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世界经济：体制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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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9．11”事件的根源在于美国霸权控制下的世界财富分配过于失衡。恐怖主义袭击是残忍的，但它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提出了警告；“9．11”事件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阻；“9．11”事件也使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正式转变为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因此而进入没有火车头的时期。“9．11”事件不会使中国经济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中国如果能够正确把握“9．11”事件以后世界经济的变动趋势，那么就有可能作为一个大国而崛起。 　关键词“9．11”事件　　国际经济制度　　全球化　　经济衰退
　　21年9月11日清晨，美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纽约市受到恐怖主义组织的突然袭击，象征美国经济实力与繁荣的世贸大楼双塔完全倒塌，数千人在这次事件中遇难。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袭击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美国经济也从2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增长减速演变为正式的衰退。随着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的增长失去了前进的火车头，整个世界经济也随之趋于衰退。世界经济的衰退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但同时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一、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否还可行
　　(一)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不同观点
　　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一个涉及全球化利益和成本如何进行分配的关键问题。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种。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市场导向的。其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论。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贸易与经济交流是国际和平关系的源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各自独特的比较优势，只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就能扩大生产边界，达到更高的效用曲线，实现双赢。但是自由贸易的推行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因此，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自由主义学派是欢迎霸权的。因为在霸权体制下，霸权国家有能力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适于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一般而言，充当霸主的国家需要具备如下条件(吉尔平，1989，中译本)：必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必须提供霸权体制正常运行必需的国际公共品，如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对霸主国家来说，虽然可以通过生产这些国际公共品而获利，但同时也要付出成本。因此，霸权国在生产国际公共品时，能否保持成本小于收益以形成盈利是这一体制得以持续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只有当霸权国与非霸权国达成共识、认同这种制度安排时，霸权国家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而这必须以霸权国家创建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制能够给所有参加这个制度体系的国家带来利益为前提条件。但是，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以霸权主义为内核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缺陷的：一方面，它人为的割裂了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并把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看成为既定的，并经常忽视经济活动后果的道义和平等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其理沦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考虑来自于需求方面的约束。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时常出现贫困的增长，原因就在于从供给角度看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分工，由于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反而变得无利可图。自由主义理论在战后美国建立的霸权体制中得到确认。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的先后启动，这一制度安排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经济民族主义经历了多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等。在这些理论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的价值观显然是属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对的是罗斯托提出的“经济现代化理论”。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增长大体要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五个阶段。并由此得出世界经济发展是线性的、同质的，而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这一武断的结论(Rostow，196)。
　　与罗斯托不同，沃勒斯坦认为当今世界体系分为三个部分：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处于世界中心地区的核心国家垄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的是具有垄断利润的“高科技”产品，而边缘国家只能生产技术含量低，从而利润也较低的产品(Wallerstein，1974)。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自然会使两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首先，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处于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大都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因此发达国家在产品的定价上处于优势地位，结果在贸易中，利润是流向北方的。再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看，受国际分工的制约，它们重点发展的只能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这就会导致国内资源被集中配置在这些部门，从而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结果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于缓慢。其次，国际投资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而远离利润和安全都不如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大都集中在出口部门，这加重了作为被投资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并且，投资所得利润和利息最终还是流向了发达国家。据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的今天，世界各国并不是处在一个你追我赶的、线性的现代化发展的轨迹中，而是处在一个发达与不发达矛盾、对抗与持续冲突的“结构”中。在这种结构中，一部分国家的不发达恰好是由另一部分国家的发达造成的。因此，只要这个体系的结构不变，处在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就不会好。其隐含的政策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发达国家应当尽快脱离由发达国家建立和控制的这种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寻求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这种政策思想导致丁“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产生，并在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在许多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发展，反而引发危机。实践的失败意味着理论的危机，表明建立在经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体系论”并不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有效替代。那么，导致它们发生危机的原因究竟何在?简单地讲，拉美国家在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主动退出世界市场体系的同时，严重地破坏了国内的市场机制，因为，“进口替代”在本质上是“反市场”的。由此可见，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不可取的，而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更加不可取。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受到三条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吉尔平，1989，中译本)：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否定了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认为，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因此供应和需求一般而言是相互平衡的。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导致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必定是失衡的。其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伴随着资本集中和积累而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失业的增加，结果将会出现资本这一极财富积累和劳动这一极贫困积累的后果。最后，在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最终会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走向终结。
　　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马克思主义同样持否定态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的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和不平衡的，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预言不断地被后来的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所证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同时，也未能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目前市场经济体系正在世界范围内盛行。
　　(二)现实的制度安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认识到经济自由化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因而自由主义理论成为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主导理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开始，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先后进行了八轮谈判，大大促进了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自由化。当然，这一体制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美国成为这一体制最大的受益者。在这一体制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发生过多次危机，比如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等，但至今仍然是世界经济基本的制度安排。前苏联的解体和因特网技术的发展，更是把这一制度推向全球，从而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三)“9．11”事件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影响
　　从表面看，“9．11”事件是针对美国的，但实际是针对以美国为霸主的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收益者。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边缘化和贫困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选择美国作为打击对象是合乎逻辑的。直接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是残忍的，并且也不大可能达到发动这一袭击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它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提出了警告，那就是不能带来全球共同富裕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一定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种族矛盾与种族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塔勒比，21)。因此，不管美国在阿富汗采取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能否取得成功，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必须进行改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9．11”事件会对国际经济制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假如国际社会不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那么纯粹的军事打击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为了对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进行真正有效的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歧视，非西方社会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中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一根本问题。号称民主至上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对待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态度上经常采取双重标准，其典型的做法是：宁可要一个听话的独裁政府，也不要一个不听话的民主政府(亨廷顿，1998，中译本)。而这恰好是对非西方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之选择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因为一个听从西方摆布的独裁政府并不能够代表本国民众的意愿去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抉择。其次，国际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经济中经济自由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作为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世界需要的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并且是能够实现多赢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如果可以对当代一国范围内的、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加以模拟，那么今天的世界需要的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但又是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有效的、公平的国家间协调的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思想是：让市场和跨国公司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全球稀缺的资源；由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国家，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公平地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承担全球化带来的成本。这种想法或许是属于“乌托邦”式的，但是，国际社会若不采取这样的改革，和平与发展都将难以持续。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国家通过一国范围内不断的制度改革，把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改变为福利国家，已经为国际经济制度的未来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先例。今天，一切文明国家都有责任把这种能够带来社会公平的“福利国家”制度推向整个世界，去创造一个福利世界，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今天世界面临的种种冲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需要通过创建福利世界，让全球共同走向繁荣与富裕才能真正实现。转贴于 看准网
　　二、经济全球化面临危机
　　(一)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推动力(华民、孙烽，2)：第一，由市场经济体制全球扩张造成的体制趋同。市场经济尽管有很大缺陷，但是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显然是一种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当今世界，除了少数民粹主义者和共有社会论者，一切想要发展经济的国家和人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体制的趋同。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安排的细节上会因为各国文化与习惯的差异，以及工业化起步的时间先后而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基本制度特征是没有国别差异的，其中最基本的制度特征是：以自由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政府极大地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即自由竞争)，以及面向全世界的经济开放(即自由贸易)等(吉尔平，21，中译本)。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些基本特征表明，它的发展是不受地理限制的，因而，由各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本国经济而导致的全球经济体制趋同，势必会给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强大的推进。第二，跨国公司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源于它的全球化经营战略。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商品与要素进行套利，为此，就必须把它的经营活动加以分解，并按照商品与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以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合。跨国公司这种全球套利的国际化经营战略造成了商品与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世界的经济活动日益超越主权国家给定的领土疆界，经济全球化不仅得到了制度的支持，而且在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中日益成为现实。第三，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当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进行远距离控制与交易的费用大幅度下降，从而扩大了企业活动的半径。从理论上讲，利用今天的信息网络技术，每个企业的活动半径都可以达到整个地球，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发展不仅受到了经济体制和跨国公司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新技术的支持。
　　从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以上动因看，经济全球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因而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已经构成了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特征(俞可平，22)。
　　(二)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
　　经济全球化当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而是一个可以导致全球福利增进的“正和博弈”过程。尽管经济全球化可以导致全球福利的普遍增进，但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能否在各国之间均衡分配，则取决于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市场力量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进程，因此，由于各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并不能保证其产生的收益必定会在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之间均衡的分配。
　　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又占有世界上绝大部分资本要素，所以在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化过程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从而获得经济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收益。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所得甚少。究其原因，就在于：第一，经济全球化存在着明显的民主缺陷；第二，发展中国家缺乏基本的市场竞争能力。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民主缺陷主要表现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它们没有权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游戏规则的制定，借以达到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在一种号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不是迟到者，就是贫穷者，或者是兼而有之，它们没有能力(包括知识能力和经济能力)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定，从而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民主权力，结果所得甚少(秦晓、凌晓东，22)。发展中国家既然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力，因而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市场竞争。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被剥夺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因而它们一开始就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体系中的。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市场竞争弱势还和以下因素有关：第一，是制度弱势，如不健全的国内市场制度、独裁统治、腐败，以及由以上因素造成的错误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第二，是结构弱势，这种结构弱势包括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由进入壁垒造成的不利的国际分工(即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的国际分工)；第三，是能力弱势，如人力和货币资本的匮乏，缺乏基本的行政与企业的管理能力等(秦晓、凌晓东，22)。
　　(三)“9．11”事件使经济全球化受阻
　　“9．11”事件是全球化过程中潜在危机的爆发。从以上对经济全球化福利分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国际经济中的市场强权排除了弱者的民主参与之后，世界共享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在一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说了算的全球化进程中，所有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规则实际上都变成了富人的规则(罗特科普夫，22)。对于这样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中得益甚少或不能得益的国家和民族当然无法认同。在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而“9．11”事件可以看成是所有反对经济全球化行为中一种最为极端的做法。对“9．11”事件这种灭绝人性的恐怖活动进行公开的谴责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告诉人们，假如不对经济全球化潜在的危机予以有效的解决，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将是不容乐观的。不仅如此，在“9．11”事件发生后，就连全球化的积极鼓动者、一向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模式”的美国，也出现了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思潮：要求美国在全球战略中收缩的国内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应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了过多的成本和责任；“是世界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需要世界”的观念正在成为孤立主义者的信条；批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如今一向自诩为“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正在受到挑战。不难想象，如果美国的对外开放度下降，那么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必将大大减慢。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福利的，但前提条件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有参与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制定的民主权力；假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获得这种权力，那么它们也就不可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不能是西方化，更不能是美国化，而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9．11”事件的发生恰好是美国把经济全球化变成“美国化”的结果。
　　三、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一)“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正式转变为经济衰退
　　“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疲态。从2年底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已开始减速。据美联储当时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工业生产持续12个月下降；商业公司的总利润下滑2％，裁员1万；总体失业率上升至4．9％；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连续六个月持续走低；房屋销售和工厂订单连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挫。
　　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源于新经济的周期调整。新经济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不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周期，而是属于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长周期。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每个这样的周期都由两个阶段构成：平均25—3年的繁荣阶段；平均25—3年的衰退阶段。美国的新经济革命始于石油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的7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在客观上要求一场既可以节省能源，又可以节省原材料的产业革命；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新经济的崛起。经过2多年一系列从无到有的技术创新，美国新经济的高频创新阶段基本结束，新经济开始转入成本竞争阶段。正是新经济发展的这种质变，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从长周期的繁荣阶段转向长周期的衰退阶段。因此，即使没有“9．11”事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要减速的。考虑到2年第三季度开始的美国经济增长减速属于长周期性质的调整，所以在级别上至少是中级以上的，即“U”形调整。但是，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的“U”形调整曲线出现了拐点，即由经济增长减速迅速地转变成为经济衰退。
　　(二)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增长的危机
　　世界经济的增长从来是不平衡的，它在结构上具有“中心一外围”的特征。世界经济增长的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是需要火车头的。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增长突然进入没有火车头的时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日本和德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1988年日本的经济泡沫被捅破，这台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首先熄火。1991年东、西德合并，再加上欧元的启动，以及德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使得德国这台火车头也失去了推动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动力。由于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的先后熄火，亚洲经济与欧洲经济的增长不是出现危机，就是增长缓慢。于是，美国这台世界经济中能量最大、级别最高的火车头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简单地讲，在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熄火后，欧洲经济增长需要美国来拉动，亚洲经济的复苏需要美国刺激，拉美经济的稳定需要美国支持。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由于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增长因失去最后一台火车头而走向衰退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了。首先，拉美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急剧的动荡，阿根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次，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被推迟了，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而且还发生了可怕的社会动乱。最后，就连一向稳健的欧盟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衰退，在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破产效应，安然公司的突然倒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美国经济走向衰退相联系的。因为经济衰退会导致债务链的中断和财务约束的硬化，从而使得那些具有潜在财务危机的公司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三)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心一外围”的增长结构是基本不变的，但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地位却是经常转换的。农业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中心显然是在中国、印度、埃及等国；随着航海业的日渐发达，商业文明的时代到来了，地中海国家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起源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工业化经济时代第一个中心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和金融等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日本与德国先后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国家。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日本有走向边缘化的趋势，德国已经明显衰老了，人们寄希望于美国经济的尽快复苏。但是，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国的中心地位开始受到冲击：第一，是新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将会使得美国经济出现较长时间的低靡。在今后几年中，假如有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积极干预，或许会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但这样的复苏不是来源于基本面的根本性好转，而是政策性的复苏，因而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是非常有限的。第二，是美国政府现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会使世界出现更加严重的分裂，假如这种政策不予更改，即使美国经济真的复苏了，它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会像在“全球主义”政策下那样大。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来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谁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一国只要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与制造能力，最好再加上巨大的国内市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美国)，就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在殖民主义已被世界人民彻底抛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同时并行的今天，仅仅具备以上条件显然是不够的。今天能够成为火车头的国家不仅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要大，而且还应具有兼容性很强的先进文化，并勇于承担世界责任。 转贴于 看准网
　四、中国面临新的机会
　　“9．11”事件不会使中国经济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并且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内需的经济大国。目前世界上增长率高于5％以上的三个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具有一定内需的大国足以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9．11”事件的发生为我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在世界经济衰退的今天，如果中国可使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那么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就会迅速趋于缩小。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在世界经济缺乏火车头的今天，中国理应承担世界责任。而这正是中国作为大国的一种发展机遇。
　　为了抓住这样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做出以下创新或调整：首先是文化创新。今天的世界，在文化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张扬个人价值的文化，另一方则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压抑个人价值的文化。这两种较为极端的文化较量的结果，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文化占据上风，对世界文明与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文化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兼容性的先进文化，那么中国就能真正确立起世界大国的地位。其次是体制创新。中国体制上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仍然没有真正从市场经济活动中退出。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们进入市场的壁垒很高，企业家精神被压制，从而导致社会创新不足；市场被地方政府分割成为地方性的市场，中国的企业缺乏成长空间，从而造成大企业的稀缺和国际竞争力的不足；市场经济秩序由于政府的介入而缺乏公正性，市场信用和契约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以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没有诚信的道德危机。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也会严重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当承担的大国责任。很显然，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真正地退出市场活动，完成由市场主体到市场秩序监管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的、功能转变。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2多年，为什么政府的职能就是转变不过来?归根到底在于政府有自己的企业，并且还掌握着所有微观主体进入市场的审批权。所以，要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不进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是要建立有效的发展模式。这种有效的发展模式至少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二，是可以在国内实现地区间梯度分工和雁形发展，进而使中国不同的地区都可以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三，还必须是充分就业的。
　　所以，结论是非常明确的，“9．11”事件给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机会，但是从本质上讲，“9．11”事件事实上给中国提出了新的发展与改革的课题。
参考文献：
　　亨廷顿(1998)：《文明的冲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华民、孙烽(2)：《经济全球化的成因、特征、效应与中国的应对》，《复旦学报》第5期。
　　吉尔平(1989)：《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吉尔平(21)：《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特科普夫(22)：《在此之后》，[美]《华盛顿邮报》1月2日。
　　秦晓、凌晓东(22)：《经济全球化：目标、途径和我们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塔勒比(21)：《本·拉丹本身无足轻重》，［法］《青年非洲》周刊12月24日。
　　俞可平(22)：《中国学者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学习时报》1月21日。
Rostow.W.W(196):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CambridgePress，UK.
　　Wallerstein，I.(1974):TheModernWorldSystem，NewYork，London，AcademicPress. 转贴于 看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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