在长江上的最主要对手，正是宝顺洋行。1864年，宝顺洋行的“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轮船首先打起运费价格战。虽然怡和洋行的“罗纳号”、“梅兰吉尔号”等轮船于1866年也加入竞争行列，但旗昌视宝顺洋行的两艘轮船为眼中钉，认为其“足以形成核心力量对付旗昌轮船公司”。
　　不过，旗昌很快就放下心来，因为接下来的一场厄运把宝顺洋行的雄心彻底摧毁。事实上，贸易的萧条在1865年便已在宝顺洋行身上显现。这年年初，宝顺发现它的中英贸易和易货业务正在迅速下跌。对此，宝顺虽然也在思考自身的出路，但与旗昌竞争的决心并未消减。它想到的最佳出路是与其他同行合作，将船只进行联营。在1865年11月的往后几个月中，宝顺洋行就这一计划与琼记洋行协商，琼记的“江龙号”是航行于长江上的最好船只之一。如果在“飞似海马号”、“气拉度号”和“江龙号”之外，再加上一艘轮船便可组成一条完整的四轮航线，然后另筹款项，在航运业界的顾虑有所缓和、财力变得充裕、投资又有了吸引力之时，将整个船队合并为一，组成新的航运公司。
　　然而，宝顺和琼记洋行想在华商和英商中招股组成一个新航运公司的计划并未成功。由于贸易的不景气，宝顺洋行本身并不打算、也无能力为这一计划投入更多资金，而琼记洋行也同样捉襟见肘。
　　就在宝顺洋行和琼记洋行在资金上陷入困境的时候，航运业方面不但没有给宝顺带来利润，反而压住了一笔庞大的资金。与此同时，它在房地产上的投资也出现了巨额亏损。在印度孟买和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时，宝顺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为了在既受英国人欢迎又能显示实力的赛马活动中争强斗胜，生活豪奢的宝顺洋行大班约翰·颠地，不惜以万元巨款购买良驹，以期从怡和洋行合伙人罗伯特·渣甸手中赢回输掉了的“香港杯”。此外，颠地勾引怡和洋行另一合伙人大卫·渣甸的情妇，更使得这两大洋行关系差到极点。①
　　当1866年金融大恐慌发生、伦敦的奥弗伦·格尼银行破产时，大受连累的宝顺洋行一下子到了生死关口。当琼记洋行代宝顺向实力雄厚的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1867年，有着悠久历史的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当时琼记洋行同样摇摇欲坠，在苦撑数年后也于1875年倒闭。怡和则在顺利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
　　宝顺洋行的破产，对羽翼尚未丰满的汇丰而言，不啻为一场“地震”。而怡和在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的现实，也迫使汇丰新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去考虑汇丰与怡和的关系。　　与老牌银行较量
　　汇丰银行一经诞生，就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洗礼。然而，正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汇丰传记《晚清帝国时期的汇丰银行》中所称：在孟买的金融崩溃和英国阿弗伦特·加奈公司的危机之后，汇丰像凤凰一般，从旧银行和泡沫公司的废墟中升起。
　　一旦汇丰的执照问题获得解决，一旦汇丰度过金融恐慌时期，汇丰立即主动出击，开始在同行之间展开搏击。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金融风潮的席卷下，多家在华外资银行未能经受住金融风暴的袭击而倒闭。饱受投机风潮影响而幸存下来的几家银行，为了摆脱困境，对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交易，开始采取稳健而审慎的经营方针。
　　当时在华最具实力的银行，是最先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42年成立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BankofWesternIndia），1845年总部迁往伦敦时，更名为OrientalBank。名称由“西印度”改为“东方”，显示其业务范围和经营重心已超出印度而扩大至远东，特别是中国。同年，丽如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支机构。两年后又在上海成立代理处，四年后改设分行。1851年，英国政府颁发皇家特许状，丽如银行成为“特许银行”。
　　五六十年代的丽如业务发展颇快，它当时在远东的地位，正如报纸载文所说：“差不多像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
　　1866年6月，在银行业龙头老大-丽如银行的倡议下，包括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在内的几家银行，达成协议把过去一贯习用的6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4个月。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原因是轮船的改进使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航程大为缩短，继续使用6个月到期的汇票，有可能使承兑汇票的商号利用货款到手而汇票尚未到期的空隙时间，以到手的货款进行其他商业活动。用缩短汇票付款期限的办法，银行就可以指望商人在货物尚未脱手时，根据货物所开具的汇票即已到期，因而货款的偿付必须依靠本次交易以外的资金。因此，只有资金比较雄厚的商号才能进行这种交易，而银行和它们打交道，承担损失的风险也就小得多。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遭到了汇丰银行的抵制。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的汇票时，在雄厚实力的大股东的支持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不仅如此，汇丰还进一步利用其他银行只做4个月期票的机会，一方面从急需脱手6个月期票的商人那里，以低价购进；一方面高价抛出大量4个月到期的本行汇票，卖给竞争对手-丽如等银行。一买一卖之间，赚取了大量利润。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汇丰的这一招虽然被其竞争对手认为是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但却赢得了行外业界的赞许。汇丰表示：他们返还旧例，以事实证明了汇丰不参加联合行动所持的理由，因为它们的行动损害了贸易方面的共同利益。
　　在这场“期票战”中，新起的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而在汇兑、存款、印钞、放贷等业务方面，汇丰也同样在加速运转，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汇兑·存款·印钞·放贷
　　汇兑业务是这个时期所有在华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汇丰也不例外。在它早期发行的钞票上，便称“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包括汇付、贴现和承兑在内的汇兑业务，头十年中汇丰银行均在迅速增长。从1865年成立时的1442.9万元开始，逐年上升，至1872年达到7450.7万元。1874年是汇丰前十年中的一个低潮年，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停滞，汇丰的汇兑业务也萎缩至
　　4941.6万元。度过艰难时日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回升，汇丰的汇兑业务也迅速上升。而汇丰在中国外汇市场中的地位日渐上升，这正是汇丰在第一个十年中实力增强的指标性证明之一。
　　汇丰银行早在成立的计划书中即强调：在金融业务上，汇丰银行要突破其他外国在华银行所局限的汇兑活动，以贸易对金融的全部需要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在范围上，这种贸易包括香港及其周围的中国和日本各港口。发起书明显表明以囊括中国的贸易金融作为追求目标。因此，它的分行也紧紧围绕着中国的各开放口岸及与中国贸易密切关联的地方。在头十年里，汇丰的金融网络已初步成形，并显示了自身的特点（见表1-2）。
　　表1-2？汇丰年所设分行及办事处一览
　　设立时间（年）分行所在地办事处所在地备注
　　1865香港
　　1865上海
　　（续）
　　设立时间（年）分行所在地办事处所在地备注
　　1865英国伦敦特别办事处
　　1865美国旧金山1875年改设分行
　　1866日本横滨同年改设分行
　　1866福州1868年改设分行
　　1866汉口1868年改设分行
　　1866宁波
　　1869日本神户
　　1869印度加尔各答
　　1869印度孟买
　　1870越南西贡
　　1872日本大阪
　　1873厦门
　　1875菲律宾马尼拉　　19世纪60年代之前，香港和中国内地为数不多的几家外资银行，并没有积极开展存款业务。汇丰成立后，一改过去外资银行只重国际汇兑而忽视存款的风气，上上下下将“抓存款”作为“首务之急”。不仅从多方面吸收存款，而且大小不拘-大宗款项固然欢迎，小额存款也不嫌弃。因此，汇丰开业后，吸收存款数额不断增加。即使在经营萧条的1874年，汇丰的资产总额显著下降，银行存款同样继续上升（见表1-3）。
　　表1-3？汇丰头十年（）存款及总资产情况一览
　　年份存款额（千元）资产总额（千元）存款占资产比（%）
　　725
　　627
　　924
　　028
　　（续）
　　年份存款额（千元）资产总额（千元）存款占资产比（%）
　　922
　　325
　　0427
　　7326
　　7431
　　0941
　　在香港，印钞票虽然是一些英资银行重要的特许“营业”项目，丽如银行早在1848年秋即已在香港发行小量钞币，但是整个19世纪50年代，丽如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并不热衷于发钞业务。直到19世纪60年代，银行发行钞票的活动才开始变得积极起来。1862年12月，总行设在伦敦、已在香港开业多年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获得发行香港钞票的权力。汇丰银行开业后，在发行钞票方面积极进取，开业不久即着手发行钞票。1868年，更准备接办香港殖民政府经营的铸币厂，使汇丰的钞票发行权由纸币扩大到硬币。只是由于条件没有谈妥，计划最后未能实现。
　　进入7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享受香港殖民政府的优待和庇护，发钞权进一步扩大。1872年，香港殖民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据史料记载，在汇丰发行小额钞票的第二年（1873年），在一次从澳门到广州的轮渡上，三百多名旅客几乎全部都是使用汇丰发行的1元钞票交付轮渡费。
　　1874年3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刊登这一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麦加利、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发行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有30年钞票发行历史的丽如银行，其钞票发行量反而不及汇丰银行的1/4。
　　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汇丰银行掌握了巨额流动资金，从而在办理商业抵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等业务之外，还有能力办理对清政府出于军事、政治需要的贷款。
　　汇丰银行对清政府提供的第一笔大额贷款，是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原本这宗借款为丽如银行和汇丰银行所共同承借，但总行在伦敦的丽如银行坚持债券在伦敦发行，而这是清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总行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则并不坚持债券必须在伦敦发行，结果这笔大宗借款由汇丰独家承担。
　　这笔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所借针对台湾等处海防的款项，借银200万两，年息8厘，期限10年，以各关洋税作担保。借款第一次以英镑为计算单位，在借取时按汇兑时价，将英镑折算成银两，归还贷款时仍按英镑汇率折算银两。这样，汇丰银行既可坐收利息，又可将当时由于银价不断下跌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借款者承担。其次，这笔借款以各关洋税作担保，必须有英国人赫德把持的税务司印押方能兑银，从而开启了举借洋债必须有税务司出面的时代，改变了过去只要清朝海关监督出具印票的先例，亦使得税务司能够借口关税担保，掌握中国债款特权。
　　1873年11月，汇丰以6万两银子的价格，买下位于外滩海关南面的华记洋行花园，并于第二年花巨资建造了汇丰在上海的第一栋办公楼。当时的媒体报道称，楼高三层的汇丰大楼，规模和豪华程度均超过了当时“甲于上海”的丽如银行大楼。
　　出道十年，汇丰银行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在香港，汇丰银行已经成为最大的发钞银行、政府的出纳银行、同行的结业银行。在中国内地和日本，汇丰发展也相当迅速，成立仅十年已成为东亚地区赫赫有名的银行。　　制胜之道：“国际化”与“本地化”
　　为什么汇丰能快速地增强自身的实力？为什么与其同时成立的银行纷纷倒闭，而汇丰却能作为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为什么它在短期内就能建立起一个极有特点的金融网络？除了外国资本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诸多特权外，走“国际化”与“本地化”相结合的道路，以香港为总部成立本地银行，同时以上海作为经营中国的中心，正是汇丰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从初创时期的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成员构成中可以看到：汇丰银行的后台老板，几乎没有一家不在中国有过长期活动的历史，没有一家不在中国进行过多方面的活动。而临时委员会广泛的国际性，使汇丰在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经营的过程中，与对华贸易密切的美国、欧洲大陆及东南亚、印度的关系也变得密切。
　　汇丰银行的董事构成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在股额的分配方面，也同样具有国际化与本地化的特性。汇丰银行的发起计划书中规定：“香港和上海两地的股数相等，同时还将保留若干股额给予中国和日本的其他口岸以及居住在其他地区而与中国贸易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
　　总行设在香港的汇丰，不但与当时香港和上海的主要大洋行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而且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还在成立之初，汇丰即以“设立一个在中国多数城市都有分行的、本殖民地自己的银行”为己任。汇丰银行的发起计划书宣称：“目前在中国的银行，都只是一些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的分行，它们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经营这些国家与中国间的外汇业务，对于已经发展得范围广、种类多的香港本地贸易就难以应付了。汇丰银行将补救这个不足，它同这块殖民地的关系，事实上将如印度三大管区（指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银行或澳洲的银行在各该地区所承担任务一样。”
　　因此，汇丰银行成立之初，即在各方面得到了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照和偏护。汇丰银行在注册的过程中，香港总督出力甚多。而汇丰银行发钞权的扩大，同样是香港殖民政府给予了“通融”。事实上，早在筹办银行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汇丰银行的发起人即已表示：银行的任务之一，就是在通货改革和公共事务的财政支出方面协助香港政府。
　　在经营方面，总行在香港对汇丰银行资金的有效运用，无疑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商业抵押放款和商业票据的贴放，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银行资金的最大出路。对于总行远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而言，这一项最赚钱的生意经常不能有效进行，因为商业贴放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激烈。和总行远隔重洋的香港或中国内地分行，在电信设施没有建立以前，遇事遵从总行的指示，难得的市场有利时机极易转瞬即逝。以下场景在这些银行中就常常出现：当分行经理根据自己的判断，市场上出现了必须放宽贴放条件的有利时机，等到向总行请示并得到同意执行时，时机早已随风而逝。不能充分有效运用银行资金，正是这些银行最大的烦恼。1870年，丽如银行的一个大股东曾抱怨道：“我们手头保有大量可供营运的资金，它虽然可以更好地使用，但实际上却成为不生产的东西。”他耿耿于怀地指出，银行资金“躺在金库里睡觉”的现象必须消失。
　　汇丰银行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总行接近市场，不但不会束缚住分行的手脚，而且总行管理层和分行经理的眼睛同时注视着中国市场的变化，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适应市场变化的措施。资金用不着闲置在总行的保险柜里，可以百分之百地得到有效运用。
　　贴近市场，捕捉并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是第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现代银行-汇丰银行战胜对手的制胜之道。　　惨淡年景：两任总经理的下台
　　在汇丰创立的头十年里，有成功，也有失败。头十年中的汇丰两任总经理便均以辞职而下台。
　　汇丰香港分行的首任经理是克雷梭。这个与法国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瑞士人已经来到东方多年，精力充沛且大胆能干。1864年，当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投票选举产生汇丰银行经理时，虽然克雷梭不是英国人，但却获得了七成的赞成票当选为这家以英国资本为主的银行的经理，其中临时委员会中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当时东方最杰出的银行汇兑专家。多年以后，汇丰银行历史上最伟大的银行家托马斯·杰克逊（ThomasJackson），在提起汇丰早期的一些事时说道：“克雷梭先生非常聪明，精力充沛，要找一个比他更能干的人来开创这种冒险性的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充满热情，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作。”
　　汇丰成立之初，历经数次令人胆战心惊的起伏和波动。其中主要发起人宝顺洋行倒闭，汇丰遭受到第一次大的困难。英国金融风潮的蔓延则使经营环境变得恶劣。但是，在别的银行惨淡经营时，汇丰自1865年成立以后却连续四年获利，不仅顶住了一场场金融风潮的袭击，而且它的股票市价一直能维持面值，并且在1869年首次出现升水。
　　然而，在1869年与1870年之交，欧洲大陆爆发普法战争，中国生丝、茶叶外销受阻。中国国内则是华北数省连续遭遇洪涝旱灾，进口洋货的需求锐减，中国对外贸易一度出现停滞，普遍影响到银行业务的顺利开展。而对汇丰来说，要命的是它对一些工业企业过分集中放贷形成巨大风险，以及总经理克雷梭本人卷入了其他的旋涡之中。
　　克雷梭无疑是一个好的银行组织者，同时他精通汇兑业务，但是相对于苏格兰人来说，他的纪律约束力显然不够。有历史学家说他在外面的一些投资项目，更多时候像是个风险投资家的风格，而不像是一个严谨的银行家所为。
　　汇丰银行的业务，除了表现在贸易方面的金融周转之外，还表现在它对工业、交通和政府公债等的投资和投机活动方面。汇丰成立后不久，即已参与企业的投资活动。它对设在香港的炼糖厂和由香港转到暹罗（泰国）的安南制糖公司，以及香港码头仓库公司等均有投资。
　　然而，汇丰为码头仓库公司提供资金是一大败笔，因为汇丰一再为其提供贷款的这家公司，最后无力偿还所借之款。而对安南制糖公司和香港的制糖厂提供资金，也给汇丰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总经理克雷梭本人更被卷入这些放款事宜之中。此外，克雷梭还被牵涉进一个欧洲的电报项目之中。最后，汇丰银行董事会于1870年勒令克雷梭离开汇丰。
　　随即，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麦克莱恩被提名为汇丰总经理。但麦克莱恩认为自己来到东方已经多年，他希望能赚够50000英镑后便结婚，同时香港的酷热夏天也让他难以适应，因此麦克莱恩未就职。
　　日，年仅33岁的格雷格继任，从而成为汇丰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
　　1871年至1872年，汇丰银行继续获利，500万港元的额定资本，在1872年已经缴足。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电报的应用，以及贸易方式的变革，一度使得贸易过度膨胀，中国向英国出口的红茶锐减，上海的生丝价格更是急剧下挫。1873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危机的糟糕年份。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在1873年的报告中称：“任何从事对华贸易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还没有遇到过像最近12个月内在中国和英国这样的不景气。整个市场陷入停滞，像战争一样给对外贸易带来灾难，甚至比灾难还要厉害一些。”不幸的是，这样的不景气一直持续了整个1874年。
　　1874年，汇丰面临着它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低潮。这一年，汇丰的股票市价，由80%的升水一直倾泻至面值以下，并于8月间出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30%的贴水。年终不但没有分红，而且历年积存的100万元准备金也被吃掉。
　　汇丰银行的经营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各种投机。在萧条亏损的1874年，这种投机的后果开始显现。这一年8月19日股东大会上的董事报告中称：“在日本，由于日本银元便宜，汇丰年初收进了大批银元，期望在五、六月间抛出而捞上一大笔，但是日本政府发行大量纸币，使得汇丰梦想破灭。在上海，汇丰预期这一季度汇率行情看涨，但照样没有实现。结果，在汇付以高汇率收进的汇票时，亏损巨大。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在伦敦。伦敦分行的经理瓦切尔（W.H.Vacher）没有得到总行允许，背地里从事西班牙公债和南美铁路的投机买卖，致使汇丰银行损失惨重。”
　　克雷梭时代一些投资活动所留下的后遗症，这时进一步被放大。糖厂成为消耗汇丰银行资金的无底洞；码头仓库公司的倒闭，给汇丰的营业带来严重影响；只有福建台防借款给了汇丰莫大的机会，成为1874年汇丰处于困难时期的安慰。如果不是这一笔投资，“汇丰银行全年就捞不到一文利润”。
　　1875年，情况继续恶化。汇丰银行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琼记洋行宣告破产，汇丰的日子更加艰难，总经理格雷格不断受到埋怨。1875年11月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上写道：董事会在过去一段时期仔细研究了格雷格管理时期总行的损益计算表，并且充分意识到公众强烈地反对他继续留在银行职务上，一致认为格雷格应该辞职。记录显示：1870年至1875年期间在香港所得收益共计88.92万港元，同一时期总行的损失共计168.55万港元，即超过同期收益总额达79.63万港元。
　　1876年，汇丰银行的第二任总经理格雷格同样以辞职收场。
　　走过了成功与失败交织的风雨头十年，汇丰迎来了另一位年轻的领导人-36岁的杰克逊。1876年，杰克逊接替格雷格成为汇丰银行代理总经理，1877年正式成为总经理。
　　汇丰选择杰克逊做总舵手，也就选择了成功。是杰克逊20多年的不懈努力将汇丰打造成了一个坚固异常的金融王朝，杰克逊及其所领导的团队使汇丰长期雄踞中国，称霸东方。　　沉浮：战争与和平
　　这时（1942年），尽管蒋介石仍立足于重庆，但日本已席卷从菲律宾到缅甸的东南亚。汇丰银行眼看着它在远东的全部财产化为乌有。
　　-（英）毛里斯·柯立斯
　　到1952年4月，英国在华企业的大部分已经表达了要停止运营的意图。与他们竭尽全力扩展在华商贸活动的传统方式相反，英国资本现在正在尽各种努力从那个遥远而又不平静的土地上撤退。
　　-（以色列）谢艾伦
　　在汇丰的“大班”史上，没有谁比祁礼宾受到的耻辱更多。当他在1930年从海因斯手上接过汇丰的帅印时，虽然大英帝国的太阳已经偏西，但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事业依然如日中天，在香港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展现出勃勃生机。祁礼宾不仅在香港政经界能量极大，而且曾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然而，在他执掌汇丰逾十年后，1941年的汇丰，不仅中国内地的业务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持续而几乎全部停顿，香港及东南亚主要经营地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于日军之手，祁礼宾本人更是沦为阶下囚，随后与原先圈定的汇丰接班人相继含恨去世。
　　在汇丰的“大班”史上，也没有谁比摩尔斯更幸运又更失落。当汇丰一把手的位置已经指定于他人时，他却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将汇丰的帅印握在了手中。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汇丰终于重新恢复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业务。然而，摩尔斯也同样承受着汇丰的大起大落所带来的悲欢离合。当他将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在中国积极重建，以期重新构筑其东方金融帝国的大厦时，历史的风云再次变换。一个雄心勃勃的汇丰发展计划，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炮火中逐渐灰飞烟灭。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时，摩尔斯知道，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不仅此前享有的特权将不复存在，连自身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变得不可能了。1955年，当汇丰这个“被监押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角落里仅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营业机构时，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已经全部关闭。
　　1
　　汇丰新总部大楼横空出世
　　靠信用和信誉生存和发展的银行业，也许最需要一种能直接感受到的力量来树立起它的权威与信任。因此，坚固、显赫的银行大楼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体矗立于世界各地。在继帝王宫殿与陵寝、宗教教堂与庙宇之后，银行大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建筑物。无论行走在纽约、香港，还是漫步于伦敦、东京，银行大楼总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而醒目地闯入人们的视野。
　　1930年，祁礼宾接替海因斯出任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上任后，汇丰的盈利继续快速增长，金库保险箱里的银元越积越多。
　　汇丰的目标向来是不仅要做效益最出色的银行，也要建造最气派的大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建造的上海汇丰大楼，是当时上海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那高高耸立的圆穹是上海的天际线。而在香港总部，一幢更为壮观的总行大楼也逐渐在祁礼宾的脑海中浮现。
　　1886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总部大楼，经过约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已经略显陈旧。更重要的是，汇丰银行发展如此之快，当初设计的保险库，如今已经放不下存量越来越多用做储蓄的银币。此外，在1923年落成的上海新银行大楼的映衬下，不仅香港的总部大楼光辉顿失，而且的确已经显得有些寒酸了。
　　汇丰大楼旁边是获多利街和香港大会堂。要想不放弃皇后大道中1号那俯视维多利亚港的绝佳位置而在原地建造新大楼，就得有更多、更大的地盘。经过与香港政府的商讨与谈判，1933年汇丰成功获得获多利街和半个大会堂的土地。
　　接下来是盘点和搬运老汇丰大楼金库内的银元。银元是如此之多，盘点并重新包装的工作进行了几个月才告完成。
　　万事俱备。一座比上海分行大厦更为壮观的汇丰总部大楼开始动工。
　　就在1933年汇丰大楼开工建造之时，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而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企图占领中国的野心，也已经昭然若揭。
　　战争一旦爆发，对于许多人或者企业来说，他们的命运就会像琴弦或稻草般易折易断。然而，对于汇丰，中国发生的战争似乎每每是它发展的好时机。有英国参与的战争自不必说，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及其带来的影响，促使汇丰银行诞生；1900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后，接近天文数字的赔款为汇丰等外国银行高息借款给清政府提供了机会。而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汇丰同样贷给清政府大量高息借款，战后的巨额赔款也毫无例外地由汇丰等外资银行高息贷款提供。
　　同时，每次战乱的不安定现状与混乱局面，也都为信誉良好和财力雄厚的汇丰提供了更多存款和更多借款的机会。面对中国混乱的政局、不稳定的社会，上海租界及英殖民地香港常常充当“避难所”的角色。资金与巨富纷纷而来，汇丰这时往往又会成为统管财富的“金库”，充当安全的“保险箱”。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汇丰早已察觉。但汇丰对正在发生的战争以及将要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中国内地已有大量资金转移到上海和香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富商巨贾和熟练工人纷纷来到上海，转入租界生产；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资金和富豪，则陆续涌进香港，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1935年10月，一座比上海汇丰大厦更为壮观的总部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12层、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大楼，既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也是远东一带的最高建筑。与十多年前建成的汇丰上海大楼相比，香港总部大楼内部设有更为先进的辐射板式供热系统、中央空调和快速升降机。雄伟的外观加上内在的科技含量，汇丰借此得以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此外，新大楼建立了装有钢架的巨大白银库，以供存放日益增多的白银。不过，就在汇丰总部大楼落成的这一年，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告别“白银时代”，香港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这些银库的设计又显得有点不合时
　　宜了。　　告别“白银时代”
　　在汇丰新总部大楼从建造到正式启用期间，中国金融界正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影响深远的重大金融改革-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前者使长期存在的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现象消失，后者则使中国告别了实行已久的银本位制。
　　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并行流通，在中国有着一段不短的历史。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但给商家和百姓带来的却是诸多不便。银两和银元本身，在全国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为复杂。而这正是钱庄广泛存在的价值所在，因为兑换正是钱庄的拿手好戏。一个不无夸张的传言说：有个人怀里揣着一两银子，从某个大城市的银街一头开始，先把银子兑换成铜钱，再到下一个钱庄将铜钱兑换成银子，如此往复，等到他走到这条街的另一头，他就会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早在袁世凯时期，社会上就曾多次出现废两改元-废除银两、改为银元的呼声。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的七钱二分，并在币制局总裁梁启超的主持下，制定了通行银元的标准，铸造发行壹圆银元（俗称“袁大头”，上面铸有袁世凯头像）通行全国。以后的北洋政府也曾打算实行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无奈军阀混战不休、市场混乱不已，加上社会上意见不一，因而并不曾落实到行动上。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系列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当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其业务方针为“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整金融，以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中央银行成立的当月，原由总税务司委托汇丰银行保管的关税收入移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3月10日先在上海推行，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同时规定银两、银元间的兑换率。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由于银两的关系，钱庄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废两改元的实行，无异于敲响了钱庄的丧钟。而当国民政府要进行这项改革时，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等也坚决反对，原因是这些外资银行白银持有量大、银两持有多，白银输出的权力又多半掌握在它们手中，一旦改革将失去货币的供给，并削弱其控制钱庄的能力，同时削弱其对国际汇兑业务的控制。
　　废两改元后，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银本位制。中国不是大的产银国，却是大的用银国。白银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供求影响，常常随市场波动而涨落，而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以银元为货币，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造成银价的巨大波动。
　　在金本位时代，白银成为世界市场的普通商品。全球白银产量增加和白银使用率降低，使银价下跌成为一种趋势。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原来的用银国印度、越南实行金本位，日本实行金解禁，对黄金需求大增，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成为全球白银使用大国，因而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黄金则大量流出国境，一度出现金贵银贱风潮。
　　不过，从1933年开始，美国政府颁布《银购入法》和《白银购买法案》，大量进口白银，随即纽约和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扬。于是，大量白银又开始急速流出中国，从而出现延续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
　　外资银行是运送中国白银出口的主力军。仅日当天，汇丰银行便交由英国邮船“拉普伦号”从上海运走白银1150万元。史料记载，上海的外资银行1934年1月共存银2.75亿元，到年底仅存银5400万元。不仅如此，更多的白银以走私的方式流出境外。白银大量快速外流，对中国极为不利，通货紧缩日甚一日。银根趋紧，银价上涨，物价下跌，国民经济受到巨大威胁，白银风潮随时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1934年9月，南京政府就美国大肆收购白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提出严正抗议，但美国未予理会。南京政府随后采取加征白银出口平衡税措施，使外售白银者获利微薄，以遏制白银外流。然而，美国银价的继续提升，大规模白银走私出口的洪流依然存在，并未能稳住国内银价。
　　这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曾与汇丰银行有过密切接触。其中，1934年12月，宋子文曾试图通过汇丰银行从英国得到一笔2000万英镑的借款，以偿还内债及政府到期外债和稳定币值。虽然祁礼宾认为宋子文的提议值得认真考虑，但巨额贷款并没有实现。倒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在外汇操作上帮了国民政府的忙。为此，蒋介石曾颁发给祁礼宾和亨奇曼勋章和金表予以表彰。亨奇曼后来写道：“我倒以为，如果我们不予以支持，那就可能发生崩溃，就会使我们损失一笔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
　　为防止白银大量外流引发金融危机，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切断白银与外国的联系，着手实施以“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并保持物价水平平稳，促进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币制改革。1935年春夏间，币制改革方案的基本框架确定，国民政府并希望英、美对币制改革施以援手。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下，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支持态度。英国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Leith-Ross）来华积极推进了币制改革的设计工作。
　　日，币制改革令以财政部“法币政策实施报告”的形式公布。自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国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法定货币），今后流通使用的货币仅限于法币；逐渐收回除法币以外的其他纸币；设置法币准备金管理委员会；各种银币和现银有义务兑换成法币；以往使用银元单位的契约文件折算为法币；为维持法币与外币汇率的现状，对外币实行无限制买卖。
　　法币改革政策宣布后，英、美、日等国政府作出了不同反应。英国在华拥有最多投资和最大商业利益，币制改革一宣布，英国驻华公使即要求在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从这一法令，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将库存现金及白银，交予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美国实施的白银政策正在加大对中国的影响，美国驻华大使声称公使无权命令其在华私人企业及银行遵守中国法令，但同时暗使花旗、大通银行及美孚等企业把白银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洋。已经占领中国东北和继续加大在华北扩张势力的日本，则竭力抨击新币制，打击新法币。
　　当新币制法令生效时，国民政府收回的银元被运到香港，存放于汇丰银行金库。随后银元被装箱运往伦敦售予美国，所售得款存放于纽约和伦敦以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币制改革对稳定经济，特别是对民族工业的复苏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于法币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在1939年说：“如果这次抗战发生在币制改革之前，那么中国可能稍微提早败亡或者也许忍辱求和。幸亏现在有法币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经济秩序，能为长期抗战打基础。”
　　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使中国摆脱了白银的束缚，对汇丰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言是一种削弱。不过，币制改革成功，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汇丰的长远利益。
　　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值改革数日之后，香港政府也行动起来，于11月9日宣布放弃银本位制，在12月6日颁布货币法令。新币值同样以纸币取代银币，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并宣布确认发钞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这样，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有利银行的钞票遂成为唯一法定货币。
　　法币改革无疑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功化解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加深而引发的白银风潮。然而，把具有保存价值的白银换成纸币，对于很多中国百姓来说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家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长期失去和平的环境和健全的行政管理，导致钞票最后大幅贬值，百姓手中的纸币越来越“废纸”化了。　　外滩收尾之作：中银大厦崛起
　　1935年实行的法币改革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了长期依据汇丰银行挂牌作为中国实际汇率的做法，上海金融市场原来由汇丰银行主导的这种局面不复存在。
　　事实上，由于中国各阶层的决心和努力，这时收复国家主权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已取得进展。从1929年到1934年，中国收复了已丧失多年的海关自主权，进口关税从4%上升至25%，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依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内市场实施保护；废除了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入市税-厘金，也就相当于取消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一项极其不平等的税收。
　　中国的银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中国银行的发展可窥见一斑。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全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可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最多的大型银行。自从1928年11月将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后被定位为“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开始向海外大步迈进。1929年11月，伦敦经理处开业；1930年7月，国外部正式成立；1930年11月，请英国米特兰银行（MidlandBank）的副总会计师尼科尔（E.Nicols）协助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1年9月，日本大阪分行开业……
　　当时中国银行领导人的目标是：“总要有一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①此时的中国银行有理想、有责任、有操守，其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拓展，开始代表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界占有一席不容小视的地位。
　　向海外迈进的同时，中国银行的上海总部大楼建设计划也在积极酝酿中。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西方设计师设计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在城市天际线上投下的新剪影已经基本成型。然而，在这条天际线上画下最后一笔的，是中国银行董事会于1934年4月决定建造、由中国建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
　　中国银行跻身于外滩的行址，原是1908年德国人兴建的德国总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清政府对德宣战，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继而由中国银行购入。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国银行决定将其推倒，重新建造一幢显示其发展雄心的标志性银行大楼。
　　上海中银大厦的建筑过程，有着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即中国银行与新沙逊洋行大班、上海“房地产大王”维克多·沙逊间的“第一高楼”之争。
　　沙逊家族在东方经营的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曾经在孟买和上海滩叱咤风云。1832年，当渣甸和马地臣在广州正式成立怡和洋行时，从祖居的巴格达迁到印度的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这两家同样以从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而闻名的洋行，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由于控制着鸦片原料产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中逐渐占得上风。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其在孟买的沙逊洋行总部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接管。次子伊莱亚斯·沙逊(EliasD.Sassoon)于1872年创立新沙逊洋行。
　　新沙逊洋行建立之初，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1877年10月，伊莱亚斯取得外滩今和平饭店所在地的产业后，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三年后，伊莱亚斯去世，由长子雅各布·沙逊(JacobE.Sassoon)继续经营。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新沙逊的实际控制权落入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沙逊之手。因瘸了一条腿而被“老上海”们称为“跷脚沙逊”的维克多，开始将业务重点转向房地产领域。　　新沙逊从1925年起开始兴建高层建筑，首先建造的正是沙逊大厦（今和平大厦）。这幢于1929年竣工的大厦，地面至顶端的高度为77米，不仅是当时上海滩的第一高楼，其5~7层作为华懋饭店的客房，还是当时上海滩最豪华的旅馆，德国式、印度式、日本式、西班牙式、美国式、法国式、意大利式、中国式、英国式客房一应俱全、各具特色。这时，新沙逊拥有50多处房地产，在土地面积、房屋面积和高层建筑幢数方面，都已位居上海房地产商之首，成为上海滩的“房地产大王”。
　　1934年9月，中国银行专门成立大厦管理处理事会，负责大厦建造事宜。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贝聿铭之父）任理事长。上海中银大厦楼高18层，由当时一流的营造商陶桂记中标承造，外商公和洋行和中国设计师陆谦受设计，其设计建筑图早在开工之前就已经印在了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上。中银大厦远远高于77米的外滩第一高楼沙逊大厦。对此，据说维克多极为不满，他通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向中国银行施压，官司甚至打到了伦敦。最后中国银行被迫作出让步，把原设计砍削，剩下17层，地上15层，地下2层，比沙逊大厦的“金字塔”顶足足矮了30公分。而为了争个输赢，中行大厦建成后在楼顶上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杆，这使它看上去仍超出了沙逊大厦的高度。①
　　建成后的中银大厦，外形带有典型的中国民族特色：楼顶为平缓的四方攒尖顶，四角微微翘起，上盖蓝色琉璃瓦，象征着蓝天；大楼东立面从高到低为变形的中国钱币形镂空窗框；门前的九级台阶寓意九九归一；天花板两侧八仙过海的图案取意神通广大；加上楼顶用的平缓的四方攒尖，给人以四平八稳、福禄无边之感。在外滩一字排开的高层“洋建筑”中，中银大厦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气派”。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与杨廷宝、童、李惠伯并称为中国建筑界“四大名旦”的陆谦受，与建筑设计中国银行大楼的关系，也许只有参与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和中国银行新北京总部大厦的贝聿铭可与之比拟。陆谦受设计的中国银行建筑，包括上海中国银行总行、上海中国银行西区分行、南京珠宝廊中国银行、青岛中国银行、苏州中国银行，以及1953年落成的香港中银大厦等。
　　就在成立中银大厦管理处到正式开工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国银行的控制。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商股占了80%以上的中国银行被追加官股1500万元，总资本增加到4000万元。这样，官商各半，控制权落入了政府手中，并由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日，宋子文主持中银大厦的奠基典礼。当天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称：“闻新厦外表，将于简单之中，寓壮严之意，下层周围墙壁，均用苏州之花岗石，正面计十八层，高二百二十七英尺，于适合现代建筑需要之中兼采中国固有之矩范，尤为特点。……地下层面积辽阔，库房及保险箱之设备均极精巧坚固，保险箱总数达一万具之多。……内部装有最新式及特快电梯十余具，其载人者可以完全自动，速率每分钟可达五百英尺，全部银行办公厅将装制冷气及调节空气机、热气管、水管及防火设备等项。”
　　这幢大厦原本想打造成外滩的新地标，但被认为由于沙逊的阻挠没能实现，而中国的复兴更因为日本的侵略而备受挫折。
　　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他们职员的日子并不像当时的中国人民那样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用不着体验艰难时世。事实上，一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日子都堪称美好。　　太平洋战争前之沪港：汇丰的美好时光
　　1933年，乔治·斯图尔特在伦敦通过汇丰银行的外派面试后，踏上了远航上海的旅程。4年前，20岁的斯图尔特跨入汇丰银行大门。在那个时代的伦敦，进银行工作就像进伊顿公学一样难、一样有面子。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了4年之后，斯图尔特被汇丰派往上海分行。
　　面试时，银行方面强调要把银行工作视为“事业”，而不是一般的“职业”。斯图尔特曾说：“他们希望人们进来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汇丰强调忠诚和“专一”，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它已成为汇丰的一种文化传统。一批在英国伦敦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往往被派到各个分行执行各种工作和担任各项职务。他们循着这个途径向前发展，借鉴以往不同的工作环境和经验，随着不断的晋升而带到更高层的管理之中。
　　当上海外滩映入眼帘时，眼前的情景让斯图尔特豁然一亮。举目望去，鳞次栉比的西洋建筑高耸入云。上海总会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麦加利银行大楼、沙逊大厦，呈一字排开。
　　斯图尔特发现上海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英国人在这里的地位非同一般，既拥有最大的银行和商行，也掌管着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
　　斯图尔特在上海外滩最气派的银行大楼里上班后，开始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上海是个娱乐和享受的“理想王国”，仅英国人在这里的大型俱乐部就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其中离他上班的汇丰大楼不远的上海总会，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销金窟，那里34米长的吧台世界闻名。而这些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一旦被派到中国工作，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这个长长的吧台，舒适地坐在那里边饮酒边发号施令。
　　不过斯图尔特也感到，在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上班，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银行规定，星期六上午也要上班，除了每隔4年有6个月的长假，平时一般没有假休。午饭和午休时间倒是充裕，有两个小时，可以睡睡午觉或玩玩球。斯图尔特后来曾为自己当时的精力充沛而惊讶不已：“工作十分辛苦，夜生活忙得不亦乐乎，可次日一早我就起来出去骑马。我不明白当时怎么能做到这一切。不知道是气候因素，还是因为年轻。”①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上海居住，生活费仅是伦敦的一半，收入却比在英国多出一倍。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可以逛遍上海最好的地方，尽情享受。职位可以得到提升。各种娱乐需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上海也唾手可得。这的确算得上是个“黄金时代”。
　　然而，就在大上海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国民党华北战局失利，平津沦陷，日军兵锋南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入侵南京，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后国民党部队与日军相继展开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蒋介石政府且战且退，最后以重庆为陪都，继续抗日。
　　战前已经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漂浮在日本占领区中的“孤岛”。其中，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与汇丰银行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怡和洋行大班担任工部局总董。与租界之外华界居住区的凋零和屈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租界，日本人并不干涉租界的行政管理，这里的人们依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中。　　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租界内的市场需求骤然扩大；由于大量寻求庇护的资金涌入，银行资金更显充裕。1938年至1939年间，租界内呈现出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景象。不过，日本人毕竟已经成为上海的统治力量。尽管这里的白种人继续生活在纸醉金迷中，尽管租界内的霓虹灯依然闪烁迷离，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他们忘却租界的脆弱性。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国、法国的注意力为希特勒所吸引，对上海租界的控制愈加软弱，日本把英国人逐出其久占租界管理权的时机已日渐成熟。
　　与上海“孤岛”时期相比，具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处在不同寻常的金融繁荣中。战争在中国内地爆发，大量人口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进出口贸易倍增，外汇买卖频繁。中国一些资力较大的银行也都加强和扩大了香港分行的业务和地位，有的在香港新设机构，有的则把总管理处从上海迁来。1937年11月，中国银行“总驻港处”成立，就设在离汇丰银行大楼不远的德辅道中6号广东银行大厦二楼。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等人，及总行大部分处、室，均移驻此地办公，成为中行的实际指挥中心。①在这里，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既可与沦陷区的分支行相联系，又可与国统区的分支机构相呼应，与上海、重庆形成战时“金融三角”。同时，也利于吸收南洋和欧美各地的侨汇及配合进口作战物资，以增强抗日实力。
　　置身于中日战争之外、又与国民政府关系不浅的汇丰银行，在中国积极抵抗外侮之时，也曾替中国的银行机构接运大量钞券和金银。
　　中国银行的钞券，当时多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承印。钞券印好后，由公司直接运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的钞券内运任务改由香港以及海外分行承担。当上海需要钞券时，即由香港中国银行请汇丰银行协助运送，香港中国银行先将箱面上的中国银行名义涂销，交由汇丰银行委托运送英国水兵的轮船运往上海汇丰银行仓库，再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到汇丰处陆续提取。
　　接运金银是项更为复杂的工作。在战时状态下，1938年11月，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曾通知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驻港办事处，将代为保管的1.1万两黄金交中央银行汇总，委托汇丰银行运英转美。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集中到香港的白银，绝大部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委托汇丰银行分批运往伦敦。这批外运的白银（包括银元、银锭、银块、银条等，均按含银量折合银元计算）总值达4.46亿元。①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汇丰获取了蒋介石政府的信任，参与到政府的一些金融核心事务中。此前的币制改革中，汇丰银行在操控汇价方面虽然遭到削弱，但是汇丰大班祁礼宾的心情并未抑郁。币制改革成功，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符合汇丰的利益。这样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汇丰，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赚取更多利润。因此，除了对新纸币的发行给予帮助外，汇丰银行还为蒋介石政府筹集了一些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的款项，只是后来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都被侵华日军毁坏或占有。战时对国民政府的帮助与协作，也是基于同样的
　　道理。
　　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各大银行的总行不停搬迁，银行工作人员颠沛流离。但是，坐在香港新建成的汇丰总部大楼里的祁礼宾则异常沉着，汇丰连续几年的业绩也在平稳中继续向前迈进（表4-1）。
　　表4-1？汇丰银行年主要运营指标（单位：百万港元）
　　年份资产盈利流通港元存款贷款
　　.93.8
　　.67.3
　　.54.0
　　.52.3
　　.16.8
　　然而，日，日本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同时，未发警告即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发动了袭击，也未发警告而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英国人在上海和香港的美好时光结束了。　　香港沦陷与汇丰“迁都”
　　在远东局势里，中国的危局有可能导致香港沦陷。对此，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考虑，如果汇丰总行不得不从香港迁往伦敦，那么伦敦分行的领导班子就应该提前加强，因此他派了能干的摩尔斯在1940年6月抵达伦敦，与即将退休的巴恩斯及戴维斯联合担任伦敦分行经理之职，以便在后两人离职时接任。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摩尔斯已经在伦敦单独扛起了重担。
　　但祁礼宾没有想到香港会直接遭到袭击，而且是如此之快。日，当祁礼宾获悉日本在香港新界边境集结军队时，他意识到香港的防卫部队根本不堪一击，因此迅速作出迁行的准备。祁礼宾决定将总行迁往新加坡，并迅速行动起来，使这一转移合法化。
　　汇丰银行此时的新加坡分行，是除上海分行以外最重要的分行。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贮存锡和橡胶物资以应付世界局势中日益增加的危机，而使这里一度格外繁荣。同时，英国在此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故此战略上极其重要。祁礼宾认为，新加坡是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4天后日军就开始袭击香港，将银行总部迁往新加坡为时已晚。最终他连价值1.19亿港元没有签字的汇丰纸币也没来得及带走，更没有时间来把它们销毁。好在他原先为以防万一而将摩尔斯放在伦敦的计划，日后起到了拯救汇丰的作用。
　　12月13日，日军已经占领香港的新界和九龙，下一步是渡海进攻香港岛。这一天，摩尔斯收到英国殖民部发来的一封信函，信中转述了从祁礼宾那里接到的来电：“祁礼宾明确地要求准备一项枢密院命令，宣布将汇丰银行总行迁到伦敦，并委托你代理正经理，这两件事都系临时措施。祁礼宾希望只在香港沦入敌军之手时才颁发此项命令。”
　　祁礼宾要求只是当香港沦陷于敌军之手时才将管理权暂移伦敦，但汇丰伦敦方面认为，让管理权留存香港直至沦陷太过危险，因为这样将会使汇丰银行遭到冻结，特别是在美国。因此，祁礼宾的来电内容并没有被执行，英国殖民部召开会议决定，授权摩尔斯立即接管汇丰管理权。同时，颁发枢密院命令一事也被搁置，而是以殖民部颁发的授权书为准，枢密院命令留待以后方便时颁发。
　　12月16日，摩尔斯电告所有分支行：汇丰总行现在伦敦，“非经此间批准，不得再接受香港的任何指示”。
　　12月18日，摩尔斯写信给祁礼宾告知实情，并解释延迟至香港真正沦陷后才采取行动毫不安全。
　　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
　　在香港沦陷三天前，摩尔斯撰写备忘录，再次解释了自己接管汇丰银行大权时的有关情况。“英格兰银行总裁亟盼我能迅速采取行动，以免我们在美国有被冻结的危险。就是这些简单直率的事实导致了我谮越接管大权。”
　　就这样，汇丰总行迁至伦敦。摩尔斯在伦敦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同时首次担任汇丰银行主席。
　　此时，日本人已侵夺了汇丰银行的绝大部分业务。在固若金汤的汇丰银行上海大楼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人员在自由出入；在巍峨高耸的香港总行大厦里，同样是日本太阳旗高悬，同样是日本人在看管。汇丰银行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地30多个分行的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只剩下在整个汇丰架构中不起核心作用的加尔各答、孟买、科伦坡、纽约、旧金山等分行各自在经营着。不过，中国在继续抗战，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也还有机会。况且，汇丰银行有着庞大的准备金，依然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集中营与大班之死
　　香港沦陷后不久，日本当局命令对汇丰银行展开清理，并勒令其职员协助。接收清理的是横滨正金银行，他们要求汇丰职员交出全部账目清单。祁礼宾和较高级的职员被日本方面安排在一家名为“升华旅馆”的客栈里。清理工作一直进行到1943年。在他们住在这家旅馆的18个月中，其余职员则被关在5英里外港岛南面的赤柱集中营内。
　　清理开始后，日本人在汇丰银行金库中发现一批约值1.19亿港元尚未发行的钞票。祁礼宾等被胁迫在这些未经签字的钞票上签字画押。一个多亿港元的钞票一经签字，日本人立即将它们发行。这批“迫签纸币”后来成为汇丰银行战后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祁礼宾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被迫帮助日本人一道清理有关的银行事务。然而，他们并不都甘于忍受，两名高级职员芬尼克和莫里逊，便在1942年10月中旬设法逃出。
　　莫里逊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历险记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出逃的经过：日晚6点半，他们设法避开警卫，走出升华旅馆，乘电车到达北角。在那里，一艘正在等候的船带他们到达对岸的九龙，在一个罗姓中国军人的引导下，启程前往蒋介石政府所辖地区。在中国游击队的协助下，他们通过日占区，直至进入桂林。在那里，他们收到了已获悉他们出逃消息的摩尔斯的贺电。之后，他们从桂林飞往重庆，再从那里飞越驼峰到达印度。4个月后，即日，摩尔斯写信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和莫里逊到达伦敦，并已告诉他有关被拘留的香港职工的一切情况。
　　在升华旅馆的汇丰银行高级职员们还设法弄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因为大部分职员及其家属被拘留在赤柱集中营内，无法与外界接触。这笔钱正好可以帮助他们补充生活必需品。时任汇丰香港出纳主任的爱德华（S.W.P.Perry-Aldworth）后来回忆说：“一部分相当可观的钱是从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那里募来的。我相信总数约有港币200万元。”
　　如何偷偷把钱送进赤柱集中营是一个问题，因为要送达的东西必须向日本人申报。不过，他们总会想到办法。就这样，祁礼宾和他的助手们时时接济被关押在赤柱集中营内的汇丰职员及其家属。
　　不幸的是，1943年2月，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当祁礼宾得知日本人已就他们如何弄到这笔钱正对汇丰职员塔尔博特医生展开侦询时，作为一行之长，他想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找外事部的头目小田解释。
　　2月23日，在另一职员史去非（E.P.Streatfield）的陪同下，祁礼宾见到了小田。他对小田说，一些中国的同情者和几个美国人给了他这笔钱，于是他请塔尔博特医生去将钱分给汇丰银行的被拘留者。史去非事后写道：小田在训了我们一顿之后说，这是一个严重事件。
　　3月17日，祁礼宾和史去非被带到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直至3月24日。之后，他们被关进牢房。20天后，被拉到与赤柱集中营邻近的赤柱监狱，等候审判。史去非写道：日，我们“（早晨）八时从囚监中提出，给吃了一碗米饭，用手铐铐在一起，由日本和印度卫兵押送，用一辆装盖小卡车载到香港的最高法院”。
　　判决书下来了，他们被判处3个月徒刑，并被派去做花匠。从来没有干过粗活、过着如此食不果腹的生活，更不用说心灵所遭受的折磨，62岁的祁礼宾终于支撑不住，于8月21日因病去世。一年后，汇丰银行候任继位人、在狱中的汇丰银行第二把手艾文逊也因营养不良死去。　　重庆分行建立与复业前准备
　　正义终将胜利。在香港沦陷半年后，即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美军重创；1943年年中，被吹嘘为不可战胜的驻新几内亚的日本陆军也被悉数歼灭。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象已经显而易见。
　　中国军队在中国主战场上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反攻阶段。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下，残暴的日军锐气尽失，等待他们的是失败和被历史审判的命运。
　　在伦敦，摩尔斯时时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通过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在中国的众多分行关门歇业后，摩尔斯着手考虑在“陪都”重庆开设分行的问题。他与汇丰银行的政治顾问、英国驻重庆大使馆财务顾问卡瑟斯一直保持着通信。还在1942年5月，卡瑟斯就在一封给摩尔斯的信中写道：“应该作出计划，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汇丰银行能毫不迟延地大踏步前进，超越同业。看来汇丰银行未来的责任将大大地落在你的肩上。很多从集中营出来的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有多大用处，年老的则不想再干了。所以，即使在战后，很可能管理的责任仍将落在你的身上。”
　　1943年初，摩尔斯已经作出在重庆开设分行的决定，并派穆瑞前去筹备。不久之后，由葛雷接替。一年后的1944年2月，葛雷在信中向摩尔斯汇报了重庆分行一年来的营业状况。其业务主要是给英国政府军事代表和文官代表们开立账户，存款共800万元；其他如外汇业务则是空白。
　　重庆分行的业务虽然无甚可称道之处，但它对汇丰银行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摩尔斯着眼的是战后重返中国，全面恢复营业。
　　日，摩尔斯在伦敦召开的全体股东年会上，作了汇丰银行在战争时期有关情况的回顾性报告。自战争开始以来，共有19名英国职员丧生，25名落入敌手，137名在皇家军队服役。银行盈利21.6万英镑，虽然比战前大幅减少，但也还差强人意。摩尔斯说：“我的首要责任是把我们控制下的流动资产保持无缺，它的数字是颇为庞大的。”此外，“把我们的机构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即一旦情况允许在远东恢复贸易时，我们将处于尽快可以复业的地位。”为此，他建议把全部盈利转到准备金中去，不付股息。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摩尔斯立即派1942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返回香港，就有关情况写出报告。9月9日，芬尼克到达香港。16日，他给上司写信报告了香港的最新情况：“职员们的健康情况比预料的好，但他们不具备担任艰辛工作的条件，必须在一两个月内予以接替。葡萄牙籍职员101人，战争期间大多留住澳门，像188个中国籍职员一样，立刻回来工作。汇丰银行的情况超出一切预料，把银行重建成原样，我看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档案账目实际上是完整的，大厦建筑丝毫无损，职工们为了使办公室能够重新使用，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当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事情整顿出来。”
　　芬尼克接着说，他将向被军方抓起来的日本清理官中的两人调查有关受胁迫而发行的钞票一事。“情况处处比我们任何人预料的都好。我们在国内听到的那种关于遭到破坏的传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
　　第二年，摩尔斯将汇丰总行迁回香港。　　香港光复与汇丰重建
　　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然而，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德国、日本沦为被管制的国家，英国、法国也已失去往昔的辉煌。东方格局也已经改变：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英国的一系列殖民地走向独立。中国时局也已经改变：国民政府重新回到首都南京，但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民心，其民望与势力急速扩大。
　　不过，香港依然由英国占领，虽然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英国早作谋划，抢先一步重新占领了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
　　1946年6月，汇丰银行在香港召开了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大会追认摩尔斯为总经理，同时选举其为董事，董事会又重选他任董事长。
　　1942年在日本胁迫下签字发行的纸币，成为汇丰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摩尔斯离开伦敦前，曾与英国殖民部谈过这笔约1.19亿港元（约750万英镑）的“迫签纸币”，汇丰银行决定承付全部非法纸币。汇丰认为，拒绝支付这些钞票将有损银行信誉。
　　汇丰银行这一举动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这与另一家在上海起家的跨国金融企业-美国国际集团处理上海旧保单事件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1995年，一位“老上海”从箱底拿出新中国成立前投保上海友邦的寿险保单，要求友邦赔付。而友邦基于法律原因不予理赔。虽然友邦现在的广告词说自己是“世界保险巨擘，源自中国”，但它此时则宣称：现在的友邦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友邦没有法律上的承继关系。金融保险业是经营信用与风险的企业。这个事件一经上海滩的媒体报道出来，不管法理如何，在人情事理上，人们已经认定友邦不负责任。友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为挽回其在上海的信誉损失及重建信誉至少用了两年时间。两年之内，原本在上海的业务与市场占有率颇高的友邦保险，一下被同行超越。
　　汇丰银行这笔约1.19亿港元“迫签纸币”，汇丰在法理上或许同样可以不予承担，但它负起责任予以承付，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①
　　摩尔斯回到香港重整山河。汇丰积极放款给香港的公用事业公司，使它们能尽快正常运转。同时，放款给那些机器、仓库、货物被毁或被盗的一般性行业。摩尔斯宣称：即使缺少担保，汇丰也应给一切享有盛誉的商行以条件宽松的放款，使它们重整旗鼓，同时对新的行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贷款倾斜。据香港金融学家饶余庆研究：汇丰在战后对香港工业发展融资中，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从而助飞了香港的工业化，也发展壮大了自己。②
　　1946年3月，汇丰恢复发行钞票。在汇丰、渣打和有利三大发钞行中，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此后十几年中一直占到了总发钞量的90%。
　　在战后几年里，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汇丰在香港的业务也一天天壮大起来。然而，中国时局的发展在汇丰看来，则似乎越来越前景暗淡。　　难忘中国：从业务恢复到全线撤离
　　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满怀希望，希望从此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初生的大国的气象已经开始显现：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众多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成为联合国的发起者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一样，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振兴的日子似乎就要来临了。
　　然而，外敌一旦消失，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又剑拔弩张起来。虽然战后双方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是私下却都在作着战争的准备。就在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之时，国共之间的谈判彻底破裂，中国的内战再次爆发。
　　对于汇丰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重返上海就像重返香港一样自然，虽然香港依然回到了英国的手中，而上海的一切主权已经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国人也不再拥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因为中国毕竟是汇丰最主要的经营地。摩尔斯一边积极恢复汇丰在中国各地的营业机构，一边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
　　日，摩尔斯在股东年会上汇报了汇丰的整体经营状况。他宣布，汇丰银行的资产已经从1940年的7700万英镑上升到了1.27亿英镑；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将首次付给股息，每股3英镑；在中国自长城以南的所有分行，除个别外已全部复业；虽然在日本还没有重新设立分行，但已经在马来亚设立了一家新的分行，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设立了3家分行。总的说来，汇丰银行的网络基本恢复起来，正在营业的分支行（包括经理处）已经达到了39处。
　　整体业绩令人鼓舞，但中国的时局不容乐观。摩尔斯接着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担忧地注视着过去3年中那里的发展趋势。”但是摩尔斯依然满怀希望：“我特别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已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在中国首都南京新设立一家分行。在那里，我们可以更紧密地接触到那个国家的一切发展，并在机会到来时提供我们的服务。我相信，当中国目前的内部骚乱过去之后，那是会到来的。”
　　1947年对中国局势还表现出些许乐观的汇丰银行，在1948年到来时已经转为悲观。在日举行的汇丰股东年会上，摩尔斯喜忧参半。汇丰银行的经营继续向好，盈利达到1650万港元（较上一年增加700万港元），每股股息也从3英镑增加到了5英镑；营业机构增加到了46个。除婆罗洲和马来亚新开的分行之外，日本横滨与神户分行重新开业，大阪分行也首次营业；香港的工业化正在奋进，几家新棉纺织厂正在兴建，到该年年底时将有5万纱锭装置就绪。然而，中国内战的战火已经从东北和华北蔓延到了长江三角洲。在摩尔斯看来，中国前途暗淡。
　　当1949年3月摩尔斯再次向股东致辞时，他已经看清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资本家开始纷纷移居香港，国民党高官则举家迁往台湾，南京和上海已经危如累卵。
　　摩尔斯说：“对目前的局势进行掩饰是愚蠢的。诚然，从远至人们记忆所及的时候起，中国一直为内部骚乱困扰，但其国际贸易始终没有停止，进出口市场虽有波动，却并非无利可图，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也一直有获利的可能。可是现在笼罩着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烈火，对外国商人来说，可能比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建业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存在着更为不祥之兆。我的看法是：一切在中国经营对外贸易的人，都应在未来的岁月中准备面临一个崭新的局面，并应在没有指导性先例的情况下调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以适应这种局势。”　　摩尔斯的看法没错。1949年，中国共产党摧枯拉朽，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千里长江发动渡江战役；5月，共产党进入上海；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虽然上海滩上的一些企业家们给中国共产党打分时曾嘲讽地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得100分，政治上可以得60分，经济管理上则是个零蛋。但是，话语权已经不再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上。
　　中国的确已经改天换地。上海滩的赌场、妓院、烟馆、舞厅的霓虹灯不再闪烁，外国人的急剧减少也改变着这座大城市的面貌，俭朴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豪奢的沙逊大厦已经入不敷出，因为即使有钱的资本家和富商也没有人愿意再来这里作冒险的享受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正在改变一切。
　　1950年3月，当摩尔斯再一次向股东致辞时说道：“汇丰银行盈利比上年大得多，同额股息将照旧发放。灾难性的变化尚未发生，大陆处于骚乱中这一事实促使更多的贸易转到香港，很多原由上海经营的生意已到这里来了。可是当共产党政权开始走上轨道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摩尔斯表示，只要中国内地还存在着某种做生意的可能性，汇丰就不会从中国撤销机构。
　　但是，在新中国的新体制下，上海、天津等此前作为南北金融中心的功能急剧减退。它们既直接听命于中央的各种安排，又很少与周边省份作金融、商贸及人口的交流。同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许多在华外国公司生意萧条，外资银行也因对外贸易萧条金融业务量大为减少，英资企业开始陆续撤离中国。
　　当1953年摩尔斯卸任时，汇丰在中国的营业前景已经越来越暗淡。1953年2月，中国政府规定，将国民党时期以来的个人存款按照核定比率重新定值，使每个存户按一定比例提取存款。
　　3月1日，特纳接替摩尔斯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此时，汇丰在中国的一些分行已经先后停业。只有上海、天津、北京和汕头等分行还开着，但业务实际上也已陷于停顿。为了维持这几个分行，汇丰银行每年得给它们汇去约250万港元。只出不进，这不是汇丰打的算盘。对资金的不断消耗，必须予以制止。这正是新上任的特纳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纳提出：交出汇丰在华的全部资产，以换取勾销一切应付之款，包括让英籍职员离境和资遣当地职工。特纳与中国政府的讨价还价，从1954年汕头与天津两分行关闭时起，一直进行到1955年北京分行停业才告结束。
　　1955年4月，汇丰银行与中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汇丰银行在中国的财产，包括它在上海的那栋大楼，交给中国政府，以抵历史拖欠的税款等项。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租用别的房屋继续营业，从事一些小额汇款和出口押汇等常规业务活动，英籍职员在有人前来接替的情况下，可领取离境签证。①
　　在与中国方面就转让进行谈判前，汇丰上海大班姚克绍来到汇丰银行大楼前，徘徊良久。后来他谈及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注视着我们的银行大楼，回忆起昔日的声势时，一想到明天将与中方进行的会见，不禁黯然神伤。”
　　同年，上海市人委机关（1955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迁入，这栋大楼于是一变而成为人民政府权力的象征。
　　相较于其他在香港起家并依托中国内地发展壮大的英资财团，汇丰银行是最后办完离开中国内地手续的。太平洋战争使英资财团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逾百年的苦心经营惨遭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怡和、太古等英资大财团与汇丰一道重返香港，并迅速恢复它们在中国的业务。然而，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