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满都谷地独特封闭的地理环境，让印度教与佛教的修行传统得以完整保存。在精神生活备受重视的今天，这里成为灵修者的天堂。

杜巴广场离老外街很近，上世纪70年代抽着大麻的嬉皮士总爱在这里晃荡

此时，柯番寺的课程已经开始3年，与柯番寺建造的历史一样长。建立柯番寺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为了给渴望了解佛法的西方人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1959年，柯番寺的两位创始人喇嘛耶喜和喇嘛索巴仁波切在印度相识。随后在1965年，他们接触了第一个来自西方的拜访者，一个有俄国皇族血统的美国女性冼娜·娜柴夫斯基。娜柴夫斯基之前是好莱坞明星，多次因吸毒、奢华的生活、传奇性的家族背景登上报纸头条。60年代，受到嬉皮士文化影响，娜柴夫斯基先去了希腊的一个小岛，住在一群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人中间，后来又去了印度，继续她自认为的和毒品以及男女关系分不开的“灵性之旅”。娜柴夫斯基经过两位喇嘛的教导，逐渐走上了正确的修行的道路，从狂妄纵欲的刁蛮公主，变成了一个开始为众生着想的人。随着嬉皮士潮流来到印度的西方人越来越多，找两位喇嘛求教的人也变得数量庞大。在娜柴夫斯基的资助下，两位喇嘛来到尼泊尔，在离佛教圣地博德纳大佛不远的柯番山顶上，买下了一块土地建立寺庙，既能收留喜马拉雅山区信仰藏传佛教的男女僧尼，也能为西方人提供系统的学习课程。这样允许外人过夜居住又能让他们修行的寺院，在当时的尼泊尔还是第一家。

“我和男友打算去上课，但我心里还是举棋不定。公共交通只能到博德纳大佛塔，我们需要步行上山。我一边爬山一边和他商量，能不能再找一个短一点的课程，我想早点回家。可是他却对禅修课程充满了热情，拉着我往前走。”凯茵对我回忆说。在禅修室里，凯茵定睛看了四周，发现很多人都在“老外街”的咖啡馆或者餐厅里面见过。那时山上的条件艰苦，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洗澡的设施，僧侣们集中到一起，腾出了一半的床铺来给学生们住，而说是床铺，其实就是铺在木板上的草席再加上一床薄被，夜里他们时常被冻得睡不着觉。凯茵几乎是在有点气愤的心情下开始学习禅修的。

随着课程的进行，凯茵被彻底吸引住了。“两位喇嘛的讲授非常个人化，他们就是在描述我个人的境况，告诉我怎样来通过禅修来解决问题。我以往接触的各种理论，都是实验层面提出一个假设，而不是经验层面的，这种讲授方式让我非常有认同感。”凯茵说，“为什么要禅修？我之前想当然地认为痛苦来自外界，我得不到一个东西，所以不快乐。但是为什么后来你得到也不能长久快乐，并且这样东西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快乐呢？其实你痛苦不是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具体的事情，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你需要改变你头脑的认识，否则对世界就有无穷无尽的不满意。”凯茵还记得耶喜喇嘛所打的比喻：为了保护我们的双脚不至于走在石头上疼痛，我们选择了穿鞋。可是穿鞋之后，我们的脚也会磨破皮，还会起水泡，我们又把原因归结到制鞋者没有生产出一双舒适的鞋。其实，如果我们的脚没有过长或者过宽，没有那么娇弱和敏感，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鞋子呢？

凯茵觉得她正在接触一个可以帮助到世界其他人的根本方法，这比投身政治或者社会工作要有效得多。当课程结束之际，她做了一个决定，要继续参加一个月的闭关禅修。“我的男朋友不喜欢这个主意，他已经觉得要走了，继续生活。可我才感到一个新的旅程刚刚开始。”耶喜喇嘛分别了解了两个人的想法，然后把他们叫到了房间里。“‘我爱你们两个。’他这样说。然后他把一条白色的哈达戴在了我男友的脖子上说：‘你的女朋友在这里不是为了寻找别的男人的，我们会照顾好她。’我男友好像瞬间就释然了。之后我和他保持联系，接着第二年，他来看我，参加了我成为僧尼的受戒仪式。”

凯茵一直在这里目睹柯番寺的成长。如今的柯番寺已经发展壮大，成为尼泊尔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之一，有380位男僧和360位女僧在里面修行，它在全球还有155个分支机构。也许让柯番寺更为出名的是那部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鲁托奇执导的电影《小活佛》——耶喜喇嘛圆寂于1984年，寺院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他的转世灵童，最终确定为耶喜喇嘛两位弟子的儿子、西班牙男孩奥瑟·托雷斯，他在西方世界继续普及佛法。柯番寺今天的物质条件也比当年进步太多。事实上，由于这里很早就开始接待西方人，柯番寺庙的食宿条件大大优于其他后来逐渐向公众开放学习的寺庙。“我们的早餐有一种自制的花生酱呢，很多学员都很上瘾它的味道。”而尽管现在有不同标准的宿舍可以选择，让凯茵最为怀念的还是早年席地而睡的日子，好像物质的贫乏更能反衬出每日精神体验的丰富。“还有一阵宿舍不够，大家就自带帐篷睡在寺庙里的草地上。”凯茵作为学员，上过5遍禅修课程，她说：“学习佛陀的教导是一辈子的事情。”

禅修课程到今天已经有45年的历史，固定在11月举行，一共招收250名世界各地学员，这成为每年寺院的一项盛事。“你不必是佛教徒，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也不必皈依佛教，只要是对佛陀的教导有兴趣了解，又有一颗包容之心就可以参加。”凯茵说。和内观课程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高强度的、关于集中注意力来冥想的训练，更加像是一个学习项目。“全部课程的设计是基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大师的著作《菩提道次递广论》，那是一本教导人如何一步步走向开悟的书。上下午最主要的时间都是关于其中一些重要概念的讲解。早晨、下午和晚上各有一次冥想。首先早晨仍然是训练观察呼吸以达到注意力集中的‘镇定式冥想’；下午的‘分析式冥想’最为重要，也就是将无常、因果报应、虚空、爱等之前涉及的概念选取一个在脑海里一边思辨，一边回味；晚上‘观想式冥想’则是让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来配合前两种冥想方式。比如想象一幅佛陀的画面能帮助注意力更加集中，而当思考‘爱’的时候，脑海里展现你所牵挂的人，会让冥想更有温度和深度。”凯茵介绍说。

平常没有课程的时候，寺庙里的房间都对外开放。对于来到加德满都后饱受空气污染和噪声干扰的旅者，柯番山顶空气之纯净、景色之秀丽、环境之静谧都让它美好得好像世外桃源一样。即使居住几天，每天早上听僧人们祈祷，看学校里的孩子们辩经，午后在花园里读书，晚上围绕着圣物散步，饮食上再辅以山泉水和素食调理肠胃，也能让整个人清静不少。对于修行者来说，这是他们最好的自修时间。我住处的两个邻居——来自奥地利的弗蕾德里卡和来自法国的辛迪——都是2014年11月课程的参加者。她们在课程结束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留下来继续自修一段。她们每天都会去听上午10点到11点半针对公众的佛法开示，剩下的时间去寺庙里的小图书馆看书。弗蕾德里卡今年61岁，她在维也纳是一名临终关怀院的员工。“曾经有几位德国来的僧人，教我们用佛教的观点来引导那里的病人，慢慢那里的气氛就变得很好。你走进关怀院，会感觉那里像一座宁静的庙宇。”退休之后，弗蕾德里卡报名了柯番寺的课程，她说，“因为不可避免，我也要面临衰老和死亡的问题，我想要自己更有准备。”辛迪则是个29岁的姑娘，她的母亲突然去世，让她痛苦不堪，一度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你对别人满怀慈悲心时，你就能够治愈你自己的痛苦，这是我学习佛法的经验。当你自己很痛苦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困在囚室里，你需要打开那扇门。”她说。弗蕾德里卡一直像看待女儿一样，看待辛迪。“我们来了以后就住在一个房间。我观察到她变得开朗、友善，也更喜欢交谈了。”在阳光下，辛迪冲我微笑，她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凯茵。

加德满都的寺庙或者神龛往往是一个社区的生活中心，早市就围绕在它们周边

如果说内观法和禅修冥想都是与佛教相关的灵修方式，那么瑜伽则是印度教中格外强调的修行方法。“Yoga源于梵语的两个字根，‘yuj’和‘gham’。两个字根连起来，本意是‘用轭连起来’，引申义则为‘和谐、统一’。印度教的教义认为通过练习瑜伽，能够达到最终‘梵我合一’的境界。”尼泊尔梵文大学瑜伽和自然疗法教授哈利普拉斯德·博卡尔告诉我。虽然瑜伽起源于印度，但博卡尔教授给出了我几个要来尼泊尔学习瑜伽的原因：“首先，像是哈他瑜伽、曼陀罗瑜伽和密宗瑜伽几种瑜伽类型传说中是湿婆神和雪山女神帕尔瓦蒂在喜马拉雅山上讨论产生的，加德满都有印度教徒一定要朝圣的帕斯帕提那湿婆神庙。再有，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瑜伽体式讲解者戈拉克纳特就是在尼泊尔出生，并在这里练习瑜伽。尼泊尔有森林、湖泊、高山、瀑布等自然景观，全年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34摄氏度，许多瑜伽士都认为与自然融入，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修行。总体上说，在文化上印度和尼泊尔很多地方相通，只是国界划定在那里，但没有必要分别来看。”

许多人把瑜伽仅仅当成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这在瑜伽传统深厚的尼泊尔也不例外。根据当地人的指引，我在一天凌晨5点钟来到斯瓦扬布寺所在山上的一片林间空地。最前方的高台上，一位老师正在一边说话一边做着瑜伽示范，下面众人跟着一起，有时模仿动物动作，有时还会爆发出大笑和吼叫。在高台上面仅有的一盏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到树林中缠绕着的五色经幡，这更加让眼前的景象有种原始部落集会的神秘感。一位参与者告诉我，他们都是上班族，每天在这里晨练一个半小时瑜伽，然后各自散去。现在是冬天，基本都是年轻人，夏天还有不少老人参加。一个半小时的练习主要是各种体式再加上呼吸训练，对于防止感冒十分有效。

而在西方世界，经过100年的演变，对瑜伽的理解非常褊狭。1893年，印度近代瑜伽大师辨喜在美国游历时做了数十场关于瑜伽的演讲，这是瑜伽和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上世纪20年代，另一位印度瑜伽大师尤加南达再次去到美国进行瑜伽知识普及。在这个时期瑜伽还保持原汁原味的样貌，是指引人们通过身体的训练达到精神和心灵的融合。瑜伽的变异之始来自紧接着的美国商人皮埃尔·伯纳德的瑜伽推广。他将瑜伽和印度的《爱经》结合起来宣传，这让保守主义者觉得瑜伽能让人身体足够灵活柔软，是一种房中健身术的锻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瑜伽的看法又和嬉皮士有关，认为那是和迷幻剂一样会让人感到飘飘欲仙。等到80年代后嬉皮热潮渐渐退去，瑜伽成为一种单纯的健身运动。并且这种印象被不断加深——高温瑜伽被发明出来了，发明者将它表述成能够燃烧卡路里、排出毒素的减肥方式。同时科学试验又不断以瑜伽冥想作为研究对象，告诉人们它是有益大脑的“心灵体操”。

“所以，我当时创办这个瑜伽静修中心（Nepal Yoga Retreat）的目的就是要让来这里的人认识到瑜伽本来的样子。”金特梅尼·高塔姆这样对我说。他有15年的瑜伽练习经验，是尼泊尔第一个获得瑜伽学博士学位的人。他的瑜伽静修中心提供两种不同的选择：一个是针对瑜伽体验者3～9天的体验项目；一个是瑜伽教师的培训项目。中心距离加德满都市区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一段非常颠簸的盘山公路过后，我看到藏于山坳里的一排木头房屋。这里紧挨着一片原始森林，近处是流淌的溪水，极目远眺则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夏天的时候，高塔姆都是带着学员们在室外练习瑜伽的。“瑜伽发源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一侧的圣母山。那里的修行者通过观察动物习性，找到了一套有益身心的锻炼系统，最后发展出了瑜伽哲学。回到自然中练习瑜伽，会有更深的领悟。”

什么是瑜伽的本来面貌？高塔姆告诉我，就是要回到帕坦伽利所写的《瑜伽经》中的练习方式，这本书的出现是公元前200年瑜伽经典时期形成的标志。《瑜伽经》将瑜伽的学习道路分成了八个阶段：道德戒律、自律净化、体位姿势、呼吸控制、感官内敛、专注、冥想、梵我合一。“练体位姿势只是其中一部分，它可以使得你身体灵活而不至于为心神为疼痛分心。须知由呼吸控制、感官内敛、到专注、再进入冥想，才能达到个体与宇宙合一的境界。《瑜伽经》写作年代久远，文字短小精炼得好像公式一样，就给瑜伽老师留出了无穷解释的空间。比如，我会告诉学生，呼吸是和专注相联系的。当你达到冥想状态的时候，你的呼吸会非常缓慢，所以你要训练自己的呼吸，最开始可以用数数的方式，帮助自己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

在高塔姆的瑜伽课堂上，他每一天都会刻意把静坐的时间加长。“从10分钟、15分钟，到你今天感受到的半个小时。因为冥想才是瑜伽里最关键的部分。”他说。而半个小时的冥想时间，对于来这里学习瑜伽教学的加拿大女生玛特海尔德·菲林来说已经太长了。“我在加拿大有一家瑜伽教学室。那些工作了一天的白领们来到这里，就期望着能够活动、流汗。再让他们静坐半小时是不可能的，我带课的时候只给冥想5分钟。我打算回去后在课堂开头来讲一下冥想的重要性，看看有没有可能将它逐步延长。”菲林还打算为瑜伽教室增添一个瑜伽哲学的图书室，“这样他们能有机会了解真正的瑜伽”。

加德满都山谷一共有不超过5家这种类型的瑜伽静修中心，基本是针对外国人服务的。更具有本地特色的瑜伽教学点叫静修所（ashram）。在印度教的传统里，静修所都建立在远离人烟的地方，那里居住着僧侣智者，为尘世中的人提供精神指引。“在印度或者尼泊尔的民间故事中，一位厌世的国王去静修所寻找智者给予的宁静和安慰，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博卡尔教授告诉我，“在现代教育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很长时间孩子们都是被送到静修所里面向僧侣智者学习知识。现在的静修所则会提供一些印度教文化方面的教学，像是梵语、瑜伽、宗教教义等等。”

汉萨达瑜伽静修所（Hansada Yoga Ashram）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建立者是传奇人物僧侣拉玛（Swami Rama）。拉玛出生在印度喜马拉雅山一个婆罗门家庭，年少时经常云游于喜马拉雅山。拜访完100多位在山中修行的隐士后，他将经历写成了著名的《大师在喜马拉雅山》一书。1952年他从印度一家寺庙返回喜马拉雅山修行的途中，经过加德满都市郊的一座小山，在上面建造了汉萨达瑜伽静修所，继而又将它交给了僧侣维苏达·德夫。德夫在2001年去世后，这里由他的徒弟、僧侣热谢·潘查士尔负责。潘查士尔和另外一位僧侣把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经过修剪的三角梅怒放在阳光下，从自家田地里拔下来的萝卜和菠菜放在水龙头边，老师德夫的等身塑像前摆放着净水和鲜花。静修所马上就要迎来几个来学瑜伽的客人、四个尼泊尔本地人，还有一位中国游客。

潘查士尔告诉我，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对一些终极问题感兴趣，比如“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会成为人”、“人生一世有很多痛苦，为什么会有痛苦，怎样解脱”……潘查士尔像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去常规的学校接受教育，就是遍寻不到他的答案，直到后来他来加德满都上学，朋友介绍他来这个静修所认识了老师德夫。“现代学校教育能够教给学生科学和文化，但唯独少了一个精神层面，就是认识自己。德夫老师有一套人格构成理论，不断帮助我来反省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心灵是否饱含有爱的慈悲等等，让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弱点，不断去净化内心。在此基础上练习瑜伽动作，才是正道。掌握了这种方法之后，我想把它传播下去。我想告诉我的学生，瑜伽不是上来就开始那些体式姿势的，我们需要保持一颗正确的心，才会有好的结果。”

潘查士尔今年48岁，已经来静修所16年。“印度教的教义里，不是鼓励人们先过世俗生活，等到年龄大了再出家吗？”我不解地问他。“就像一句本地俗话说的，明明知道最后要洗手，为什么还要将手弄脏呢？”他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