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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_国际贸易论文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博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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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的发达不发达:一种政治经济学分析《文献卷》：略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叶初升_凝眸中原吧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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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卷》：略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叶初升
略论新古典政治的局限性
叶初升（）
&&&&在现代两方经济发展理论中，与制度长期以来处于分立发展的状态：发展经济学作为正统经济学的一种对应，在“跨越空间旅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制度的分析；作为正统经济学的扩展，在“跨越时间旅行”研究制度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时，却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制度的深入分析。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状态有所改变。
&一方面，一些家不仅认识到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甚至是内生变量，而且开始运用成熟而规范的新制度分析方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障碍的选择方案（Hayami，1981；Feeny，Nich01son，Ostron，1988）；另一方面，近年来也开始在空间上扩展分析视野，研究促进或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North，）。于是，制度影响经济效率、制度变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发展经济学与新的基本共识。在这种共识之下研究经济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阶段（，1999）。
&家们不仅注意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而且恢复了以斯密为代表的的传统，充分重视对包括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的分析。因此，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在于，结合制度分析的观念和新古典方法论，探索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把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十多年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解释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过程中，新古典政治仍然存在着局限性，其理论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一个紧要的问题是，既然制度创新能促进经济发展（Nich01son，1988），既然由于缺少进入有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North，1990），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如何进行有效制度的创新?这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时在不同程度上回避或忽视了的问题，而这恰恰又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或流派，它应该在深入地实证分析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状态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状态而进入发达状态作出规范的研究。
在我们看来，新古典政治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存在着“唯制度主义”或“制度万能论”的倾向。
许多家在运用的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与中业已存在的三种分析思路（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以制度分析取代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具体研究，从而在理论内容上与这三种思路缺乏必要的沟通甚至可以说没有“共同语言”。
&&&&我们知道，在新古典政治兴起之前，的主流理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存在着阵线分明的三种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或派别，这三种分析思路虽然在分析方法、理论观点及发展战略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在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体现出来的。如，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市场与计划、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物质资本与人力资力等等。正是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歧及其争论，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推动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然而，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除了制度之外，具体的经济发展问题都难见踪迹。依据这种理论，只要存在有效制度，一切具体的经济问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样，它与前三种分析思路之间既有分析方法上的差异，更有理论内容上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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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处不在，经济绩效的差异、经济发展的鸿沟的确可以追溯其制度根源。然而，制度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则，它是在经济活动中形成并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我们在实践中对制度安排的重视、在理论上对制度安排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发展中国家具体的经济实践，不能削弱对经济因素（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一场比赛，可以引进或创造新的规则给运动员提供激励，从而达到提高运动成绩的效果，但是，新规则的引进或创新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而且它并不能代替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和技战术训练，否则，再先进、再新的规则也会因为缺乏基础而成为空洞抽象的形式，也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成绩。我们认为，目前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仍处于兴起、不成熟时期，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虽然有了新的理论视野，但是，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套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痕迹。如何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深入具体地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把制度分析真正融入到对其它经济变量的分析之中，还有许多路要走。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性的另一个表现是，虽然正确地指出制度影响经济效率、制度变迁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却没有认识到提高经济效率、改善经济绩效总是依赖于制度结构而非单项制度安排。
社会中实现某种目的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彼此相关的，并形成特定的制度结构。单项制度安排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结构中而非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如果不考虑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制度安排所产生的经济绩效。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往往是以单项制度安排而不是制度结构为基本分析对象。在某个单项制度安排的创新、选择及变迁过程中，单项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即制度结构的内部均衡问题，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忽略了。
分析一个市场制度体系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假定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既定不变而只考虑某项制度安排的供求均衡、非均衡及创新与变迁等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许对分析结论的正确性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而言，这种假定就会严重地影响分析的正确性。因为，在发达国家，制度需求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而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有弹性的市场过程，这样，单项制度安排的均衡与非均衡过程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合作秩序自发扩展的过程。由单项制度安排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结构调整、经济目标的实现都能在这种自发扩展过程中完成的。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本来就是不健全的，相对于有效制度需求而言，有效制度的供给不足与无效或低效制度供给过剩往往同时并存：一种“好”的制度常常难以实施，一项“坏”的制度却又无法顺利铲除。这种现象用单项制度安排的供求均衡及创新、变迁等分析模型是无法解释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经济实践迫切需要扩展分析制度的视角。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或流派，在其理论的深入发展过程中必须克服“唯制度主义”的倾向，必须突破以单项制度安排为分析对象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理论视野。不然，就会极大地限制它解释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范围和力度。
比如，根据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东亚经济从创造“经济奇迹”到爆发“东亚金融危机”，都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然而，这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式的分析，从理论上看，过于笼统、过于抽象；从实践上说，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
&&&&又如，现代经济都是货币经济或金融经济，发展中国家如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完善金融体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紧要问题。因而，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的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对于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深化过程同时也是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过程。怎样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或者说以何种方式或策略推进金融深化进程，则需要分析各个发展中国家业已存在的金融体制（制度结构）、金融抑制的程度和范围等具体实际情况，并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制度创新与变迁模式，因而也不应该抽象地去评价某种模式的是非优劣。可以说，深入具体地研究金融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东亚金融危机”从实践上给提出的理论课题。显然，对该课题的研究仅有制度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制度分析与金融发展理论融合起来。
总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使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毕竟是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中形成的，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基础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比较，都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因此，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背景，以制度结构而不是单项制度安排为分析单位，将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真正地内生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1）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2） 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
（3） D.&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等1991年中文版。
（4） D.&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等1994年中文版。
（5） D.&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等1996年中文版。
（6） Adams,&J.,&“Economy&as&Institutied&Process:&Chang,&Transformation,&and&Progress,”&Journal&of&Economic&Issues,&June&1994.
（7） Street,&J.&H.,&“The&Institutionalist&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Economic&Issues,&April&1989.
联系地址：430072&&&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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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初升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在现代两方经济发展理论中，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长期以来处于分立发展的状态：发展经济学作为正统经济学的一种对应，在“跨越空间旅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制度的分析；制度经济学作为正统经济学的扩展，在“跨越时间旅行”研究制度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时，却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制度的深入分析。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状态有所改变。
&一方面，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不仅认识到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甚至是内生变量，而且开始运用成熟而规范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障碍的选择方案（Hayami，1981；Feeny，Nich01son，Ostron，1988）；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近年来也开始在空间上扩展分析视野，研究促进或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North，）。于是，制度影响经济效率、制度变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发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共识。在这种共识之下研究经济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阶段（谭崇台，1999）。
&经济学家们不仅注意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而且恢复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传统，充分重视对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的分析。因此，发展经济学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在于，结合制度分析的观念和新古典方法论，探索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把制度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十多年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解释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过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仍然存在着局限性，其理论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一个紧要的问题是，既然制度创新能促进经济发展（Nich01son，1988），既然由于缺少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North，1990），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如何进行有效制度的创新?这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时在不同程度上回避或忽视了的问题，而这恰恰又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或流派，它应该在深入地实证分析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状态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状态而进入发达状态作出规范的研究。
在我们看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存在着“唯制度主义”或“制度万能论”的倾向。
许多经济学家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与发展经济学中业已存在的三种分析思路（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以制度分析取代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具体研究，从而在理论内容上与这三种思路缺乏必要的沟通甚至可以说没有“共同语言”。
&&&&我们知道，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之前，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存在着阵线分明的三种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或派别，这三种分析思路虽然在分析方法、理论观点及发展战略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在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体现出来的。如，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市场与计划、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物质资本与人力资力等等。正是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歧及其争论，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推动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然而，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除了制度之外，具体的经济发展问题都难见踪迹。依据这种理论，只要存在有效制度，一切具体的经济问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样，它与前三种分析思路之间既有分析方法上的差异，更有理论内容上的断层。
&&&&的确，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处不在，经济绩效的差异、经济发展的鸿沟的确可以追溯其制度根源。然而，制度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则，它是在经济活动中形成并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我们在实践中对制度安排的重视、在理论上对制度安排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发展中国家具体的经济实践，不能削弱对经济因素（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一场比赛，可以引进或创造新的规则给运动员提供激励，从而达到提高运动成绩的效果，但是，新规则的引进或创新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而且它并不能代替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和技战术训练，否则，再先进、再新的规则也会因为缺乏基础而成为空洞抽象的形式，也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成绩。我们认为，目前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仍处于兴起、不成熟时期，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虽然有了新的理论视野，但是，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套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痕迹。如何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深入具体地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把制度分析真正融入到对其它经济变量的分析之中，还有许多路要走。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性的另一个表现是，虽然正确地指出制度影响经济效率、制度变迁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却没有认识到提高经济效率、改善经济绩效总是依赖于制度结构而非单项制度安排。
社会中实现某种目的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彼此相关的，并形成特定的制度结构。单项制度安排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结构中而非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如果不考虑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制度安排所产生的经济绩效。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往往是以单项制度安排而不是制度结构为基本分析对象。在某个单项制度安排的创新、选择及变迁过程中，单项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即制度结构的内部均衡问题，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忽略了。
分析一个市场制度体系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假定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既定不变而只考虑某项制度安排的供求均衡、非均衡及创新与变迁等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许对分析结论的正确性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而言，这种假定就会严重地影响分析的正确性。因为，在发达国家，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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