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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民工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现象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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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民工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现象剖析
关注微信公众号蔡昉：如何使劳动力要素价格不再被扭曲
蔡昉：如何使劳动力要素价格不再被扭曲
一个时期以来，“民工荒”的字眼频频见诸报端，难道真的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不再剩余？还是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对此进行了深层透视。
“民工荒”的说法不成立
记者：近一段时间来，媒体上关于“民工荒”的讨论很多。您多年来一直在做中国的人口、劳动、就业研究，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蔡：我认为，“民工荒”的说法不能成立。这段时间出现的所谓的“民工荒”，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制度的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必须是统一的市场。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及就业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福利体系的排他性政策使得我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是分割的。再加上劳动力在地理上的分割，那么，由于信息不充分，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满足需求是正常的。另外，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相对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个人的技能要求提高，而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主要是非技能型的工人。从中国农村看，还有近2亿劳动力等待转移。因此，说现在出现“民工荒”不合乎逻辑。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是，如果出现“民工荒”，就应该出现经济学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它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意味着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了，此时，资本相对丰富了，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比例会逐步提高。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工资上涨的迹象，我主要指市场引导的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指城市被政府保护的劳动力的价格。
不同的发展战略吸收就业的数量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既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民工荒”，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要高度重视。在此方面,转移的难度还很大吧？
蔡：难度是比较大，但是，这也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也就是说，实际上城市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没有转变成一个稳定的和永久性的需求。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靠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稳定的劳动力队伍，仍然是流动大军。这实际上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和再生产。如果能够把户籍制度及相关的配套政策所制造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消除，会有2亿人转移出来。
记者：据我所知，您认为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式，吸收就业的数量是完全不同的。
蔡：是的。比如，改革以前，重工业优先发展，吸收就业的劳动力有限，几十年中，只吸收了部分劳动力，使得几亿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转移。改革之后，乡镇企业吸纳了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沿海也吸纳了相当部分的劳动力。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吸纳能力，关键在于它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最丰富的就是劳动力，比较稀缺的是资本。因此，我们的产业结构就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选择上不要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相反要选择最大化利用劳动的技术。实际上，什么部门能够带来最大的收益、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市场赢得竞争力，就是最好的产业。只有这样，资本积累才能更加快一些，未来的转向才会来得早一些。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还没有完全转变到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上。
让要素价格能真实反映其稀缺性
记者：产业结构还没有完全转变到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蔡：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没有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比如，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在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都在发展汽车产业上。另外，生产要素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在我国，资本本来是比较昂贵的，土地也比较昂贵。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把资本变得很便宜，就像白用似的。由此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济有增长、GDP有增长，却没有多少就业的增长，或者说就业的增长很少,劳动力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
为保护有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一些地方政府就尽可能不让其下岗。这就使得失业越来越严重，但城市传统部门的工资一直在增长。失业最严重的那几年，工资还一直在增长。这就把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再次分割开来，使得劳动力变成昂贵的要素。
与此同时，土地的价格也被扭曲了。本来土地在中国是最稀缺的要素，但是，有些地方的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征购过来再以很贵的价格卖出去。在批发的过程中，利润被流通环节赚取，土地价格被扭曲。有些地方为了吸引外资，又人为地压低土地价格。土地价格被压低了也就意味着把资本进入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因此，这些年资本密集型劳动节约型的产业得到极大发展。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对劳动力的吸纳就会大大下降。
记者：如果这些要素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其稀缺性就可以增加就业吗？
蔡：是的。如果让所有的生产要素价格都反映其真实稀缺性的话，资本价格很高，企业家的动力就在于用劳动替代资本。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业。在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大量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我认为，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提供完全不同的就业前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记者：如何才能让这些要素价格真实地反映其稀缺性？
蔡：就劳动力要素市场而言，政府要做的是停止干预生产要素的形成，比如劳动力的价格不要去人为决定、保护。要消除所有限制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制度，才能让劳动力流动起来，真正让市场来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推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力量应该是市场。应该创造好的条件让农民出来，但归根结底也要靠市场。当然，也不排除采取其他措施，比如，政府可以加强农民的教育。只有提高了素质，劳动力转移才能顺畅。政府该干的一定要干好，政府不该干的一定要尽快退出。实际上，政府退出并没有减弱政府的主导作用，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公共政策上，由此带来的收益是国家的，也是政府的。 （记者 田永胜）
光明日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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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10-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出口的影响_网易财经
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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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要素收益与贸易强国道路”课题组 导向政策推动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从1995年的2808.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671.2亿美元，并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市场化改革相对于产品市场进展缓慢，要素市场分割严重，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存在严重。中国要素市场改革和出口导向战略扭曲了国内要素市场，使要素的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形成了特殊的贸易发展模式。
要素价格扭曲的成因作为一种市场失灵下的经济现象，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形成是经济改革转型一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体制性因素所决定的。1.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成因要素价格扭曲由多种原因引起。第一，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是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科尔奈（Kornai，1980)从“预算软约束”的视角研究指出，政府为了支持国有企业投资或解救处于亏损状态的国有企业，往往实施财政补贴、贷款支持等措施，而这种措施又会导致要素市场扭曲和经济低效率。第二，市场分割。托宾（Tobin，1972）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认为市场分割形成要素流动的壁垒，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导致劳动力价格偏离市场出清价格。狄更斯和郎（Dickens和Lang，1988)从实证角度证明,确实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而且一些非经济壁垒因素阻碍劳动力从次要市场向主要市场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导致工资水平出现差异的关键。第三，工会力。德菲纳（Defina，1983)认为，工会的存在使得工资的实际水平高于完全竞争的均衡水平，工会的势力越强，对劳动市场扭曲的影响越大。费舍尔和瓦舍克（Fisher和Waschik，2000)实证分析加拿大工会影响力导致的福利损失发现，如果工会没有谈判能力，将使总就业提高近2.6个百分点。但在工会势力的影响下，工人工资高于竞争性水平，造成不少于P总量0.04个百分点的净福利损失，还将导致工会人员的收入降低1.5个百分点，使非工会人员收入提高0.67个百分点。中国要素市场广泛存在内生性扭曲和政策引致性扭曲。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的要素扭曲分配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垄断和利益集团导致之后要素市场的改革进展缓慢，是中国目前要素价格扭曲的最初的根本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中国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在落后的工业条件下违背中国比较优势建立的重工业不具有自生能力。为此，中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通过人为扭曲要素价格，对经济资源进行计划配置和管理，以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主要包括在资金配置上，建立金融管理体制，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分配到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和产业；在对外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保护性关税等。等（1994）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称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中国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要素市场的分割普遍存在，而且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高于劳动力要素。非国有经济部门比国有经济部门获得资本要素的成本较高，所以非国有经济部门中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之间的扭曲程度相对较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比国有经济部门要高。姆拉卡米（Murakami，1994）等以服装企业为样本，分别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配置效率差异明显，相对于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配置效率是最低的，对劳动力的过多分配分别达到42%和43%；其次是普通乡镇企业和联营企业，对劳动力的过多分配分别为16%和4%。谢和克列诺（Hsieh和Klenow，2009)利用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和资本市场存在扭曲，这种扭曲降低了企业效率。如果中国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效率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30%至50%。金融抑制是体系的一种重要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低利率体系被用来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资金；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市场上国有银行等垄断力量依然存在，资金的配置通常服务于国家政策的需要，而非基于市场效率的考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可以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支持，而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却面临种种约束，这种扭曲的资本配置，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艾伦（Allen,2005）等指出，中国在支持经济增长放慢，金融体系中最成功的不是银行部门或金融市场，而是一个由其他融资渠道构成的部门，如非正规金融、自筹资金和商业信贷，以及企业、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形式的合作。这些金融渠道依靠不同的治理机制，如产品和原料市场的竞争、信托、声誉和人脉。中国的官方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贷市场低50%到100%（卢峰、，2004）。加（Garnaut, 2000）等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要素的价格，非国有经济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不到20%，但对中国
的贡献超过 70%，贷款的 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经济转型过程中，庞大的国有经济通过金融压抑、歧视和效率误配的途径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拖累效应（刘瑞明，2011）。2.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下的贸易特征中国生产要素价格低估扩大了其使用者的收益，有助于刺激投资，而且低廉的要素价格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的主要来源（、程炼，2010）。张杰、周晓艳、郑文平（2011）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都有激励作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两类企业出口的总体动机都相对增强。踪家峰、杨琦（2013）利用中国省级行业数据实证分析要素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指出，要素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倒U形效应，而且要素扭曲通过阻碍FDI、R&D投入的正向效应抑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耿伟（2013）实证分析指出，要素价格扭曲总体上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多元化水平，特别是产品多样化水平，这一促进作用对新出口企业、私营企业、大规模企业、政府补贴企业作用更为显著。但是，要素价格扭曲将国内生产要素应得收益通过低价出口形式转移给了国外消费者（施炳展、冼国明，2012）。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测度第一，从变化趋势来看，三要素价格扭曲的变化在数值上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整个考察区间，要素边际收益的增长速度快于要素的成本。第二，从不同企业性质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和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不断扩大，而且在数值上大幅度大于国有企业。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资金利用效率较低的结果。国有企业劳动在样本区间内均呈现负向扭曲，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工资相对较高，同时还承担着部分社会责任，经常要根据地方政府下达的指标安置转业、退伍军人，使其经常处于人员过剩的情况，大幅度降低了劳动效率。考虑风险的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均小于10，大幅度低于已有文献测算的资本的扭曲程度，较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外商投资企业能源价格呈现负向扭曲，且在数值上大幅度小于国有企业。第三，从要素整体的价格扭曲情况来看，全部企业要素整体的价格均被负向扭曲，且扭曲程度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外商投资企业的要素整体扭曲，除了“外资Ⅱ”1998年度出现小幅正向扭曲外，其他年度均为负向扭曲。值得指出的是，外商投资企业能源的边际收益最低，能源价格的正向扭曲程度大幅度高于全部企业及国有企业。尽管中国的能源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府干预的色彩，但是各类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获取能源的可能性和价格相差无几。外商投资企业能源的边际收益如此之低，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其技术水平下，相对于其他要素，更多地投入能源。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原理下，要素的边际收益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减少。尽管多数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没有成为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避难所”（李小平、卢现祥，2010年；唐杰英，2012），但逐利的本质决定企业转移到环境规则较宽松的中国后，可能降低环保和能耗标准以降低生产成本。要素扭曲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要素价格扭曲是中国出口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既说明了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也为我们分析贸易发展的宏观经济效益提供了依据。研究显示，从要素整体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来看，在控制了行业差异及汇率的影响后，要素扭曲对企业出口具有正向效应，即要素扭曲数值的增加促进了出口贸易，符合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按两种方法计算能源消耗的要素扭曲对出口的影响相似，这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分不同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要素扭曲对出口的正向效应大幅度低于外商投资企业。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有较高的垄断力量，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其出口的动机不强。实际上，国有企业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较低。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仅为14.8%。第二，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大多为能源、资源、装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这些行业并不是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行业，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弱。从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扭曲对出口的影响来看，三种要素的扭曲程度对企业整体出口均具有正向效应。在国有Ⅰ和国有Ⅱ、外资Ⅰ和外资Ⅱ模型中，三种要素及其二次项的具有统计意义的系数的符号均相同，说明按两种方法计算能源消耗的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种要素扭曲程度对出口的影响相似，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对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有所不同。第一，劳动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出口的正向效应大于外商投资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在考察区间均为负的，处于劳动成本高于边际收益的低效率状态。劳动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劳动的收益成本之比更接近最优水平和效率的提高。而且，中国目前出口的比较优势仍然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效率的提高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增强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素质等有较高的要求，劳动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主要来自效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促进进口。而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力价格扭曲在考察区间均为正，相对于国有企业，劳动价格扭曲程度提高对出口影响的边际效应相对较低。第二，资本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不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具有正向效应。其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通常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其收益更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垄断力量的增强，从国内市场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这会削弱出口的动机和竞争力，从而对出口带来负面的影响。实际上，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国有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重化工业热”，“国进民退”备受诟病。而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主要用来出口，资本扭曲数值的提高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空间的扩大。这将增强出口的动机和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第三，能源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出口具有负向效应，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则具有正向效应。能源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影响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大多为能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企业，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深化以及能源价格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但能源密集型行业目前并不是中国的出口优势产业，而且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有较强的垄断力量，这些行业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盈利能力强，但会削弱其出口的动力。而外商投资企业能源价格扭曲的程度大于0小于1，对外商投资企业而言，意味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出口。汇率对不同性质企业出口的影响不同。在要素整体价格扭曲和三要素价格扭曲对出口的影响模型中，汇率的系数符号均相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汇率对全部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具有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的出口具有正向影响。这偏离主流的理论逻辑，可能是因为中国加工贸易的大量存在，而汇率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外商投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主要主体，国有企业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较低，而且其贸易方式主要为一般贸易。张伯伟、田朔（2014）用年中国和147个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分析发现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负向效应。实际上，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而同时出口水平持续上涨。这一实证结果较为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研究结论对中国现实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第一，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中国要素价格扭曲是目前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这种以引进外资为基石的出口导向政策所引致的要素价格扭曲，使得应由劳动力、能源等要素获取的受益转移给了跨国公司、外国消费者等，在促进出口快速增长、实现贸易规模全球第一的同时，也导致中国贸易一直处于低收益的状态。而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环境问题的日益凸现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中国目前高度依赖要素价格扭曲的出口增长模式必然难以为继。中国应从品牌文化、创新等方面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减少对低成本、低价格、数量扩张的贸易增长模式的依赖，提高贸易收益，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增长。第二，加快劳动力市场化制度建设，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区域割断是劳动力城乡、跨省市流动的主要障碍，也是城乡、区域工资差别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进城打工，由于户籍不在所在地，不仅实际领取的工资相对较低，而且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同时，社会保障的区域割断，也影响了高级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中国应促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消除劳动力城乡、跨区域流动的各种壁垒，减少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用人干预，提高企业用人自由度，促进劳动资源有效配置，在合理化劳动所得的同时，提高企业效率。
第三，完善环境规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在贸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中国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能源消耗快速增加，2排放在2009年达到68.77亿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IEA，2011）。国内的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不断加剧、环境条件持续恶化，在国际上面临的减排压力也不断增加。规模庞大的制造业是中国能源消耗最为重要的部门。中国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完善环境规制，构建考虑环境影响的能源要素定价机制，促进排放成本内部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条件。 （本文执笔：唐杰英。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重大项目最终成果，课题负责人：张幼文。课题组成员：黄鹏、刘东旭、周琢、薛安伟、马飒、胡大龙、陈钧浩、黎峰、唐杰英、张磊、周大鹏、金芳、李珮璘、黄烨菁、沈玉良、彭宇、徐美娜、王中美、吴雪明、李安方）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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