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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必备 玩转自由之战2创新系统的小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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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骄阳似火的七月，对于MOBA爱好者而言，有什么比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更令人兴奋呢？公平公正的热血战斗、栩栩如生的精美画面、独具特色的创新玩法&&火爆开启啦！小编作为MOBA发烧友，已经在第一时间进入了游戏。由于个人游戏天赋优先，提升身价、赚取佣金方面的攻略就先不班门弄斧了，不如一起聊聊如何玩转《自由之战2》新奇有趣的非战斗系统吧。
魔方在手！时尚造型应有尽有
提起非战斗系统，相信大多数玩家都会对有几率获得皮肤、武器、以及各种华丽特效的机械魔方最感兴趣，那么，就先来研究一下机械魔方吧。机械魔方是《自由之战2》体验服带来的全新玩法：玩家消耗金币、材料或钻石可以制造出不同等级的机械魔方。对机械魔方进行熔炼可获得贤者之石，并有几率获得皮肤、技能特效或碎片，用来装扮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的各种碎片也可以用来装扮英雄，但是使用场次有限。而贤者之石则可以在神秘商店中快速获得英雄皮肤、技能语音特效等玩家心仪外观成品。至于开出自己不经常用的物品怎么办？当然是拿到交易市场去换取钱喽。
平等交易！互惠互利勤劳致富
交易市场？MOBA游戏也能有交易市场？没错！《自由之战2》不仅带来了更纯粹的MOBA体验，在玩家获得各种外观物品的方式上，也采用了别出心裁的全新模式。
交易市场是游戏团队为玩家获得心仪物品，出售个人珍藏打造的专属场所。在交易市场中，玩家可以购买合成物品的碎片、外观成品，也可以购买不同级别的机械魔方；同时，玩家也可以通过交易市场出售自己制作的皮肤、武器、特效、碎片，甚至没有进行熔炼的机械魔方也可以拿来换钱哦。
而最令人惊喜的是，如果玩家在游戏过程中遇到囊中羞涩的情况，可以在交易市场中用钻石购买金币；资金比较富裕时，也可以用金币购买钻石哦。是不是很惊奇！没错！《自由之战2》的交易市场就是那么良心！一切买卖都在玩家间进行，游戏仅仅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易的平台，靠游戏发家致富已经快要成为现实了！
快速上手！制造等级提升秘籍
停！停！停！擦擦口水，先别忙着高兴。无论是想亲手制作出个性十足的外观物品，还是想要通过制作、交易发家致富，都要先搞清楚游戏规则才行。
首先，在《自由之战2》的制造系统中，提升制造经验可对应提升制造等级。制造等级越高可以制造高等级的机械魔方。而高级的机械魔方可获得史诗级以上新皮肤、武器、特效等稀有外观，这些物品不仅可以帮助玩家在游戏中成为焦点，还可以在交易市场中卖个好价钱。
所以，制造等级越高，可以获得物品也越好，发家致富，吸引其他玩家注意的几率也就越高。至于怎么获取制造经验？多发几次委托订单大家就自然懂了。
说话之间，小编在交易市场寄售的几件物品全都卖了出去，是时候收点材料继续自己的致富之路啦。在感受纯粹MOBA体验的同时，还能一遍赚钱一遍随心随欲的DIY自己喜欢英雄的造型，《自由之战2》好玩！好玩！快来一起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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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贸易为什么不谈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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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油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简称“PK”公司），付出了将近42亿美元代价，相比今年夏天夭折的中海油180亿美元天价收购尤尼科，还算不上一笔大生意。不过，能在里海这个储藏了世界石油总量18％的“第二海湾”地区谈成这样一桩交易，已经使得我国在该地区的能源格局中占有先机。
　　秋天到来的收获令人鼓舞。除了中东地区，我国的“海外石油路线图”不断探寻新的坐标，在非洲的苏丹、拉美的委内瑞拉以及中亚地区，近年来中国石油公司大多有所斩获。
　　按照自由贸易经济理论，正在形成“世界工厂”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肯定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旺盛，那么通过商业并购从富油国那里获取能源供给，只要是价格公平，应该是一件互利互惠的事情。用经济学家常说的话，叫做“共赢”，这当然是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的。然而，在中亚、拉美这些相对不发达地区，中国赢得了商业尊重；而在最崇尚自由精神的美国市场，中国人的善意却遭到了拒绝。看上去这似乎像个悖论。
　　笔者至今还记得，中海油总裁傅成玉在接受央视的采访中表露出自己的遗憾。他曾写信给《华尔街日报》，坦承这次收购是纯商业的善意行为，因为尤尼科在亚洲和里海的资源，与中海油的市场相结合，将会对世界石油市场产生巨大的正面效应。但是，美国的能源安全机构却不是这么考虑的。尘埃落定之后，一些隐藏的争论浮出水面：美国人曾担心，尤尼科公司在印尼的设施为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提供了大量石油，而一旦这笔交易成功，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显然，这桩商业交易完全被政治化了。
　　事实上，石油贸易从来都没被看作是“纯经济现象”。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一国石油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的30％或者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石油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到该国的GDP，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8000万吨以后，就必须运用外交、经济、军事等手段来保证石油通道的安全。据商务部预测，我国2005年全年将进口原油约1．3亿吨，而去年我国的石油进口量已经占国内消费量的40％。
　　有专家分析，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其能源利用效益几乎是全球最差的，因此相比其他国家，高油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更大些。更有论者认为，飙升的油价是美国企图给迅猛发展的中国下的“石油绊索”——这个方法在上世纪80年代对前苏联使用过，只不过当时不是提高油价，而是降低油价，美国人与沙特阿拉伯联手把世界油价压低到每桶7～8美元，没有石油美元就难以生存的前苏联经济几乎到了休克状态。
　　世界石油市场，正被来自伦敦和纽约期货市场的投机分子操纵，几乎已经成为公论。经济学家王建分析，在这些游资背后，有包含着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因为油价是以美元计算的，油价越高，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就会越多。据他估计，当国际油价涨到每桶70美元，流入美国的资金就将增加近7000亿美元，如果到了每桶100美元，流入美国的资金将再增加5000亿美元。美国是国际油价上涨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最近则公开警告：油价泡沫肯定要破，炒油者也肯定没有好下场。
　　石油贸易已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有关资源控制和争夺的战争，而透过石油期货市场掀起的投机狂潮，早已把石油商品炒作成了某种特殊的金融符号。不论从现实还是理论上，石油贸易都和经济学家们在真空试管里冥想出来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距万里。理想中的纯粹市场游戏规则，与实际运行中国家间的竞争法则，其差别是巨大的，刚刚开始把寻找新能源的眼光投向海外的中国人，一定不要被那种空洞的“经济玄学”迷惑了大脑。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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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论以及资本主义的走向　　作者 杜车别　　第一节 交易论　　一、对交易的经济学分析的缺失　　二、交易与暴力　　三、交易成本的跃迁增长规律　　四、交易的依赖度与控制度：揭穿自由贸易互利论的神话　　五、交易纯粹度概念和基于此的社会演化理论　　第二节、 市场经济演化规律　　一、市场经济演化公式　　二、对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解释　　三、经济史角度对市场经济演化公式的验证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　　第一节 交易论　　一、对“交易”的经济学分析的缺失　　交易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活动，是理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根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翻开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你都看不到对“交易”追根究底的分析。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成为了既定前提，交易的互利性成了某种理所当然的结果。它们谈资源的稀缺性、谈成本收益、谈需求供给、谈消费者偏好选择、谈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谈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之意义等等，但就是不会把各种包装外衣剥掉后的“交易”放到手术台上解剖一下。　　不仅基本的经济教科书如此，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里，对交易的分析都呈现含糊不清的状态。甚至不仅西方经济学，就连马克思对“交易”都缺乏透彻的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然而所谓商品本身就已经是某种既定约束条件下交易的产物了。　　甚至交易这个活动本身的成本概念，引入的时间都相当晚。根据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的说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是以我那篇《企业的性质》论文发表为准，该文明确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分析之中” 　　《企业的性质》1937年发表，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算起，相隔了161年，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逻辑（成本收益）研究一切东西，唯独不将这个逻辑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基石“交易”本身。而事实上， “交易成本”的术语还是1960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才使用的。更进一步说，科斯所谓的交易成本仍把既定约束下的交易当做前提，如迪屈奇概括的科斯所谓交易成本就是指“(a)发现价格的成本以及（b）谈判与签订合同的成本” 。有人尝试过跳出这个格局，比如曼森.奥尔森的《独裁、民主和发展》 ，然而其分析仍旧含糊鄙陋乃至自相矛盾。　　即便在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派那里，甚至都并不存在统一明确的交易成本的定义 。这种分析的含糊性，不透彻性也导致交易成本的概念仍旧被张五常之流用来论证所谓私有产权的优越，论证市场自发作用的合理，政府干预的弊端等等。　　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对纯粹的、自发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有着近于宗教的狂热信仰，尽管这种所谓的自由市场从来不曾存在。他们的这种信仰就建立在对“交易”一厢情愿的假设之上。“互利”，仅仅是交易可能达成的众多状态之一。他们直接把可能性当成了必然，由此所衍生出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一碰到实际经济现象，缺乏基本的解释能力。　　这种一厢情愿在托马斯.索维尔写的《被掩盖的经济真相：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一书最开头的一节“零和性谬误”的一段话里体现得很充分：　　“许多经济谬误通常建立在一种比较隐蔽的错误假设上，经济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的过程，一方得到的必然是另一方失去。但实际上，无论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还是在房东和租户之间，或国际贸易各方之间，他们自愿进行经济交易的前提是：各方进行交易比交易之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尽管这一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是那些通过政策手段去帮助交易一方的人，不见得就能认识到这一点” 　　“自愿”是个很有趣的词汇，某种程度上被抢劫也是自愿，在要么被杀要么破财中进行自愿选择。至于诈骗，当然更是自愿的交易。任何所谓“自愿”其实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进行的选择，问题是这个约束条件是谁在主导和控制？认为自愿进行交易，就必然是互利，这个推理是不成立的。　　交易可以不是零和博弈，但不是零和博弈，并不意味着就必然是互利的博弈，完全有可能一方获得暴利，而另一方受到巨大损失。而实际交易也完全可以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也即参与博弈者的收益总和都是负的），甚至是互损博弈（双方都受损失）。如果撇开金钱收入的障眼法，那么交易中一方控制权的增加，必然导致另一方控制权的减少，从控制权的角度看，所有的交易都可以归约成零和博弈。索维尔所谓的“零和性谬误”恰恰是他自己的谬误。　　西方经济学一贯标榜自己不从事道德说教，从每个人的私利出发，论证“看不见的手”神奇作用。但他们先验赋予交易的互利性，恰恰是凌驾于交易双方之上，把某种对双方似乎都有利的特定状态指定给交易双方的结果。这其实是用反市场的逻辑分析市场，反交易的逻辑分析交易。道德说教成了他们所有论证的一个前提背景，当背景已经默认到不需要特地说明的时候，似乎就可以把它当不存在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所谓的自由市场，无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其实都已经是政府精心保护干预下的产物，是温室里的花朵。回避了对交易的赤裸形态的分析，可以更方便地诱导人们相信这带着层层约束的交易是市场自发作用的伟大结果，让人对“自由市场”产生类似宗教感情的神圣信仰。　　甚至“市场失灵”这样一个似乎能体现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理性中立客观的态度——承认市场不足的概念，就带有本质性的误导作用。它暗示自发运作的市场默认情况下都是灵的，特殊情况下才失灵，才需要政府出来帮忙。而实质上呢，这不过是一种精心营造的幻觉，市场的灵从一开始就是政府不断设计各种人为制度，补丁撂补丁的加以修补弥缝其弊端的结果。　　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撕开市场漂亮的画皮，从最赤裸形态的“交易”开始解剖。
楼主发言：47次 发图： | 更多
　　二、交易与暴力　　一般人假定交易是用有利于对方的某个东西来换取某种有利于自己的东西，但这个假定其实是不成立的。交易发生的必要条件仅仅是，在异己对象身上有某种自己需要的东西，用一定手段夺取过来，夺取的成本越低越好。　　交易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个是目的的自私性：交易的参与者不关心对方的利益，交易的结果给对方的影响是好是坏，对方是死是活，是痛苦是快活，和自己无关。第二个是手段的异化性：用来获取异己对象物品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是可替代的，假如有成本更低的手段，那交易的参与者应该毫不犹豫的替换原先的手段。假如某手段变得无助于获取所需的物品，那么这种手段就应该被终止。　　市场化本质上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化，哪怕是有层层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市场化，也必然如此。明白了交易的这两个特征，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发生在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现象。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交易，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是交易。既然是交易，无论生产也好，服务也好，都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多的金钱收益。这个手段只要符合既定约束下的最优化即可。如果需要，一种手段完全可以替换成另外的手段，只要成本更小，收益更大。至于对方在这个过程中受益还是受害，则不是交易者关心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交易的双方本质上是敌对关系，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谁能更好的控制对方，谁就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在一个市场上，真正成功的交易者或资本家，不是把顾客当上帝（但这句话用来进行忽悠和操纵是有价值的），而是让顾客把自己当上帝。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交易中用尽可能小的成本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市场经济下，一个交易者如果把自己的利益寄托在对方的人品、道德、承诺、善意上面，那只能说这个交易者是不合格的。　　比如中国股市暴跌，或者人民币汇率下跌。官方机构就出来谴责有人进行恶意投机，恶意做空。这是很可笑的。如果是善意的，他来交易干什么？需要市场干什么？任何交易的参与者，当然是自己谋利，对阻碍他谋利的对象都只有恶意。这点道理不明白，你还鼓吹什么市场经济？　　再比如，中国搞了几十年医疗市场化改革，就是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交易关系。　　在真正的交易中，对医生来说，患者是其谋利的工具，如何从患者身上榨取出更多利润，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交易者应有的思维方式。对患者来说，医生是满足其治病需要的工具，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满足治病的需要，才是合格的交易者。　　但合格的交易者还不仅如此，合格的交易者不能把自己利益寄托在对方的道德人品上面，必须随时提防对方损害自己的利益，必须设想对方最坏的可能性，并提前预备这种可能性发生。所以一个病人，就应该设想医生是唯利是图的，医生是尽可能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从他身上赚钱的，他应该尽可能防止医生这种图谋的实现。而医生就应该设想病人是希望逃掉医疗费用的，没有收到足够的钱，就绝不能给对方治病。　　双方互不信任，互相猜忌，这才是合格的交易者的表现，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如果双方对于交易过程的信息掌控能力对等，这种交易关系的对立矛盾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的。但是如果双方在交易中是不对称的，一方的信息掌控能力绝对的高于另一方。对一方来说，另一方的操作完全是黑箱，自己无法把握理解，那矛盾激化的概率就会激增。　　病人按照市场交易的正常逻辑去猜疑医生利用知识优势，损害自己利益赚取更多钱，这是完全合理的。这种猜疑，不放心，被催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演变成激烈的医患矛盾，乃至发生暴力事件。　　可是医生很委屈啊，我明明是抱着悬壶济世的高尚道德来给人看病的，我真心实意的同情病人的痛苦，想帮他看好病，病人为什么要这么猜疑自己？该做的检查不做，出了事情又怪自己。但问题是参与交易者的主观意愿，是代替不了交易关系本身具有的冷酷性。　　既然是市场，既然是交易，病人从自己利益角度考虑，只能从交易的逻辑出发考虑问题。医生作为占据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一方，纵然认为自己再善良，也是代替不了病人的现实考虑的。医生与其怪病人对自己不信任，不如怪市场机制本身把人与人的关系敌对化。而在现实里，在市场机制的逼迫下，也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能抵御谋利的诱惑，为了谋利而损害病人的利益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不低的。这种情形之下，病人的防备猜疑就更有其现实性了。　　医患关系是如此。新闻里经常看见导游痛骂旅游团员，甚至有殴打致死的，其实也是交易关系的结果。旅游公司，一方面和其他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必须尽可能用低价来吸引顾客参加其组织的旅游团；另一方面又需要赚钱，所以必须设法让旅游团员购物，拿回扣。导游目的是赚钱，而不是义务带人欣赏祖国大好河山。游客目的是满足自身游览需求，而非给景区的商贩和导游送钱。双方的对立矛盾从交易的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旅游公司可以声明这是购物团，但不敢说得太死，否则就吸引不到人参加。游客也可表示同意购物后参加，但他们完全可以到了景区，就不买东西，其奈我何？任何不能对违背承诺的行为进行有效惩罚威慑的合同，都是毫无意义的。　　对导游来说，打官司成本是太高了。直接开骂，就是一种廉价的惩罚或者逼迫手段。你不购物，就骂你，骂得你狗血喷头，给你添堵，让你旅游获得效用大大降低，不能让你白占了便宜。更有甚者，就出现了去香港的游客被打伤至死的局面。可以说这也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看不见的手的神奇调控之下，自然形成的制衡手段。通过这种机制，可以增加游客的违约成本，增加他们购物的概率。不得不赞叹市场机制的伟大和神奇。
　　以上是从交易的两个特征自私性与异化性出发做的一点简单分析。但这还是既定约束下的情形，若去掉法律等人为的非市场约束，则进一步可以说抢劫、偷盗、诈骗、战争都是交易。　　假如甲方看见乙方手里有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同时甲方的武力远高于乙方，那么对他来说，获得该物品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直接抢劫。为抢劫耗费的体力和搏斗所冒的风险，就是交易的成本；抢劫来的物品就是收益；对被抢劫者而言，所受精神和肉体伤害是交易成本，被抢走的物品是支付成本，也可以认为是负的收益。　　如果乙方的武力高于甲方，那么甲方可以搜寻其他更为弱小的对象。这种搜寻过程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只要搜寻成本加上搏斗成本小于抢劫获得的预期收益，仍旧是有利可图的，这个过程可以不断进行下去。　　偷窃和诈骗的道理相似。如果一个人更擅长于信息的扭曲和误导，诈骗对他来说是利润更大的交易。有些人易骗，有些人不易骗。所以也存在一个通过试探的方式不断搜寻交易对象的过程。这种搜寻成本，以及在提高行骗技巧上的花费，都是交易成本的体现。　　对真正纯粹的市场——也就是不受任何非市场因素干扰的自发市场来说，是不承认任何先验的私有产权。任何物品都是可以抢劫，可以掠夺的对象。假如说某个东西是某人私有的，那仅仅是意味着着抢劫这个东西的成本要高于这个东西本身所能带来的收益。私有产权不可侵犯的概念本身恰恰是非市场的力量作用下的结果。　　当抢劫和掠夺在更大规模的尺度上进行，这就是战争。和许多人理解的历史观念相反，不是无法进行和平交易才导致战争，而是只有当战争成本过高的时候，才有可能转而进行和平交易。比如中国历史上，华夏政权用直接的军事反击，或者用长城防御体系加大周边野蛮部族的抢劫成本，在这个前提之下，才可能有和平贸易。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只有当抢劫受到惩罚，被打得头破血流，用事实让抢劫者明白这么做的成本太过高昂时，他们才会转向。　　人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再表明，市场是不承认任何脱离暴力保护的所谓私有产权的，一部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在世界各地到处抢劫的历史。用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这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　　美国发家史最生动的说明了当今中国那些虔诚且无知的资本信徒对所谓私有产权的信仰从来就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在修斯、凯恩所著《美国经济史》第7版中有这么一段自供：　　“我们在前面提过，欧洲人认为，只要是从非基督徒手中夺取土地，他们的征服活动就是合法地将土地所有权纳入基督教范围内。如果那片土地找不到非基督徒的所有者，那么仅仅是发现就足以让他们拥有土地。这对英格兰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适用。”　　“至于那时居住在纽约的印第安人，要么从英格兰人那里接收土地，要么就只能被驱逐或者杀害。” 　　当然资本信徒可以辩解，那时候的印第安人还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所以欧洲人对他们掠夺和屠杀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的。不过或许令这些信徒难堪的是，殖民者其实也并无土地私有的观念。理论上讲，自由市场下也确实不可能产生什么财产私有的制度。只要能被别人抢去，那你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纯粹自由交易的原则。如果要建立某种稳定的财产私有制，就必须有凌驾在所有交易者之上的力量，刻意授予和维持社会成员具有某种相对的财产私有权。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暴力来确保抢劫者会受到惩罚，人为抬高抢劫这种交易活动的成本。而且还需要有人为设定的意识形态让这个力量本身不去破坏这种所有权。
　　事实也正是如此，北美殖民者真正实行的不是个人私有制，而是国王私有制（独立之后就演变成政府所有制）。《美国经济史》说：　　“理论上，所有的英格兰土地都属于国王。他是唯一并且绝对的所有者。只有他——作为最高领主——的财产权才是不来自任何人的，除了上帝。他是‘土地赠送人’（donor），没有他的授权，臣民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根据英格兰的封建制度，所有的土地所有权都是由国王授予并为国王服务的。所有的英格兰男性在他们的土地上都是国王的佃户，而女性一般不拥有土地。这在殖民地的继承法和习俗中很容易被理解。”　　“在今天的美国，国王的职能发展成了州政府的职能。因此，如果你不纳财产税，那么你的产权就会被剥夺掉相当于税款的一部分。在其他国家，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拥有，具有绝对的权利，但在美国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从英国继承而来的未被引起重视的部分。据笔者所知，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被问过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权力来拥有土地。”　　“通常认为，不动产的私人所有权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体’。……幸运的是，殖民地的土地法相对简单，因为王室只允许在美洲建立一种占有权，即自由永佃权。”　　“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这种占有权附带的义务一般包括每年向捐赠人支付固定的土地保留租金。……这种代役租最终演变成了现代美国的地方财产税。如果捐赠者（在今天是州政府及其地方单位）没有收到代役租税，那么土地的占有权就会消失，土地所有权又回到捐赠者手中” [7]　　纯粹市场经济从来不承认任何天然的私有财产，能用武力掠夺的就掠夺。如果必要，人的身体都非私有，可以掠夺和贩卖。所以黑人可以被贩卖成奴隶，印第安人的土地可以被抢劫剥夺就丝毫不必奇怪了。　　应该说这种大规模抢劫，让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当优越的条件。比如美国铁路的疯狂建设就是政府以铁路公司可以免费获得铁路周边大量土地的占有权为诱惑手段：　　“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在1851得到授权之后，国会为了鼓励铁路建设，仅对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就授予了1亿英亩的土地——占公共用地10%。……有人斥之以免费白送，而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横贯大陆的铁路也许就修建不起来。” [8]　　这些所谓政府免费白送给铁路公司的土地，自然是免费从印第安人那里白抢来的：　　“应该指出，慷慨分发的土地都是从印第安人那里抢来的；仅在年这四年里，印第安人就被强占了17400万英亩的土地，这就给印第安族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灾难，在这四年里，有1700万英亩的土地赠送给铁路公司，1580万英亩奖给参加掠夺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的人，3020万英亩变卖了2790万美元，多半是卖给了土地投机家，总共分配了9400万英亩，其中只有不多一点免费分给了移民。” [9]　　这是美国政府慷印第安人之慨，把抢劫来的土地赠送（准确得说是租）给资本家，政府没损失任何东西，无本买卖。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利益。也就难怪乎在这段时期里，“美国建成的铁路比其余的整个世界都多”。 [10]
　　除了抢劫印第安人，直接把非洲黑人的肉体当做物品来抢劫并贩卖，同样是有利可图的交易，是自由市场的一部分。福斯特在《美洲政治史纲》中说：　　“新英格兰伪善的清教徒也毫不迟疑地参与了这恶名昭著的奴隶贩运。事实上，他们把这个当做一种正常的事业。麦克马斯脱说：‘从牙买加运来的糖浆制成甜酒；运到非洲的甜酒换回黑人；运到牙买加或南方口岸的黑人交换糖浆，这种糖浆又运回新英格兰，迅速的制成甜酒’。1770年，仅在罗德岛一地就有一百五十艘从事奴隶贩卖的船只。利润是难以置信的……”　　“福尔克纳和凯普纳……伪善的辩护道：‘奴隶制度是同文化本身一样的悠久。关于奴隶制度的道德性，《圣经》认可奴隶制度，这还不够吗？宪法不是认奴隶制度为合法的吗？非洲人的低劣，很自然的要使他们成为比较高等民族的一个奴属。这些是历史的教训’” [11]　　这种建立在低成本抢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让美国人的财富水平一开始就处于相当高的起点。《美国经济史》的作者对独立战争开始前美国人的收入水平有一个估计：　　“如果我们使用沃尔顿和谢泼德转化到‘现代价值’和外推到2000年价值的方法，那么1774年殖民地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在3875美元到7250美元之间。……若以较高的数字估计，他们的生活水平与今天的的阿根廷或者沙特阿拉伯差不多”　　“事实上，我们粗陋的估算表明，那时美国人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今天世界上2/3的人口的收入水平” [12]　　美国的祖宗，把自由市场精神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英国在抢劫方面的成绩也是不遑多让的：　　“在一七七四年，从利物浦开出的三百艘船都是从事奴隶贸易的，与英国人相比，其他国家的奴隶商人简直只要算是小巫了。‘非洲奴隶之由不列颠船只运输的，差不多要比由其他国家全部商船所运输的多四倍’” [13]　　不仅抢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肉体与土地财产是合理的交易，只要有利可图，把本国人变成奴隶来压榨掠夺同样是合理的交易：　　“资本家为了降低工资，广泛采用以实物支付工资，强扣罚金和其他狡猾伎俩。许多工厂大量收买穷苦人家的儿童。作为小奴隶来使用。” [14]
　　真正的自由市场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天然的私有产权。只有当劫夺某个对象的成本高于其所能带来的收益时，所有权才会被承认。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一开始就是个自相矛盾的笑话。揭开被资本信徒当成宝贝的所谓私有产权的纯洁面纱，看到的只能是一个狰狞扭曲、满脸脓疮的怪胎。　　按照纯粹市场的逻辑，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用尽可能小的成本从别人手里夺取过来是唯一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抢劫就抢劫，可以偷窃就偷窃，可以诈骗就诈骗。如果生产物品和别人进行交换的成本相对较小，那么也可以生产。而在施加了种种约束条件之下，生产甚至可以成为最优先的选项。但必须记住，手段就是手段，如果约束改变，或者别人手里已经没有我所需要的东西，那么生产也可以大幅度缩减甚至彻底中断。如果看不明白这点，就自然看不懂市场经济中的种种怪象。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说有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种障眼法。按照真正的市场运行的逻辑来说，这三个问题应该修改成：需要什么东西，谁的手里有这种东西，用哪种手段夺取这种东西的成本更低。对纯粹交易来说，生产或提供服务从来不是前提。　　战争或和平交易都是手段。战争固然是交易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和平贸易同样可以说是一种隐蔽形式的战争。有些人以为只有战争才需要暴力，而和平贸易就是摆脱了暴力，实则不然。　　物理学里机械能等于动能加势能。小球克服重力往上运动的时候动能转化成势能，达到顶点再往下降时势能转化为动能，但动能和势能的总量是守恒的。类似的，市场经济中，当爆发战争或抢劫时暴力势能转化为暴力动能。战争平息，暴力动能转化为暴力势能储藏起来的。最大的区别或许是，对市场来说暴力动能加暴力势能的总量不是守恒，而是不断增长的。而且越是自由的市场，暴力总能增长的速度也就越快。　　战争或抢劫这类交易过程中的暴力一目了然，那和平贸易为什么还有暴力存在呢？不妨设想一下，在完全没有第三方势力干预的纯粹交易中，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出现持续的和平贸易？唯一的答案，当然是双方的武力大致均衡，足以互相形成威慑。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采取抢劫手段，都会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就比如《水浒》中林冲入伙梁山，需要通过抢劫杀人来献上投名状。如果碰上武力远比他低的对手，这是很容易完成的交易。但碰上与他势均力敌的杨志，那这种暴力形式的交易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在真正的自由市场里，总有暴力交易能顺利实施的对象。但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就认为所有人的武力都差不多，这种情况下和平交易就是更合算的。但即便这样，这种均衡状态也难以长期维持，因为一旦有人提高了武力水平，均衡就会被打破。为了避免别人武力凌驾在头上，理性的选择就是自己必须不断提高武力水平。这类似于军备竞赛。　　一个典型的自发市场自由交易下的囚徒困境博弈。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总体利益可以最大，每个人也可以获得不错的利益。但只要一方偏离这个策略可获得更大暴利，让对方遭受损失。他就难以拒绝诱惑，即便他可以拒绝诱惑，他又怎么确信对方一定可以拒绝诱惑。就算他确信对方可以拒绝诱惑，又怎么确定对方也确信他可以拒绝诱惑。所以最后由看不见的手操纵下市场达到的均衡状态，必定是两败俱伤的选择。放在这里的情形，那就是双方都花费大量成本不断提高武力，避免对方占据武力优势。这种花费在提高武力上的投资，就可以看成是暴力势能。即便因为单纯的随机因素的影响，均衡也终究有被打破的时刻，这个时候，暴力势能就转化为暴力动能。而暴力总能量实际上是不断增长的。　　如果有政府对自由市场进行约束，那么市场中的大部分交易者选择和平贸易。但这时暴力势能其实是从个体集中到了政府层面。由政府通过不断提高在暴力机关上的投资，对市场滋生出来的暴力交易行为实施有效惩罚。也即在有约束的市场经济下，暴力总能仍旧是不断增长的，只不过大部分从个体集中到了国家层面，由于制约了个体之间的武力竞赛，可以让暴力总能量增长的速度减缓。
　　[1] 科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法 梅纳尔主编，科斯、诺思等著，刘刚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王铁生、葛立成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3]曼森.奥尔森《独裁、民主和发展》，《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盛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4] 亚历山德拉.贝纳姆《交换成本的测量》，《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第427页　　[5] 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丁德良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第5页　　[6] 修斯、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邢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7] 《美国经济史（第7版）》第13-16页　　[8] 《美国经济史（第7版）》第301-302页　　[9] [苏]列.阿.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一卷，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1975年出版，第602页　　[10] 《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一卷第610页　　[11]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冯明方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95，96页　　[12] 《美国经济史（第7版）》第54页　　[13]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第95页　　[14]列.阿.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一卷，第299页
　　大言不惭，不知脸红！　　看看孔子的理想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足谓小康。”　　这是孔子的共产主义？你个骗子！
　　三、交易成本的跃迁增长规律　　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提到了“交易成本”，这里有必要给出一个更为清晰的定义。这个定义当然不能是类似科斯描绘的，只考虑什么搜寻交易对象，发现价格以及签订合同的成本之类，这实际上预先就把许多更为巨大的交易成本给屏蔽掉了。　　我给出的定义是：交易一方所花费的代价中不能体现为另一方效用提高的部分，就是交易成本。如果交易一方所付出的代价，能体现为另一方所获得收益，那么这可以算作支付成本。　　比如抢劫者的交易成本：抢劫者为进行抢劫在装备上的花费，在选择抢劫对象上的花费，在训练抢劫能力上的花费，抢劫过程中耗费的精力时间，以及所冒的风险，这些代价都不能体现为被抢劫者的效用满足，因此都是交易成本。也即对抢劫者而言，他所有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没有支付成本。　　再看被抢劫者，他的交易成本是被抢劫过程中受到的肉体伤害精神伤害，这些伤害本身和增加抢劫者的效用满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纯粹是抢劫过程导致的副作用，所以也是交易成本。至于被抢走的财物，则和抢劫者的收益之间有直接联系，可算支付成本。　　抢劫的交易总成本是双方交易成本之和，也是这笔交易中社会财富的总损失。抢劫本身不过是财富的转移，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财富，而这种转移过程本身却要损耗社会财富，总收益是负的，所以也可以算作负和博弈。但只要抢劫者自己获得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交易成本，那就是有利可图的生意。　　对普通的用金钱买货物的交易来说，买主的成本是支付成本加交易成本之和。支付成本就是你给货主的金钱，它直接能体现为货主的收益。而交易成本是搜寻满足所需货物，鉴别货物质量，以及压低价格上花费的精力时间成本。对货主来说，交易成本是搜寻买主，抬高价格，以及设法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对买主进行信息误导上的成本。而支付成本就是货物本身。　　这个过程里双方交易成本之和是金钱与货物资源重新配置中社会财富的损耗（本质是时间精力的损耗，用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这些时间精力本身也可以用于生产财富），交易收益是资源重新配置后各自效用的提升之和。　　站在个人的角度，如果交易之后获得效用提升的收益大于支付成本加交易成本，那就是合算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如果交易后两个各自效用提升之和大于交易成本之和，那就是合算的买卖。　　交易者在损害对方、抵御对方的损害上花费的成本，以及政府为减小损人行为上花费的成本，是交易成本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交易成本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几乎不考虑的。　　有了明确的交易成本概念，那么上面论述的市场经济下暴力能的增长定律，实际上就可以转换成市场必然导致交易成本不断增长的定律。无论是自由市场下本身的暴力势能和暴力动能，还是通过政府约束，从市场转移到政府的暴力势能，本质上都可以看做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但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暴力能。暴力在交易行为中的发生是因为武力不对称。而交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正如武力不对称下，交易参与者很难抵御住暴力抢劫的诱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同样很难抵御住行骗的诱惑。类似暴力能增长定律，还应该有欺骗能增长定律，以及欺骗势能与欺骗动能的转换。而欺骗能也是交易成本的重要部分，甚至在和平时期可能高于暴力能。交易者在互相欺骗，防止被欺骗等等上耗费本也必然是极其巨大，并且不断攀升的。　　有些新制度经济学的信徒会得出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结论，这是他们对交易成本的概念缺乏合理定义的结果，只考虑市场扩大找到交易对象以及签订合同等更容易，而没有考虑各种暴力势能、欺骗能的增长，以及转移到政府的司法费用、警察费用、军队费用的增长。　　市场经济本身的趋势就必然让交易成本有跃迁式增长的倾向。之所以称为跃迁式增长，是指这种成本增长具有不连续的突变性、跳跃性，某种程度或某些阶段，比指数增长更具爆炸性、突然性。　　比如在无约束自由市场下，在两个有贸易联系的地区的道路上，出现一伙抢劫杀人团伙，原先的交易成本会突然从一个相对较小的数值（交通费用）跳跃上升至彻底切断贸易的程度。如果抢劫蔓延至于地区本身，则又大量成本投入防御抢劫。被大规模抢劫了，或者军事冲突发生了，又造成交易成本暴增。　　那么在有政府保护约束的情况下呢？交易成本就更多体现在交易双方互相欺骗，欺骗造成的损失的跃迁增长，为识破欺骗花费的成本暴增，以及信誉损失殃及池鱼式的扩展造成的成本暴增。　　以牛奶中加三聚氰胺为例。本来的交易成本，可能仅仅是奶牛个体户为了获利，降低支付成本，在牛奶中掺水，或喂养奶牛饲料上节省花费，导致蛋白质含量降低。而收购牛奶的三鹿企业增加了用机器检测牛奶蛋白含量的环节。这时交易成本还仅局限在个体户偷工减料上花费的精力以及企业针对性地投入的检测设备和人工费用。但当个体户为了对付企业监测，升级了自己偷工减料的策略，采用在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的方法，而三鹿集团没有及时在监测设备上加大投入。这时候交易成本的连续增长就转变成非连续的跃迁式爆炸增长。　　三聚氰胺牛奶导致幼儿患上肾结石，甚至因此死亡，交易成本从一个交易关系蔓延扩展到了另外的交易关系中去。患儿的医疗费乃至生命代价或者影响终生的后遗症都是极其巨大的交易成本。这种跳跃增长还没有终止，反馈回来，又出现了新的跳跃，司法机关介入，整个企业停产，机器设备的花费，都成了不能增进任何人福利的交易成本。因此失业的工人再就业同样是交易成本。被抓捕关进监狱的企业负责人，他们失去自由同样是巨大的交易成本。还有被抓捕的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的个体户他们本身受到惩罚也是交易成本。　　而交易成本的跃迁式爆炸增长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是消费者对整个中国牛奶生产质量失去信心，其他牛奶企业的信誉也遭受打击，也蒙受池鱼之殃。由此造成的企业减产乃至破产倒闭的损失，，都是交易成本的体现。　　而这种交易成本的跃迁式增长，还是有政府约束的情况下，有大量司法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发生的。假设没有政府约束，交易成本引发的跃迁突变加链式反应的增长会更加恐怖和巨大。会直至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彻底瓦解，整个社会生产彻底瘫痪的程度。　　按照市场的逻辑，是不能指责牛奶个体户的没有道德，或者三鹿企业管理者的渎职等等，所谓看不见的手本身就不考虑道德的作用。道德属于非市场因素，法律也是非市场因素，道德和法律能降低交易成本，但道德的灌输，法律的执行，恰恰都需要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政府的力量，等于把交易成本从市场转移到政府。在这里政府也并不能让市场不断滋生的交易成本消失或减少，充其量只能吸纳一部分的交易成本，使其变成政府的支出。遏制住市场自发趋势下交易成本的恶性突变式增长。但这种交易成本从市场向政府的转移，本身对政府同样有腐蚀作用，当这种腐蚀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又缺乏有效机制定期清理，政府也可能承受不住，出现突变式的崩塌瓦解。　　可以说市场经济本身自发的趋势就是不断产生反市场的力量，瓦解市场的力量。它随时随刻都需要政府这个非市场的力量来抵消其自我毁灭的力量。所谓看不见的手如何神奇，从来就是一个笑话。
　　四、交易的依赖度与控制度：揭穿自由贸易互利论的神话　　1、概念的引入和最简模型的分析　　下面我们可以引入交易依赖度和控制度的概念来论证即便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自己设定的最理想的交易模型来考虑，所谓互利的交易都不过是欺人之谈。　　我们在不考虑暴力手段，不考虑互相欺诈，甚至不考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考察最简单的所谓互利交易的例子，最终仍旧可以得出自由贸易会导向一方越来越得利，另一方越来越穷弱的局面。　　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都会举简单的例子说明因为比较优势的存在，自由贸易如何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这里为方便起见，就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里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一下。汤姆和汉克两个人流落到一个孤岛上，他们必须自己采集食物维持生存。　　汤姆在一周的时间里可以捕捉40条鱼；不捉鱼，全摘椰子，可以摘30个。而汉克在同样的时间，捉到10条鱼；全部用来摘椰子，可以摘20个椰子。尽管汉克无论打鱼还是摘椰子的效率都不如汤姆高，但是因为存在比较优势，也即对汉克来说，摘椰子和捉鱼的效率之比要高于汤姆的摘椰子和打鱼的效率之比。让两人分工合作，汤姆专门打鱼，汉克专门摘椰子，然后进行交易，两人所能得到消费满足要高于两人各自为政，既打鱼又摘椰子时候的消费。　　两人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下：　　　　没有交易，两人都自给自足。汤姆根据他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函数，可以一周生产28条鱼和9个椰子供自己消费，达到效用最大化。而汉克生产6条鱼和8个椰子给自己消费。如果两人建立贸易关系，分工合作呢？根据比较优势，对汤姆来说，同样的时间捉鱼更有效率。而汉克，摘椰子更有效率。所以汤姆全部时间都捉鱼，可以生产40条鱼；汉克全部时间都摘椰子，可以生产20个椰子。　　现在按照克鲁格曼的说法，汉克用10个椰子来换汤姆的10条鱼，结果就是汤姆手里可有30条鱼和10个椰子，汉克则有10个椰子和10条鱼。也即汤姆比起交易前的状态多了两条鱼和1个椰子，而汉克比起交易前多了4条鱼和2个椰子。　　不仅两个人的收益都增加了，而汉克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比汤姆还要多两倍。于是我们可以欢欣鼓舞的得出结论自由贸易不仅是互利，甚至对生产力落后的一方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从静态的模型分析，似乎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不妨引入两个新的概念：依赖度与控制度。在新概念的基础上再来考察一下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定义交易的参与者对交易的依赖度为其从交易中获取的利益除以交易后的总收入。如果用YL代表交易依赖度，则：　　YL=(交易后收入-交易前收入)/交易后的收入。　　比如在克鲁格曼这个例子中汤姆比交易前多了两条鱼，和1个椰子，为了统一单位，按照1条鱼换一个1椰子的交易价格，汤姆的依赖度YL(汤姆)=3/40=7.5%。如果按照汤姆自己的生产效率，1个椰子等于4/3条鱼，那YL(汤姆)=1/13≈7.69%　　汉克对交易的依赖度，按照交易价格算YL(汉克)=6/20=30%，按照汉克自己的生产效率，1个椰子等于0.5条鱼，YL(汉克)=5/15≈33.33%。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按照交易价格来算，汤姆对这个交易的依赖度是7.5%，而汉克对这次交易的依赖度是30%。　　有了依赖度的概念。我们再来定义控制度的概念：　　己方的控制度=对方的依赖度-己方的依赖度。用KZ代表交易中的控制度　　则KZ（汤姆）=30%-7.5%=22.5% ，KZ（汉克）=-22.5%.　　从控制度的角度说，任何一次交易其实都是零和博弈，一方增加的控制度，必定是另一方减小的控制度。　　如果要使双方对交易的依赖度相同，那应该如何定价呢：令交易价格一个椰子等于x条鱼，那么解方程：　　（28+9x）/40=(6+8x)/20x　　得到x=2/3 。也即一个椰子等于2/3条鱼。　　不过即便按照这个价格，假如汉克用12个椰子换8条鱼，虽然得利大幅缩水，双方还是都得利的。　　现在引入动态过程，不妨假定摘椰子是低技术产业，捉鱼是高技术产业，也即摘椰子的技能是不容易大幅衰退的，甚至会因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连带进步的。而捉鱼的技能是会因为投入少而大幅度衰退的。　　引入这样的假定后。我们再看很多轮交易后发生的变化。　　因为在第一轮交易中，汉克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摘椰子上面，等于说荒废了捉鱼的技能。所以假定在第二轮交易汉克摘椰子的技能得到了提高，而捉鱼的技能衰减，这显然是相当合理自然的假定。也就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导致各自的生产可能性函数发生了变动。这种分工交易持续的时间越长，最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变动也就越大　　如果原来汤姆的生产可能性函数X/40+Y/30=1
X代表生产鱼的数量，Y代表生产椰子的数量。 X、Y都大于等于0。
很多轮之后，变成　　X/90+Y/60=1　　而汉克的生产可能性函数原先是X/10+Y/20=1。经过很多轮专业化分工贸易之后，摘椰子的技术提高，而捉鱼的技术大幅度衰退。生产可能性函数变成X/2+Y/40=1。　　在这一轮中，假如两人不进行交易，自给自足，那么汤姆可以选择生产60条鱼，20个椰子；汉克可以选择生产1条鱼和20个椰子　　如果进行交易则汤姆生产90条鱼，汉克生产40个椰子。市场价格按照使得两人对交易的依赖度相同来决定。　　（60+20x）/90=(1+20x)/40x
　　得到的价格约为一个椰子换1/8条鱼 ，汉克用32个椰子可以换到4条鱼，还剩下8个椰子。　　这轮交易中，交易后汉克4条鱼，8个椰子的消费还是强于不交易时的1条鱼和20个椰子的消费。　　也就是对这轮交易本身而言，贸易仍旧对汉克是有利的。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和第一轮时候的情形对照，就发现问题了。第一轮的时候，即便双方不进行交易，自给自足的进行生产，汉克也可以有6条鱼和8个椰子的消费水平。而现在即便进行交易后，汉克也只有4条鱼和8椰子的消费水平。　　单纯就每一轮而言，自由贸易都是合算，但神奇的是，经过很多轮之后，汉克进行贸易得到的效用还不如最初没有贸易自给自足时候的情形。这里的奥秘就在于贸易的过程本身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了更不利于经济落后一方的变化。　　而实际上就这个例子而言，汤姆最后甚至可以把椰子的价格压得更低。他甚至可以把椰子的价格压到16个椰子才能换一条鱼。如果汉克不同意这个价格，汤姆就以中断贸易来威胁。中断贸易的话，汤姆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完全可以接受。而汉克怎么办呢？落入经济崩溃的局面。要么生产2条鱼，一个椰子都没有，这是不可接受的。要么生产一条鱼，20个椰子。但一条鱼满足不了其对营养的基本需求，而椰子吃多了也没用。如果接受16个椰子换一条鱼的价格，汉克还可以得到2条鱼，8个椰子的消费，相比一条鱼20个椰子的效用可能还高点。　　再回到克鲁格曼最初例子里的交换价格，一个椰子换一条鱼，这个价格最初对汤姆来说其实是不合算的，等于他用低价向对方出口自己的产品，而用高价进口对方的产品。是没有榨取到最高利润的。但却让汉克对交易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换而言之也就是增强了汤姆对汉克的控制力。能够诱使汉克更义无反顾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摘椰子上，彻底放弃捉鱼。打击了汉克一方捉鱼的产业能力，而保证自己这方的产业优势。　　汤姆甚至可以在很多轮的贸易中都对汉克保持这样优惠的价格，把自己的鱼卖得很便宜，让汤姆的椰子卖得很贵。等到汉克对交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重，生产可能性曲线变得的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汤姆再突然以断绝贸易来威胁，由于汉克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就只能任凭汤姆来宰割榨取了。　　就这样在一开始对双方都有利，甚至显得对经济落后一方更有利，能极大程度提高生活水平的自由贸易，持续一段时间后就变得落后一方的生活水平甚至比原先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更低。　　问题还不仅于此，在这个例子中交易双方都没有竞争者，生产力落后，技术落后一方高依赖度的劣势还不是最明显。如果引入竞争者，那依赖度上的差异会更明显。生产力先进，技术水平高的一方，由于技术门槛高，竞争者相应就少，其通过专业化后，技术优势不断提高，会让竞争者变得更少。而技术水平低的一方，由于技术门槛低，竞争者相应就多。在市场规模扩大后，竞争者只会越来越多，导致别人对他的依赖度不断降低。这样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发展下去（哪怕其是和平的），双方各自竞争者数量上的巨大差距只会导致先进一方对落后一方的控制优势会越来越强。　　按照依赖度的定义：　　YL=（有交易时的收益-交易断绝后的收益）/有交易时的收益　　用JY代表有交易时的收益，JD=和某方交易断绝后的收益，J0代表没有任何交易时的收益。　　如果引入交易竞争者，那么交易者乙和交易者甲1断绝交易后，还有可能和甲2、甲3、……、甲n+1建立交易关系。　　假如和某个对象建立交易的概率是p，无法建立交易的概率就是1-p，和剩下n个交易者都无法建立交易的概率就是（1-p）^n。　　　　可以看出交易对手同类产品的竞争者越多，则对于对方的依赖度也就越低。反过来，和我生产的同类产品的竞争者越少，则别人对我的依赖度就越高。此外原先的资本越雄厚，可以获得收益的其他交易种类越多或者自力更生的能力越强。则对某个单独的交易关系的依赖度也就越低。
　　减小我对于别人的依赖度，增加别人对我的依赖度，就可以增强我对其他对象的控制力。　　我们不妨把依赖度和控制度的概念运用到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中看看会如何　　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度，交易的收益就是工资，如果交易取消，也即是工人失业，由于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收益就是0。在大量失业存在的情况下，就假定失业后找不到工作。那么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度几乎接近于1。　　如果套用上面的公式　　　　J0代表工人完全失业时的收入，在没有美国那种失业救济金制度的情况下，J0=0。　　p是在工人在某家企业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失业率高的情况下，这个概率应该是很低的。 n代表在工人可以达到的交通范围内能够让其找工作的企业数量。一般来说这个数量是比较小的。p越低，n的数量越少，则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度就越高。这当然是简化的模型，实际情况下，还要考虑到每家企业找到工作的概率不同，而且到不同的企业交通成本也不同。总体来看，现实情况下，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度会比这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表现的更高。　　再用这个公式考察资本家对某个具体工人的依赖度。这时J0代表某个工人占据的岗位空缺下来时资本家的收益情况，基本上差别很小，甚至可以让其他工人更卖力干活填补空缺，所以右边括号里的这项已经是接近于0了。再看左边这项，p代表某个待业者同意接受这个空缺职位的概率，这个概率相对较高。n则代表求职者的数量（也可以直接理解成失业者里适合这个职位者的数量）。n通常会很大，可以几百、几千，乃至几万以上。总而言之这个公式两项都接近于0。则资本家对一个普通工人的依赖度是极其接近于0的。除非某员工非常特殊，对该企业的收益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可以替代他的岗位的人选非常少，这个时候资本家对其依赖度才会非常高。比如某些娱乐公司里的明星，体育俱乐部里的明星运动员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把两者的依赖度相减，就是资本家对具体工人的控制度，一般情况下总是非常高。由于工人本身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即便降低工资，也不可能降低其对资本家的依赖度。因此在真正的自由市场中，资本家总可以把工人的工资压到很低。资本家随时可以用取消交易关系，也就是开除来威胁工人。但单个工人往往不能用辞职来威胁资本家。　　对于控制度的概念，可以进行推广。以上说的控制度是既定法律和道德约束下，武力对称、信息对称情况下的交易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能力。这种控制的根源其实是生产能力的不对称，掌握的资本数量的不对称。所谓“控制”的本意其实就是一方的决策选择空间其实是被另一方所约束限制。武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交易对象资源的不对称同样能导致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所谓交易对象资源的不对称，比如乙在某段时间内的交易对象只有甲一个人，而甲在这段时间内的交易对象有一千个人。那造成的结果势必是甲对乙有更大的控制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资本家同时和1000个工人有着雇佣的交易关系，而工人只和资本家一个人有交易关系，那这种不对称，当然就会造成资本家对工人有更大的控制度。　　对控制度最本质的定义应该是各种交易不对称程度的综合衡量，如果把武力、信息、交易对象资源、生产能力等等因素都做数量化处理，然后加在一起，用数量小的一方除以数量大的一方可以得到一个比值，这个比值就代表弱势一方的独立程度。用1减去这个比值，得到的就可以认为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控制度。　　对于真正的理性交易者而言，在交易中追求的应该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控制度最大化。换言之，假如在一笔交易中，自己亏损，但能让对手的武力、信息掌控能力，生产能力，交易对象资源等等方面削弱程度更大，拉大和自己的差距。那这样的交易仍旧是合算的交易。　　交易的实质就是控制和反控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交易就是零和博弈。
　　2、从经济史角度的验证　　用以上说的依赖度和控制度的概念去考察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也可以找到许多验证。　　《管子》的《轻重戊第八十四》篇有如下记载：　　“桓公曰：‘鲁梁之于齐也，阡谷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
百斤。什至而
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绁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1]　　鲁梁国老百姓擅长织绨。管仲就让齐国人以穿绨为时髦，抬高绨的价格。结果鲁梁国百姓放弃农业，专以织绨为业，享受贸易带来的富足。一段时间后，齐国突然削减对绨的需求，鲁梁顿时陷入经济崩溃中。整个国家只得降服于齐国。　　所谓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给这个国家带来短暂的富裕，却是长久的贫困和受制于人。这就是我上面分析的，齐国一开始刺激鲁梁国制绨产业，急剧加大了其经济对于交易的依赖度，同时也改变了鲁梁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而当齐国对鲁梁国的经济控制力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切断贸易，就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国的目的。　　同一篇后文还有对楚国采用类似策略，先用重金购买楚国的鹿，导致楚国人纷纷放弃农耕而去捉鹿，一段时间里楚国赚了很多钱，国家不征税而财用充足。等齐国切断和楚国的贸易，楚国经济崩溃，粮价暴增。　　不仅中国古代懂得利用贸易手段来实行经济控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长期使用贸易壁垒的手段。即使在工业资本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发源地英国，19世纪四十年代年代以前，也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占据优势。等其在世界上的工业领先地位已经无可争议的确立起来后，才推行起了所谓自由贸易政策。　　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发展过程中则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最突出的国家。　　“我们不应忘记，现代贸易保护主义诞生于美国。美国第一届政府的首任财政部长(1789年至1795年之间）汉密尔顿于1791年写出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被认为是对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阐述。” [2]　　根据贝罗奇的研究，美国从1816年-1846年是贸易保护主义阶段，年是轻度贸易保护主义阶段，而从1861年-1945年则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期。美国北方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南方支持贸易自由主义，最终爆发了南北战争：　　“漫长而血腥的美国南北战争，在1865年4月结束。不仅象征着北方废奴主义者战胜了支持奴隶制度的南方，而且象征着工业发达的北方各州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取得了对主要出口原棉的南方支持自由市场商人的胜利。正如在表2.2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在1875年前后，适值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顶峰时期，此时在欧洲大陆工业品平均关税水平为9%-12%，但在美国却是40% -50%。面对这些数字，我们还必须记住，要加上从欧洲出口到美国的地理距离而形成的天然保护这一因素。”　　“1860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相当于欧洲的13%，而且仅仅是在20年之后，这个比率就上升到24%。这意味着，从1870年至1880年起，美国的关税问题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　　“1861年的关税税则，是美国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为止即将遵循的政策的开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进口关税再次被提高，后来北方的胜利带来了更进一步的贸易保护主义。从1866年至1933年实施的关税税则，规定对工业品征收平均45%的进口税(最低关税率为25%，最高关税率约为60%)。”　　“西奥多.罗斯福在他于1901年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写道:‘……我们的首要职责是要在所有需要的情况下，坚持关税税则所提供的保护；我们只能在明显地不领害我们本国工业的情况下，才可以寻求互惠。’(Ashley，)” [3]
　　1913年，民主党获胜后曾通过大幅度降低关税的税法（仍旧是世界上最高的关税率之一），但很快就因为一战而终止：　　“人们常常以1913年10月的关税水平，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关税水平的指标，用来支持美国作为自由贸易政策领导者的这个强烈信念的证据，但是，其实1913年10月的关税税法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4]　　一方面美国长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其经济军事没有获得绝对优势的二战前），另一方面却偏偏以捍卫自由贸易的世界领导者的形象示人，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宣传洗脑，这种宣传难免让其本国一些糊涂者也信以为真。　　贝罗奇说他曾经听美国之音里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进行辩论，前者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质问“假如我们这个国家过去采取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美国是否会达到如此之高的工业化水平？” 后者竟然不知道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5]　　不仅美国，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实行了各种程度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除英国之外，发达世界是一片贸易保护主义的汪洋大海，这片汪洋大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退去。” [6]　　德国的工业发展在19世纪初受益于法国对英国实施的大陆封锁 [7] ，19世纪晚期又得益于俾斯麦强权政治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德国是对其关税政策进行实质性变革的第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它在1879年7月实行了新的关税税则。这是一个重大事件，正如1860年的英法条约是欧洲自由贸易时期的开端一样，德国这项新的关税税则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终结，并标志着欧洲大陆开始逐步向贸易保护主义复归。这是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带来的结果，因为1879年的选举造成德国国会中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者占多数的局面。” [8]　　日本则在明治时期就争取关税自主权，到日俄战争后更是加快了提高关税的步伐：　　“日俄战争后，官营八播制铁所第一期扩建工程上马(1906年国会通过)，在计划兴建铁路的同时，根据《铁路国有法》第17条将私营铁路收归国有(1907年)。1899年，日本根据关税自主权实施了《国家官定税率法》，并通过修改这一法律改变了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单方协定税率。结果，在世纪交替的10余年间，日本的平均关税税率大幅度提高(图1-4A)。这反映出日本国内工业界急于利用关税保护壁垒，尽快发展本国工业的迫切愿望。” [9]　　而一战时欧洲列强出口产品的减少，又等于变相的对日本工业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工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战争期间日本减少了来自欧洲的货物进口，日本企业利用西欧列强忙于军需生产而无暇顾及民间需求的机会，大大促进了日本产品的出口。” [10]　　而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日本政府大大增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管制措施：　　“作为‘昭和经济危机’对策而采取的这些政策，结果却成了在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介入经济运营的开端。这种倾向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是‘现代资本主义’，由于存在过分强调历史不可逆性之嫌，也许大家一时无法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昭和经济危机成为以往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改变的转机这一点却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11]　　这种政府干预管制色彩极其浓厚的经济，当然更和所谓自由贸易没有什么关系，但却成了日本经济更为高速增长的关键。　　日本战时经济本质上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甚至产生了民有国营化的经济体制。而日本战时强化的国家对经济管制干预也一定程度上被战后的日本以各种形式继承了下来：　　“就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言，和战前截然不同的关系也形成了。首先，从制度的变化来看，在经济行政组织方面，战后设立的经济稳定本部，在性质上和战时的企画院大体相同。又，商工省和军需省实行的对民间企业和经济界的干预，战后通产省也以行政指导的方式继承下来，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12]　　日本尽可能规避所谓自由贸易主义原则，对其重点产业的高速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日本在1952年已加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经济大致恢复到战前水平的1955年时加人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因此，日本迟早要废除外汇管理和进口限制，但在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的贸易自由化率仅为16%。这是因为日本按第12条国的规定，在实行进口数量限制的缘故。以后，自由化率逐渐有所提高，但即使在1960年《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发布时，自由率也不过40%左右。在当时的工业化国家中实行严厉的进口限制的国家，只剩下日本一国了。” [13]
　　日本政府对引进外资进行了严厉的限制，这使得日本经济在发展有竞争力的高质量高技术产品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也防止了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指导能力的削弱。　　“……1950年制订的与之相关的‘外资法律’，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套法律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它只准引进有助于改善日本的国际收支，格守日本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对革新技术可能作出贡献的‘优良外资’。因此，以机械、金属、化学工业为中心，实行了技术引进。”　　“然而，过高评价引进的技术是不正确的。1955年引进技术所带来的生产额仅为生产总额的5.3%，其出口额也只相当于出日总额的8. 1 %。只是在重化学工业、尤其是电机工业中显示出很高的比率，因此可以说，技术引进实际上仅对重化学工业化以及振兴出口起重要作用。”　　“借助外资发展经济的国家不乏其例。而这个时期日本却是在避开对外资依赖的情况下实现高速增长的。”　　“人们还担心外资的存在会使行政指导与企业界的协商等官民产业统制难以运作。或许这就是限制引进外资的真实动机。总起来看，与自由化滞后相比，外交上的不利可能更大。” [14]　　对于日本的限制外资，小林义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中也有所叙述：　　“美国商务部在195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是这样写的:‘日本对外国人参加经营乃至管理的直接投资是担心的，比较希望技术合作与贷款。’”　　“日本的方针是，多接受借款和技术援助，限制原材料以外的外国商品、特别是非必需的商品的进口，以保护和培植国内的产业和资本。”　　“在日美两国间，实际上从日本高速增长的初期(1960年)开始，便已发生日本限制从美国进口、美国限制从日本进口的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中心的斗争。日本政府为保护和扶植国内工业生产，比贸易自由化更重视推迟资本的自由化，对一部分美国大企业进入国内坚决采取阻止或推迟的政策，于是引起了两国间的激烈对立。” [15]　　日本通过外汇管制实行了进口限制的措施，因为进口许可需要通过政府来批准，甚至比关税壁垒具有更强的可控制性。　　“根据1949年制定的‘外汇、外国贸易管理法’，施行具有选择性的限制进口措施，在新兴产业的国内市场上阻止了外国企业的竞争。”　　“这意味着对外要制定以关税为首的限制外资政策，设立政府许可制等非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产业。而从停战到60年代前半期，日本适逢外汇储备短缺。……进口须经许可并必须获得外汇配额(外汇管理)，这种手续实际上起了限制进口的作用。同时，在国内，对尚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以免除重要进口机器的关税、供给低利资产、通过加速折旧减轻法人税负，提供情报等多种方便来促进其自行发展。简而言之，就是对幼稚产业实行保护政策。”　　“在零部件制造的合理化与发展方面，前已叙及的《机械振兴临时措施法》所起的作用不小。1960年国内的需求迅速增长也产生了良好影响，而这期间由于在实施外汇管理后，对进口也加以限制，因而事实上没有进口车的竞争。就这样.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每辆车的生产成本相对降低了。” [16]　　和有些人想象的相反，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伴随着降低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而实现的。　　“高速增长开始以后，随着人均实际国民收人的增长，日本的国内市场呈现出超乎预期的扩大。国内各产业的发展目前先以满足这一国内有效需求目标为宜。　　“从长期来看，进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从年的16.1%（18.2%)，下降到年的8.9（9.2）%。这表明整个经济也有与汽车工业相同的趋向。随同所谓“重化学工业化”的进行，生产迂回度提高了，其结果，经济内部派生需求所占比率增大。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经济的依赖贸易的程度与战前相比明显地降低了。”　　“国外有不少非难，说什么‘在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之前，实行保护；有了国际竟争力，就实行自由化’。但也存在着日本的企业配合自由化计划，为合理化作出努力。从而成功地获得了国际竞争力的一面。但不可否认，自由化在60年代后半期暂告停顿，进人70年代后，迫于贸易摩擦激化，又始终在急起直追，穷于应付，可以说，这种情况使人们对自由化的迟缓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资本自由化的滞后，不仅引起了诸如得克萨斯仪表器械公司事件一类直接的对外摩擦。也给外界留下了日本封闭的印象，间接恶化了日本的国际立场。” [1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在八十年代初大力推行了金融和外汇管理的自由化政策，这在资本主义正统意识形态看来，是所谓进步的改革措施。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八十年代晚期的泡沫经济和九十年代泡沫破裂后的长期经济危机。　　“由于向浮动汇率制转变、大量发行国债券、进行技术革新，以及内外自由化的压力，历来受到严格限制的金融方面的改革开展起来。1980年施行了1979年成立的新《外汇法》将旧《外汇.外贸管理法》及《外资法》(均于1949年制定)加以合并、同时就对外交易表明了‘原则上自由、个别限制’的立场，改变了以往奉行的原则上禁止的基本方针。同时也实现居民外币存款自由化、放宽对外借贷款的限制、不指定用途的贷款自由化，对内直接投资原则上自由化等。……根据1983年设置的日美日元美金委员会的协议，进一步推进了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1984年发表的该委员会报告，包括的内容更为丰富，如储蓄利率自由化〔CD的小额户化，创设MMC(市场利率联动型存款)〕，创设BA(银行承兑汇票)市场，外国金融机构向信托和东京证券交易所发展，以及欧洲日元市场自由化等。” [18]　　综上，可以说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实际上和政府对经济整体的计划干预以及对重点行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而随着八十年代政府干预弱化，加之在美国的逼迫下采取金融和资本自由化的政策，结果经济在陷入自由市场下典型的投机高涨的局面后，就是长期萧条。
　　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长时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被强制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如贝罗奇所说这些前第三世界地区，从19世纪算起，就是一片自由贸易主义的海洋：　　“就殖民地的情况来说，一般的情况是免税进口母国的所有产品(偶尔因财政原因收取低额关税)。在某些殖民地，尤其是英属殖民地，在19世纪后半叶，所有产品无论原产地是哪里，都被准予免税输入”　　“至于在19世纪时独立的或并非真正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即拉丁美洲的最重要地区、中国、泰国和整个中东地区，西方压力迫使其中大多数国家签署了条约，规定对进口商品差不多全部取消海关关税。通常适用的是‘5%规则’，即根据规定，任何关税不得高于商品进口价值的5%。”　　“第三世界出口总额的其余部分来自殖民地，其关税税则甚至更具有自由贸易的性质。因此，第三世界是一片自由贸易主义的汪洋大海，却没有任何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岛屿。” [19]　　中国现在是圈出一些地区当做自贸区，似乎把这当成什么发展经济的灵丹。实则在二战之前，类似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基本上整个国家都是所谓自贸区。尤其是印度，完全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无条件的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但很显然，百多年的自由贸易，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繁荣富裕。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偶像，休克疗法的创始人，曾经被叶利钦政府聘用为经济顾问，导致俄罗斯经济大崩溃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也不得不承认英国统治下印度经济的惨况　　“正如麦迪森所注意到的:‘印度新兴的资本家阶层高度依赖英国的商业资本和诸多被英国公司控制的工业部门，例如，造船业、银行业、保险业、煤炭业、谷物和黄麻种植业。’　　“印度在被英国统治期间的总体经济表现是相当糟糕的。使用麦迪森的数据，印度在年间人均经济增长为零，这段时间正是英国的影响增长的时期。从1870年到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仅为可怜的0.2%” [20]　　从以上理论分析和经济史的事实来看，所谓自由贸易能实现互利双赢，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事实上也完全经不起检验。西方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论调，不过是忽悠头脑简单，没有分析能力的人。只要引入交易中的依赖度和控制度的概念，对交易互利论的谬误就能一目了然。　　当然，如果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实行贸易保护甚至闭关锁国，经济就能变强，也是痴人说梦。没有严格标准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产品质量监督提高体系，贸易保护也完全可能导致更落后停滞。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最合理的办法是类似日本这样建立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信息上交流开放，积极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而在产业上，则对进口商品和引进外资根据需要严格限制。重点是增强本国高附加值产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增加生产效率生产规模的能力。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的自发结果，必然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要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对贸易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不对某些还处于落后的重要产业实行干预保护，就不可能实现目的。即便已经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在某种重要产业上落后或者有落后的危险，干预起来也不会有任何迟疑。欧美日列强在历史上长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有完全确信自己的领先优势地位时，才会减轻保护程度。美国精英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复灌输的自由贸易精神，他们自己是不会当真的，只有那些被忽悠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才会当做圣经来膜拜。　　[1] 《管子全译》谢浩范、朱迎平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页　　[2]保罗.贝罗奇《经济学与世界史——迷思和悖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等选编，第120页　　[3]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24-126页　　[4]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26页　　[5]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48页　　[6]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30页　　[7] 《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和历史》第1卷，第288页　　[8]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11页　　[9] 《日本经济史 第6卷：双重结构》中村隆英等编，许向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第17页　　[10] 《日本经济史 第6卷：双重结构》第21页　　[11] 《日本经济史 第6卷：双重结构》第64页　　[12] 《日本经济史 第7卷：‘计划化’和‘民主化’》第117-118页　　[13] 《日本经济史 第8卷：高速增长》第40页　　[14] 《日本经济史 第8卷：高速增长》第95，234,257页　　[15] 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 孙汉超、马君雷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出版，第120,172页　　[16]《日本经济史 第8卷：高速增长》第96,165,185页　　[17] 《日本经济史 第8卷：高速增长》第188,255,257页　　[18] 《日本经济史 第8卷：高速增长》第284页　　[19]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32,133页　　[20]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54页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的自发结果，必然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要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对贸易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不对某些还处于落后的重要产业实行干预保护，就不可能实现目的。即便已经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在某种重要产业上落后或者有落后的危险，干预起来也不会有任何迟疑。欧美日列强在历史上长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有完全确信自己的领先优势地位时，才会减轻保护程度。美国精英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复灌输的自由贸易精神，他们自己是不会当真的，只有那些被忽悠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才会当做圣经来膜拜。　　————————————————————　　想起一本书说美国专门向他国派出经济专家实质上是经济杀手来奴役控制他国
　　五、交易纯粹度概念和基于此的社会演化理论　　1、基本概念和结论　　前面说过交易有两个特性：自私性和异化性。综合起来考虑，可以建立交易纯粹度的概念。　　如果用一个变量zs度量交易的自私性：完全不关心交易对象的死活痛痒，zs=1；对方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为zs=0。现实交易的zs在0和1之间。自私度为0的交易，其实当然也就不再是交易。　　类似的，用一个变量yh度量交易的异化性。我们考察为获取所需物品而使用的某种手段的激励权重，也就是做出某种行为，在和所需物品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在人的行为动力中占据的比例。这个比例可以是负的，比如为了不做某种行为，一个人愿意投入自己50%的精力去抵制反抗，这可以算作-0.5。当然也可以是正的，如果一个人愿意投入自己50%的精力去实施某种行为，可以算作+0.5，现实的考虑，不妨假定为交易而采取的手段的激励权重也就是在-0.5到+0.5之间。如果是-0.5，则对应于交易的异化度为yh=1；如果是0.5，则对应于交易的异化度yh=0。异化度越大，说明这交易越接近于真正的交易，异化度越小，说明这交易越不象交易。　　我们可以看出交易本质上是一个非对称的概念。比如同一笔交易，参与者甲的自私度可以很大，而参与者乙的自私度可以很小；同样也可以是对甲的异化度很小，而对乙的异化度很大。　　综合以上交易自私度和异化度的概念，可以定义交易的纯粹度，用cc来代表。一种办法是令cc=min(zs,yh)。也就是取自私度和异化度中的值比较小的那一个。比如对某个交易对参与者甲而言自私度是0，而异化度是1，那么交易的纯粹度仍旧是cc=0；反过来一样，如果自私度是1，而异化度是0，交易的纯粹度依然就是cc=0。　　但也许更合理的做法是加权平均，比如令cc=0.8*zs+0.2*yh，这表明在决定一个交易的纯粹度方面，自私度占据更大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不管纯粹度为如何的交易称之为广义交易，而规定纯粹度0.8＜cc≤1的为纯粹交易，cc&0.4的为狭义交易，cc≤0.4的为非交易。当然这只是为说明问题而给的最粗略的规定，如果必要可以在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给出更为科学严密的规定。由于交易的非对称性，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完全可能出现对于甲方来说，这是纯粹交易，而对乙方来说，这是非交易。　　在既定约束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自发趋势就是交易的平均纯粹度不断上升。这是由市场选择机制造成的。也就是交易纯粹度越高的一方，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加的概率也就越高。纯粹度越低的一方，则影响力减弱乃至被市场淘汰的概率就越高。　　交易平均纯粹度越高，其代表的也就是人们的道德水准越低，钻法律空子、制度空子的现象也就越多，当平均纯粹度上升超过某个阈值，也就意味着整个制度崩坏瓦解，社会陷入动荡混乱。　　完全自由市场，纯粹交易充斥的世界，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在人与人互相猜疑的囚徒困境中恶性循环。有些人也许能承认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之下，单次博弈确实会导致双方都采取背叛对方的两败俱伤的选择。但重复博弈双方则可能采取合作共赢策略。实则有限次的重复囚徒博弈，唯一子博弈完美均衡仍旧是两个参与者在每个阶段都选择背叛。 [1]　　现实的情况下，任何博弈当然只能是有限次数。且市场的规模越大，对特定的两个交易者之间进行的博弈次数就可以越小。　　即便是把次数无法预期的博弈当成是无限次的重复囚徒博弈，情况也未必好多少。理论上讲，在贴现因子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均衡策略选择。但即便最温和的礼尚往来策略（即对方背叛一次则惩罚一次，再马上回到合作策略）成为均衡策略。放到现实中对应，也要付出大量资源浪费的代价。更何况现实因素远比简单的数学模型要复杂得多。按模型，参与者都不带情绪色彩，甚至也没有随机波动。惩罚一次就回到合作策略。但实际中，这是很难做到的，往往是正反馈的恶性循环，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纸面上或游戏里可以顺利实施的礼尚往来策略，放到现实中则需要各种约束条件的精确配合下才成为可能。而这些约束条件往往意味着改变博弈的支付矩阵本身，最终让囚徒博弈变成非囚徒博弈的情况。比如用第三方（通常是政府或某个人群中的权威）介入加大任何一方背叛的成本，这也就让即便单方面的背叛都会无利可图。　　在没有第三方制约的现实中，最大可能是在互相报复中陷入毁灭性的灾难。在造成天文数字的人员伤亡和财富损失之后，原先的均势被打破，一方取得绝对控制权来完成重复博弈的一个周期。　　类似历史上的无数战乱，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市场自发因素，看不见的手占据主导作用下的重复囚徒博弈的真实写照。而当某一方打破均势，占据控制权，这实际上即意味着看得见的手代替了看不见的手。在多方参与的博弈中，占据控制权的一方凌驾在其他参与者之上，充当政府的作用（哪怕其表面上并不具备政府的形式）。但这种秩序的建立，已经建立在血流成河，大量财富毁灭的代价之上。　　而这样的情形，还是大量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缓冲稀释下的结果。战争其实已经建立在一定规模的社会组织基础之上。在真正充斥着纯粹交易，不带任何外在约束的自由市场中，从一开始就是自相残杀的毁灭，根本等不到什么战争。　　如果不存在非市场因素的作用，进行囚徒博弈的单位将以个体的方式进行，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难以形成，通过个体的反复搏杀来建立某种打破均衡后的秩序的概率是极低的，即便这种秩序能够形成，也必然是极其脆弱。某些个体可以通过武力的优势对另外的个体建立控制，但较弱个体可以通过联盟打破这种控制。但获胜后的联盟内部又会进行囚徒博弈，导致联盟瓦解，自相残杀。人类甚至都无法成为一种群居动物，还没有形成任何像样的文明就被淘汰灭绝了。　　正是非市场因素，非交易因素的存在，才使得建立交易纯粹度低的非交易组织成为了可能。 形成组织内外的交易纯粹度势差，这种势差能让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低，而组织外部的交易成本高。
　　2、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一种最基本的非交易因素是亲属关系。原始社会的人群组织建立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之上。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说：　　“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个人间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要在亲属制度的基础上调节。这是由那些或多或少是为每一种公认的亲属关系明确规定的行为模式的结构所决定的” [2]　　拉德克利夫提出“亲属体系”的概念，他的解释是：　　“这个概念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我们即使不是在事实上，也能在概念上将之分离出来的人们之间的某组行动和互动。这些行动和互动是由亲属关系或婚姻关系决定的，而且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它们紧密相关以至我们可以将之作为一个体系来做整体描述和分析。” [3]　　一种典型的亲属关系是母舅关系，对非洲一些部落（如巴聪家人）的考察发现：　　“1、对同母异父外甥的一生予以特殊关照是舅父的责任。2、当外甥生病是舅父替他献祭。3、容许外甥任意取闹舅父（例如可去舅父家吃光为其准备的食物）。4、舅父故去时，外甥有权索取部分财产，有时还可占有其寡妇之一。5、舅父为其祖先献祭时，外甥可以盗走和吃掉其中部分酒肉” [4]　　显然，在这种亲属关系间行为互动（从广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